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矛盾

【本文最初是在2012年年初在博讯网发表的。此次重发,对语句、语气进行了适当的修改。】 东突厥斯坦’还是‘新疆’——对民运朋友相关问题的回复  非常遗憾,去年我没有能去参加在德国举行的蒙汉民族民主研讨会。但听说会议开得非常成功;大家畅所欲言,交 流看法,收获甚丰!本人也感到非常的高兴。 因为我认为无论结果如何,只要大家能做到一起平心静气地交流看法 ,就会促进理解;有理解就会有尊重,有尊重就会有彼此间真正的平等,就会有收获。 但最近看到了两位民运朋友写的稍带怨气的文章,似乎东突厥斯坦名称问题让这两位民运朋友感到了一些冒犯! 尤其是彭小明先生,似祥林嫂絮絮叨叨、牢骚加道听途说写了一长篇大论性的文章,阐述了自己的看 法。 我耐着性子认真地读了几遍彭小明先生的文章。又读了几遍钱跃君先生的文章。感觉有必要回应以下这两位朋友的看法 ,‘来而不往,非礼也’! 先谈钱跃君先生的文章。我完全同意钱先生的观点:重要的不是‘东突厥斯坦’还是‘新疆’这名称,而是其内涵 ! 东突厥斯坦这一地理名词的内涵,简单地说,就是:东突厥斯坦是世代居住在这块儿土地上各突厥民族古老的家园!是独立于中华儒圈外的一个民族实体;根本不是什么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生活在这块儿土地上的以维吾尔人为主要人口各突厥民族,根本不是中华民族,也不是中华文化圈的成员!如果民运朋友都能以宽广的胸怀达成这样共识的话,这块儿土地汉人叫‘新疆’,维吾尔人叫‘东突厥斯坦’都可以!应该不是大问题。 钱先生还费神费力地举了一些德国地名历史由来的例子,以说明称呼‘新疆’不应该是问题,似乎维吾尔人对此太过敏感,显得有点小气。其实钱先生大可不必,我以前就说过,如果东突厥斯坦实现了独立,如果有人愿意称东突厥斯坦为“新疆斯坦”、或者“新疆共和国”我个人都没有意见! 但残酷的事实远不是钱跃君先生想象的那么简单。在东突厥斯坦,任何维吾尔人如果敢说‘东突厥斯坦’这一看似地理名称的一词, 就要面临牢狱之灾,甚至可能要搭上生命。所以‘东突厥斯坦’这一名称,对维吾尔人来说,自然地就变成了一生命攸关的、表明其政治立场的试金石类政治名词! 显然,不是维吾尔人将这一地理名称政治化,而是中共首先将这一地理名称政治化了!我们只是被迫地接受这一地理名称的政治内涵! 其次,当共产党一再用暴力恐怖手段将明显带有殖民色彩,仅有百年历史的新地名‘新疆’强加于维吾尔人,试图将‘东突厥斯坦’这一历史名称和所谓的“恐怖主义、 分裂主义、极端宗教主义”等划等号,且对任何敢于使用这一名称的维吾尔人实施暴力屠杀、长期监禁、强迫失踪等暴力手段,并试图将这一名称从维吾尔人历史记忆和文化身份意识中彻底清除时;‘新疆’这一名词对维吾尔人来说就带有了被歧视、被奴役、被迫害、被屠杀的屈辱性含义;就像二战时的‘支那’一词,因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暴行而对中国人产生的屈辱之意! 再次,共产党在1949年侵占东突厥斯坦之前的各种声明、宣言中,一再承诺东突厥斯坦人民可以民族自决方式选择独立建国,或和中国组成邦联等。然而,共产党站住了脚之后,就变了脸。先是成立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但很快连这‘挂羊头卖狗肉’的自治区,共产党都觉得给予维吾尔人太多。 现在很多时候,干脆,中共政权连维吾尔三个字也开始省了,就叫‘新疆’!叫 ‘新疆’也罢,但变成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说钱先生,我们还能那么轻信汉人吗?毕竟不是每一个民运人士都如你一样那么诚实、真诚啊! 我们对‘新疆’这名词确实很敏感,但还不至于敏感到人人不懂道理、不能原谅无知者所犯错误的程度。如果参加这次会议的艾江真如两位所述无礼冲撞了你们的话,那艾江肯定是错了,要批评! 我经常在不同的场合和民运朋友们也谈过这一观点,最近一次是在纽约。 我告诉民运朋友:大家都经历共产党几十年的洗脑教育;尽管我们都号称反对共产党的独裁、霸道、蛮不讲理;但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沾染了一些共产党蛮横、胡搅蛮缠的恶习,总喜欢自以为是,自认‘天下老子第一’。而且也对 一些共产党灌输给我们的假冒伪劣、带有歪曲了的政治内涵名词,一概不问青红皂白地全盘接受,且习以为常。 所以,平时大家随意交流时,因为习惯问题而无意称‘东突厥斯坦’为‘新疆’不应该是什么大问题! 我们希望的是民运朋友们在各种正式场合,以真实的历史事实为依据,以联合国人权宣言为准绳,承认东突厥斯坦从来就不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事实!承认东突厥斯坦历史上曾经是一个独立实体的事实;承认是满清在侵占了中国一百年后的18世纪中叶侵占了东突厥斯坦这一历史事实!承认东突厥斯坦人民有以民族自决方式选择独立的权利! 在此先决条件下,那块儿土地的名称汉人朋友习惯性地怎么称呼都可以。 彭小明先生希望大家在一起时应该心平气和、民主、理性、尊重地讨论问题,求得共同点;和平、理性、民主地寻求解决问题的路子;我也完全同意。
