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

任何一个民族的名称,就如同一个人的名字;有其来源,有其历史的形成过程,有其蕴含的深远历史意义,有其厚重的民族文化沉淀。 同时,一个民族的族名,有对这个民族过去创造文明的肯定,有对这个民族群体未来的期望和祝福;而且,一个民族的名字,也是这个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之文化传统、构成历史文明之沉淀,也是这个民族成员借以自豪的神圣而崇高的文化、文明象征。 维吾尔人的民族名称也如同其他各民族的名称一样,有其极具传奇色彩的、悠久的历史渊源。 据吐鲁番发现的最早的有关维吾尔——突厥族源传说《乌古斯汗传奇(民族出版社)》,以及波斯著名历史学家拉什德的《史集(商务印书馆出版)》记载,维吾尔人的民族名称,是源自于突厥—维吾尔民族共同祖先乌古斯汗;是乌古斯汗亲自授予一群对其事业最早、最可靠、最忠实追随者的崇高荣誉称号! 据商务印书馆出版中文《史集》陈述:“由于崇拜(唯一的)主,乌古斯和(他的)父亲、叔父们之间产生仇恨,打起仗来,当时乌古斯的有些亲族与他联合,站在他这边,协助他,另一些则站在他父亲、诸叔和兄弟们那边。对那些归附于他并成为他的协助者的人,乌古斯赐予畏兀儿之名。 这是一个突厥词,用波斯语来说,它的含义为:‘他和我们合并,并协助我们。’”(《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第一编136页)。 根据吐鲁番发现的最早版本《乌古斯汗传奇》,维吾尔一词不仅有联合之意,也有团结之意。 依据这两本书的记载,可以说,维吾尔人之族名是整个突厥民族里第一个被乌古斯汗授予名称的民族,其他突厥各民族都是后来从这个维吾尔大家庭里分离出来的,也就是说维吾尔人是突厥民族里最古老、最早获得族名的一个民族! 维吾尔人的族名 Uyghur(Uighur)ئۇيغۇر 是一个双音节单词,只有完整地发出 Uyghur 这个双音节词的音,才能传达出维吾尔名称所蕴含的历史文化渊源及其历史意义!任何简化,或只发一部分音都将使该词失去其意义,也将不再反应其历史渊源所赋予的历史意义。 维吾尔人的名称,在中文语境、历史资料里的变化很多。中国的历代历史学家在记录维吾尔人及与维吾尔人有关历史事件时,使用了很多不同的汉字组合去模仿维吾尔发音,音译维吾尔族名。 有一些汉字组合的音译和维吾尔语原发音相去甚远,如敕勒、铁勒、丁零等;有的则和维吾尔语原发音很接近,如回纥、回鹘、伟兀、卫吾、委兀、外五、瑰古、乌鹆等;直到蒙古人征服中国之后,在中国史料中才开始出现与维吾尔语发音很近的畏兀儿、伟吾而、畏午儿等音译。 但这些中文发音,就如同现在的英文发音Uyghur、Uighur,只是非维吾尔人对维吾尔族名,以其听力和语言文字表达能力而对维吾尔族名的最接近原发音的音译! 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在苏俄政府在一些突厥学家、历史学家及中亚维吾尔民族复兴运动先驱呼吁下,以官方形式确认现代维吾尔人,是各国历史记载维吾尔人 Uyghur(Uighur)之延续后;大约在三十年代初,独裁军阀盛世才,在苏俄及东突厥斯坦维吾尔民族主义先驱敦促下,也正式以中文“维吾尔”的音译来称呼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 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维吾尔人自身发音中,维吾尔人族名从未变过,自始至终都是“Uyghur (维吾尔)” 维吾尔人名称在漫长历史中的变化,依据接触过维吾尔人不同汉人旅行者的喜好,只发生在中国历史记载中;只发生在汉字音译“维吾尔”发音组合汉字的变化,而绝不意味着维吾尔民族的名称在历史长河中有过变化。 维吾尔人之民族名称,自突厥—维吾尔民族祖先、传奇英雄乌古斯汗授予其追随者以来,一直就有维吾尔先贤忠实地传承延续,从未变过! 在维吾尔语里,在维吾尔(突厥)及其他字母组合发音之语言系统中,特别是阿拉伯、波斯,以致近代俄罗斯、英、法、德、美等国的历史资料,西域考古探险者历史资料中,都一直是Uyghur(Uighur) ;然而,汉语发音却在不同历史朝代、历史时期却有着不同的音译汉字组合;汉语音译,有时用两个汉字的组合发音,有时用三个汉字的组合发音。 此外,因汉字的单音节构成,使得每一个汉字都有其表述意义;所以汉字在构成一个外来词音译发音组合时,按常理,不仅要使每一个选择的汉字尽可能接近外来语的发音,还要注意所选择单个汉字表述的意义。 