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ang haitao
1个月前
经历过“文革”的国人,尤其是上海人 说起曾经的上海市委书记“徐老三”(即仅次于第一书记张春桥、第二书记姚文元),相信大家不会陌生 而张、姚长年在中央,“徐老三”则成了上海名副其实的一把手。 这位“徐老三”就是徐景贤 “文革”前一年,少年的我曾在上海少年宫,听过徐景贤的文学讲座。那时的他作派儒雅,说话慢条斯理;他写过报告文学《党的儿子穆汉祥》、话剧《年青的一代》、散文集《生命似火》等作品。在我心里,他是个文化人。 有句话说得好:一个好制度能把坏人变成好人,至少可以更有效地限制坏人;一个坏制度却能把好人变成坏人,或者让好人违心地帮着干坏事。史无前例的“文革”印证了这一点。 一时间,神州大地的人们造反、夺权,上演着层出不穷“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闹剧。有着很强“党的组织观念”的文化人徐景贤,也从市府机关冲出来响应造反。 记得那是1967年夏天。我所在的控江中学,由于革命大联合搞得早,成了全市“复课闹革命”的典型。 徐景贤代表市领导在学校礼堂讲话。在我眼里,依然清瘦白净的他却提高着嗓音、舞动着双手,嘴里的革命词汇一串连着一串;最后是举臂高呼:“革命小将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终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大家说对不对?”全场随即响起振耳欲聋的回应。也就在这时,才让我看到这位文化人,已经抺上了造反派的深深印迹。 一年后,我在寒风昂扬、哭声嘹亮的氛围中,登上火车去插队落户。当时工宣队师傅激动地挨着车窗通知:市领导徐景贤同志、马天水同志要来欢送革命小将!我坐在车厢里木然无语,那种远离亲人的悲伤正在内心蕴酿,哪有闲心去关注徐景贤们? 正当徐景贤们“无限风光在险峰”中夺权掌权时,我和知青们“坐地日行八万里”的战天斗地,恰似“两股道上跑的车”,毫不相干。 后来,审判“四人帮”了,才重新关注起徐景贤。那时在大学里不容易看到电视。正好同寝室温良在吉大隔壁的兽医学院认识人,每晚跑过去看。尽管没几个镜头,但还是让我看清了站在审判席上的他:和十年前相比没了神采飞扬,多了满脸晦色。 此后,徐景贤从我的生活里销声匿迹。 世间的事有时就是巧。20年后,在一次朋友聚餐时,竟然与徐景贤同了桌,座位还紧挨着。 这时的徐景贤,佝偻着背,全然失却了原有的挺拔(后来才知道,原1米8的个儿,缩小成1米6几);走起路来一瘸一拐,是严重关节炎所致;眼睛凹陷得很深,拉长了的整个脸显得又瘦又瘪。 然而他却是热情洋溢,满脸堆笑,虽说是七十开外的人了,但声音清晰,思维敏捷。 当他知道我是搞房地产的,便询问了许多有关房子建造、销售方面的问题。我当时带了本自己写的策划小册子,便随手送给了他。可我心里在想:他也不过是逢场作戏,没话找话而已,对策划之类感兴趣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也就过了没两天,徐景贤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他读完了小册子。接着问道:“想请教一个问题,判断房子是不是物有所值,主要依据的是啥?”我说:“是地段,也就是土地价值高的房子,就这一项核心和关键的指标,决定了该房产的基本价值。” “哦,这就像购买数码相机首先要问像素,购买钻石首先要问几克拉,购买音响要关注最大不失真功率……”他一连说出了这么多形象通俗的比喻,不愧是学问人。最后他谦虚地说:“你的策划书写得很有文学性,给我补上了一堂建筑营销的课程。” 就这样,一本小册子成就了我和他的第二次第三次接触。虽说他过去担任的是党务工作,但毕竟是在工商业发达的大上海,加上他的聪明好学,所以,对于城市规划、环境营造直到建筑样式、市民需求,他都有自己的想法。因此,我和他有了不少共同语言。 虽然有共同语言,但毕竟他有造反的历史与那18年牢狱的污点。因此,我不想走得太近。他家住天平路,我路过多次,均没有登门。