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伦理与加密精神》 当马克斯·韦伯在1905年写下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著作时,他试图理解资本主义为何在特定地区和特定的环境中兴起。 如果他今天还活着,他可能会对加密货币着迷。不是因为价格疯狂上涨,也是因为两者中惊人的相似之处,不可能仅仅只是巧合。 1、干掉中间人 新教的核心创新不是神学上的——而是架构上的。它移除了中间人。你不再需要神父来与上帝对话。你可以自己阅读圣经。 加密货币对金钱做了同样的事。你不需要银行来储存价值或发送支付。你可以成为自己的银行。私钥就是你与网络的直接连接,就像个人祈祷是新教徒与上帝的直接连接。 这不仅仅关乎效率。这关乎权力。当中介被去除时,从根本上,就是改变了权力结构。 2、对自己负责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新教徒必须自己找出救赎之路。 这就是为什么加尔文教徒发展出如此严格的道德准则——当你独自一人时,你需要规则。 加密货币用户面临对自己的同样的责任。私钥就是你的钱,丢失私钥,就丢失了自己的资产。 没有客服。没有密码重置。这种程度的责任改变了行为。它让人们更加谨慎、更加偏执,但也更有力量。 3、践行信仰最好的方式是创造财富 新教徒不只是热爱通过工作创造财富——他们将其神圣化:工作就是精神生活本身,商业上的成功成为上帝恩宠的标志。 加密货币的hodler,如很多比特币以太坊的持有者,他们不只是购买并持有;他们传播共识,他们参与建设,他们不断学习。 他们写代码、运行节点、不断cx。就像新教徒一样,他们将财务成功视为信仰的验证。 4、HODL心态 新教伦理强调储蓄而非消费。积累资本,进行生产性再投资,避免奢侈。这不是吝啬——而是要去建设比超越小我的东西:山巅之城。 加密货币的"HODL"文化是类似的逻辑。不要卖,不要恐慌。以十年为单位思考,而不是以天为单位。这个因拼写错误而生的meme成为了一种哲学:真正的信徒可以延迟满足,甚至可以无需变现。 5、天选之人(the chosen few) 加尔文教徒相信预定论——上帝已经选择了谁会得救,因此,你无法争取救赎,但世俗的成功可能是你已经拥有它的标志。 加密货币有自己的版本。早期采用者不只是认为他们聪明;他们认为自己以一种其他人没有的方式"理解了"未来。这不完全是预定论,但它是同样的自我强化信念系统。 6、代码即法律(code is law) 新教徒用圣经的系统性权威取代了教会的任意权威。一切都必须是理性的、有文档记录的、可验证的。 加密货币用数学的系统性权威取代了政府和银行的任意权威。智能合约完全按照编写的方式执行。区块链不在乎你的意图,就像新教教义不在乎你的借口。 7、渐进的变革,slowly then suddenly 两个运动都将变革的目标与渐进式方法相结合。新教徒没有攻击梵蒂冈;他们建立了平行机构。他们创建了自己的教堂、学校,最终是整个社会。 加密货币正在做同样的事情。它没有直接攻击银行,而是在建立一个平行的金融系统。去中心化金融不是试图改革传统金融,而是离开它。 8、集体的共识 新教教会是自治的社区,没有教皇具体告诉你怎么做,决策是基于对圣经的共同解释集体做出的。 区块链治理以同样的方式运作,没有CEO,决策通过共识机制做出,上链成为协议。 9、一切只是刚刚开始 新教改革花了几个世纪才体现其影响,但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 它不只是创造了新的教会;它创造了新的人群。"新教工作伦理"如此深入当代资本主义文化,以至于我们将其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 加密货币正在做同样的事情。不只是创造新的货币,而是新的人群。以不同方式思考信任、价值和责任的人群。 有趣的问题不是加密货币是否会成功——而是如果成功了,它会创造什么样的社会。如果这个平行关系成立,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场金融革命。我们看到的是人类组织方式的改革。 就像新教改革一样,它始于一小群被其他人认为疯狂的真正信徒。 从'In God We Trust'到'In Code We Trust'——信任的对象越来越抽象,力量却越来越具体。