然而,中文历史资料在不同朝代依据宫廷指示进行重新编纂、抄写过程中,依据不同编纂、抄写者的喜好而使用不同的音译汉字组合,这就造成了不仅是维吾尔人民族名称,在不同历史时期,在不同中文史书中出现不同的汉字表述之外,也使得很多其他民族名称音译上出现不同中文音译表述。 综上所述,维吾尔人族名发音,自远古至今,在维吾尔语言中,从来没有过任何变化! 因而,任何人,依据中文史料里的“维吾尔”音译汉字组合变化,而作出的荒唐结论,如:“回鹘、回纥、畏午儿…..,不是现代维吾尔人…..”等的结论,都是无知者的呓语! 中文音译一个民族的名称,不仅要准确。而且要注意音译每一个汉单字的意义。
大年初五迎财神。转贴老同学丁子江一篇文章——世界上哪一个民族最爱钱? 在这里,某个民族爱钱不爱钱不是一个价值的判断,而是一个事实的判断;也就是说不评判爱钱本身对与错,而是仅比较一下各个民族爱钱的程度。 这个星球上恐怕并不存在不爱钱的民族,但各民族爱钱的方式很不相同。有哪一个民族像我们的文化这样,把“恭喜发财”当成喜庆节日中最吉利、最 讨人欢心的祝词?!又有哪个民族像我们民族这样,把“财神爷”奉作家家户户最敬畏最令人迷信的神明?!在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中,财神,不仅只有一路,而且 要五路, 即所谓“五路财神”。传统国人一生最讲究的是“福”、“禄”、“寿”三星高照,象征金钱财富的“禄”就是其中最明亮的一星。传统国人最喜欢的年画也不例外 地与钱财连在一起,像什么“招财进宝”、“发家利市”、“金山银山”等等。 再没有比我们的文化更不像她自己的了。这个文化最不爱钱,又最爱钱。她的价值观中既对金钱无比蔑视,又对其万分垂羡。她哺育的圣贤或“君子”擅长将金钱涂上一层真真假假的伦理光彩,而她同样喂养的“小人”或唯利之徒却用自己贪欲的油污再次抹去那层光彩。我们的民族即使不是唯一最爱钱的民族,也是最爱钱的民族之一。“钱”的观念渗透到我们社会的每一微观层面。“钱本位”与“官本位”的交相呼应达到登峰造极。 自古以来,芸芸众生大都是拜金主义者,人们信仰宗教,与其说是精神需要,不如说是更多更高的物质追求,即:既要今生的享受,又要来世的富贵。 要不然,家家户户死了人,紧忙着烧纸钱、纸房子、纸车马干什么?!当下,竟有人烧起了“美元”、“洋楼”与“奔驰”。豪门权贵人家还要用金银财宝各种财富 作为陪葬品,以 致陵墓成为独特的人文景观和研究历史文化的不尽源泉,甚至“盗墓”也成为经久不衰的地下行业。我们文化中有关金钱万能的格言或俗话也比比皆是,如“有钱能 使鬼推磨”、“有钱能使官提鞋”、“有钱能消万重灾”、“有钱能通诸神灵”等等。“笑贫不笑娼”即中国千百年来社会价值观的真实写照。“红包”文化,甚至“抢红包”文化,在世界上独一无二。 中国文人满脑子“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为什么?因为“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中国的士大夫都称自己为儒者,然而,在孔子看来,儒者又分为“君子儒”和“小人儒”。呜呼哀哉,每朝每代,这君子儒寥寥无几,而小人儒却多如过江之鲫。士大夫们常自吹“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但实际上,百分之九十几的他们能被屈、被淫、被移。中国人都知道“官本位”效应,权与钱可以转化,有权就有钱,就连好官,也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更不用说那些鱼肉百姓、一味搜刮民脂民膏、造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贪官污吏了。宋代岳飞有句名言:“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天下太平矣!”中国历史上确有一些清廉的文臣和忠勇的武将,然而,遗憾的是,历代大多数文官都不怕死地爱钱,而武将则爱钱到怕死。政治的腐败,导致民众造反、藩镇叛逆、外族入侵、社会动乱,中国历史上大半时期不太平也就不足为怪了。 对于我们华人来说,数字藏匿着命运的玄机,当然也就可以预卜财运,西方人将之称为Numerology。例如:在粤语中,“8”与“发财”的“发”近乎谐音,自然就成了世人的最爱,也因此,带有“8”的一切号码如车牌、门牌、路牌、证卡号、电话号等都成了抢手货。