徐景贤为人好客,有一次他让我上楼喝杯茶,我推托着没上去。其实,那时他已经是个公民,我这有色眼镜戴得是不是很没道理? 因为十年“文革”,对于我是一个惨痛的回忆。可是,时至今日,还没将文革真实面貌完全公示于众,那这段历史在我心里更不能划上句号。 可惜,有资格说清“文革”的,几乎没有给后人留下什么片言只语便撒手人间。徐景贤说,他屈指算算,也没有谁能够挑起书写的这副担子。 于是,他反思,他忏悔:他向剧作家、演员认过错;他向普通市民、青年学生道过歉;他不怕触及禁区,他要将一个自己知道的真实的“文革”完整回忆起来,这是他心灵上的一次洗礼。经过几年的案头准备,写成了一部回忆录:《十年一梦》。 这本《十年一梦》,让他剖析了自己“愚忠”的一生,重新让自己的“脑袋长在自己的肩膀上”。 我读了两遍《十年一梦》。由于是作者一人的回忆,不免有它的局限性;但作者勇于反思的精神,却让人耳目一新。我开始关注、接近了徐景贤。 十年“文革”,是在把一个民族不断地推向野蛮的深渊:那是物质生产力与人文精神的全面倒退。期间,上海的“徐老三”,也曾经书写过推波助澜的造反宣言,也曾经组织武装民兵“誓死保卫党中央”。正如俗话所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中外无不如此。上帝呼唤人走向高尚,魔鬼却诱惑人走向肮脏。 确实,徐景贤在“文革”中做过不少“肮脏”的事,但他也曾展现过“高尚”的行为。 “文革”中,他一人“得道”,亲朋好友并未“升天”。连他自己唯一的亲弟弟在湖北恩施插队好些年,他也没让调回上海;亲戚中有人想参军,他也不给开后门;父母在破旧的石库门倒马桶倒了数十年,没煤气卫生设施,他也始终没有改善父母的住房条件。 一次闲聊,作家程乃珊告诉我40年前的一件事:她的一位同事早晨骑车上班,不料车身擦到了旁边行驶的小轿车后轮部位,这位同事赶紧刹了车,幸好人没摔倒。这时,从小轿车里下来了徐景贤,身为市委书记的他弯下腰来看骑车人的双腿受伤了没有,并且一个劲地赔礼道歉……就这样一件小事,让大家对徐景贤有点肃然起敬。 也有我亲眼所见的。一次聚餐,在饭店门口的垃圾箱旁边,散落着几只塑料瓶,先到的徐景贤弯着腰吃力地拾起一只只塑料瓶将它扔进垃圾箱里。一个小动作让我看到他的良好品质。 因“文革”犯有罪行,徐景贤1976年10月被逮捕。但由于他交代清楚、态度主动,尤其是他恪守“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中央原来估计接管上海“斗争将十分复杂,任务将十分艰巨”,为此组成了有17名省部级、58名司局级的强大阵容;但接管的实际过程却非常顺利、平稳。这其中不能抹杀徐景贤等人服从与配合的作用。 法庭准备对他作出不予起诉的宽大处理;将马天水作为上海的首犯判处18年徒刑。谁知马天水突发精神病,不能判刑。但上海是“四人帮”的重镇,要落实一名首犯须重判。当时上海还有一位市委女书记王秀珍,原是一名工人,文化水平有限,让她充当首犯说不过去。故首犯的帽子就落到了原本不予起诉的徐景贤头上:判了18年。 徐景贤关在上海的提篮桥监狱。他屡屡说起:要不是家庭的温暖,他是无法熬过那漫长的牢狱生活;而他的家人顶着常人无法想象的压力,只是为了换回18年刑满后的团聚。 太太葛蕴芳知道他喜好读书,由他事先开出书目,她就四处去借,然后瘦弱的她背着沉重的书袋,从徐家汇换乘3辆公交车到杨树浦,每月一次的探视从没间断。是解渴的书籍,是亲情的力量,在他心灵上支起了强大的支柱。 是的,他总觉得对不住妻子、对不住一双女儿。妻子葛蕴芳曾任夏衍的第一任秘书,也是个老资格干部;可现如今受到丈夫的牵连,党籍没有了,保留离休(降低到一般离休干部的标准,没有享受原来的处级待遇)。 女儿们正是中学毕业,父亲的入狱,让她们上大学无望,大女儿患病由农场病退待业两年后,分配到食品生产车间当学徒;三年后转正当工人,从事糕饼月饼等点心加工。 两个女儿在八十年代中期成家,两个外孙也相继出生。他说,当他在监狱里知道两个女儿都成家了,当他看到了小外孙的照片了,他形容自己:就像六月酷暑喝了一大碗冰镇汽水似的痛快淋漓。 1990年代,同他一起关押的“四人帮”头目,死的死、放的放,唯独徐景贤拖着严重的关节炎还在狱中服刑。