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财政危机

拿中国历史上国家可以在极低的社会治理水平上维持运转的先例为参照,去推测中共未来能“溃而不崩”,是不会准的。 因为现代国家和古代国家不一样,即使中共国只是个半现代国家,这国家的维持也仍已高度依赖公共服务部门的运转。 但中共的财政状况已不可能支撑公共服务部门继续运转。 基础设施会一一停摆 。 而中共维稳部门对此毫无准备,也毫无办法。现代国家,是不存在“枪杆子里出政权”这回事的,因为现代国家不能脱离水、电、交通、物流、治安等技术性基础设施和服务而存在,光有枪杆子,你能短暂控制住这些部门的工作人员,却不能保证这些部门对社会面的稳定供应。 而没有基础设施和服务的稳定供应,生产就无法稳定进行,整个社会的生产活动将大受影响,生产能力的下降又会令人均资源急剧减少,于是“穷生盗”,社会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倍增,同时,政府供应公共服务的成本也会变得高昂。 在现代国家,“枪杆子”是出不了政权的,即使中共国只是个半现代国家也一样。 甚至在古代,人们也懂得“居马上得天下,宁以马上治之”的道理。即使在伤害链逻辑为主导的匮乏时代,人们也知道,使用暴力能夺取政权,却无法维持社会运转,尤其是不能维持高水准的国家治理,不能维持高成本的,政府对民间社会的全面控制。 所以古代“皇权不下乡”,统治者还会用诗书规训节省治理成本。 古代中国能在极低的社会治理水平上维持统治,是因为统治者在有意识地使用和保持低水平也低成本的治理模式。 现代中共国已经没有这个条件了。 即使统治者有这个意识,现在也没有再次切换到低成本治理模式的前提条件了。 何况习近平对此一窍不通。 以习近平为首的“红色中国”还在幻想,幻想从改开系手里夺回钱袋子之后,就能在国际上和国内为所欲为。他们还在幻想依靠AI等新技术能实现低成本而高效率的全面维稳。 但他们完全不懂什么叫统治。 他们不明白,实施统治需要人,需要方法,需要技术,需要管理能力,需要资源,而这一切都需要从他们的统治基础也就是民间社会中榨取,从中共国现存的人口基础中榨取。 但从中共国现存的人口基础里已经榨不出他们需要的一切了。 现存的人口基础,以农民工为主体,以城市工薪族为经济支柱的人口基础,已经不可能继续向中共政权提供支撑。 在经济上,在忠诚度上,现存人口都无法与“红色中国”的需求适配。 “红色中国”的需求却又不可能降到毛泽东时代的水平,更不可能降到清朝、明朝的水平。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恐惧和对外部强大敌国的恐惧结合到一起,加上改开期间他们感受过的繁荣,会让他们坚持,坚持“同时掌握钱袋子和枪杆子就能伟大复兴”的迷梦,并把现实的不如理想归咎于“有人捣鬼”,把力气花在加强对社会面的控制、对改开系的清洗上,而不是花在真正能令他们延长统治时间的低成本低水平治理模式建构上。 从建设的角度看“改开中国”的未来,看“红色中国”的未来,答案很清晰。 “改开中国”走不通,但只能走的那条路,是建构起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政治模式,让民间社会在改开期间被唤起的欲求得到回应。这条路现在走不通,是因为“红色中国”阻碍了它,也因为“改开中国”的主政者们,改开系技术官僚们,在政治上依赖于制造经济问题、放任积弊发生,以“养寇自重”,保持己身对伤害链主的有用性。 这条路未来只能在中共帝国崩溃后,由在帝国废墟上重起炉灶的新兴国家建设者们去走,只有他们,还有机会。 而“红色中国”的存续希望,同样在于建构起一种可持续的国家治理模式。对应于“红色中国”只能保持的低经济水平,它必须建构低成本低水平的社会治理,必须把治理成本或者说维稳成本拉到低于朝鲜的程度,因为中共既没有外来援助也拥有远大于朝鲜的人口体量。 它做不到。 “红色中国”做不到。 所以,逻辑告诉我们,当可持续模式的建构归于失败,“不可持续”就是结果。 我是不考虑在中共国境内怎么做启蒙、怎么发动“群众运动”,怎么鼓励抗争者行动起来的。 这些不需要我来考虑。 我只考虑建设,只考虑怎样完成新建构。 因为破坏方面的工作中共自己会完成。 经济的不可持续,财政的不可持续,既有维稳模式的不可持续,中共内部团结的不可持续,官民矛盾的激化,中央与地方的冲突,一切都正在由中共完成。 当民众的生活无以为继,当为谋生进行的种种尝试在事实上成为抗争,当失业大军在事实上成为冲击中共统治权威的“流民大军”,当中共对新的、可持续的维稳模式的构建归于失败,破坏即已完成。 帝国已丧失了生命力。 它等待的只是一份死亡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