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慎坤
2个月前
四中全会实际上沒什么悬念了,自媒体又要寻找新的话题了,从《解放军报》社论再到新华社社论,基本定调沒有什么异常。 “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 “面对复杂局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掌舵领航,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团结奋斗,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开创性进展、突破性变革、历史性成”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能够取得新的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能不能驾驭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不能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得好不好。”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必将胜利!”习近平总书记的庄严宣示,鉴往知来,催人奋进。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激发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奋斗精神,凝聚勠力同心、勇往直前的磅礴力量,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
Morris
2个月前
在中国道德绑架为什么这么普遍呢?是因为道德缺乏一个根基,这个根基是个人权利。在古代呢,从不宣传个人权利,只弘扬社会道德。结果就是道德凌驾于个人权利之上,侵犯了个人权利,是社会道德整体沦为绑架个人权利的工具。而且这种传统呢,由来已久。道德观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儒家的理论核心是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仁义礼智信都是如此。但是儒家道德缺一块地基,因为儒家不研究个人权利。事实上,个人权利是构建人与人道德关系的地基。只有承认并尊重每个人的生命权身体权、财产权一系列的个人权利基础之上,道德大厦才是稳固的健康的可生长的。举两个简单的例子,张三说让一个梨给李四吃,结果李四却说,这个梨本来就是我的,不用你让。这个案例说明,道德是建立在产权至上的,没有财产权的人,没有个人权利的人,她连行使道德的资格都没有。再例如,老人在地铁上要求女孩让座,女孩有没有不让座的权利?如果女孩儿必须让座,那道德的自愿性就丧失了,道德就直接沦为了强迫和强制,变成了规则和法律。所以恰恰要保护不让座的权利,才能让道德具有正当性、自愿性和高尚性。你越批判别人不道德,道德就越不道德,道德只要沾上一点点的强制,道德警察就会像宗教警察一样无孔不入。因为道德是诛心的,道德远比法律管的更宽。
近日,抖音上出现大量以「我不想上班/打工/种地,我想入党,我想为人民服务」为主题的视频。 视频多以调侃形式呈现,拍摄者面对镜头喊出这句口号时,背景常配以工位、工厂、宿舍等日常打工场景,折射出当下职场人被困于高压劳动、低回报与内卷竞争中的疲惫。 这“反上班入党宣言”的爆红,揭示了当代打工人在制度化劳动与阶层固化之间的深层心理困境:他们既厌倦被压榨、承受异化的劳动,又将体制内的稳定与体面想象为最后的庇护所。 这一心理并非偶然,而是深植于中国劳动力市场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分割之中。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既具有全球劳动力市场的普遍特征,又呈现出鲜明的制度特色,政府在其中扮演主导角色。自20世纪90年代起,学者们便指出中国城市存在明显的“国有—非国有”部门分割,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首先依附于单位,而职业仅居其次。进入国有部门(即体制内)意味着获得稳定的社会资源与保障,而体制外劳动者则面临高度的不确定性。 这种“体制内—体制外”的二元分割逐渐演化为一种社会封闭机制。正如社会学家韦伯所言,社会群体往往通过限制外人进入的方式来垄断资源与机会,形成所谓的“社会封闭(Social closure)”。体制内掌握资源的一方得以在住房、医疗、教育、晋升等多方面维持优势,体制外劳动者则被排除在这些福利与安全之外。这种结构性差异构筑了坚固的“体制壁垒”,并强化了体制工作的稀缺性与象征意义。 长期以来,体制内的信息不透明和外界的想象,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壁垒的社会神话。“考公”被戏称为“玻璃房里的考试”,但真正进入体制却并非“玻璃房”中的透明生活,而是一次进入闭环系统的社会分层再生产。 “疫情”则成为加剧这一趋势的关键节点。2020年起,疫情使得企业招聘锐减、经济预期转弱,应届毕业生的就业选择迅速向“稳定”倾斜。一些研究称,这种突发性危机带来了典型的“风险社会放大效应”(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危机不仅改变了就业市场的结构,更在心理层面重塑了一代青年的风险感知。面对高失业率与市场不确定性,年轻人将进入体制视为“求稳”的理性选择,同时也是一种“避险”的情绪性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