“没有马云的时代,就没有人民币稳定币的时代” 马云买入以太这件事,让我又想起了他在20年外滩金融峰会的讲话,和之后的蚂蚁金服上市喊停,以及阿里被长期打压 如果历史可以重来,高高在上的领导们听了马云一点半点的建议,今天还有usdt、usdc什么事吗? 至少按马云想法,东大是不是可能更早就拥抱了稳定币?今天蚂蚁集团是不是已经帮人民币稳定币坐稳了市值前三? 可惜历史无法重来, 没有马云的时代,就没有人民币稳定币的时代 马云的基金买入以太坊,我更愿意解读为既然无法“改造旧世界”那就干脆“拥抱新秩序” 一切的偶然其实都是必然,体制的必然,谁让“我们国家欢迎一切直接提升物质生产的新技术,但讨厌某些改善分配关系的新技术,反对一切解构权力的新技术”呢? 马云的拥抱区块链,多少也是留条后路,毕竟伟大国,从古至今,从范蠡到胡雪岩,能善终的红顶商人,就没有几个 附:马云外滩金融峰会讲话(全文) 尊敬的李强书记,尊敬的陈元主席、小川行长,各位领导,各位金融界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感谢大会的邀请,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学习、探讨、交流。 2013年,也是在上海,我发表了一通互联网金融的异想天开的观点。七年过去了,今天我这个金融的外行,又来了。 今天要不要来讲,坦白说我也很纠结。但是我想我们这批人,有一个东西是责无旁贷的,就是为未来思考的责任,因为这个世界虽然留给我们的发展机会很多,但是关键性的机会只有一两次,现在就是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所以我想我还是要讲一讲我自己的一些想法,这些想法,是我们自己十六年实践经验总结出来,加上担任联合国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联合主席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倡导者期间,跟全世界的学者、专家还有实践者认真探讨交流得出的。 我想我反正已经退休,就畅所欲言一下,分享三个观点,供大家参考,可能不成熟,讲得不对,贻笑大方,大家估且一听: 第一,一直以来我们有一些思维上的惯性,比如总觉得要为了跟国际接轨,必须要做欧美发达国家有,而我们没有的所谓空白,要填补国内的空白。把填补空白当作追求的目标。 我一直觉得填补空白这句话是有问题的,不是因为欧美的就是先进的,就是我们要去填补的。其实今天我们不应该要和哪个东西接轨,适应哪国的标准,填补哪个空白,今天我们要思考的是怎么和未来接轨,怎么适应未来的标准,怎么弥补未来的空白,我们要想明白未来是如何的,以及自己到底要做成一个什么样的体系,然后再去看看别人怎么做,如果永远重复别人的语言,讨论别人设定的主题,我们不但会迷失现在,而且会错失未来。 二战以后,世界需要恢复经济繁荣,布雷登森林体系建立起来,对全球经济的推动是巨大的;后来亚洲金融风暴发生,巴塞尔协议讲的风险控制越来越受重视,到后来变成了一个风险控制的操作标准,现在的趋势越来越象是全世界变成了只讲风险控制,不讲发展,很少去想年轻人的机会、发展中的国家机会在哪里,这其实是导致今天世界的很多问题的根源。我们今天也看到巴塞尔协议本身也让欧洲的整体创新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特别是金融数字化方面。 巴塞尔比较象一个老年人俱乐部,要解决的是运转了几十年的金融体系老化的问题,系统复杂的问题。但是中国的问题正好相反,不是金融系统性风险,而是缺乏金融生态系统的风险。 中国的金融和其他刚成长起来的发展中国家一样,在金融业是青春少年,还没有成熟的生态体系,没有完完全全的流动起来,大银行更像是大江大河和血液的主动脉,但是我们需要湖泊、需要水塘,需要小溪小河,需要各种各样的沼泽地,缺少了这些生态系统,我们才会涝的时候涝死,旱的时候旱死,所以今天我们国家是缺乏金融系统的风险,不是金融系统性风险。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病,就象老年痴呆症和小儿麻痹症,症状看起来很象,其实差别很大,如果小孩子吃了老年痴呆的药,不光会得老人的病,还有很多见都没见过的病会冒出来。这个巴塞尔协议就是考虑治系统老化、过度复杂的老年人的病的,我们要思考的是跟着老年人我们要学什么?