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连潮
1个月前
【西方培养的党国御用文人】阎学通、张维为等党国顶尖御用文人,都曾在西方顶尖学府接受教育,但他们却比本土学者更为激烈地反对民主和普世价值,为专制极权出谋划策、摇旗呐喊。 因为我80年代认识的张维为和现在判若两人,令人困惑,导致我反复思考这种现象。我以为这绝非纯粹的学术转向,恐怕更多是对权力的趋附和利益的追逐。 这些人过去大都在西方默默无闻、社会科学学者尤为如此。西方人才济济,竞争激烈,他们不能靠自己的学术文章及研究出人头地,令其感到不得志,不风光,而回党国“发展”则可以名利双收。这是主要驱动力。 要回国发展首先就要依附中共权贵,一切要与党老大保持一致。所以激烈批判西方、狂热鼓吹“中国模式”,能够带来巨大的政治红利和社会曝光度。相反,坚持倡导普世价值的学者则面临资源被切断、甚至身陷囹圄的风险。因此,这种立场转变是学者们在特定政治环境中,为实现个人利益和权势增长的最优策略。 拥有西方教育背景,在意识形态竞争时期反而容易背负“不纯”和”被污染”的嫌疑。因此,他们必须采取比本土学者更极端、更具战斗性的姿态来批判西方,以证明自身的政治可靠性和忠诚度。这种走极端实际上是一种政治自证,目的是消除自身背景带来的不信任。 而他们对权力的趋附,被党国宣传机器成功地包装成“对民族的自信”、“对祖国的热爱”和“对西方霸权的批判”。这种宏大的叙事赋予了他们的极端言论以虚假的道德合法性和集体认同,从而使得个人的趋利自肥行为难以被直接质疑。这些学者在西方接受教育,回国后却成为中国暴政模式的坚定捍卫者,凸显了中国当前意识形态竞争中精英与权力相互勾结的典型现象:精英投靠权力,权力收编精英,狼狈为奸。
Febe
1个月前
重男轻女的家庭对女性的伤害是一生的痛。 一下来源于“姐姐当家”,王琳自述: 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却逃不掉重男轻女的思想,原生家庭带来的伤害不是长大就能弥补的,哪怕现在55岁了,依旧没能逃离原生家庭带来的创伤。   工作忙碌、有保密性质,于是父母就将王琳丢给姥姥姥爷照顾,一连多年能连看都不看一眼,二胎儿子出生后,却没有这些担忧,带在身边手把手的养大,要什么都满足。   七岁的王琳来到父母身边,觉得不是回家,而是来到一个陌生的家庭,她努力想要融入,却发现父母和弟弟根本没给她融入的空间。   最需要隐私生活的女孩,被安置在客厅睡觉,一张咯人、难以翻身的沙发是她在家里的容身之地,但在白天,这张沙发还要承担着座位的任务。   她的“床”成为家人随处可坐可放东西的地方,弟弟的袜子会直接脱下来扔到沙发的把手上,放着不洗,臭烘烘的熏的她睡不着,但她不敢开口,一旦开口就会引来母亲的唠叨。   哪怕屋子很小,但弟弟依旧有属于自己的房间,而她的一切就被大咧咧的敞在客厅,“供人参观”。   在家里,弟弟是被宠爱的,而她是被无视的,母亲的巴掌能毫不犹豫的扇在她的脸上,而父亲只会冷眼旁观,从来不掺和进家庭纠纷,好像王琳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一般,她实在不理解怎么会有父母对子女差别那么大,那么的冷漠。   17岁时,她勇敢的握住母亲扇巴掌的手,坚定的说道:“你以后再打我,下次我一定会打回去。”   流着血的嘴角看起来那么的可怜,她的话让母亲愣在原地,之后再也没有对她动过手,她第一次学会捍卫自己的尊严和权力。   高中最后阶段,她拼命学习,只求能离开家,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道路,王琳成功了,优秀的成绩让她考入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