朱韵和
2个月前
**李志绥话暴君** 李志绥先生是毛泽东的私人医生,他在毛的身边20余年,他对毛的了解最为真切,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最初我很是困惑不解,我很难接受毛竟会如此轻贱人民的性命,以达到他的目标。一九五四年十月下旬,印度总理访问中国。毛与尼赫鲁总理会谈时,毛明确表明,原子弹无非是:‘纸老虎’ ,为战胜帝国主义,值得牺牲几千万中国人民的生命。毛这样告诉尼赫:‘我不相信原子弹有那么不得了,中国这么多人,炸不完。而且原子弹你能放,我也能放。炸死一千万、两千万算不得什么。’这些话当时使尼赫鲁大为吃惊。 后来毛在一九五七年在莫斯科的演讲中又说过,中国就算死了一半人口(三亿人)也算不上什么,我们可以再制造更多的人。 直到‘大跃进’,上千万中国人民死于饥荒,我才开始醒悟到毛和他所推崇备至的暴君之间的相似之处。毛知道有上千万人饿死。他无动于衷。“ ——见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P120 有一个案例也可以看到毛泽东残暴的个性,据李志绥先生回忆: “有一晚在上海,由上海杂技团表演‘人梯’,顶上的一名幼童失手,头朝下跌到地板上。这时舞池没有任何保护设备。轰隆一声巨响,大家都惊叫起来。孩子的母亲也是杂技团员,急得嚎啕大哭。我那时就坐在毛的隔壁。全场一片闹烘烘时,毛与坐在他身旁的文工团员仍在说说笑笑,喝着茶,似乎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事后毛未过问幼童的情况。” ——见李志绥“回忆录”P116 毛泽东在夺取政权之后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一个暴君的模式,他专制独裁,杀功臣,要人民对他三呼万岁,他的一言一行,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甚至同意他的意见,不紧跟也不行。 他实行领袖终身制,死前指定接班人,他有享受不尽的特权,行宫遍于全国,身边一群美女,他选妃子,公款养妃子,耽于女色。 他利用职权,在工作时间差使秘书、文胆,为他动笔抄稿、整理,通过会议,讨论他的文稿和发言。然后编书强制全国购买,敛取数以千万计的“稿费”。从行行总总来看,他不是当代的红色暴君,千古罪人又是什么? ---孙文广:红色暴君 帝王路
朱韵和
2个月前
毛泽东在大饥荒时期的部分语录 1.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八日:他说,“中国地大物博,只有那麽一点田,但是人口多。没有饭吃怎麽办?无非少吃一点。”,“吃那麽多把肚子涨那麽大干啥,像漫画上外国资本家那样”。 2.   关于农民交粮: 一九五九年八月一十九日 ,毛亲自对省委书记下令说:“马克思与秦始皇 结合起来”,“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生产小队普遍一致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农民“白天吃萝卜缨,晚上吃大米”。“瞒产私分,名誉很坏,共产主义风格哪里去了!农民还是农民,农民只有如此。”。 3.一九五八年四月上旬,毛召集各省谈水利工程,表扬了两个省:吴芝圃的河南和曾希圣的安徽。毛说:“吴芝圃讲搞三百亿方,我看得死三万人;曾希圣讲搞两百亿方,我看得死两万人”。甘肃省副省长等干部把这样搞水利叫作“秦始皇磨民”,“是人命换来的”,这批干部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 4. 一九五八年,毛语录“不休息,这是共产主义精神。”。 5. 一九五八年,对城市指示:“生产第一,生活第二。” 6.1958年5月5日至5月23日,中共召开八大二次会议,毛讲话:死人是“白喜事”,“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讲辩证法,又不赞成死亡,是形而上学。”,“〔庄子死了妻子以后〕鼓盆而歌是正确的”,“人死应开庆祝会”,“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 7.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八届六中全会毛讲话:“人要不灭亡那要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作肥料。”。 8.“人死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打原子弹没有经验,不知死多少人,最好人口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全世界29亿人,还有9亿多,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换来个帝国主义灭亡,资本主义全部消灭,取得永久和平”。