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2个月前
向农民征粮阻力很大。 1949年以前,自耕农要向政府上交少量粮税,而佃农只向地主交租不向政府交粮。例如我家幺伯父陶兴发,自耕30石田地,按古代30税1的规则,每年上交1石公粮。而我家佃户曾子林,雇有两个长工帮其耕种,自己做耕牛买卖生易,其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远在一般农民甚至一般地主之上(后来 划为富农)。但他是佃农,从来不交粮税。 在1950年征粮时,这种情况被改变。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按照什么比例向他们征粮,但我知道幺伯父从过去的1石(350斤左右)公粮变成3500斤,增加10倍。使他叫苦不已,每次工作队上门催粮时他都软拖硬抗不愿交粮。而曾子林的办法就是躲藏,叫他不能做主的老婆出面与工作队周旋。当他终于被征粮工作队截住的时候,他对工作队说:“你们凭什么要我交粮?通知单都没有一张。”征粮工作队长范继旺拔出手枪对着他脑袋说:“你要通知单,我一枪打死你狗日的!来!”其情其景,至今还十分清晰。 其他农户,不管自耕农还是佃农,凡是富裕一些,后来划为中农以上成份的,都要承担一定的交粮任务。他们都觉得征粮太重难以完成任务;有的农民就用掺砂子、糠壳、发水之类手段进行抵制。 征粮阻力很大。开始时,征粮工作队进行说服教育,宣传共产党、毛主席是大救星,农民应该积极交粮支持人民政府……但那时的农民还没有被训练成山呼万岁的工具,对这样说教反应冷淡,于是征粮工作组就强力催缴。所以那时的征粮工作队员都背着枪,腰杆上别着绳索,对说服教育无效,抗粮不交的,捆到区公所进行“教育”;对于在公粮中掺砂子、糠壳、发水的更不饶恕。这就是《刘家驹绝笔》中所说的“武装夺粮”。    以上说明,中共建国初期征粮的工作重点和主要对象,是农民而不是地主;武装征粮工作队,正是向农民征粮而建立起来的。 ---关于解放初期几次政治运动的一些真实情况 陶渭熊
朱韵和
2个月前
征粮工作队向谁征? 征粮是中共建政初期的第一件大事,因为共产党几百万军队、几百万工作队需要吃饭,全国大中小城镇的粮价需要平抑,市场需要稳定。征粮工作的成败是中共初生政权能否巩固的关键。 但是在谈及当时向谁征粮这个问题上,几乎所有报纸、小说、报告文学、影视作品以及个人回忆录等都众口 一词地说,是向地主征粮。因为地主不甘心自己的灭亡,他们和国民党残余势力相勾结,抗粮不交,因此共产党不得不组织武装征粮工作队,进行征粮剿匪。 这是事实吗?不是!因为建政初期的征粮过程中,交粮最迅速的正是地主。他们不用工作队去"征粮",更用不着"武装征粮",开个会,发个通知,他们就把粮谷乖乖地交给了政府。因为每个地主都知道自己脖子上正架着一把刀,唯恐行动迟缓,刀落下来,吃罪不起。真正需要组织工作队去征收,去反复催逼,甚至动用武力的,正是广大的农民。 笔者的家乡在川南小镇护国镇,那时属叙永县管辖。1949年11月底,解放军十万人马从云南、贵州入川,家乡遂得"解放"。紧接着县里派人对小镇进行了接管。第一任区长叫李寒影,他利用国民党的乡保长和留下的文书档案,很快摸清了乡民的财产状况,确定了第一期征粮对象是地主(那时叫绅良),第二期 为农民。在"解放"后大约半个月就召集绅良们和乡保长开会,向他们发出了征粮通知。在会上,绅良们听到了两个新名词:一个叫地主,一个叫剥削;他们自己就是地主,地主都是不劳是获的剥削者,而剥削是有罪的,只有停止剥削,交出自己剥削所得,才能减轻罪恶...... 接着下达了交粮任务,大约给地主家每人留下500斤左右稻谷后,把当年所收地租全部上交政府。例如一个五口之家,年收地租30石稻谷(约一万斤)的小地主,留下2500斤口粮,其余7500斤全部上交,即粮税为75%;而收租100石以上的大地主们,则交得更多,甚至高达90%以上!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未有的重课。 每个地主都吓得面如死灰,而又不敢反抗。有的地主迂腐愚昧,他们不知道国民党气数已尽,秋收后还按惯例向国民政府交清了公粮,此时又要向共产党交粮,他们胆战心惊地问:"已经交给国民政府的粮谷上不上算?"李区长斩钉截铁地回答:"不上算。"他说:"难道国民党军队吃了的粮食,要从共产党的仓库里开支吗?" 除了粮税之外,靠近永宁河边的地主还有几十万斤到一百万斤不等的柴税,要他们把树木砍伐后花成柴块运到河边,由政府派人捆成木筏运往外地。粮税柴税都必须在1950年春节之前交清。 此时已是12月中旬,离春节只有一个半月时间。地主们哀声叹气,诚惶诚恐,但想到脖子上的那把刀,还是想方设法上交公粮。第一个完成任务的地主是周汉宗。于是周汉宗受到表扬。在一个赶场天,征粮工作队长范继旺(此时李寒影已调离)给周汉宗披红戴花,鸣锣开道大张旗鼓进行表彰,还叫他站在高凳上发表讲演,号召大家勇跃交粮。接着吕自谦、刘锦祥、孔仲容、邓皇朝等许多地主也迅速完成了交粮任务,不过没有披红戴花,仅在区公所门前张榜表扬,说他们是"开明地主"。 虽然这些人在不久后的镇反、土改中杀的杀、关的关、(上述几人中周汉宗判15年送新疆劳改,其余几个都被镇压),但他们确曾在征粮时哑巴吃黄连戴过一顶红帽子。这大约是共产党有史以来对地主唯一的表扬。 第二期征粮对象是农民,包括自耕农和比较富裕的佃农(那时还没有划分成份)。