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慎坤
1个月前
10月13日,前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在微博发文感叹“(当前)社会的宽容度变低了”。如今,“有许多群体都不愿意在网上发声了,导致公共舆论的面貌变得不再完整”。胡锡进认为,“这种群体性噤声是互联网时代公共信息领域的一个损失….当只剩一些群体在活跃表达,那样情况一定不会太好,会导致新问题的出现”。胡锡进还主张,“我们的社会还是要在党领导的宪法秩序下尽量宽松些……整个社会应当丰富多彩,社交媒体也应是全体民众交流信息的平台。” 很多人如今在社交媒体上发声越来越小心了,或者干脆不发了。明星们的账号过去经常唠家常,现在都是各种官宣了。体制内的人更是小心翼翼,很多人连朋友圈都不发了,发的话也是转发某个正规报道。大学老师们也成了“敏感群体”,多数人选择在互联网上能少说就少说。民企高管或者中层也是一样。总之,很多群体的个性化信息变得像秋收后的田野一样干干净净。 这是互联网时代公共信息领域的一个损失,它也让公共舆论的面貌变得不再完整,这不是一个开放社会所应有的群体性“噤声”。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根本原因是社会的宽容度变低了。一个人在网上个性化发声,给自己可能带来麻烦的风险越来越高,甚至会牵连他所在的机构,于是大家主动,或者在单位的“提醒”下极大减少了参与社交媒体信息和观点交流的意愿,甚至基本停止了参与,只剩下浏览,偶尔点个赞。 再细看,这当中有两方面的因素。第一是,互联网上的整体氛围越来越严厉,对各种“瑕疵”的搜索非常频密、细致,一旦抓住一个靶子,迅速形成关注聚集,对焦点信息的挖掘和引申无边无际,而且很可能上纲上线。这样的风险落到谁的头上,都是很难承受的,比如如果他是一个体制内的公职人员,或者是一个民企的小头头,很容易牵连单位。 现在定义“公职人员”的门槛大为降低了,如今只要是在政府机构或者事业单位工作的人,乃至国有企业工作的许多人,都在互联网上被纳入这个范畴。“公职人员”的标签会生出很多网络上的额外敏感,和对同一个过错的区别对待。 大学老师、民企中高层也会在互联网上被区分出特殊的身份意义,从而使他们言行出事的几率大为增加。 为了防范这些风险,互联网上的各类敏感群体纷纷加入“低调”的行列,将少说、不说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以防万一。 从另一个方面说,互联网过度解读一个人的几句话,或者将其发布的某张照片做过度引申、发挥,甚至还将批评的矛头指向该人员的所在机构,这个时候,机构按理说应当挺得住,不对遭到网上围攻的员工进行与所涉问题不相称的惩罚。但现实是,如今各种机构都怕事,不愿意惹上是非。如果是体制内的机构,还会担心这样的是非会让上级主管部门不高兴,引来上级的批评性反应。如果是在民企,涉事人员很可能更不会被保护,一旦有助于平息舆论,民企开除一个人是很容易的事情。 老胡主张,我们的社会还是要在党领导的宪法秩序下尽量宽松些,而且我认为,这需要社会层面和治理链条上的双重努力。互联网在发挥舆论监督强大功能的同时,应当有尊重个人权利的集体共识,不能对个性化信息进行上纲上线的引申,不能有对个人实施以“社死”为目标的网暴。有些人情绪激动,或者出于流量目的,对焦点目标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但是整个互联网要有尊重个人权利并且给犯错者改正机会的集体意识。我们的互联网不能太严厉了,逮住一个就搞死一个,如果有什么身份标识,罪加一等,我们不该那样。 作为机构,应当为维护宪法秩序下的宽松和自由做出引导和坚守,既接受舆论监督,有真问题要坚决整改,但是员工与履职无关的个人权利应当予以尊重。员工履职需要用高标准审视,但他们工作之余在正能量和公序良俗大框架下参与信息交流的空间应当得到保护,这对社会的整体好处一定会大于风险。他们在上述大框架下发布的个性化信息,即使引发网上的一定关注和非议,也应当在机构内部得到包容,不能只要遭到非议,引起舆情,没错也是错,也不能因为有些人骂了机构,就迁怒于把这些骂“引过来”的人。 当然了,如果机构和相关人员都存在严重问题,被互联网揪住了,那完全是另一回事。 无论如何,现在各种有身份标识的群体不愿意在网上发声了,这决非好事。在宪法秩序下推动社会宽松,这方面是一个有抓手也值得去改变的线索之一。我们的社会应当丰富多彩,社交媒体应是全体民众交流信息的平台。如果一些群体退出了,或者严重消极了,只剩下另一些群体在其中活跃表达,那样的情况一定不会太好,会导致新问题的出现。 胡锡进的这番言论引发了网民热议,不少网民批评胡锡进是“贼喊抓贼”,认为当今舆论的保守、封闭、倒退恰恰是胡锡进之流曾经活跃的结果,如今却连胡锡进的声音也显得有些激烈(在评论区有网民批评胡锡进为“公知”)。另一方面,也有不少网民感叹,到底要达到怎样的言论管制程度,才能让胡锡进也发出“不够自由”的感叹呢,属实是有些幽默。当然还有网友表示质疑,胡锡进这次到底是难得的“说了人话”,还是又在配合上演一场新的“大鸣大放”呢?