(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上的讲话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页390) 9.“花这一点代价赶上英国也是要付的,各省准备死500人,1年1万多,10年10万人,无时不死人,要有准备。”(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谈论到工业事故时毛泽东的插话(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页209)。 10.“过去革命打仗死很多人,是不要代价的,现在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干呢?”(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页106)。 11.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对中共高层讲话:除了“大办水利以外,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注:老毛1958年就知道要死五千万人以上,先开始推卸责任了,真是“英明领袖”啊!死五千万人都不能杀他的头,天下有这么歹毒的人吗?) 12.毛泽东在1959年3月25日的上海秘密会议上,要大幅度提高征缴粮食。当有人担心饿死人的时候,毛说:“大家吃不饱,大家死,不如死一半,让另一半人能吃饱。”。 13.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毛回老家湖南湘潭韶山,虽然毛的家乡享受优待,但乡亲仍反映吃不饱,毛把脸一沉对他说:“现在还有三四两(注:老秤16两为一斤,3,4两等于今天2两多),总比过去吃百家饭(指乞讨)好吧?”。 ---大饥荒是中共有计划的屠杀手段 编写:爱德华
今年7月,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了一部文革史研究专着,书名是《内蒙文革风雷棗一位造反派领袖的口述史》,由两位作者合着,一位作者叫高树华,原内蒙师院教师,内蒙地区著名的造反派领袖,被称为"内蒙聂元梓";另一位作者叫程铁军,原内蒙师院学生,80年代赴美留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现在澳门大学任教。这本书由高树华口述,程铁军整理加工。全书共57章。正文之前有高树华写的前言,正文之后有程铁军写的后记。高树华前言的题目是"我的遗愿",写于2003年6月,当时的高树华虽然还不满62岁,但由于遭受多年的政治迫害,身体十分衰弱,第二年就去世了。人之将死,其言也真。高树华在前言里写道:"口述史的价值在于真实。顿悟之年,大梦方觉,早已看透一切,所有褒贬毁誉,皆已退居次要位置。""但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捍卫良知的传统,秉笔直书的太史公信条,不会泯灭,也不能泯灭。如果文革研究作为一门学问,最终能在中国成为一门显学的话,那么当事人的这种自我陈述,也许能够成为新时代新学科的搜索引擎。为此添砖加瓦,亦属幸运,吾愿足矣。"读这本《内蒙文革风雷》,有三点给人印象深刻。首先,这本书恢复了造反派的本来面目。作者以其亲身经历告诉我们,文革中的造反运动确实含有反对政治迫害的合理成分。程铁军博士特地请提出"人民文革论"的民间文革史专家刘国凯先生为此书写序,更加突出了作者的这一思想倾向。第二,关于民族矛盾问题。早在文革发动之初,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乌兰夫就被打倒。当时给乌兰夫定下的罪名,除了"修正主义"一条之外,还有一条是"民族分裂".其实这后一条纯粹是"莫须有".作者指出,在文革初期,也就是从文革爆发到革委会成立,内蒙文革并没有明显的民族特色。当时流行的观念是"亲不亲,阶级分":"亲不亲,路线分".例如在两派斗争最激烈的内蒙师范学院,大多数蒙族同学都站在造反派一边,和汉族同学并肩战斗。不是别人,恰恰是中共领导集团自己,骨子里却抱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偏见。中央派出滕海清出任内蒙第一把手,在内蒙地区发动了一场持续一年半的所谓揪"内人党"运动,制造了一个所谓"内蒙古人民党"的大冤案。在这场运动中,有2万7千多人被迫害致死,有12万人被迫害致残,被关押者的数量多达50万人以上,受迫害者的总数已经超过蒙族人数的20%。正象作者指出的那样:物极必反,经过这番折腾,原本比较和谐的民族关系不复存在。虽然到后来中共又重用乌兰夫家族,百般安抚和收买蒙族少数精英上层,但是蒙族人民已经识破了中共统战手腕,再也不给中共真心卖命了。民族意识开始抬头。"