在房地产业,对华人顾客,带“8”、“88”、“888”、“8888”,尤其带有更多位数“8”的门牌号,不但好卖,而且可卖高得多的价钱。据报载,有一次,某地拍卖手机号码“8888”,人们竟相叫价,结果此号码以天文数字被一“大款”个体户抢到。就连美国最大的电话公司AT&T也为迎合华人的心理,在免费线路号码“800”满载之后,又开了“888”线路,为此,AT&T大广告的背景就是财神爷加“888”。AT&T公司的这一招果真灵,勾得华人同胞趋之若鹜。试想,倘若一个华人开着“8888”牌号的名车、住着“8888”牌号的豪宅、打着“8888”号码的手机,那滋味就定是跟当了皇帝老儿或上了天堂差不多了。 一位熟人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一个同事的侄女,嫁给了一个新加坡的富商。她侄女的车牌号尾数就是8888,结果你猜怎么着?连警察特别关照,有时遇有堵车,还有警车帮着开路。这事虽不大,但却同样反映了中国人拜金主义之渗透。所以,'拜金'这个词很形象,甚至透过字面,都好像看到拜金者一副对金钱崇拜之极时的奴态。” 虽然,钱并不等于资本,也并不一定从资本中获得。但追逐钱的强烈动机,在一定的条件下,却可转化为资本运转中对利润的追求。华人是一个具有经商本能的族 裔,脉管里流动着渴望赚钱的热血。有一个笑话说,多年前在印尼,华人和当地人互相认为对方很愚蠢。大中午,华人顶着烈日搬货,当地人却在树阴下歇息。华人想,这些人真傻,这么好的机会不赚钱却睡懒觉;当地人则笑这些华人真笨,这么糟的时候不躲避却拼老命。正是这种拼老命赚钱的干劲儿加上转得快的脑筋,使华 人不仅在印尼,而且在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至少掌握了60%~70%的经济命脉。 俗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华人取财的“道”是什么呢?有人提出问题,为什么华人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不能打进主流经济圈子,而只能在一些落后的国家称 雄呢?经过观察,人们发现,华人的经济行为的特征,通俗点儿讲,就是致富的手段,至少在其初期阶段,主要有三个要素:首先是利用原始资本积累的经济手段,即野蛮落后的剥削方式,如极便宜的劳动力、恶劣的劳动环境、陈旧和不安全的技术设备、劳保福利的无保障、劳动时间的冗长、不合理的工资制度等等,这在落后 国家是普遍的,而在发达国家却早已过时;其次是利用社会的非制度化,即人治为主或不完善的法制,如各级政府的擅权腐败、各种法规税制不严、社会秩序混乱不堪、非法性的投机冒险、赚取利润的非经济手段等等;再次是利用投资经营的短期行为,即单纯追求利润的急功近利,如不讲信誉、不讲道德诉求、不讲社会责任 感、不讲回馈社会等等。 华人最追求“富贵”,但很多人往往即便富了也富而不贵,甚至为富不仁。由于暴富显富,而又不回馈社会,往往遭到忌恨,使自己与当地民众陷于对立的状态。 菲律宾马尼拉的华人有个“忠义山庄”,里面盖满豪宅,平时全都大门紧锁,只有清明时节,方见人影。原来,这些建筑是当地华人富家专为死者而建的灵屋。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数百万的当地穷人,却还居住在破木棚里。一位当地华人首富为其女办婚事,一次就花费数百万美元,而许多当地穷人却结不起婚。有人很早就预言,华人会遇到社会的反弹。果不其然,绑架勒赎华人成了菲律宾的热门生意,甚至连军警也与绑匪相勾结而介入其中。据1996年3月17日《纽约时报》马尼拉报导,三年来,共有665人遭绑架,其中多数为华人,有31人被撕票,受害人支付的赎金超过1100多万。其实,受害人和赎金远不止上述统计,因为许多人因怕官匪勾结,而往往私下了结。此种状况愈演愈烈,以致不少人先存够赎金以防万一。更有甚者,就连一名台湾驻菲办事处的黄姓情报官员的儿子也曾遭到绑架,后经讨价还价后以100万菲元赎回。近20年后的今天,这种绑架热愈甚。 多年来,印尼的排华运动也主要基于这个原因。尽管华人豪富们也许与当地军方关系颇密,但怎奈当地广大民众之间的积怨却非常之深,以致遇到偶然事件,就可能以或大或小的规模爆发。 除了两岸三地之外,笔者还去过世界上不少“唐人街”一类的华人社区,几乎无一例外,身立其境地感受到上述华人经济行为的文化基本特征。 原载《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