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仁华
4个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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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月前
戒严部队军警的死亡情况 作者:吴仁华 【说明】一、中共当局当年在宣传戒严部队军人英雄模范事迹时,出于保守军事机密的考虑,没有透露部队的具体番号,因此,笔者在破解戒严部队的具体番号方面花费了无数的时间,一直到《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一书出版之时,尚不知15名死亡军警中的马国选、王锦伟、臧立杰、王景生的具体所在部队(只知道所在的军、师或团),后来有一位匿名人士提供了一份解放军内部资料,才得知马国选、王锦伟、臧立杰、王景生的具体所在部队。二、六四事件时担任新华社总社国内新闻部主任的张万舒,2009年5月出版了《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一书,其中提到,时任中国红十字会中共党组书记的谭云鹤告诉他,六四事件中军警死亡14人。谭云鹤同时说,所有死亡的军警、民众的遗体均亲自检验过。谭云鹤的说法验证了笔者关于军警死亡情况的研究结果。笔者所列的15名死亡军警中,王景生是在1989年年7月4日于巡逻执勤中突然病发死亡,与6月3日晚至6月4日晨的镇压无关,即与六四事件无关,因此,与六四事件有关的死亡军警应该是14人。在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中,与六四事件无关,但在进京执行戒严任务期间因病或其他原因死亡的军人,还有多人。笔者之所以将王景生列入这份死亡名单,是因为王景生事后被中央军委授予“共和国卫士”的称号,广为人知。 ————————— 通常所说的伤亡人数,包括死亡和受伤的人数。一场战争或战斗结束,照例会统计或公布伤亡人数。战争或战斗的伤亡人数比较容易统计,死亡自不必说,受伤的标准也很明确。但是,统计六四血腥镇压事件中军警的伤亡人数,颇为困难。首先是由于中共当局至今不允许任何团体或个人进行客观公正的调查。其次是由于中共当局刻意扩大军警的伤亡人数,缩小民众的伤亡人数,以突显所谓的反革命暴乱。 此外,六四血腥镇压事件不是一场战争或战斗,一方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全副武装,配备自动步枪、冲锋枪、机枪、装甲车坦克,另一方的北京市民和学生赤手空拳,少数人手中的抗暴“武器”,也仅仅是棍棒、石头、砖块而已。因此,双方受伤的程度不可同日而语,标准大不一样,受伤的民众几乎都是因为中弹,而绝大多数所谓受伤的军警只是皮肉伤,在战争或战斗中根本够不上受伤标准。 在1989年6月30日召开的第7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8次会议上,中共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受中共中央委托做了一个专题报告—-“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其中谈到六四事件的伤亡人数,这应该是中共官方所公布的最“权威”的统计数字和说法。陈希同说:“在几天的暴乱中,被暴徒砸毁、烧毁、损坏的军车、警车和公共电汽车等车辆达1280多辆,其中军用汽车1千多辆,装甲车60多辆,警车30多辆,公共电汽车120多辆,其他机动车70多辆。一批武器、弹药被抢。戒严部队战士、武警战士、公安干警负伤6千多人,死亡数十人。……戒严部队在伤亡严重、忍无可忍、让无可让而又很难前进的情况下,经过一再警告,迫不得己奉命对空鸣枪开道,进行反击,击毙了一些肆虐的暴徒。由于围观的很多,有的被车撞、人挤,有的被流弹误伤,有的被持枪歹徒击伤击毙。据现在掌握的情况,暴乱中有3千多名非军人受伤,200余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学生。这当中,有罪有应得的暴徒,有被误伤的群众,还有正在现场执行任务的医务人员、联防人员和维护秩序工作队员等。对于被误伤的群众和执行任务中受伤害的人员,政府要认真地做好善后工作。” 陈希同提到军警“死亡数十人”,说法很模糊,从21人到99人,都可以说是“数十人”。其实,中共当局很清楚军警的具体死亡人数,故意采用这种模糊的说法,误导人们以为军警死亡了很多人。 在1989年6月19日至6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作了一个报告—-“关于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情况的报告”,其中也谈到北京市民、学生,以及军警的伤亡情况。他说:“经北京市与戒严部队指挥部、公安部、中国红十字会、北京市各高校、北京市各大医院等方面再三核实,有241人死亡。其中:戒严部队指战员23人,地方218人。戒严部队23人中,解放军10人,武警13人;地方(含市民、学生、外地人员和暴徒)218人中,北京高校学生36人,外地人员15人。约7千多人受伤,其中:戒严部队指战员5千余人,重伤的136名;市民约2千人。天安门广场范围内没有打死一个人。死亡的36名大学生,分别属于北京20所高等院校,其中:中国人民大学死亡6名,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各死亡3名,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7所高校各死亡2名,其余10所高校各死亡1名。” 李锡铭的说法与陈希同不一样,提出了明确的军警死亡数字:“解放军10人,武警13人。”其实,李锡铭所说的数字也是不真实的。陈希同报告的时间晚于李锡铭的报告时间,反而没有军警的具体死亡人数,这也是令人奇怪的现象。 (未完待续)