朱韵和
1个月前
《南风窗》:王洪文怎么样? 朱永嘉:王洪文比较浅,毕竟是小干部出身,他要应付局面,旁边也没有几个像样的参谋能帮他。他在北京要想站稳脚跟,周围一定要有有力的班子,这个智囊团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是脑库,了解各方面情况以后,能够拿出点子来,告诉他怎么办。还有一个就是关系网,比如社交 、 公关,能够帮助他把方方面面关系联系好。 在“四人帮”中,文化知识和教养方面他是最差劲的一个,地位太低。江青说话他不敢不听,张春桥说话他也不得不听;姚文元他又不好顶。你叫他怎么办?对于那 些大人物(叶剑英、李先念)来讲,他就更是儿童团,小孩子了,是由不得他作主的。 《南风窗》:您给王洪文讲解过《后汉书·刘盆子传》,从中也可以看出王在当时格局中的状况。 朱永嘉:他们在学习上碰到问题,我们写作组有帮助他们做些辅导的任务。毛泽东让他读《刘盆子传》,这是古文方面的,当然就要找我。这样一个题目,我不能多讲的。因为刘盆子的结局是不好的。起家也不好。这无非是毛泽东给他敲警钟—— 你不要自以为了不起,你不过就是个刘盆子。这种话我不好说。他也不好问我。他 已经到中央了,地位那么高,你不能去扫他的兴。我就是告诉他这篇传记里讲的这个人,是怎么起来的,怎么当皇帝的,结果没办法指挥局面,让他心里有数。 ---“文革”上海写作组的那些人和事儿 章剑锋 图:1976年10月2日,王洪文拍摄了标准照。
朱韵和
1个月前
1949年,老舍完全可以留在美国或应邀前往台湾,但他回到北京,还专门写相声段子讽刺美国、支持抗美援朝、赞扬苏联友邦、歌颂斯大林。老舍与中共结缘可上溯到1938年,通过后来成为他情人的赵清阁,周恩来成功统战了他,或至少让他对中共有了好感。此后中共一直在争取老舍,欲纳之麾下。1949年老舍的归 国,并非一时心血来潮。 归国后,官方累计送给老舍30来个头衔,这让他倍感荣耀与惶恐。就在这个时期,老舍明确表示自己要做“歌德派”,也就是歌功颂德派,政治宣教成为他创作的首要准绳。早在1951年,老舍就写出了“毛主席万岁”这句话(远早于此语后来流行的时期)。 在自己被打倒之前的历次政治运动,老舍几乎都有参与,撰写不少批判文章。这诚然可以理解,但不能为之辩解。不过,我们可以认为相当部分的批判文章老舍是违心写就。比如他参与过对丁玲的批判,可1960年重见丁玲时,他不像旁人一般避之不及,而是上前握手问好,表达善意。 写了一大堆“歌德派”作品之后,1961年底,老舍开始暗暗写作自传体长篇小说《正红旗下》。这部作品未能完成,但显示了晚年老舍在写作上一定程度的个人回归。1964年老舍访问日本,归国后写下《致日本作家的公开信》,未获发表。在这篇长文中,很可能老舍表达了与官方主流不符的个人意见。 文革伊始,老舍写公开信表示支持和拥护,可由于他主编的《北京文艺》曾发表为《海瑞罢官》辩护的文章,他终于难逃毒手。老舍一直试图紧跟政治,政治却终于将他一脚踢开。在紧跟过程中,他也从未真正得心应手,因为他的天真伤怀与未能完全泯灭的自我。 1966年8月24日,不堪红卫兵的羞辱与毒打,老舍带着一册《毛主席诗词》自沉太平湖。他死后,骨灰被火葬场遗弃。北京市文联出具的证明函则称:“我会舒舍予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 ---宋石男:“再谈老舍:恋什么就死在什么上” 图:毛会见老舍等文艺界人士,右一为老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