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1个月前
分裂人格周恩来 如今已经有大量解密资料证明,毛泽东在文革中整老干部,几乎都是毛泽东示意,周恩来动手。周恩来以忠心耿耿的表面形象,实施了打手的功能,毛泽东要整人,甚至要致人于死地,是有目的逻辑的,而周恩来忠实执行,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他没好处甚至有伤害的事也做,而且做足。他在有关处理 刘少奇的文件上批示“刘贼可杀”,可谓面目狰狞。他背后的“冷面杀手”形象,与公开的“和蔼可亲”形象判若两人。那是为什么呢? 那是周恩来的分裂人格,一种精神疾病。宋永毅详细地讲述了周恩来分裂人格的表现。 这种分裂人格的另一面,是“人民的好总理”的几乎完美的形象。对我来说,周恩来这一章令人震惊的还不是那些坏事,尽管那些是我们以前想不到的坏。发人深省的是,他的完美好形象是怎样塑造的?中共那么多老一代革命干部,除了周恩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表面上那么好,背地里那么坏。即使毛泽东都做不到,十里长街送的只能是周恩来,不可能是别人。 我认为,周恩来的行为反映出他的精神变态更典型。他的变态思维,变态情绪,变态行为,都局限于面对一个人,就是在精神上完全把他打败了的毛泽东。在党的早期历史上,他曾经是毛的上级。那时他借共产国际的背景势力,曾经让毛泽东不得不服,记仇的毛泽东记了一笔他到死也还不清的帐。在毛泽东面前,周恩来就是一只斗败了的蟋蟀。他对毛泽东的惧怕,服膺,谄媚,是来自内心深处的无意识记忆,是非理性的,是绝对的。所以,他诊断出癌症,毛不点头,他就不能手术而无怨无悔,难道他会不知道这是毛有意为之吗?1975年6月,在他去世前半年,他自知来日可数,还给毛写了一封极尽自辱自虐自贱的求饶请罪信。他担心毛没读到他的信,于是给毛的女秘书张玉凤写了便条,求她“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时读给毛听。 可是,我们必须看到,只要出了面对毛泽东的这种情景,在面对他人,面对外宾,面对群众的时候,周恩来的思维言行举止就一下子变正常了。他的精神变态只对毛泽东一人。周恩来是一个极其善于表演的人,年轻时他喜欢演话剧,还能演女性角色。事实上,周恩来一辈子是个善于演戏的人。他一辈子只怕一个人,就是毛。毛也明白这一点:你再怎么能,我要你怎么样你就不敢不怎么样。毛对周的羞辱也是格外变态的。 于是,周恩来的完整形象就是这样:在毛泽东面前他是个奴颜卑膝的奴才;而在人前,则是完美的“好总理”。出了毛周等小圈子,几乎没有人不认为周恩来是完美的。 不过,有一个人,第一眼就看穿了周恩来。那就是年轻时代的达赖喇嘛。 1968年,意大利记者法拉奇亲赴印度达兰萨拉,采访年轻的达赖喇嘛。谈到周恩来,达赖喇嘛说:“我从不喜欢周恩来。他这个人太精明了。你可以从他的眼睛里看出来,他的眼睛一直在动,一直在看,什么都看在眼里。他是非常聪明的人,但那是一种危险的聪明。”“我相信我跟赫鲁晓夫可以交朋友,但是不能跟周恩来交朋友。其他共产党人中,我只见过一个人跟他一样可憎:布尔加宁。正是因为像他那样的人,使得我的中国之行如此困难。” 如果一个人表演得太完美,那么这种完美就必定是一种假象。 ---李江琳:文革政治的病理学分析报告
曹操说
1个月前