吴仁华
4个月前
六四:一场没有武装对手的战争 作者:吴仁华 中共当局为了镇压1989年学生运动,军队调动和投入的规模,远远超过了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也超过了1979年的中越边境战争,堪与1950年代的抗美援朝战争(西方称“韩战”)媲美。就军队调动和投入的规模而言,这几乎是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只是这场战争没有武装的对手,所谓的对手只是和平请愿的学生和民众,他们绝大多数人手无寸铁,少数人手中的所谓“武器”,也仅仅只是石头、砖块、棍棒而已,根本无法与解放军戒严部队所拥有的步枪、冲锋枪、机枪相抗衡,更不要说装甲车、坦克了。 中共当局和邓小平、杨尚昆等人确实也是完全按照战争时期的方式来行事的,从军队的调动到进军路线的安排,从通信联络方式,到启用部队临时代号,等等。 六四血腥镇压事件发生之初,人们只注意到陆军第38集团军、陆军第27集团军等部队参与了血腥镇压行动,后来又发现空降兵第15军等部队也参与了。直到发现参与血腥镇压行动的部队竟然包括了14个陆军集团军、1个空降兵军,以及北京军区炮兵第14师、北京卫戍区警卫第1师和警卫第3师、天津警备区坦克第1师、武装警察部队北京市总队,不能不惊叹这场镇压行动的规模。其实,时至今日人们所看到的还不是全貌,由邓小平拍板决定、杨尚昆具体执行、中央军委主导的六四血腥镇压行动,军队调动和投入的内幕尚未完全揭示,笔者虽然多年来一直在搜集资料,但手头的资料仍然极其有限,目前只能根据现有的资料做一些研究分析。 在中央军委的主导下,解放军的三大总部全力投入,基本的分工是,总参谋部负责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军事行动,总政治部负责解放军戒严部队的政治动员和宣传,总后勤部负责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后勤保障。 在当时解放军的七个大军区中,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和南京军区奉命调动野战军主力部队进京,北京军区几乎是倾巢而出,属下的六个陆军集团军全部出动。其他三个大军区(兰州军区、武汉军区、广州军区)的部队虽然没有进京,但也奉命进入了战备状态,随时准备投入。 当时北京军区的司令员是周衣冰中将,政治委员是刘振华上将,副司令员是阎同茂中将、李来柱中将、齐连运少将和刘玉堤空军中将,副政治委员是陈培民中将,参谋长是邹玉琪少将,副参谋长是黄云桥少将和沈贻焱少将,政治部主任是张工少将,政治部副主任是刘存康少将和徐寿增少将,军事检察院检察长是李辉少将,后勤部部长是徐效武少将,后勤部政治委员是江修惠少将,后勤部副部长是李文健少将和李中仁少将,后勤部副政治委员是黄继述少将,后勤第6分部政治委员是阎福祥少将。 当时沈阳军区的司令员是刘精松中将,政治委员是宋克达中将,副司令员是朱敦法中将、石宝源少将和曹双明空军中将,副政治委员是李文卿中将,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是高克中将,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是王清涛少将(兼)和赵万福少将,参谋长是李海波中将,副参谋长是杨国屏少将和杨永春少将,政治部主任是戴学江少将,政治部副主任是白文仲少将和蔡公杰少将,后勤部部长是王吉人少将,后勤部副部长是芦光祖少将和唐作厚少将,后勤部参谋长是时根兴少将,后勤第4分部政治委员是修希德少将。 当时济南军区的司令员是李九龙中将,政治委员是宋清渭中将,副司令员是固辉中将、张志坚少将、马伟志中将、马辛春海军中将和林基贵空军中将,副政治委员是曹芃生少将,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是徐春阳中将,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是孙凯少将,办公室主任是郭文玕少将,参谋长是马伟志中将(兼),副参谋长是杨希振少将和郝保庆少将,政治部主任是姜福堂少将,政治部副主任是蔡仁山少将和袁守芳少将,后勤部部长是张宗林少将,后勤部政治委员是刘国福少将,后勤部副部长是王传武少将、何其祥少将和王宝书少将,后勤部副政治委员是王成山少将,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是张明山少将,后勤第9分部政治委员是赵孝起少将。 当时南京军区的司令员是向守志上将,政治委员是傅奎清中将,副司令员是郭涛中将、王成斌中将、聂奎聚海军中将和姜玉田空军中将,副政治委员是史玉孝中将,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是张明中将,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是王永明少将(兼),参谋长是刘伦贤少将,副参谋长是郑炳清少将,政治部主任是于永波中将,政治部副主任是王永明少将和洪家德少将,后勤部部长是王太岚少将,后勤部政治委员是韦宇少将,后勤部副部长是赵振绪少将和刘礼贵少将。 为了统一指挥奉命进京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在中央军委的主导下设立了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由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刘华清担任总指挥,中央军委委员、解放军总参谋长迟浩田和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担任副总指挥。 (未完待续)
