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先生去世,引发网络热议,甚至不少人认为刘道玉堪称“中国最后一位大学校长”,这当然并不是什么溢美之词,而是中国教育现状的客观陈述:刘道玉身后,当然还有人担任武大校长,有更多人担任其他大学的校长,其中也不乏值得尊敬者,但无一例外,这些人的第一身份都是为组织管理大学的官员,而不是为师生投身教育的校长。 刘道玉,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校长。在1981年出任武汉大学校长之前,刘道玉曾任职教育部高教一司司长,并参与推动恢复高考和高校领域的拨乱反正。那时的他40出头就已高居司局级干部,仕途前景可谓一片大好。 但是,在完成恢复高考的工作后,刘道玉于1979年以身患疾病为由主动从教育部离职,辞官挂印回到武汉大学从事化学研究工作,行政级别直接归零。 但凡有一丁点心思想要做官的人,不可能干出这种“傻事”。 1983年,已经担任武汉大学校长两年的刘道玉被中央工作组叫去谈话,口头通知拟任命他接任即将退休的黎智担任武汉市市长。只要他点个头,正式任命文件很快就下来。 武汉是中国中部最大的工业化城市,一市之长的权力之大、前途之广,可以说是无可限量。主政一方,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官了。 可刘道玉的第一反应是拒绝,他以“缺乏经济和市政管理经验”为理由婉拒了上级的安排。在推脱不掉后,他居然准备坐火车进京找领导当面辞任。最终,组织接受了刘道玉的意见,由着他继续在武汉大学搞教育。 刘道玉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 “文人不做官,做官的非文人。”我相信这一点,我崇尚自由,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不愿任人摆布,想说自己想说的话,不愿鹦鹉学舌。在一些高官看来,他们是主,群众是民,他们可以搞特权、耍威风,但是他们在其上司的面前,又是某种意义上的臣仆,我讨厌这种依附性的主仆关系。古时文人中有一句俗话:“不做官,不受管。”我很欣赏这句话,所以就不愿做官。   能说出这些话的大学校长,他的自我认同就不可能是一位官员。 1981年至1988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刘道玉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成为全国高校改革的最前沿。 刘道玉的一些改革措施即便放到2025年来看,也都惊为天人。 他上任之后第一项改革是在武大取消了当时的政治辅导员职务,改为导师制。 从讲政治到讲学术,这一改革让武大教师队伍迅速形成“学术至上”的风气,凭真本事做老师。 刘道玉推动的第二项改革是学分制,学生可以自主选课,主修辅修相结合,形成自主的知识结构。 “学分制”在当下的我们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却是美国方案和苏联方案的争议焦点之一,刘道玉在武大率先推行“学分制”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 教风变了,学风变了,刘道玉推动的改革客观上将当时堪称落寞的武汉大学迅速提升至“中国十大名牌大学”的高度,被武大人尊称为“永远的校长”。 更为“奇葩”的是,以上这些改革措施,刘道玉一点都没有向上级提过申请,打过报告。他认为,这是校长的职权范围,不需要向上请示。 刘道玉,是真的拿自己当校长了。 1988年,刘道玉在任期之内突遭免职,上级对他的评价之一是“工作作风存在严重问题”。 是非功过,今日终可评说。 在我看来,刘道玉校长在1988年被免职是他这一生最幸运的事情。 很难想象如果他继续担任校长,在其后的历史中将遭遇怎样的挫折与冲击。
福建号的服役毫无疑问是中国军队尤其是海军持续扩张的又一个里程碑事件。作为系列的第一艘舰,在服役它依然还要承担很多科目的测试与训练,为日后的004积累经验。他的脚步从未停歇。 在X上,总有人认为中国不敢打台湾、不敢与美国为敌。但你问他为什么,他给出的答案却完全停留在20年前:“中国海军不是日本的对手”、“中国海军完全依赖苏联技术”、“习近平搞大清洗”。 这种回答充斥着懒惰与胆怯,懒惰于不想了解军事科技的此消彼长,胆怯于拒绝面对改头换面的对手。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海外反共者不仅不想知己知彼,还要给尝试了解的人扣上匪谍的脑子。 当然,现在的中国海军在技战术上仍然无法与美海军匹敌,美军在训练强度、出动频率、体系化能力等诸多方面有着绝对的优势。但是,对比技战术才是这里最大的问题:不知不觉间,中美军事力量从维度对比滑落到了技战术的对比。 随着中国海军正式进入三航母时代,其将逐步具备在西太平洋与美国海军掰一掰手腕的机会。而且我觉得,这种较量一定会到来,这是硬件实力增长后的天然诉求。 原本处于瓶颈期的美国海军,只需要保养身体熬过这几年、同时依靠盟友进行全球围堵就足以应对。而如今,其等来的却可能是“复活战列舰”、“用回蒸汽弹射”、“砍掉E7预警机”等幽默操作。 福建号暂时伤害不到美国海军,但以上的幽默操作是真的具有杀伤力,而且这一杀伤就得是50年起跳。你就说他厉不厉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