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姜
1个月前
“中考完,不愿意给自己换一台好手机,手机壳用到发黄的老爸给我买了一台全新的iPhone12。” 打完游戏,关掉电脑,房间重新陷入寂静。 我坐在电竞椅上,没有马上起身,而是借着屏幕余下的微光,打量着眼前的一切。 ​高刷显示屏、闪着 RGB 灯带的 ROG 游戏本、 iPhone、手腕上的 Apple Watch,还有那台随手就能拿起来玩的 Switch。 它们安安静静地躺在我的桌子上。 ​那一瞬间,我突然有一阵强烈的恍惚感。 这方寸之间,几乎堆满了我前 18 年人生里,做梦都想要的所有东西。 ​在上大学之前,我对钱是没太大概念的。 ​我家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家庭。从小到大,我没有零花钱这个概念,压岁钱永远是“爸妈帮你存着”。 我对消费的全部想象,大概就是王者荣耀里那个 6 块钱的皮肤。 但我从来没买过上百的。因为这钱对我来说,是一笔拿不出来的巨款。 ​但我那时瘾大啊,特别喜欢捣鼓视频。 我记得特别清楚,最早我用的是一台红米 1,运行内存只有可怜的 1G。 1G 是什么概念?放在今天,这配置连微信都打不开。 但在当时,那是我看世界的唯一窗口。我就用那个卡顿的破手机,拍视频、剪辑,每录一段都要退出来清理内存,发热了就用冰袋物理降温。 ​后来,我接手了家人淘汰下来的红米 Note 3,内存变成了 3G。 那天我高兴坏了,觉得自己终于拥有了“高性能设备”,终于可以录游戏视频了。 ​那时候,欲望总是跑在能力前面。 四年级那年,我拿了个英语口语比赛的奖。为了奖励我,我妈给我买了一台 3000 块的戴尔笔记本。 我满心欢喜地以为终于能玩 3A 大作了,结果打开游戏,画面卡成幻灯片。 我就坐在电脑前,看着那一帧一帧跳动的画面,心里那种失落特别具体。 ​那时候,我真的特别羡慕。 羡慕那些有高配电脑的同学,羡慕那些能流畅直播的主播。 但我心里也清楚,羡慕没用,我家就这个条件。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 iPhone 12 发布后半年。 ​中考之前,我其实一直在闲鱼上刷二手的 iPhone XR。 我看了一遍又一遍,对比成色、对比价格。我觉得按我家的经济情况,我也就配用个二手的,能用就行,我心里有数。 ​结果那天晚上,我爸直接给我买了一台当时最新的 iPhone 12,256G 的。 ​拿着手机的那一刻,我没有想象中那种狂喜。 我看着屏幕亮起,看着我爸的背影,心里突然涌上一股说不清的酸楚。 ​我很清楚,他自己的手机已经用了好几年,屏幕都磨花了,手机壳都用黄了,平时连几百块的衣服都舍不得买。 但他给我买这台几千块的手机时,想都没想,直接选了最好的。 ​那一刻我才明白,中国式父母的爱是什么。 是自己吃糠咽菜,也要把孩子托举到他能到达的最高处; 是哪怕自己站在泥里,也要把孩子举得干干净净。 ​ ​后来,日子好起来了。 疫情后有了支配权,我买了 Switch;高考后咬牙买了 ROG;上了大学,一点点添置了现在的桌面。 ​但我发现,当这些曾经梦寐以求的设备真的摆满桌面时,我的心态变了。 ​如果是小时候,我可能会通宵打游戏,沉溺在这种爽感里。 但现在,每当我坐在这里,看着这满桌的“顶配”,我心里反而有一种深深的焦虑。 ​我不敢停下来。 ​一旦我开始摆烂,一旦我想要虚度光阴,脑子里就会有一个声音在提醒我: “这些东西是父母给你的武器,不是让你拿来沉沦的玩具。”