今年7月,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了一部文革史研究专着,书名是《内蒙文革风雷棗一位造反派领袖的口述史》,由两位作者合着,一位作者叫高树华,原内蒙师院教师,内蒙地区著名的造反派领袖,被称为"内蒙聂元梓";另一位作者叫程铁军,原内蒙师院学生,80年代赴美留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现在澳门大学任教。这本书由高树华口述,程铁军整理加工。全书共57章。正文之前有高树华写的前言,正文之后有程铁军写的后记。高树华前言的题目是"我的遗愿",写于2003年6月,当时的高树华虽然还不满62岁,但由于遭受多年的政治迫害,身体十分衰弱,第二年就去世了。人之将死,其言也真。高树华在前言里写道:"口述史的价值在于真实。顿悟之年,大梦方觉,早已看透一切,所有褒贬毁誉,皆已退居次要位置。""但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捍卫良知的传统,秉笔直书的太史公信条,不会泯灭,也不能泯灭。如果文革研究作为一门学问,最终能在中国成为一门显学的话,那么当事人的这种自我陈述,也许能够成为新时代新学科的搜索引擎。为此添砖加瓦,亦属幸运,吾愿足矣。"读这本《内蒙文革风雷》,有三点给人印象深刻。首先,这本书恢复了造反派的本来面目。作者以其亲身经历告诉我们,文革中的造反运动确实含有反对政治迫害的合理成分。程铁军博士特地请提出"人民文革论"的民间文革史专家刘国凯先生为此书写序,更加突出了作者的这一思想倾向。第二,关于民族矛盾问题。早在文革发动之初,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乌兰夫就被打倒。当时给乌兰夫定下的罪名,除了"修正主义"一条之外,还有一条是"民族分裂".其实这后一条纯粹是"莫须有".作者指出,在文革初期,也就是从文革爆发到革委会成立,内蒙文革并没有明显的民族特色。当时流行的观念是"亲不亲,阶级分":"亲不亲,路线分".例如在两派斗争最激烈的内蒙师范学院,大多数蒙族同学都站在造反派一边,和汉族同学并肩战斗。不是别人,恰恰是中共领导集团自己,骨子里却抱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偏见。中央派出滕海清出任内蒙第一把手,在内蒙地区发动了一场持续一年半的所谓揪"内人党"运动,制造了一个所谓"内蒙古人民党"的大冤案。在这场运动中,有2万7千多人被迫害致死,有12万人被迫害致残,被关押者的数量多达50万人以上,受迫害者的总数已经超过蒙族人数的20%。正象作者指出的那样:物极必反,经过这番折腾,原本比较和谐的民族关系不复存在。虽然到后来中共又重用乌兰夫家族,百般安抚和收买蒙族少数精英上层,但是蒙族人民已经识破了中共统战手腕,再也不给中共真心卖命了。民族意识开始抬头。"六四"之后,海外的蒙族人成立了一个货真价实的内蒙古人民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历史和中共开了个大玩笑。第三,高树华是内蒙师院教师,乌兰夫的第三个儿子力沙克也是内蒙师院的教师,两人本来是好朋友。在文革期间,乌兰夫一家都被打倒,高树华曾经冒很大风险秘密帮助过力沙克。然而等到文革之后,乌兰夫家族恢复了原有的地位和权力,高树华则被隔离审查。高树华的妻子向乌兰夫求援,却没有得到积极回应。这件事表明,在文革的荒唐岁月,总还有些人,主要是平民,保持着某种善良的人性;它正和官场的冷漠形成鲜明的对比。有趣的是,关于高树华暗中帮助力沙克一事,当时就受到各派的怀疑,但始终无法落实。直到高树华在晚年写回忆录,才披露了这段秘辛,否则这段历史悬案就永远也不可能澄清了。文革已经过去40年了,但是,由于中共对文革历史的歪曲以及对文革研究的压制,文革这段历史的真相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水落石出,反而愈加扑溯迷离。