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橫日本
2个月前
石破茂戰後80年個人感想如約而至。在這篇邏輯嚴謹,滿是從曆史細節的延展,歸遞到一個主題:「為什麼日本未能避免戰爭」 1:帝國憲法的製度性問題。「元老與重臣等超憲法存在的媒介,在實現國家意誌一元化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曆史學家丸山真男語) 2:政府失控。政黨陷入內鬥,失去國民信任,並最終喪失對軍部的控製。 3:議會失職。最典型是齋籐隆伕議員除名事件。齋籐在1940年批評戰爭泥沼化,反被陸軍認為「侮辱軍隊」,最終導緻議員被除名。在極為重要的預算審議上,議會也失去了軍費的審計監督作用。更不用提大正到昭和的15年間,3位重視國際關係,主張控製軍隊的首相遇刺--515,226等暗殺和暴動極大壓製了自由討論。 4:媒體墮落。1920年代,日本媒體對日本擴張持批評態度,甚至有記者主張應放棄殖民地,但918事變後,媒體論調急轉,因為報道戰爭暢銷。同時到來的大蕭條也刺激民粹主義,法西斯崛起,軍事上的冒險取得成功後,民族主義情緒進一步高漲,雖然有包括吉野作造等人的批評,但隨着1937年言論管製的加强,對政策就只有一邊倒的支持。 5:情報收集和分析的失敗。當時的日本政府,沒有正確認識國際形勢,1939年日德籌劃反蘇同盟的同時,德國和蘇聯卻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
问题一:中共帝国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不会是“溃而不崩”,一定是脆断。 因为“溃而不崩”意味着在低水准维持统治,意味着另一种稳定,但中共无法保持自身内部的稳定。 “钱袋子”派和“枪杆子”派会到斗出个你死我活才能罢手,在内斗过程中,社会治理需求一定会被忽略。 问题二:中共会打台湾吗? 答案是会也 不会。当你由中共内部双链争持的角度展开分析,当你把“打不打台湾”放到“钱袋子”和“枪杆子”争权夺利的背景下权衡,你会发现,“打台湾”是“枪杆子”派不能舍弃的内斗武器,但对“枪杆子”派最有利的不是断然开打而是围绕着开打不断进行准备,以“准备打”为理由争取资源倾斜,争取战略重心对己方偏移。 所以在“打不打台湾”这议题上,一旦“枪杆子”派占了上风,我们就会看到准备工作如火如荼,看到资源不断向他们流去,但雷声大雨点小——因为真打反而对“枪杆子”派不利,反而会令他们失去从“钱袋子”派那里争抢政治资源的最佳借口。 拨开重重迷雾,当我们由双链争持的角度看中共国内部政治,看习近平近期的一系列举动,看中共国政治与经济的发展趋势,我们会发现脉络是清晰的。 “枪杆子”派和“钱袋子”派的争斗,就是一切的主轴。 已知的中共国经济政策现状告诉我们,“枪杆子”派正不断取得优势,已从“钱袋子”派手里夺得财权。 正是因为“枪杆子”派已经占优,武统的呼声才可以放缓。 但“枪杆子”派没有大获全胜,也不会因占得优势就放“钱袋子派”一马。 因为他们抢到的“钱袋子”和他们想象的完全不同,他们抢到手中的是个“债袋子”,是个定时炸弹,是个让猛省的他们回头揪出“钱袋子”派承担责任的,无法解决的超级财政难题。 在中共国内部,体制内的双链争持里,事态一定会发展到双方的你死我活。 但一方的死不是结局。 “枪杆子”派会不断发现“钱袋子”派给自己埋的雷,不断发现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些届时已经失势、离任的改开系技术官僚留下的“历史问题”,他们会如何反应? 他们会追究对方的责任,会追缴对方捞走的资源,会用“输出伤害”的手段解决问题赢得奖赏。 他们会专注于内斗,专注于对付“钱袋子”派的残部和残留影响。 这会让他们无心也无力重建针对亿万农民工的国家治理体系。 “红色中国”,并没有“溃而不崩”的本钱。 在财政上没有,在人力上没有,在意识上也没有。 它只能在夺得全部政治资源后迅速盛极而衰,只能在击败内部政治对手后立即迎来自己最终的结局。 它赢得越快就会死得越快。 中共国经济的畸形发展模式,中共国的经济之病、财政之病,一直是中共国改开系技术官僚的安身立命之本,是他们政治安全的保证。 这病是治不好的,因为医生知道,如果这病治得好,病人就不需要医生了。 于是在医生的无力治疗和有意纵容下,病情一路发展,发展到无药可救。 到这个时候“枪杆子”派抢到主治权,能有什么用? 到这个时候还把注意力放在和医生抢治疗权上,“枪杆子”们还有什么用?还能为帝国续命吗?还能在帝国现有的基础上重建一套能在低水准上运行的统治结构吗? 来不及了。 中共帝国体制内的双链争持,最后只会是同归于尽的结果。
阳光1989
2个月前