六四"之后,海外的蒙族人成立了一个货真价实的内蒙古人民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历史和中共开了个大玩笑。第三,高树华是内蒙师院教师,乌兰夫的第三个儿子力沙克也是内蒙师院的教师,两人本来是好朋友。在文革期间,乌兰夫一家都被打倒,高树华曾经冒很大风险秘密帮助过力沙克。然而等到文革之后,乌兰夫家族恢复了原有的地位和权力,高树华则被隔离审查。高树华的妻子向乌兰夫求援,却没有得到积极回应。这件事表明,在文革的荒唐岁月,总还有些人,主要是平民,保持着某种善良的人性;它正和官场的冷漠形成鲜明的对比。有趣的是,关于高树华暗中帮助力沙克一事,当时就受到各派的怀疑,但始终无法落实。直到高树华在晚年写回忆录,才披露了这段秘辛,否则这段历史悬案就永远也不可能澄清了。文革已经过去40年了,但是,由于中共对文革历史的歪曲以及对文革研究的压制,文革这段历史的真相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水落石出,反而愈加扑溯迷离。文革的亲历者,即便是当年的"革命小将",如今也多已步入晚年。抢救历史已是刻不容缓。我希望有更多的有心人拿起笔来,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历史在我们手中消失。2007年6 高树华前言的题目是"我的遗愿",写于2003年6月,当时的高树华虽然还不满62岁,但由于遭受多年的政治迫害,身体十分衰弱,第二年就去世了。人之将死,其言也真。高树华在前言里写道:"口述史的价值在于真实。顿悟之年,大梦方觉,早已看透一切,所有褒贬毁誉,皆已退居次要位置。""但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捍卫良知的传统,秉笔直书的太史公信条,不会泯灭,也不能泯灭。如果文革研究作为一门学问,最终能在中国成为一门显学的话,那么当事人的这种自我陈述,也许能够成为新时代新学科的搜索引擎。为此添砖加瓦,亦属幸运,吾愿足矣。" 读这本《内蒙文革风雷》,有三点给人印象深刻。首先,这本书恢复了造反派的本来面目。作者以其亲身经历告诉我们,文革中的造反运动确实含有反对政治迫害的合理成分。程铁军博士特地请提出"人民文革论"的民间文革史专家刘国凯先生为此书写序,更加突出了作者的这一思想倾向。 第二,关于民族矛盾问题。早在文革发动之初,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乌兰夫就被打倒。当时给乌兰夫定下的罪名,除了"修正主义"一条之外,还有一条是"民族分裂".其实这后一条纯粹是"莫须有".作者指出,在文革初期,也就是从文革爆发到革委会成立,内蒙文革并没有明显的民族特色。当时流行的观念是"亲不亲,阶级分":"亲不亲,路线分".例如在两派斗争最激烈的内蒙师范学院,大多数蒙族同学都站在造反派一边,和汉族同学并肩战斗。不是别人,恰恰是中共领导集团自己,骨子里却抱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偏见。中央派出滕海清出任内蒙第一把手,在内蒙地区发动了一场持续一年半的所谓揪"内人党"运动,制造了一个所谓"内蒙古人民党"的大冤案。在这场运动中,有2万7千多人被迫害致死,有12万人被迫害致残,被关押者的数量多达50万人以上,受迫害者的总数已经超过蒙族人数的20%。正象作者指出的那样:物极必反,经过这番折腾,原本比较和谐的民族关系不复存在。虽然到后来中共又重用乌兰夫家族,百般安抚和收买蒙族少数精英上层,但是蒙族人民已经识破了中共统战手腕,再也不给中共真心卖命了。民族意识开始抬头。"六四"之后,海外的蒙族人成立了一个货真价实的内蒙古人民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历史和中共开了个大玩笑。 第三,高树华是内蒙师院教师,乌兰夫的第三个儿子力沙克也是内蒙师院的教师,两人本来是好朋友。在文革期间,乌兰夫一家都被打倒,高树华曾经冒很大风险秘密帮助过力沙克。然而等到文革之后,乌兰夫家族恢复了原有的地位和权力,高树华则被隔离审查。高树华的妻子向乌兰夫求援,却没有得到积极回应。这件事表明,在文革的荒唐岁月,总还有些人,主要是平民,保持着某种善良的人性;它正和官场的冷漠形成鲜明的对比。有趣的是,关于高树华暗中帮助力沙克一事,当时就受到各派的怀疑,但始终无法落实。直到高树华在晚年写回忆录,才披露了这段秘辛,否则这段历史悬案就永远也不可能澄清了。 文革已经过去40年了,但是,由于中共对文革历史的歪曲以及对文革研究的压制,文革这段历史的真相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水落石出,反而愈加扑溯迷离。文革的亲历者,即便是当年的"革命小将",如今也多已步入晚年。抢救历史已是刻不容缓。我希望有更多的有心人拿起笔来,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历史在我们手中消失。 2007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