吴仁华
5个月前
程仁兴,六四凌晨死在天安门广场 作者 琦勇 一九八九年民运爆发时,我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任教。该研究所有十几个研 究生和双学士。程仁兴是八七级双学士,定于八九年夏天毕业。那年我正巧担任他们的班主 任。学运、民运爆发后,校方要求各系所作好学生的思想工作,不要让学生上街。六月三日 下午紧急传达北京市委的决定,呼吁市民和学生晚上不要出门。尽管大家都知道当晚可能要 出事,但谁也没想到中共会下令开枪。 六月三日夜戒严部队进城,以坦克开路,机关炮扫射,从东西两路向天安门广场强行前进。 晚上十一点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自治会的广播就传出开枪打死人的报导,第二天早上学生们陆 续从天安门广场撤退回校后,各单位紧急清点教员学生人数。我赶到学生宿舍,大部份人都 有下落,只有两个人,程仁兴和另一个研究生,没有消息。到晚上那个研究生也回来了,但 程仁兴仍不见纵影。他宿舍的人说他六月三日下午开完会就带着湿毛巾(防催泪瓦斯)和北 方工业大学的一个老乡一起骑车到天安门去了。我一听觉得凶多吉少。 我把情况向所里汇报后,曾姓总支书记要我继续寻找他的下落。六月六日我带着另一个学生到各个医院寻找程仁兴的下落。当时北京城仍一片混乱,木樨地一带被烧毁的几十辆坦克、 装甲车仍在熊熊燃烧,复兴门立交桥被坦克封锁,不得通行。在复兴医院和儿童医院,我看 到几十张无人认领的死者的照片,有打中胸部的,有打中头部的,有的死者脸上血肉膜糊, 但仔细辨认都不象是程仁兴。 随后几天北京形势更为紧张,纷纷传说军队要进驻海淀区,要在各大学展开搜捕行动。很多 学生老师都离开北京去外地。为避祸,我也到外地躲了几天,六月十一日夜返回北京。六月 十二日早上曾姓书记告诉我,程仁兴的女朋友在北京医院发现了疑似程仁兴的死后照片,但 不敢肯定,要我再去北京医院核实。 于是我和程仁兴的室友张某骑着自行车赶到天安门广场附近的北京医院。管太平间的老头给 我们看了二张仍无人认领的死者的照片。我一眼就认出了其中一人正是程仁兴。为进一步确 认,我要求看他的尸体。太平间的老头打开了冰柜,抽出一个藏尸盒,里头躺着的赫然就是 程仁兴。身体已乾缩了许多,倦曲着,脸色惨白。我签字认领了这具尸体,医院开的死亡报 告一律写为“非正常死亡”。 我问当时亲手处理程仁兴的医生(他的名字我已记不清了)。他告诉我程仁兴被枪弹击中腹 部大动脉,血一下子都流光了。他翻动着程仁兴的尸体,我看见程的下腹部有一个小手指大 的枪口,背部有一小碗口大的洞。医生告诉我,程中的是开花子弹,弹头进入身体后再爆炸。 医生叙述当时的情形说,当时抬进来的人太多,我们医院人手有限,不可能每个人都抢救。 我们派两个人在门口验伤,觉得有救的就送上手术台,没救的就先放在一边。医生告诉我程 仁兴被抬到北京医院时大约是六月四日凌晨二、三点钟,抬到时就因流血过多而断了气。 回校后我向所里领导作了汇报,然后开始办理他的后事,但程仁兴究竟是在什么地方被打死 的,他的血衣在那里,当时有谁和他在一起,这些问题,当时都不清楚。所里也没有让我去 调查,只告诉我会通过组织渠道了解。 大概一周后,某负责人告诉我,程的血衣找到了,是从他在北京工业大学的老乡那得到的, 当时程仁兴和他在一起。我问,程究竟是在什么地方打死的?他告诉我,据程仁兴的老乡向 组织交代,程是在天安门广场上被打死的。是程的老乡把他送到北京医院的。他最后告诫我 别对别人说他是在天安门广场上死的。 程仁兴是湖北人,家里世代务农,兄弟姐妹六个,就出了他唯一的一个大学生(应是研究生), 当时即将毕业,并在广州找到了工作,准备七月初离校。然而一声枪响,一颗罪恶的子弹便 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年仅二十四岁的他把鲜血流在了天安门广场,流入了“六·四”成百上 千为中国的民主而牺牲者的鲜血之河。那一颗子弹不仅结束了程仁兴年轻的生命,也毁灭了 他家世代的希望,摧垮了他父母的精神支柱。听到程仁兴的死讯,程父心脏病发,程母精神错乱,以至于无法到北京处理儿子的后事。 “六·四”过去六年了,但倦缩在太平间冷冻柜里程仁兴那惨白的面容仍时时在我眼前浮现, 似在控诉,似在呼吁。我觉得我有义务有责任公开他死的真相。他不仅死在天安门广场,而 且是被达姆弹击中的。这种在战争中对敌人都禁止使用的子弹在“六·四”时竟然用来对付自 己的人民,射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这是何等的残忍和丧尽天良。 (原载一九九五年《新闻自由导报》。作者范琦勇,江西金溪人,1979 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86 年获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曾在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工作,后旅居 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