要知道老年人关心的是离医院近不近,年轻人关心的是有没有学区,是完全的不同体系的思考。 第二,创新一定会付出代价,我们这代人必须有所担当。 习主席讲过“功成不必在我”,我理解这句话讲的是一种责任,讲的是为未来、为明天、为下一代担当。今天世界的很多问题包括中国,都只能用创新去解决;但是真正的创新,一定是没有人带路的,一定需要有人担当,因为创新一定会犯错误,问题不是怎么样不犯错误,而是犯了错误之后能不能完善修正坚持创新。做没有风险的创新,就是扼杀创新,很多时候,把风险控制为零才是最大的风险。 当年的赤壁之战,曹操把船连起来的思考就是最早的航母的思考,但是一把火让中国一千年再也没有人敢去想航母这个事,这是一个错误消灭一个创新。 七八年前我提出过互联网金融,但我们一直强调互联网金融必须有三个核心要素:一是丰富的数据;二是基于大数据的风控技术;三是基于大数据信用体系。用这个标准衡量,就会看到P2P根本不是互联网金融,但是今天不能因为 P2P把整个互联网技术对金融的创新否定了,其实我们要想一想如果全国几千家P2P犯金融公司的错误,是不是我们其它地方出了问题?中国如何可能在几年内出现几千家互联网金融公司?这完全是不敬畏技术,P2P是一批打着互联网金融幌子,拿着合法牌照的骗子。 今天我们的监管确实很难。创新来自市场,来自基层,来自年轻人,对监管的挑战越来越大。 其实监和管是两件事,监是看着你发展,管是有问题的时候才去管,但是我们现在管的能力很强,监的能力明显不足,好的创新不怕监管,但是怕昨天的监管,我们不能用管理火车站的办法来管机场,不能用昨天的办法来管未来。 监和管不一样,政策和文件也不一样,今天是这个不许那个不许的文件太多,政策太少。今天需要“政策专家”,而不是处长式的“文件专家”,制订政策是一门技术活,其实解决系统复杂性的问题,我可以提供淘宝的经历作为参考。当时淘宝的政策非常复杂,商家都看不懂,后来我们提出来,加一减三,你要加一条政策,就要减前面三条。我们现在的政策越来越多,导致的结果是谁都干不了什么事,谁干都可能出事情。 理论和系统是不一样的,专家和学者是不一样的,专家是干出来的,干得很厉害,但不一定会总结,很多学者是不具体干,但是能形成理论。只有专家和学者结合起来,只有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去创新解决今天和明天的问题。我们需要来自实践的理论,不是来自办公室理论的实践,P2P是来自办公室理论的实践,它给我们的启发,不是否定互联网,而是不要再重复办公室理论的实践。 我觉得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的一些处长,监管到后来,变成了自己没有风险,自己部门没有风险,但是整个经济有风险,整个经济不发展的风险。未来的比赛是创新的比赛,不仅仅是监管技能的比赛。我的理解,习主席说的执政能力的提升,是指发展了并且监管有序的发展,而不是监管了没发展。 第三,金融的本质是信用管理,我们必须改掉金融的当铺思想,依靠信用体系。 今天的银行延续的还是当铺思想,抵押和担保就是最当的当铺。这在当年也是很厉害的思想,没有抵押,担保这些创新,就没有今天的金融机构,中国经济40年来不可能发展到今天。 但是靠资产和抵押的体制会走两个极端,我这几年跟很多企业家交流,中国的金融当铺思想最为严重,要么是资产全押了出去,压力巨大;要么肆无忌惮贷款,不断加杠杆,负债搞的很大。有个段子可能大家都知道:你向银行借10万块,你有点慌;借1000万,你和银行都有点慌;借10个亿,你一点不用慌,银行会很慌。 抵押的当铺思想,是不可能支持未来30年世界发展对金融的需求的。我们必须用借助今天的技术能力,用大数据为基础的信用体系来取代当铺思想,这个信用体系不是建立在IT基础上,不是建立在熟人社会的基础上,必须是建立在大数据的基础上,才能真正让信用等于财富。要饭也必须有信用,没有信用,连饭都要不到。 ——世界期待一个真正为未来而思考的全新的金融体系 如果二战后,当时的人们能够有这样的远见和担当为未来、为年轻人建立一个全新的金融体系,今天的我们同样有责任思考未来的金融体系。未来的金融体系,要从帮助20%的人,到帮助80%的小企业和年轻人;要从过去的人找钱、企业找钱,做到钱找人、钱找企业,钱找好企业。评价这个体系的唯一标准是普惠,绿色,可持续,背后是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前沿技术起决定性作用。 