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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桥、万润南、彭立发:两代勇者与不屈的印记」2025年10月13日,北京四通集团创始人、民运领袖万润南先生在法国病逝。 这一天,距离另一位勇者彭立发在北京四通桥上点燃抗议烽火,正好过去了三年。将他们连接在一起的,不仅是日期的巧合,更是那座象征着思想、良知与抗争的桥——四通桥。 “四通桥”之名,源自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传奇企业——四通集团。创始人万润南,清华出身,是八十年代中国最具远见的企业家之一。他以理性与理想推动了大陆最早的科技创业浪潮。然而,历史很快将他推向了政治风暴的中心。1989年春夏,当学生走上街头,要求改革时,四通公司和万润南积极响应并给予大力支持。风暴过后,他被中共当局通缉,被迫流亡海外,从一名企业家转变为一名坚定的民运领袖。 三十三年后,2022年10月13日,北京海淀区的四通桥上,另一位勇敢的公民——彭立发独自登上桥身,点燃了抗争的烽火。他悬挂两幅醒目的横幅,高声呼喊:“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锁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他呼吁人们“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这场孤身抗争如同划破极夜的闪电,震撼了被封锁的时代,成为随后“白纸运动”的思想先声。 然而,勇者的代价是惨烈的。彭立发被秘密逮捕,后以“寻衅滋事罪”“纵火罪”被重判九年徒刑,其家人亦遭严密监控与连坐。而万润南流亡海外后,投身民运三十余年,直至病逝,仍未能重返故土。 如今,四通桥上的路牌已被移除,地图软件中再无此地名。然而,记忆并非可以简单移除的路牌,它已深深地刻在了无数反抗者的心里,作为对抗遗忘和审查的文化地标。 从万润南以企业家的良知介入公共事务、被迫流亡海外,到彭立发以个体之身孤身抗争、身陷囹圄,再到“四通桥”成为了反抗的象征,这一连串事件跨越数十年,却讲述着同一个命题:在高压与恐惧之下,总有人以良知为炬。那座桥,无论名字如何被改写,始终象征着不屈的灵魂——他们用行动证明,真相与自由的火焰,纵被压制,终不会熄灭。
在毛泽东写下他的“第一张大字报”之后两天,八月七日晚九点钟左右,我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指示,要我在第二天,即八月八日上午派专机去大连,把林彪和叶群接回北京。周恩来还特别交代:“要绝对保密。这件事情,只准你一个人知道,不能告诉任何人。”他同时还规定,飞机返回北京西郊机场的降落时间,要直接 报告他,他要亲自去接。其它的人,除了我可以去机场接林彪外,任何人都不要去。至于大连林彪那里,由他直接去电话联系,就不用我管了。我当即表示: “一切遵照总理的指示办理,请总理放心。”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八月八日一大早,我就派出专机赴大连去接林彪。上午十点半,从大连返回北京的飞机降落在西郊机场。飞机降落时,周恩来已经先期赶到了机场。 根据周恩来的要求,飞机滑到机场跑道的北头停下,没有像往常那样进入停机坪。机舱门一打开,周恩来就立即登机去见林彪。我就在飞机下面等候。就在这个时候,汪东兴也匆匆赶到了机场,同我打了声招呼后也很快进入了机舱。汪东兴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是代表毛泽东来迎接林彪的。 周恩来、汪东兴和林彪几个人在机舱里谈了大约有半个多小时,至于他们在飞机里谈的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不过他们几个人下了飞机以后,我听见周恩来问林彪,是不是先到毛泽东那里去一趟。他还问林彪,天气很热,是不是就住在人大会堂浙江厅,因为那里装有空调,并且已经通知他们作了准备。林彪下飞机以后,我本想和林彪说几句,但看见林彪当时表情很严肃,就没敢上前搭话。…… 八号那天下午,周恩来突然之间又来电话通知我,要我晚上到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开会。我整八点准时来到了福建厅,当时厅里还没有人到,就数我到得早。我刚到了不久,就有一些其他人陆陆续续地来了。我记得参加那天会议的有杨成武、张爱萍、萧华、许光达、萧劲光、苏振华等人,还有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总共大约有二十多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周恩来亲自通知来开会的,但都不知道开的是什么会议。于是,大家没有事,就一边等,一边扯乱谈。等了大约有两个多小时,先是陶铸来到福建厅,随着周恩来也到了。周恩来一来,就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说:“这是毛主席在八月五日所写的一张大字报,是手稿,我念给你们听听。” 周恩来所念的,就是以后众所周知的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对这张“大字报”,周恩来一连念了两遍。念完之后,他又说:“现在看来,多年的事实证明,刘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主席原来想培养刘少奇当接班人,现在看来不行了,他辜负了毛主席的希望。现在中央决定,把林彪同志接回北京接替刘少奇,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现在先通知你们一下,暂时不要再往下传,就你们知道就行了。待中央决定往下传达时,再通知你们。” 