葛蕴芳大着胆子,给前后两任市委领导写信,都石沉大海;后来直接给邓颖超同志写信,因担心中途被拦截,故信封上写“赵炜同志亲启”,在内页写明了请她帮忙转交邓大姐。 葛蕴芳还记得,1972年,邓颖超大姐到康平路市委领导家属院来,前后去了姚文元家,去了王洪文家,也去了徐景贤家(只是没去张春桥家,因为当时说张的妻子文静历史上有问题)。 邓大姐握着葛蕴芳的手说:“小葛啊,景贤同志紧跟主席干革命,你们可要支持景贤同志,和他一起,好好跟着主席他老人家干革命啊!” 邓颖超秘书虽与葛蕴芳只一面之交,但不势利,有同情心。她乘患病的邓大姐短暂清醒之际,将徐景贤的情况告诉了她,邓大姐随即提笔批了“请上海市委酌情处理”几个字。 就是这几个字,没几天就让徐景贤保外就医,那是1992年6月。到了1995年5月刑满释放,1999年恢复公民政治权利。 刑满后,没有单位的他,又出现了一个头痛的问题:关系落在何处?养老金谁来发?同案的王秀珍原是工厂工人,出狱后就落在原单位国棉三十一厂,由厂里发放养老金;而徐景贤原来是市委领导,刑满后怎么还能占着干部的编制? 最后只好由市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每月发放生活费:一开始只有几百元,后来加到一千元,还是不够开销。他喜欢看书、读报,光这两项就占去了大部分生活费。 为了补贴家用,徐景贤与老伴只能相随女儿们一起生活,空出房子租了出去。有一次徐景贤悄悄告诉我:家里大女儿身体不好;小女婿刚辞职还没找工作,能不能帮个忙,替他女婿介绍个工作?我见他确实困难,尽管当时没有把握,但还是一口应承。 后来他女婿在我的一位朋友公司里工作,由于工作出色,一直在公司管理层担任项目经理、部门经理。徐景贤夫妇对我很是感激。我开玩笑地说:“徐老师是原市委书记的职务,那是部长级头衔啊。想当年我要帮忙都不知道门在哪儿呢?现在成了朋友了,面对面没了距离事情反而好办了。” 每个人,不管贫富,不管贵贱,上帝都是以一个“生”字展览了他的所有作品,然后又以一个“死”字统统予以收回。干净而利落。 2007年10月31日上午,徐景贤独自一人出门去与朋友相聚;午餐还与朋友们一起举杯庆贺。下午两点回家,睡了半小时,便在沙发上看书。太太葛蕴芳正在厨房间,听得外面一声奇怪的叫声,急忙跑出来,只见徐景贤已经瘫在沙发上不醒人事,任凭妻子大声呼唤,他始终没有醒过来。手里还捏着他爱看的那本书。他没能够等到一个月后的75岁生日。 他走了,亲人们按照他的遗愿,将他的遗体全部捐献给医学事业。 说走就走,尽管这是人生最完美的从容;也是人生最潇洒的谢幕。但他仍留有不少遗憾。 记得徐景贤曾告诉我:《十年一梦》只写出了60%的事实,还有40%在肚子里。 我理解他不能完全写出来的原因。我问徐景贤:当时你做的很多事情都有上面的指示,尤其是“一月革命”,那夺权的全过程更是上面亲自部署直接指挥,你只是个执行者啊。 他答非所问道:“谁让执行者没有了精神呢?”他压低了音调,自言自语道:“当年,因为丢失了精神,所以才做了那么多错事……” 我读懂了他的话。这种精神就是一种高尚精神:是屈原追求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是陶渊明坚守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 哲学家杜威说过知识分子的特性:“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眼睛、脑力当成自己的耳朵、眼睛、脑力;二是个人对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头,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利害。” 一场“文革”让这些精神都丧失了,我们的知识分子、我们的民族都沉沦了。这环境因素起了多么大的作用啊! 在“文革”的环境里生活过,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应该反思? 见证“文革”的徐景贤走了。他的反思却留给我们太多的深思。 回首往事,我们不能让全民族遗忘“文革” 作者简介:范文发,上海控江中学68届高中,1969年到吉林延边珲春插队落户,1977年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当过大学教师,干过企业管理。业余喜爱创作,出版《白山黑水》《重做上海人》《边城盛放金达莱 》等纪实文学多部。 原文配發照片 1:1967年夏,周总理在文革中第一次视察上海,会见徐景贤等人 2:2006年,作者(左一)与徐景贤(左二)等合影