2019年的香港反送中运动,一度看不到头,即便政府已经答应撤回最初的抗议内容——《逃犯条例》修订案,警方也不断强硬升级手段,抓捕的人越来越多,但运动仍然没有停下来。 关键原因就在于,不像传统政治运动,是由政党或领袖主导。2019年发生的反送中抗议,大多数行动都是自发性的,没有中心、没有领袖。虽然最开始6月9日的大游行,是民阵牵头的,但民阵只是个联合平台而已。后面更是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尤其是擅长网络号召的年轻人成为了主体。 人们把这种模式称为“无大台”——既没有组织号召,也没有人代表群众发声,一切都在网络、现实、街头和情绪之间自发形成。 而且,不同于2014年的香港“雨伞革命”,这一次,年轻人们吸取了教训。他们不再依赖静态占领,也不试图长期扎营抗争。 他们讲:“Be water。”这是李小龙的一句话——“像水一样,没有形状,可以流,也可以爆裂”。香港年轻人们将其翻译成“流水革命”。 这成了运动的精神象征。抗议者像水一样,在港铁里快闪聚集,在商场中高唱口号,在马路上搭起路障后迅速散去。他们彼此之间,不称同志,而叫“手足”。 除了民阵每次按惯例举办的大型集会游行外,更多的抗议,是靠LIHKG论坛、Telegram群组、Instagram私密帖、甚至是街头电报式口耳相传,一点点积累成形的。尤其是那些论坛,基本都是海外的,大陆或者香港政府都没办法进行舆论监控。 没有领导人,也意味着政府没办法“谈判”或“清场”。它想找人对话,却找不到门;它想抓“幕后黑手”,却只抓到一些戴着头盔、口罩、护目镜的年轻人——而这些人,往往并不是带头人。 面对全港布满的监控摄像头,抗议者学会了用激光笔射镜头、用喷漆遮住镜头、用雨伞挡住脸。他们配备头盔、防毒面罩,甚至会从海外采购物资,因为大陆电商像淘宝、京东早已封锁相关商品。 他们就像是在打一场灵活的城市游击战。后来,这种抗议方式也被世界其他地方的一些抗议活动所学习。 《反送中运动真相始末》视频地址:
朱韵和
1个月前
邓小平为何不给刘伯承平反? 刘伯承与邓小平在挺进大别山时隔阂就很深,闹到不在一起吃饭的地步。据说毛泽东派陈毅担任副司令时说“两个四川人吵架,你这个四川人去劝劝。”(引自: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个老兵心目中的陈毅元帅》第364页)。 刘伯承在1958年反教条主义时受到批判,邓小平是中央反教条主 义的领导小组组长。是他组织和领导了对刘伯承的批判,而且直到1986年刘伯承去世,仍不给他平反。 据说刘伯承儿子刘太行曾说过这样的话:“刘伯承58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遭到邓小平、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几十年不给平反,根子都是邓小平。刘邓之间的矛盾在进军西南以后就公开化了。李达、萧克在邓小平再起后,写报告给邓小平要求平反,并让刘伯承在报告上签字。……刘伯承对李达说:我一不签字,二不指望活着得到平反,你们是‘蚊子钉菩萨’,找错了人!果然,李达打了报告,邓小平没有同意平反。后来,杨得志、张震二人去找邓小平,又碰了大钉子。邓小平说:你们找来找去都没搞清楚,58年是谁负责批刘粟萧等几个人的,那个会的组长、负责人是我!你们不要再找别人了!张震说: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有到此为止了。” 刘伯承的女儿刘弥群说:“我父亲是1986年10月7日去世的,去世前一直没有平反。我母亲提出,在我父亲盖棺定论前,一定要请组织给我父亲平反,她说,这不是刘伯承一个人的问题,这是关系到跟我父亲一起工作的许多人的问题,关系到今后院校工作怎么搞的问题。当时我母亲还说,全国连胡风都平反了,为什么不给我父亲平反。我们兄弟姊妹都支持我母亲的意见,后来卓琳(邓小平夫人)阿姨给我们打电话,叫我们做好母亲的工作,要听中央的话,就是让我母亲不再提平反的事。” ---谢选骏
蔡慎坤
1个月前
