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rris
1个月前
多巴胺掠夺者:为什么有些人一靠近你,就开始控制你!有些人一进入关系,就开始管你、盯你、限制你。表面是关心,实际却让你越来越累。原因并不复杂——他们不是在爱你,而是在通过你获取多巴胺。正常情况下,人可以通过完成家务、按时工作、运动、散步等低价值任务,让多巴胺保持温和波动,情绪自然稳定。能靠自己获取多巴胺的人,通常不需要控制他人。 问题出现在那些做不到的人身上。他们缺乏持续投入和自律能力,无法从成长和创造中获得奖励,多巴胺长期不足,便会焦虑、易怒、空虚。于是大脑会选择最省力的方式——从身边的人身上“找回来”。这也是为什么被过度娇惯的孩子,在外退缩,对家人却暴躁;为什么有些家长不愿孩子真正独立,一旦孩子自理,他们就失去被需要感。控制,本质上是一种情绪补偿。 亲密关系里同样如此。热恋期是一场多巴胺风暴,必然会脱敏。如果关系无法转向更稳定的情感连接,就只能靠更强刺激或控制维持。判断一个人是否危险,有一个简单标准:看他是否拥有低价值成就。是否做饭、运动、长期投入一件事。如果没有,他的满足感多半来自外部,而伴侣就成了供给源。 因此你会看到要求秒回、干预社交、情绪绑架、经济控制、忽冷忽热等行为。你的反应,就是他的奖励。记住一句话:自我多巴胺获取能力弱的人,更容易掠夺他人的多巴胺。如果边界被反复侵犯,哪怕是亲人,也需要拉开距离,否则你付出的,将是长期的神经消耗。
Morris
1个月前
真正合乎生命之道的人,往往看起来很闲、很松、甚至有点无聊。但恰恰是这种人,最有福气,也最接近“道”。因为真正的生命力,不是在紧绷和忙碌中产生的,而是在放松与闲适中自然流动的。当一个人长期处于松弛状态,他的精气神最充足,心的感知力最敏锐,创造力和显化力反而最强。生命的真相其实很简单:大部分时间,应该是“闲着的”;少部分时间,用来做真正热爱的事情。如果这件热爱的事,恰好还能帮助别人,那就是顺道而行,是最自然、最健康的生命状态。 但现在的大多数人被错误的观念洗脑了——觉得不能闲、不能停、不能放松,仿佛一旦不忙,就成了没用的人。这种观念,本身就违背了生命之道。一个人不允许自己放松、不允许自己待机、每天必须强迫自己“干点什么”,本质上,就是不爱自己。长期的过度劳累和精神消耗,最终都会以疾病的形式表现出来。很多病,不是身体坏了,而是念动得太多、心耗得太久,一点一点积攒出来的。 你看真正懂生命的人——庄子、陶渊明,他们的形象永远是松弛的、半躺的、悠闲的。因为道家真正懂得养生,懂得生命如何顺畅运行。散散步、看看书、吃点自己想吃的东西,让身体和心慢慢放松下来。无论你现在是贫穷还是富裕,都应该先把生命调回到自然、松弛、平衡的状态。不着想、不起欲、不生情,心一旦不动,身体自然就会放松。能量中正、中和、顺畅,这种内在的平衡,才会在外在呈现为真正的“放松”。放松不是懒,闲不是废,而是生命回到正位时,本该有的样子。
Morris
1个月前
为什么说中华民国早期、尤其是北洋政府时期像“另一个春秋战国”?是因为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罕见地实现了思想与言论的高度自由,官员财产可以公开登报,北洋政府官员乃至总统的收入与资产都接受社会监督,例如民国大总统黎元洪的年收入高达200万银元,这一数字通过报纸公示而非秘而不宣;报纸可以私人控股并公开痛骂总统与政府,知识分子在体制内领薪却能毫无顾忌地批评当局,胡适多次在公开文章中直言批判政府的专制、低效与因循守旧,而鲁迅则一边拿着教育部每月四百大洋的工资,一边发表《阿Q正传》针砭社会现实;北洋政府虽政局混乱,却在法理上终结了“臣民”身份,使中国第一次成为共和国,并因放松意识形态管控,催生了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华民族的第二次思想解放,新文化运动由此兴起,胡适等一代知识精英集中登场;大学实现相对独立,废除独尊儒术,确立妇女受教育权,现代学制、拼音注音、一夫一妻制相继成形,许多今日耳熟能详的名校亦诞生于这一时期;经济上,短短16年民营资本增长22倍,上海已成亚洲金融中心;即便军阀混战不断,仍存在“不在天津杀人”的底线共识;在外交上,北洋作为一战战胜国收回权益、拒签巴黎和约,留下近代中国少有的强硬一页,然而这样一段充满制度实验与思想活力的历史,最终却被简化为“军阀混战”四个字,其被忽略的光明面,恰恰揭示了中国曾真实接近过另一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