向他们征多少粮谷?大约根据各家收入、负担等情况而定,但是绝非斗升之税。例如我的一个远房堂伯陶炳兴,自耕水田30石,过去只交一石公粮(350斤),现在要他交3500斤,从"三十税一"加重为三分之一,翻了10倍!可以说 明当时的征粮情况。 过去佃农只向地主交地租后,不再向政府交公粮。这是几千年来的惯例。现在佃农也要上公粮。因为共产党虽然说地主残酷剥削农民,但他们深知地主收租一般都是与佃户对半开的,例如一个每年向地主交租20石租的佃农,他实收稻谷应该是40石左右,交租后自己还剩下一半。租种田地越多,交租后的所剩也越多,也越富裕。这么丰富的粮源共产党岂肯放过?所以向佃农征粮势在必行,他们也逃不脱沉重的税赋。 那时,不管是自耕农还是佃农,都觉得征粮对他们是从未有过的负担与苦难。因此征粮受到农民强烈的抵制,他们千方百计拖延、逃避,要求减免。所以第二期征粮难度极大,从3月到7月,延续了将近半年。又加此时"反共救国军"猖獗,武装征粮就在所难免。但是在土匪盘踞的山区,共产党势力暂时尚未到达,无法征粮;而在平坝浅丘地区,土匪不能立足,因此武装征粮工作队,其实就是向农民征粮。 ---征粮工作队向谁征?原来地主最积极 农民最反对 作者: 陶渭熊
朱韵和
2个月前
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从一九五四年以来,我们给阿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九十亿元人民币。阿总人口才二百万,平均每人达四千多元,这是个不小的数字。我们援阿的化肥厂,年产二十万吨,平均一公顷地达四百公斤,还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 量。而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国防的需要。在阿方领导人看来,向中国伸手要援助,似乎理所当然。霍查曾经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谢胡(当时阿共第二号人物)还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李先念副总理访阿时,曾问谢胡,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他竟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当谢胡陪同先念同志访问阿中南部费里区时,在长达六个小时的往返途中,谢胡几乎谈了六个小时,所谈的内容全是要东西。他说:阿需要有自己的“鞍钢”。还需要有像样的机械工业,还要中国援助开发海上油田。还说,在下一个五年计划里,将完全用中国的设备和材料。先念同志当即表示,你们计划你们的需要,我们考虑我们的可能。 我通过对阿某些地区的实地调查了解地:阿在经济建设方面,贪大求全,战线拉得太长,非生产项目搞得太多。一九六九年,阿非生产建设项目的投资就占国家总投资的百分之二十四,因而造成劳动力严重缺乏。根据阿方自己的计算,在第五个五年计划中,仅按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中阿签订的协定,我国援阿新项目的建筑和投产就需要增加四万六千名技术工人和普通工人,约等于阿当时工人的百分之三十八点三。阿还存在一种不适当地向欧洲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看齐的思想,如他们在向我们提出援建电视台时说,计划在阿全国实现电灯照明后,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而当时在我国,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黑白电视机的拥有量都少得可怜,更不用说农村了。所以我当时就感到这种倾向很值得注意。 由于阿方领导人存在上述不切实际的想法,所以他们向我国提出了不少极不合理的援助要求。例如,我们帮他们搞了纺织厂,但他们没有棉花,我们还要用外汇买进棉花给他们。他们织成布,做了成衣,还硬要卖给我们,倒过来赚我们的钱。记得有一次阿副总理查尔查尼向我提出,要我们帮助更换化肥厂的主要设备。该化肥厂是我国援建的,本应使用我国生产的机器设备,但阿方不要我国的机器,指定要用意大利的,我们只好用外汇从意大利买来机器安装上。现在这台机器坏了,查尔查尼还要我们从意大利买机器来更换。我当即拒绝了。 在援助物资的使用上,阿方浪费极其严重。我在实地调查时看到: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我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他们还把我国援助的水泥、钢筋用来到处修建烈士纪念碑,在全国共修建了一万多个。我们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诸如此类的浪费现象,不胜枚举。 ---《耿飚回忆录》 (注:耿飚曾任中国驻阿尔巴尼亚等国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