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王路飞对枫糖小猫的采访,我才知道原来枫糖小猫曾经拿着刀去律所举报了自己的亲生父亲,在北京律师事务所大闹,最终导致他被律所主任开除 在警方的调解下,枫糖小猫和父母最终签订了《断亲协议》,协议在北京市派出所还有备份:大概是父母一次性向枫糖小猫支付留学费用39万,各方不再往来 枫糖小猫之所以嫌弃日本物价高,原来是因为这39万,除去疫情期间不知道为什么花掉的5万“花呗”贷款、虽然去过一次但还是不熟悉流程,继续支付的1万赴日留学中介费、一次性支付2年价值10完的留学费用、机票买错了多付了5000块钱、几千册藏书最后花了2万块钱运费运到了日本——我这个人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 算上搬家费、家具置办费,最后只剩下大概不到“20万”而已 不仅如此,枫糖小猫还为自己购买了最新的手机、电脑、游戏椅等,而且还说“这些都是无法优化的固定开销”,对王路飞说:“你没留过学,你不知道留学的开销得多大” 他嫌弃自己最后剩下的这笔钱不够,而且说在日本“边打工边学习”无法支撑自己的生活——这简直打了所有在日本靠打工接济读书的留学生的脸,所以才把愤怒都发泄到了“日本政府”、“日本物价”和“高市早苗”身上 就这么一个人,说父母虐待自己,结果对方不但支付了自己第一次在日本留学的住宿费,还有额外半年1万8的生活费——按月算,甚至比我在美国的生活费都要高,是我本科在浙大生活费的5倍 大家看看清楚,你们在网上遇到的这群所谓“意见领袖”,背后都是什么样的动机,什么样的人 互联网实在是太厉害了,诶
我出生的县城,180W 人,我们县城就是有那么多人。 我上的小学,一年级一个班大约 90 多人,这 90 多人中,最后上了大学的,只有 5 个。 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们 180W 人的县城,仅仅勉强只有一个高中, 是的,一个 180W 人口的县城,只有一个高中,县一中。 其实还有个二中,每年只有二三十个考上大学的,可以忽略不计。 一个 180W 人口的县城,每年可能有一个考上清华/北大的,只有一个。 在我上高中那个年代,那些考上清华北大的, 你会被拉去游街的, 你会骑上马 穿上古代那种状元服饰,在县城主干道溜一圈,然后县电视台滚动播放你游街的景象。 我小学伙伴中 5 个上了大学的,其中 1 个在省会城市一个私立中学教英语, 3 个在老家县城,一个做了村官,一个县税务局,一个县中学。 除了我,没有一个走出那个穷省,也没有一个走出体制,甚至都没走出那个贫困县。 生在我所在的年代,我所在的地方, 他能上大学的概率,是 5%,20 个出一个, 他能出省的概率,是 1%,100 个出一个, 他能走出体制的概率,是 1%,100 个出一个, 连这 1% 的概率也只是因为出了一个我,没我 概率就是 0 了。 他能考上清华北大的概率,一个 180W 人口的县城,一年一个。 我不仅走出了省,走出了体制,还赚了大钱,还发财了, 这概率又是多少? 我还成了全家的顶梁柱,全家都要靠我,我给我弟买车,给我妹买房买车每年还给她 5 W。 所以,如果做交易, 100 个中才能出一个,这有什么奇怪的??? 这世上有什么好的东西,是大家都会拥有的,都能拥有的? 如果概率很低就要认命,如果概率很低就觉得自己不配,我现在应该在江浙沪某个县城郊区,收破烂。👏👏👏