#每日一推良心犯 之一百二十三期:2025年10月10日,致命系列三部曲作者、宣扬民主 自由 法治等现代价值理念的“羊群”群主、被中共当局判定犯间谍罪的著名网络作家与学者“民主小贩”杨恒均先生在狱中度过其60岁生日 #杨恒均,又名杨军、杨红军,1965年10月10日出生,湖北随州人,澳大利亚华裔时事评论家,网络作家与学者,复旦大学法学学士、新南威尔士大学文学硕士、悉尼科技大学博士。著有致命系列三部曲,《致命弱点》、《致命武器》和《致命追杀》。 杨恒均出生于湖北随州一个贫困家庭。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担任学校校长的父亲曾经被批斗。 八十年代杨恒均进入复旦大学学习国际政治,1987年大学毕业,其公开宣称自己在北京的中国外交部工作,掩护其工作于國家安全部。1989年,他从北京调任到海南省。1992年末,调任至香港。1997年,香港回归后,杨恒均被调任至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并在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担任高级研究员。2000年,他和家人搬到了澳大利亚并入澳大利亚籍。 2002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已完成小说二百万字,包括惊险政治间谍小说致命系列三部曲,并在香港出版。 2006年,开始在网络上撰写散文和时评。杨恒均曾在世界知识出版社工作,3月起出任澳大利亚《悉尼时报》总经理兼副总编辑。 同年4月19日,其在《悉尼先驱晨报》的采訪中表示:在堪培拉“保护圣火”將激怒澳大利亞并重新揭开种族创伤,他想向澳大利亞的华人表明他們沒有必要通過譴責西方來保證對一個含糊不清的“祖國”的忠誠。 2011年,因涉嫌在被称为中国茉莉花活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被拘留三天。澳大利亚时任总理朱莉亚·吉拉德当时正在访华,并在与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会晤中亲自询问了杨恒均的情况。 2014年9月1日,杨恒均发表《写作十年还没堕落,我容易吗?》一文, 被怀疑与铜锣湾书店事件有关。文中提及自己和香港與海外的出版商合作洽谈时的见闻, 称后者是香港“揭秘”类书的最大策划者。 2019年1月杨恒均和身为中国公民的妻子及孩子前往广州,并在广州机场遭到逮捕。 2019年1月2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证实,杨恒均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活动,目前在北京市国家安全局被采取强制措施,接受扣留调查。 2019年8月2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例行记者会证实,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于8月23日以涉嫌间谍犯罪对澳大利亚籍人员杨恒均执行逮捕, 2020年3月,中国政府在拘留杨恒均一年多之后,正式对其提出指控。 2020年10月7日,杨恒均被正式指控犯有间谍罪。杨恒均否认这些指控,并认为这是政治迫害,表示在受到指定监视居住的六个月中,遭受了精神虐待。 2020年10月12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检察机关已对杨恒均提起公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也已正式审理。而此时据路透社报道,杨恒均曾在2011年写给其老师冯崇义的一封信件里表示,自己在20世纪90年代曾为中国国家安全部效力长达10年。网传起诉书显示,杨恒均曾利用在海南省国家安全厅工作之便,为中华民国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搜集情报,先后将40份文件存放于录影带或电脑磁盘,赴香港交给军情局干员,其中31份文件属绝密级,9份文件是机密级。 2021年5月27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秘密开庭审理杨恒均被控的间谍案,之后多次延迟对他的宣判。 2024年2月5日,杨恒均被认定犯间谍罪,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024年2月20日,杨恒均的家人和朋友发表一份声明,透露了其决定不对死缓判决提起上诉。 杨恒均自称“民主小贩”,虽然于2002年加入澳大利亚国籍,但出生于中国的他却长期在国内生活,以写作为主,具有较高的知名度; 杨恒均平时以撰写小说和时事评论为业,他描写间谍内容的致命三部曲,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在被捕前,他几乎每天都会撰写时事评论文章,其拥趸无数,很多都是在校大学生。