文革的亲历者,即便是当年的"革命小将",如今也多已步入晚年。抢救历史已是刻不容缓。我希望有更多的有心人拿起笔来,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历史在我们手中消失。2007年6 高树华前言的题目是"我的遗愿",写于2003年6月,当时的高树华虽然还不满62岁,但由于遭受多年的政治迫害,身体十分衰弱,第二年就去世了。人之将死,其言也真。高树华在前言里写道:"口述史的价值在于真实。顿悟之年,大梦方觉,早已看透一切,所有褒贬毁誉,皆已退居次要位置。""但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捍卫良知的传统,秉笔直书的太史公信条,不会泯灭,也不能泯灭。如果文革研究作为一门学问,最终能在中国成为一门显学的话,那么当事人的这种自我陈述,也许能够成为新时代新学科的搜索引擎。为此添砖加瓦,亦属幸运,吾愿足矣。" 读这本《内蒙文革风雷》,有三点给人印象深刻。首先,这本书恢复了造反派的本来面目。作者以其亲身经历告诉我们,文革中的造反运动确实含有反对政治迫害的合理成分。程铁军博士特地请提出"人民文革论"的民间文革史专家刘国凯先生为此书写序,更加突出了作者的这一思想倾向。 第二,关于民族矛盾问题。早在文革发动之初,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乌兰夫就被打倒。当时给乌兰夫定下的罪名,除了"修正主义"一条之外,还有一条是"民族分裂".其实这后一条纯粹是"莫须有".作者指出,在文革初期,也就是从文革爆发到革委会成立,内蒙文革并没有明显的民族特色。当时流行的观念是"亲不亲,阶级分":"亲不亲,路线分".例如在两派斗争最激烈的内蒙师范学院,大多数蒙族同学都站在造反派一边,和汉族同学并肩战斗。不是别人,恰恰是中共领导集团自己,骨子里却抱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偏见。中央派出滕海清出任内蒙第一把手,在内蒙地区发动了一场持续一年半的所谓揪"内人党"运动,制造了一个所谓"内蒙古人民党"的大冤案。在这场运动中,有2万7千多人被迫害致死,有12万人被迫害致残,被关押者的数量多达50万人以上,受迫害者的总数已经超过蒙族人数的20%。正象作者指出的那样:物极必反,经过这番折腾,原本比较和谐的民族关系不复存在。虽然到后来中共又重用乌兰夫家族,百般安抚和收买蒙族少数精英上层,但是蒙族人民已经识破了中共统战手腕,再也不给中共真心卖命了。民族意识开始抬头。"六四"之后,海外的蒙族人成立了一个货真价实的内蒙古人民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历史和中共开了个大玩笑。 第三,高树华是内蒙师院教师,乌兰夫的第三个儿子力沙克也是内蒙师院的教师,两人本来是好朋友。在文革期间,乌兰夫一家都被打倒,高树华曾经冒很大风险秘密帮助过力沙克。然而等到文革之后,乌兰夫家族恢复了原有的地位和权力,高树华则被隔离审查。高树华的妻子向乌兰夫求援,却没有得到积极回应。这件事表明,在文革的荒唐岁月,总还有些人,主要是平民,保持着某种善良的人性;它正和官场的冷漠形成鲜明的对比。有趣的是,关于高树华暗中帮助力沙克一事,当时就受到各派的怀疑,但始终无法落实。直到高树华在晚年写回忆录,才披露了这段秘辛,否则这段历史悬案就永远也不可能澄清了。 文革已经过去40年了,但是,由于中共对文革历史的歪曲以及对文革研究的压制,文革这段历史的真相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水落石出,反而愈加扑溯迷离。文革的亲历者,即便是当年的"革命小将",如今也多已步入晚年。抢救历史已是刻不容缓。我希望有更多的有心人拿起笔来,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历史在我们手中消失。 2007年6月28日