听了周恩来所念的“大字报”和他的一番讲话,我这才恍然大悟:急着要把林彪接回北京,原来为的就是这个!…… 关于这件事,直到一九六七年秋,周恩来才告诉我一点情况。那时我已经参加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一天,周恩来要我和他同乘一辆车,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一个会议。在车上周恩来告诉我,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曾问他:“看来刘少奇不行了,我对他观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对邓小平也观察了七年,也失望了。要把刘少奇拿下来,现在怎么办?”他回答说:“那就只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刘少奇最合适。”他说完后,毛泽东点了点头说:“好,那就把林彪接来北京吧。” ---《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
我们这一代人中的前辈与盖世人杰万润南先生走了,小平在此哀悼。 我们时常感叹世界不大,彼此常能相见,但遗憾的是,万先生与我的世界足够大,我们一生都没有见过,无论是在北京,在天安门,还是在美国,彼此留下的也只是信件交往。 万先生是六四事件中亲自出场的大人物之一,他应该算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家,(不过,我不知道论经济实力,他与另外一位企业家和学者陈子明谁在当时赚钱多)我看相关报道是,万先生将身家产业放在身后走上前台,是他岳父、时任中纪委委员李昌先生的幕后动员。 众所周知,中纪委有批老头子激烈反对六四戒严和镇压,其中就有李昌先生。 不过,外界不太知道的是,当时在中纪委的一位老将军也派女儿来政法大学找我们,让老师们从法律上论证戒严的不合法和违宪,这任务后来落在我头上,我的文章给了老将军女儿,也给了香港文汇报的副总编程翔先生,他也登出了。我想李昌先生劝万润南先生出场,就是这个背景下的行动。可惜,万先生出场时间比较晚,且是以他个人和四通之名行动,影响力比较有限。当时广场的议事机构是首都各界维宪联席会议,我未闻万先生在这种机构中出场。不过这个联席会议后来也被广场反对撤退的力量压倒而无法作为。 万先生,陈子明这样的当时在北京有影响力的民间企业家,都是早期中国企业家社会责任的典范。而且时代关怀是那个时代成功企业家的常态。 从我亲历的事件看,万先生在经商成功后,他支持破产法专家曹思源的修宪研究计划,请出了北大的周舵先生当他的智囊。周先生在六四最大贡献之一是推动了当局与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对话,实际就是谈判,这在中共49年后的历史中是罕见的。他还是解放军血洗广场前的绝食四君子之一。此外,刘晓波先生也是四通的常客。
四川饿死1000万的由来 1962年6月19日-7月9日,共青团在北京召开三届七中全会。团中央委员、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廖伯康,团中央候补委员、共青团重庆市委副书记于克书一道赴京参会。 此前,廖伯康收集了很多资料,想借此机会,向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反映四川的严峻情况。 会议期 间,胡耀邦专门找廖伯康谈了一次话,然后写成简报,上报中央,并口头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作了汇报。 杨尚昆是四川人,很关心家乡的情况,决定找廖伯康、于克书好好谈一谈。 1962年6月28日下午,在中南海一间小会议室,杨尚昆跟廖伯康、于克书作了一次长谈。 杨尚昆说,他找四川多位干部谈过,有的说“不了解情况”,有的“有顾虑”,有的“顾左右而言他”。 “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400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那时的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800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举起一个指头,说:“死了1000万。” “1000万?你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实际上恐怕不止。” “为什么?” 廖伯康说:“这还只是到1960年的数字,从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形势都好转了,四川却还在饿死人。1961年底,江北县还有人饿死;涪陵地区先后饿死350万;1962年3月省委传达七千人大会的时候,雅安地区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的人饿死了一半……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饿死的人,起码比我推算的还要多出250万!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1000万。” 杨尚昆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字!”说着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折叠账本式本子,打开看了一下,又说了一句,“就是你这个数字!” ---中共当年搞大跃进 四川饿死一千万 作者: 王友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