在各大门户网站上,他几乎都搭建有博客,杨恒均的文章一度成为了很多人每天的重要必读。杨恒均的文笔流畅,内容温和理性,即便是体制内的人士,也有相当多是他的忠实读者。 为杨恒均所定的“间谍罪”属于刑法当中的危害国家安全类罪,而该类罪旗下的罪名,往往会成为打击异议人士、民主人士的利器。杨恒均撰写文章的核心目标还是宣扬民主、自由、法治等现代价值理念,他的读者群被称之为“羊群”,在很多地方都建有这种群,其影响力不可小觑,而这或许是当局最为忌讳的一点。但无论影响多大,以此判死缓,仍然是因言治罪。 杨恒均案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现实版。对其重判,除了因为他的影响力太大,拥趸太多之外,可能还因为他对国安的背叛。倘若真的是因为他泄露情报,或许早就将其绳之以法了,而他也大概率不会如此大胆地回国。 据悉,杨恒均的身体状况十分糟糕,其肾脏有囊肿。2023年10月,杨恒均一度给儿子写信,称自己“快要死了”。联想到许志永、郭飞熊等人均在被羁押期间遭受酷刑,而杨恒均在被羁押期间,显然也难以独善其身,外界无人能相信他在里面没有受到虐待,因为屈打成招是当局让良心犯认罪伏法的绝招。 杨恒均被判死缓再次凸显了国内当下严峻而恶劣的人权现状,国际社会应该对此予以高度关注,并施加广泛压力。而澳大利亚政府更应与中共严正交涉,以营救澳大利亚国籍的杨恒均先生。 在此,祝杨恒均先生60岁生日快乐!!! 附:杨恒均的主要作品 楊恒均著有致命系列三部曲,包括《致命弱点》、《致命武器》和《致命追杀》,這些作品描述了關於一個中美雙重間諜的故事。 其犯罪小说包括《叛逃》、《幽灵谋杀案》、《中国特色的犯罪》、《谍影重重》、《恐怖档案》等。 2010年12月,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杨恒均在内地的第一本博文集《家国天下》。另外著有如《中国再也不需要小说了》和《把香港的制度引进到上海》等文章。 2011年7月,南方出版社出版了楊恒均第二本文集《黑眼睛看世界》,该书收集杨恒均从2008年到2011年之间所写的40多篇时评及杂文。 #一人一推关注在押良心犯
韩连潮
2个月前
【工程治国VS法治治国】佛弗研究所青年学者王丹(此王非彼王)的新著《极速:中国利用工程打造未来的征途》(Breakneck: China’s Quest to Engineer the Future)近来受热捧。他上月在《纽时》发文称美国输给中国的原因在于党国是工程治国、效率高,而美国是法治治国、效率低。两个美国亲戚问我对此的看法,我不同意其工程治国论,写了以下的文字来商榷: 首先,美国并未在美中竞争中失败,王丹“美国输了”的结论为时尚早。虽然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但美国至今仍在技术创新、金融体系、军事威慑力和制度软实力上保持着压倒性优势。美中两国制度根基不同,不应进行简单的线性对比。更重要的是,王丹在提出“美国输了”的判断时,并未提供可靠数据来支撑其论点。 第二,中国的发展模式本质上是苏联共产模式和纳粹德国国家社会主义“举国体制”的继承与演化。这种体制并非源于纯粹的工程精神,而是依赖于精致的暴力专政机器、高度的权力与资源垄断,以及国家全民动员能力。它利用举国之力快速提升实力,以实现其称霸野心。其内核是体制驱动下的人海战术和持续的准战争动员。在中共建政后的前三十年,工程师在官僚体制中占比极小,但其军事经济实力仍在苏联帮助下迅速提升,充分说明了驱动力在于体制,而非技术官僚。 第三,尽管在开放后四十年中提拔了大量技术官僚,但“举国体制”的本质没有变化。这种所谓的“工程治国”,其本质是服务于政权永久统治的政治目标,而非纯粹的技术理性。在政治指令下,它要求牺牲一切——即便是瞎指挥,不合工程原则也必须执行。由此导致的拆了建、建了拆等现象,人为制造的巨大浪费不可计数,这是对真正工程精神的背离。 第四,相比之下,私有财产权是美国的立国之本,神圣不可侵犯。国家实行三权分立与法律制衡,即便在涉及公共利益的“经济征用”时,也必须遵循合法程序并接受司法挑战,不能像中共党国那样为所欲为。自由经济而不是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干预能更有效的调配资源,进行颠覆性技术创新。尽管表面效率看起来较低,但在危机和紧急状态下,自由制度会展现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和韧性。二战期间,美国迅速成为“民主世界的军火库”,正是自由制度下灵活而高效的国家能力的体现,足以反驳美国效率低下的观点。当然,美国制度和政策也存在许多问题,但不是法治之过,而是背离了美国传统价值的政治精英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