伦理声明 张雅笛(Tara)关注组(下称“关注组”)是由一群关注Tara的朋友组成。从关注组的组成以来,成员内部持续地关注、探讨关于声援中的伦理问题,以及它们可能对Tara本人带来的影响。多位人权律师和工作者亦持续以谘商建议的方式协助我们的工作。我们对此向他们表达诚挚感谢。 经过多次跨时区的讨论,我们希望通过这则声明,让关注Tara案的朋友们了解我们正在遵循怎样的伦理标准及行动准则,并且愿意接受任何可行的建议。目前为止,我们在声援期间的行动准则为: 1.不增加证据 我们在一切公共领域中,不会使用我们判断“可能增加中国当局目前掌握证据总量”的内容和素材。(例如:我们从私密渠道获得了信息A,判断中国当局尚未掌握信息A,且信息A有可能直接/间接地对Tara的定罪和量刑产生负面影响,则我们不会公开使用信息A。) 2.不伤害 我们的一切行为,在任何时候都以Tara张雅笛本人的人身安全和利益为优先,不会发布我们认为可能使Tara增加刑期、或增加遭受酷刑可能的内容,且避免使用可能会使案件定性严重化的叙事方式。 3.当事人中心 尊重当事人和家属的意志,在理想情况下,我们希望可以首先尊重Tara本人的意愿,其次是Tara亲属的意愿。在当下的现实中,我们在Tara的合法民事伴侣Kalsang Yarphel先生的知情同意下开展声援活动,且承诺不会达背他本人的意愿。 4.事实核査 对于关键信息,我们会尽最大可能核实、交叉比对信息的真实性。我们不会在尚不确定时发布、转载可能有误的信息。有时候,我们未标注某些信息的来源,往往是出于保护信息提供者的考量,并非意味着我们未做核查。 5.独立性 Tara张雅笛关注组(即本帐号)从9月18日建立开始,始终保持独立运转。我们有权不受外部组织或个人的影响,今后亦不会评论其他组织和个人的言行。我们呼吁各界继续关注Tara的人身安全,法律程序正义,以及医疗权、律师会面权等基本人权。 (1/2)
德潤傳媒
1个月前
😎🔥今天有一个大新闻,对共匪的新制裁,影响不小!网上很少见发,现在补上~ 🚨美国制裁又加码!美国BIS(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正式推出“50%规则”,简单讲就是: 被列进实体清单或军工黑名单的共匪企业,只要对子公司控股超过一半,那些子公司也自动进黑名单! 💥这下厉害了: •过去匪企爱玩股权游戏,用境外子公司、代持来绕过管制。现在?统统没戏,母子一起罚,株连到底。 •多股东交叉持股?直接套用最严格标准,宁可错杀不放过。 •股权不清楚?出口商必须自己查清楚,查不严还要自己担责。合规压力瞬间爆棚。 更狠的是,这套逻辑完全对标财政部的金融制裁(SDN清单),技术+金融两头堵,确保共匪企业没有后路。 截至今年3月,实体清单已有3351个条目,其中共匪国相关就超1300个,其他的,也多半是共匪在墙外设的代理企业,9月这波更新,正好叠加“50%规则”落地,等于全面收网,对共匪的影响面那就大了去了‼️ 🤡被打得这么痛,那今天共匪怎么反应呢?还是熟悉的配方: •伪外交部跳出来喊“霸凌主义”,指责美国“违反国际规则”; •伪商务部例行公事,说“坚决反对”,还高呼要“自主可控”; •共匪还搬出《反外国制裁法》当吓唬工具,威胁要把美企拉黑名单。 😝听起来声势浩大,其实就是老一套嘴炮+甩锅,拿不出真招。美国这一招是法律直接落地,母子齐封,根本不给匪企留“绕道”的机会! 美国从单点打击升级到整网围剿,共匪的小算盘全被打碎,所谓反制,只剩下自嗨。大家都在说——这不是出口管制,这是灭共版连坐法😎😅 截图见👇文件原文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