今天我们不是做不到,而是不去做。今天我们的技术发展让我们已经完全可以做到这些,遗憾的是很多人不愿意去做。今天全球的金融体系必须改革,不然不仅仅是失去机会的问题,而是让世界会陷入混乱的问题,因为创新走在监管前面是正常的,但是当创新远远走在监管前面的时候,当创新的丰富度远远超过监管想象的时候,就不正常了,世界会陷入混乱。 拿数字货币来说,如果用未来的眼光打造30年后世界所需的金融体系,数字货币可能是非常重要的核心。今天的金融确实不需要数字货币,但是明天需要,未来需要,成千上万的人需要,我们应该问自己,数字货币到底要解决未来的什么实际问题?十年以后的数字货币和今天的数字货币可能不是一回事,这个数字货币不是从历史上去找,不是从监管角度去找,不是从研究机构去找,而是从市场去找,从需求去找,从未来去找。 这件事事关重大,我们的研究机构不应该是政策机构,政策机构也不能仅仅依赖自己的研究机构。因为数字货币体系是一个技术问题,但又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一个解决未来问题的方案,数字货币可能重新定义货币, 尽管货币的主要功能仍然在,但是会重新定义货币,就象苹果手机重新定义了手机,而不是仅仅是个电话。 数字货币远远没有到抢标准的时候,是创造价值,是解决世界经济、贸易可持续、绿色、普惠的问题。 最后我想说,今天人类社会到了最最关键的时刻,千万不要小看这场疫情,这场疫情是倒逼人类社会进步的力量,不亚于二战。我们对今天世界上很多的组织机构,不是简单的去反对它,而是一起重新思考他今天的价值,无论是联合国,WTO,还是WHO,这些组织我们都需要,但这些组织应该怎么面向未来,如何改革,是要重新思考的。 新金融是未来的方向,不管我们高兴不高兴,它一定会起来;不管我们做不做,一定会有人去做。未来的标准必须符合普惠、绿色、可持续。过去16年,蚂蚁一直在坚持探索,如果普惠、绿色、可持续是个错误,那么我们愿意一错到底! 改革是要牺牲的,要付出代价的,我们这一代人做这个改革,结果可能是下一代才能看到,我们可能就是负重前行的一人,但是这是历史给我们的机遇,也是给我们的责任,这就是我想和大家交流探讨的内容,不一定正确,但都是我个人认真的思考。 谢谢大家!
《梁文道,国际金融遗址的墓志铭》 这个世界,总需要有一些人,去追问一些没有答案的问题。 —梁文道 最近,我听说梁文道先生的播客被消失了,原因是他提到了一个名字,一份已经不存在的报纸及其创始人的名字。 我们这个世界,有个很奇妙的物理现象,叫做“围墙膨胀”。这一堵墙不是建在地上,而是画在人的脑子里。 它没有边界,它是一个不断向外扩张的圆,一个黑洞。你以为你离得够远,够安全。可它总在你以为安全的时候,突然把你吸进去。 梁文道先生,一个我向来敬重的读书人,他大概也以为自己站在安全区里,但他还是被卷入了黑洞,他的播客,已经人间蒸发。 那些管事的人,他们的逻辑很特别。他们不是怕你说了什么,而是怕你心里想了什么。 你提了一份报纸的名字,他们就觉得你在心里和它串通。这是一种“思想罪”,比“言论罪”更高级。 他们最理想的世界,恐怕是没有人讲话,或者只发出一种声音。一个大家都在哼哼唧唧、埋头吃饭的世界。就像养猪一样,你只要把它们喂饱,它们就不会吵闹。 聪明人是懂这个规矩的。就拿同属“香江四大才子”的蔡澜先生来说,他早就想明白了。天塌下来的事,轮不到他一个写字的人管。 最好的人生哲学,就是埋头在一碗猪油捞饭里,去研究哪里的点心更精致,哪里的女人更可爱。只问吃喝,莫言国事,方得善终。 这是一种大智慧。因为在一个只想让你当猪的世界里,你最好就表现得对猪食极有研究。这样一来,管事的人就放心了。他们会觉得,这个人很安全,很有趣,是个懂事的、有品位的猪。 可梁文道先生,他偏偏放不下。他还想在猪食之外,谈论一点别的东西。这就麻烦了。他破坏了那个“大家一起埋头吃饭”的默契,让一些猪开始抬头张望,甚至思考它们为什么是猪。于是,他们就得把这些“发出异样声响”的人,连同他们的声音,一起清理掉。 这种“思想同谋罪”的逻辑,不光能用于文化人,它也能用于商人、教授、金融从业者。 还记得马云在外滩金融峰会的发言吗?记得高善文,付鹏对经济的讨论吗?记得易中天吗? 商人发表了一些对某个行业的负面观点,经济学家讨论了真实的经济数据,学者教授了真实的历史,他们会不会也犯了“思想罪”?他们的公司、资产、饭碗、著作也因为“政治不正确”而被消失? 