在六四抗命将军徐勤先受审视频成为焦点话题之际,不禁想起“七上将上书”之事。1989年5月20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北京实施戒严。第二天,叶飞、张爱萍、萧克、杨得志、陈再道、李聚奎、宋时轮七位1955年授衔的上将联名致信戒严部队指挥部和中央军委,全文如下: “首都戒严部队指挥部并转中央军委:鉴于当前事态极其严重,我们以老军人的名义,向你们提出如下要求:人民军队是属于人民的军队,不能同人民对立,更不能杀死人民,绝对不能向人民开枪,绝对不能制造流血事件。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发展,军队不要进城。(签名)1989年5月21日。” “七上将上书”之事迅速在北京民间传播,并被印成传单广泛散发,造成很大影响。就在七上将联名信的第二天,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刊登聂荣臻、徐向前两位老元帅答复中国科技大学部分学生的讲话,声称:“戒严部队绝不是针对学生来的,希望同学们不要听信谣言尽快返校复课。”以元帅压上将,消除七上将上书事件影响的用意,显露无遗。 收到七上将的联名信后,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杨尚昆要求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国防部长迟浩田等人立即分头登门拜访七位上将,说明情况。杨尚昆专门给萧克、杨得志等人打了电话。 在反对北京戒严的七上将中,张爱萍、萧克、杨得志、宋时轮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1989年5月26日,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陈云主持召开中顾委常委会,号召老同志支持北京戒严。 27位中顾委常委中,张爱萍、李一氓、李德生、黄华、程子华等5人“因病因事”请假。
宏福苑外墙改造承包商是一家劣迹斑斑的奸商,早就有违法前科,这样的不法商家居然可以承包如此大的工程,工程造价比市价还高出一倍!更不可思议的是,宏业建筑手上还有十三个香港大工程,这是相当反常的事情。奸商与政府官员之间私相授受,必须彻底追责。还有由民建联区议员把持的宏福苑业主委员会,最终选择了造价最高的建筑商,漠视居民提出的安全质疑,决策过程存在明显的不法行为,港府必须追查。 宏业建筑多次声称选用的大量物料符合安全标准,事发后保安局长邓炳强却说,消防员发现建筑物外墙的保护网、保护膜、防水胶布、塑胶布等均不符合安全标准。物料供应来自大陆山东的公司,这些物料的入口、经销是否合法,与承包商之间存在什么肮脏交易,不应該被放过。 政府不同部门官员,在事发前接到巿民和专业人士致信,对装修工程的防火问题提出质疑,官员们均称符合规定,风险很低,是故意隐瞒还是凟职应该深入调查。劳工处声称十六次到宏福苑现场巡查,没有发现棚网和发泡胶封窗等高度危害的情况,责任在谁身上? 2025年香港发生多起涉及大厦外墙竹制脚手架和防护网火灾,包括中环华懋大厦、房协启德协调道地盘、港大西苑宿舍地盘及德古道地盘等。香港政府面对诸多同类事件未引起警惕,也沒有全面查勘同类工程,等到宏福苑死伤惨重的事件发生,李家超才匆忙全面彻查。 宏福苑火灾已造成近百人死亡,还有近300失踪,估計伤亡人数还会大幅攀升。11月27日,中国国防部罕见针对这起人祸表态,强调解放军驻港部队“听令而行、依法履职”。这番强硬宣示背后,正值香港面临立法会选举与黎智英案宣判的双重政治压力;北京高度担忧这场民生灾难转化为对“爱国者治港”管治威信的冲击。 一般而言,火灾救援属于特区政府自治范围,除非港府请求,驻军不轻易介入。中国国防部第一时间主动提及“听令”与“履职”,表面上是救灾承诺,但在政治语言上向外界释放“强力维稳”讯号,确保香港动荡时刻仍受严密掌控。 为防止民怨扩大,特首李家超召开记者会后3小时,警方迅速宣布逮捕宏业建筑公司3名负责人,指控其涉嫌严重疏忽。港府与北京迅速将矛头指向建商,是为了展现究责决心,将公众怒火指向“人祸”与个别厂商疏失,从而建立防火墙,避免质疑声浪蔓延至特区政府的监管体系,动摇“由治及兴”的政治叙事。在2019年后,北京极力想证明铁腕治港模式优于以往,这场暴露城市脆弱性的致命大火,无疑是给港府和北京狠狠搧了一巴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