双链争持,这场跨越无尽时空的观念战争,曾隐于幽微,伏线千里,在早期文明的战争偏好与交易偏好间悄然萌动,也曾波澜壮阔,震惊天下,令老牌帝国与新大陆刀兵相见——那个新生国家,名字叫做美国。 它曾主导表面上看来是意识形态之争的美苏争霸,它也曾披上民族矛盾的外衣,引发关于多元文化的争论。 但它真正的战场,在人心之中,在家庭内部,在人类的上一代与下一代之间。 它最后的战场,在“人应当成为怎样的人”的争论里。 而那些年轻人,渴望构建更温暖家庭,渴望拥有更自由更富裕生活,并在由产业链逻辑主导的谋生糊口环境里看到了希望的年轻人,正义无反顾地冲向战场,成为捍卫产业链逻辑的观念战士。 他们栖身的战壕,被称为——代沟。 文化,是一个族群沿用的人生剧本的集合,是对该如何在这个族群内部扮演家庭角色、社会角色的指引,也是每一代人对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行为策略的总结和辩护。 当你静心比较不同文化的差异,你会看到,除了饮食服饰、婚俗礼俗中那些能被轻易看到的不同,更深层次的不同,会呈现在人们对“应该怎样做人”的看法里,会呈现在人与人相处时,哪些行为可以被接受,哪些行为绝不能容忍的看法里。 在中共精心构建的党文化里,面对政治冲击,和亲人“划清界限”是可以被接受的,背叛曾经的朋友,举报亲生母亲,殴打老师、校长致死,是可以被接受的。 用种族灭绝的残暴手段对待所谓的“同胞”,无视维吾尔人的悲苦,无视藏人一场又一场的自焚,对香港人台湾人高喊“留岛不留人”,是可以被接受甚至得到鼓励的。 为了“政治任务”,为了服从命令,党员牺牲与家人相处的时间,耽误孩子的病情,错过与垂死亲人见最后一面的机会,是能让官方媒体正面宣传的。 但和党作对是绝不可容忍的。 这种党文化,这种人应该唯上级之命是从的观念,这种无伤害链狂信徒之名却有伤害链狂信徒之实的观念体系,就是中共构建其社区的源代码。 但中共党文化,只是无数种包含伤害链逻辑成分的文化中较为极端也较容易被看穿的一种。 还有很多国家、很多族群,不曾意识到自身文化传统中的伤害链成分。 例如普遍把丈夫殴打妻子看成可接受的行为的文化传统,例如把父母包办婚姻、虐待儿女视为其正当权利的文化传统。 你可以看到,在这些社区里,当人们做出了这类为现代文明观念不容的举动后,他们会辩解说,“这就是我们的文化”。 尤其是,那些虽然没有亲自去做,但容忍这类行为,事后和做过这类行为的人仍然保持密切交往,仍然让这类人得到社会支持的“无辜者”,他们会辩解说,我们认为这些行为是可以接受的是因为这就是我们的文化。 是的,在他们的观念体系里,人,就应该做这样的人,做输出伤害后能获得奖赏的人,或者说,是在输出伤害后至少不必受惩罚的人。 在他们的文化里,人们可以为伤害妇孺的行径,在另一种文化里不可容忍的行径辩护,并且把成为这样的人,成为伤害者,视为可以传递给下一代的人生剧本,让这样的行径在其族群中代代延续。 如果这样的观念不受挑战,这样的剧本不被修改,这样的文化传统不在现代人的生活场景中得到合情合理的调整改变,这样的行径就会真的代代延续,孩子们就会一直被他们的原生家庭,被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社区,培养成这样的人。 当你真的看清文化是什么,当你意识到,中共党文化是当局为自己精心写就的辩护词,也是中共驯化出的党奴们为自己的人生选择,那些举报亲人、背叛朋友、卑鄙残暴的行径作出的辩护,更是他们培养下一代的蓝本,你就会同意,不想成为这类人的年轻一代,按现代文明理念,有拒绝这种文化传承的权利。 有在过年的时候任父母指着鼻子从年前骂到年后,消极抵抗的权利。 有面对催婚催育崩溃掀桌子的权利。 有因为从小看多了爸爸虐打妈妈的场景选择这辈子单身的权利。 更具普适性的是,有在社会上增广了见闻,知道了人还可以有其他活法之后,选择一种和父母期望不同的生活方式,成为更能适应自己工作场景中由产业链逻辑主导的游戏规则的人的权利。 在无数国家,家庭,都曾是伤害链逻辑最后也最顽固的堡垒,文化,则是伤害链逻辑最强有力的辩护士。 但当年轻人发现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当年轻人得到了不同的谋生方式,当他们在自己的生活里受到了产业链逻辑的影响,携带着这份影响回到家庭,这最后的堡垒也就有了裂隙。 因为文化,是每一代人对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行为策略的辩护,是每一代人而不仅仅是上一代人。 所以当年轻人在自己的生活里,为了谋生,为了适应职场,选择了属于自己这代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策略,他们也会为自己辩护,而他们的辩护,就是新一代文化观念的生成基础。 在名为代沟的战壕里,他们为自己而战。 当产业链逻辑用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说服了他们,用工作岗位用薪水说服了他们,用减少内耗后更轻松舒适的生活体验说服了他们,他们就会由伤害链文化的传承者,转为产业链文化的创建者。 年轻人,想成为更自由的人,成为更能彼此相爱的人,而不是以顺从为美,以牺牲为尚的人。 他们会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