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身边的朋友总评价我:“你怎么永远那么积极?好像从来不怕输?” 其实我也怕。我也失败过很多次,在学习新技能的时候碰壁,在探索方向的时候迷茫。 ​但我不能放弃。 因为我知道,我身后站着一对毫无保留支持我的父母。 他们把他们能力范围内的“天花板”,变成了我的“地板”。 ​所以我现在拼命地学习,疯狂地摄入知识,逼着自己去尝试各种可能。 我正在找寻那条属于我的路。 ​这条路可能很难走,前面可能还有雾。 但我必须走通它。 ​因为我想赢。 我想通过不断的学习让自己变强,强到有一天,我有能力把最好的东西,无论是最好的医疗、最好的生活,还是最好的陪伴,捧到他们面前。 ​像那天晚上,我爸毫不犹豫地把 iPhone 12 递给我一样。 ​这才是这份爱该有的闭环。 是这份爱,让我哪怕拿着 1G 内存的旧手机,也敢做这漫长又盛大的梦; 也是这份爱,逼着我必须从梦里醒来,去亲手把它变成现实。
banboo
1个月前
德潤傳媒
1个月前
抗战时期,大白兔奶糖的创始人冼冠生,竭尽所能的支援抗日,然而1952年,他却在上海跳楼身亡。 1952年初春的某个清晨,上海漕河泾街头,一声沉闷的巨响打破了黎明的寂静。人群很快聚拢过来,只见冠生园办公楼下躺着一个身影,满头银发染了尘土和血迹。 人们认出来了,那是冼冠生——那个被老上海尊称为“冼老板”的传奇实业家,也是大白兔奶糖的创始人。 没人想到,这个从广东走出来的男人,曾在战火中坚守实业、舍命支援抗战,却会以这样的方式告别人世。 几十年前,他怀揣梦想、孤身一人来到上海,靠在“竹生居”做杂工起家。彼时的他还只是个16岁的少年,家道中落,无奈离乡求生。 他在厨房一边洗碗一边偷学做小食的手艺。多年摸索后,他用攒下的工钱开起“小雅园”,卖起陈皮梅和果汁牛肉,口味独到,很快引得门庭若市。 1918年,他将“冠生园”升级为食品厂,打破了传统作坊的限制。他擅长营销,把广告打到报纸、电车车身上,还请来“电影皇后”胡蝶代言月饼,那年上海人几乎家家吃月饼,嘴里都是冠生园的味道。 可就在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时,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冼冠生没有犹豫,亲自带着卡车装满饼干、罐头和糖果直奔前线。 他说:“国家都守不住了,企业留着有何用?”但几个月后,上海沦陷,他的厂房被炸、门店被掠,漕河泾农场甚至被日军当成了临时军营,一夜间倾家荡产。 他没有就此倒下,而是带着设备一路转战,从武汉到湖南桃源县,在山区重建工厂。缺电,他拉人踩踏发电;缺原料,他用牛肉、黄豆改良罐头配方。 员工吃粗粮、住茅棚,却没有一个人喊苦,因为他们知道,那一罐罐食物,是为前线的将士送去生机的。 后来他重返上海租界,从零开始恢复生产,同时在重庆开新厂、办中学、助贫困学童。他总说:“企业不是只为赚钱,民族还在火里,咱不能只想着口袋。” 到了新中国成立后,他全力配合国家政策,压缩高端糖果、扩大大众食品销售,还亲自培养下乡推销员,把产品送到千家万户。陈毅市长当时都表扬冠生园是“民族工业改造的模范”。 然而,1950年“二六”轰炸后,企业陷入危机。他没有裁员,反倒一个一个走访职工、安抚情绪,许诺:“咱是一条船上的人,一起想办法,不抛弃不放弃。”不少员工自愿降薪,工厂终于挺过来。 可危机刚缓解,“三反五反”运动便席卷而来。