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最怕的就是这种逻辑。因为金融的本质,是信任和信息。你不可能在一个信息被高度过滤的地方,做出正确的投资判断。 那些下架梁文道播客的人,很可能,和让香港变成国际金融遗址的,是同一批人。 他们以为只是让大家保持安静,但他们不知道,一个靠着自由和信任运转的城市,一旦失去了这两样东西,它剩下的,就只能是一个流动性枯竭的市场;一座摩天大楼林立,但其中却没有原来的经济活力的城市;一个充满宏伟建筑的遗址,用来纪念那些一去不复返的自由、信用和勇气。 对香港来说,比播客的消失,资本的逃离更可悲的是,一个失去灵魂的城市,却还装作一切正常。 那些留在里面的人,他们就像是遗址里的守墓人,每天擦拭着那些曾经辉煌的残骸,偶尔有人选择像梁文道一样发出声音而被驱逐,更多人人选择像蔡澜一样只谈风月而尽量在废墟中苟延残喘。 但无论如何,每个人心里其实都清楚,究竟是什么让香港这座曾经的国际金融中心,成为了遗址。 一个害怕思想、害怕声音、害怕光亮的社会,它不光会杀死思想,它还会杀死财富。因为自由和财富,本来就是同一种东西,它们都来自人类不被束缚的头脑。 那些因为害怕光而拉下幕布的人,他们以为拉下幕布,故事就结束了。可他们不知道,一个故事的结尾,往往深藏在人心之中。 一个害怕声音的社会,就像一个害怕影子的精神病人。影子是无法消灭的,因为它来自光。 而光,不可能被永远屏蔽。
关于大a,说两句得罪人的话 《A股,可能是最后的逃命波》 -- 这轮期待已久的A股上涨,可能是他们用拉盘铺就的,散户们的通往地狱之路。 这轮A股上涨,许多人看作是希望,但我认为它更像一场精心布置的陷阱。因为A股的底层代码,已经被重写了: 第一、功能异化是A股的“新常态”:它的首要目标已更加远离为股东创造回报,而是更着重于服务于“稳定”这一政治大局。 除此之外,在“为投资者创造回报”的目标之前,市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标,“为国家留住资本”。 当面对美国稳定币法案、美股上链等金融革命对国内资本的虹吸效应,A股必须创造“财富效应”来留住资本。这其实也是一种经济维稳,但和之前的单纯的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显然是一种加码和升级。 第二、制度性折价:当“稳定”压倒一切,政策之手就取代了市场,成为唯一的定价锚。结果就是人造慢牛和系统性的“估值折价”。 政府既希望股市上涨提振信心,又恐惧民营企业(尤其在AI领域)借此壮大失控。这种“既要又要”的矛盾,为整个市场设定了无形的天花板。 第三、外部枷锁:内部矛盾之上,是外部的达摩克利斯之剑。AI和加密货币正在武装“主权个人”,使其有能力对抗“主权国家”的资本管制。而美国通过稳定币法案,主动拥抱这一趋势,等于为全球资本修建了一条合规、高效的“出埃及”的高速公路。 中美博弈叠加技术革命,为持有人民币资产增加了巨大的、无法量化的风险。 第四、信任崩塌:为了维持表面的“稳定”,官方经济叙事与市场现实、个体感受的鸿沟越来越大。当宏观数据失去可信度,投资者在无法信任基本面的情况下,只能进行投机博弈。市场的“信心溢价”彻底转变为“信任折价”,共识的基础已经瓦解。a股更像牛市末尾的币圈的meme,圣诞树的浇给是大多数股票必然的结局。 第五、信仰缺失:这是引爆“逃命波”的最后一根稻草。多年熊市套牢,早已耗尽了投资者的耐心和信仰。当这轮上涨被越来越多的人识破为“官方拉盘,掩护离场”的策略时,巨大的沉没成本不再是留守的理由,反而成为决绝离场的最大推力。因为对他们来说,这可能是卖出解套的最后机会。这样的心态蔓延,市场的尾段,只会成为争相逃跑的挤兑。 最后、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A股市场如今发现自己正与新的链上金融体系进行一场不对称的系统性竞争。 过去,竞争发生在交易所之间,如纽约证交所与上海证交所。 现在,竞争发生在两种根本不同的资本“操作系统”之间。一个是封闭的、自上而下指令驱动的、以政治稳定为首要目标的体系;另一个是开放的、受规则监管的、以技术效率和全球互操作性为核心的体系 。在这场基于效率和信任的竞赛中,大a所基于的中国现有的金融模式处于相当大的劣势中。 它唯一的防御手段,就是增加退出的成本,并在国内制造繁荣的幻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