“中国人就喜欢耍小聪明,狡辩说自己没得选,都是中共逼的。”这句愤怒的呐喊,近年在觉醒者群体中屡屡出现。尤其当你看到九千万中共党员、七千万共青团员的数据,再想到当年跟着“打土豪分田地、睡地主小老婆”的“革命群众”,一种扎心的判断便浮出水面: “中国人与中共互为一体,不可分割。” 这确实是许多人在巨大的失望与痛苦之下得出的结论,也道出了中国社会某种深层的集体责任问题。但必须警惕,这种论断背后潜藏着一种危险的整体主义逻辑。它可能将一个民族、一整代人,一刀切地推入道德黑洞,滑向集体羞辱式的否定,从而阻断了理解、反思与改变的路径。 一、不能只看沉默,更要看未被暴光的抵抗 是的,今天的中国确实是千疮百孔,是人心沉沦,是集体犬儒的温床。但若因此得出“中国人无一无罪”“中国人与中共本就是一回事”的结论,不仅不公正,更会抹杀那些在极权体制下仍坚持抗争、坚守底线的群体与个体。 中共自建政之前与之后,就如同满清入主中原前后一样,始终缺乏起码的王朝更替传统所要求的正统性与合法性。正因如此,从它诞生之日起,抵抗与起义就从未停止过一天。无论是在体制之内,还是在民间底层,总有人在奋力抗争——只是你不知道罢了。 这不是宽容,而是历史的真实。 林昭、张志新、遇罗克、刘宾雁、王若望、方励之、刘晓波,他们以笔为剑;赵紫阳、胡耀邦、李锐等体制内良知派,为人民、为未来在沉默中坚持;丁家喜、许志永、彭立发、郭飞雄、王炳章至今仍为自由身陷囹圄;还有无数你从未听过名字的人,在社区、学校、教会、工厂里默默坚持——他们,代表了中国仍未熄灭的灵魂与希望。 二、人性不是借口,但制度制造恶的机制 批评中国人“软弱、投机、犬儒”,并不是没有道理。但这种行为为何会普遍发生?不是因为中国人“天生劣根”,而是中共政权用70多年的制度化恐惧与利益诱导,构建了一个系统性助长恶行的环境。 这个体制鼓励举报、奖赏告密、宣传谎言、压制真话,让人一步步学会了装傻、沉默、说谎和出卖。那些愿意说真话、坚持原则的人,代价巨大,有的甚至失去自由与生命。 正因为我们承认“人人皆有原罪”,才必须认识到,在一个用恐惧与谎言控制社会的制度中,人性之恶不是借口,而是被激活与利用的工具。 三、从情绪化归咎到结构性反思,是进步的开始 很多人气愤于国人“主动加入中共”“积极配合镇压”“无动于衷地看着他人被打压”,但愤怒之后,若不深入分析其背后的结构逻辑,只会让人陷入更深的绝望与否定。 为什么说真话更危险? 为什么保持独立思考反而会被举报? 为什么顺从与沉默被视为“聪明”? 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在“民族性”中,而在制度与文化土壤里。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不能将整个民族彻底归类为“恶”,而要追问那个让大多数人“选择做恶”的环境是怎么建构出来的——并找到瓦解它的方法。 四、真正的改变,不靠辱骂,而靠启蒙 真正想改变中国,不是靠羞辱、宣判与放弃,而是靠一代代人的启蒙、唤醒与行动。 靠教育,重建独立思考的能力; 靠榜样,传递道德勇气的可能; 靠制度设计,让做好人不再是“高风险”选择; 靠言说,哪怕是以微光抗衡黑暗,也不放弃发声。 改变历史的,从来不是愤怒的围观者,而是那些在愤怒之后仍愿意肩负使命的人。 结语:原罪与希望并存,沉默之外是血与光 是的,我们都有原罪。中国这个社会,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被裹挟其中。但这不是彻底放弃的理由,而是重新出发的原因。 请记住,那些你看不见的反抗者,那些被消音的声音、被污名的志士、被冷落的忠魂,他们是真正支撑中国不至完全沉沦的光。 扎心的,是表象的堕落;但更震撼的,是那些未被暴光的血泪之光。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不能放弃。 哪怕身处黑夜,也要说一句: “我们不曾沉默,我们还在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