他被指控有“五毒”行为,要交代“资本家罪行”。冼冠生一辈子靠清白做生意,这种毫无根据的羞辱让他日夜难安。 他回望一手打造的冠生园,回忆起抗战的枪火与坚持的信念,在反复的压力与自省中,他选择从楼顶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64岁的生命。 “人的一生要有几回对得起天地。”这是他曾挂在厂房墙上的话。他始终信这句话,所以才会用生命抗争。 他走了,却留下了大白兔。 这颗奶糖诞生在他去世的前后,用真牛奶熬煮、糖度恰到好处,外包是淡蓝白兔图案,甜中带着厚重的奶香。在六七十年代,奶糖稀罕,有它的果盘都能成为节日“面子”。有孩子含着奶糖不舍得咬,只为慢慢品它的味道。 它成了中美建交的“外交使者”,也成了华人儿时的集体记忆。 但更珍贵的是,它背后那段被尘封的奋斗史。冼冠生不是单纯的商人,他是那个在国家危难时愿舍尽所有的人,是那个愿把企业命运与民族命运绑在一起的人。他的苦,他的执着,他最终含冤而死的沉痛,正如甘地所说:“在压迫与误解之间,坚守信念的人,终将为后人树碑。” 而今,大白兔仍在,味道未改。 咬下去,甜味渐浓,不只是糖,更是冼冠生留给这个时代的良心。
德潤傳媒
1个月前
Colin Wu
1个月前
这个关于内地大学生秋招的文章笑晕我了,特别搞笑,推荐看完: 在线性格测试通常有超过 250 道题,做题时一头雾水:“请选择符合程度:我能感觉到有不可见的东西在周围。”“有神秘人通过电视、手机等在暗暗地给我发信号。”“我觉得有某种力量在控制我的身体。” 有人说这些题来自精神量表,是企业为了筛掉可能有焦虑、双相、精神分裂等精神疾病的同学,所以必须选“非常不符合”。有人说如果你应聘营销岗,就要选择符合,因为“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恰恰说明你能发现商机。 有同学发帖,“秋招真的在折磨我,这种题一定要二选一吗?”题目是:如下的二选一问题,我倾向选择:(1)我喜欢听性内容的笑话。(2)如果有人侮辱我,我就要报复。 她选了(2)。评论里,有人说正确答案是(1)。因为“选黄色笑话代表能融入职场,且底线比较低;选报复则代表会对上司产生人身威胁”。 有的题目测试性别观念:“你认为胖猫事件中谭竹是捞女吗?”“你是女权主义者吗?怎么看待女权?” 还有的题目暗示公司期望的行为:“即使领导不要求,我也会主动加班。”“我乐于接受领导安排的额外工作。”“看到无人负责的工作,我会主动承担。” 笔试完还要 AI 面试。AI 面试官有时看起来与真人无异的虚拟人,有时是穿着职业套装的卡通人,有时甚至只是像Siri的一颗蓝色小球。我要穿戴整齐,化妆,把它当作真人面试官。有时滔滔不绝五分钟,它用平静的语气说:“你好像没有进行回答。请开始作答。”所谓“追问”,只是把问题换了一种说法,我却得硬着头皮再说一遍。 MBTI(人格类型)INFP 被全网“避雷”。互联网上有种说法,这是用人单位必刷掉的类型。“I”代表内向,“P”代表没有规划,INFP被认为懒惰、不受控制。实际上,INFP被称为“治疗师”,是理想主义者四种类型之一。 小红书上说,INFP 最适合伪装成效率高、工作能力强的“天选牛马人” ISTJ,这个类型处于“HR 认可的 MBTI ”金字塔的顶尖之一。 今年的秋招,“卷”的表象之下是一种脆弱的氛围——校招名额紧缩,用人方和学生都更谨慎地筛选,不敢出错。双方都没有安全感,都在伪装,算计。 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