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natius Lee
1个月前
中文社交媒体近日盛传:“伊朗废除强制女性佩戴头巾”。该消息并不准确。 德黑兰当局在2023年动荡平息后强推更加严酷的头巾立法,但由于社会不合作行为暴增,坚持不佩戴头巾现象反而较2022年抗议前更加普遍了,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一名官员称该项立法将无法执行。 虽算不上重大进展,但令人欣慰。 目前还不清楚这名官员是否代替德黑兰高层释放口风来试探伊朗顽固派的反应。但这名官员无权代表哈梅内伊政权做出正式废除头巾立法的决定:他也只是表达(由于普遍不合作)这项法律执行不下去了。 这名官员称伊朗体制正在朝着解除强制佩戴头巾的方向缓慢改革和转变。 伊朗顽固派的反扑效果也有限。这名官员猛烈抨击伊朗顽固派,声称超过90%伊朗人不支持强制佩戴头巾立法,顽固派不能违背绝大多数人意愿。 广泛的不合作行为,在抵制头巾的反抗活动中,表现出强大到足以瘫痪法律的力量。 不管怎么说,从争取一点一滴的小胜利开始就是好迹象。既然无法一步到位推翻神棍政权,就用不合作运动来给执法创造难度,在现实中争取每一个微小胜利都是值得的。 波波维奇会告诉你:不要好高骛远,社会运动要先选容易打赢的小仗来打。比起直接推翻神棍政权来说,废除头巾抗争显然是一场更容易打赢、又容易形成广泛社会动员的小仗。
中华民国臺灣生日快乐! 我们对比一下对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14亿人被独裁铁拳锁在牢笼。别信“民主不能当饭吃”的鬼话,中华民国的民主制度就是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它让人民吃饱、活得有尊严。 中共国的宣传全是骗局,只肥了共产党,人民只是棋子和“代价”。从制度角度看,民主远胜独裁,每一项民生政策都证明中华民国的优越性。 中华民国2025年最低工资是每月2.859万新台币(约人民币6300元),劳资政三方公开博弈,劳工有权决定。 中共国的收入最高的上海,理论最低工资标准是2740元人民币,即便这样,很多企业也根本就不遵守这一规范。因为政府是一言堂,人民无话语权也无处去告状。民主制度让工资成为权利,独裁制度让它成施舍。 中华民国全民年金体系覆盖全民,老人靠制度安享晚年,不看政府脸色。 中共国地方养老破产,而高官则住着上亿修建的老干部疗养院,普通老人苦熬。民主制度是养老保障,独裁制度是等你老了还要再被敲骨吸髓。 中华民国全民健保透明高效,药价公开,看病不怕破产,就连舔共的大外宣也要专门跑回臺灣看病。 中共国医保城乡差距巨大,高官吞掉80%医疗资源,普通人只能自己在家等着病死。民主制度给你健康权利,独裁制度给你绝望。 政策上,中华民国政策公开审议,民众监督,政府不敢乱来。 而中共国,政治黑箱操作,人民只能当顺民。民主制度让人有安全感,独裁制度只能在那里求天求地,不要让铁拳砸自己。 中华民国抓住机会成亚洲四小龙,民主制度让人民从温饱到富裕。中共国大跃进大人祸饿死千万,发展到今天,经济靠人民血汗,而共产党集团却还在给中国人民拖后腿。民主制度能纠错,独裁只会制度高效犯错! 中共的所有宣传,都是为共产党服务,不是为人民;中华民国的民主制度,建立在人民权利之上,让人活得体面。没共产党,人民就能过上好日子!
朱韵和
1个月前
川大划分右派指标实录 1957年,由李井泉任组长的四川大学反右领导小组成立,第三小组长是时任川大副校长的谢文炳。 当时右派指标尚有二个未完成,于是把知识分子的发言纪录再审视一遍,以便定人。当翻阅到一个名叫载星儒(川大原校长彭迪先的秘书)的材料时,发现他一句鸣放的言论也没有。 李井泉: “此人为何不发言?” 谢文炳:“此人出身地主,不敢说话。” 李井泉:“哎呀,以沉默反抗现实,不是右派是什么?!” 有了此人,还差一个才完成指标。这时候,谢文炳副校长仗恃自己是解放前地下党负责人的身份说话了:“李政委,川大教授知识分子三分之二都是右派,怎么这么多?如果信得过川大党委,能否给我们一点权限进行甄别一下?” 李井泉笑了,轻描淡写地说:“我知道还有一个右派是谁了……” 谢文炳:“谁?” 李井泉指着谢文炳,轻声说:“就是你呀,而且是总右派!” 谢文炳闻之,如惊雷轰顶。 当天就宣布,撤销谢文炳党内外一切职务,每月12元生活费。并给其长女工作单位发去加急电报,令将其开除(时任中央领导的俄语翻译)。 谢的夫人很快气绝身亡。谢郁郁寡欢,两年后驾鹤西去。一家人就此急剧衰落,至亲骨肉也都分散如烟。 后来,谢文炳的一个儿子名叫谢琪,是一个英体美优集于一身的少年天才,有一天突然被捕,指控他偷越国境。 谢琪辩:我在成都怎么偷越?我连想法都设有,又有什么证据? 控方:你画的西方洋房、汽车、美女,就是想往西方,就是想偷越国境。…… 荒唐年代,出了不少的荒唐事,这个又算什么呢! 感谢胡耀邦,救了苦难中的谢文炳家及其后人。 平反后,谢琪后来在四川大学图书馆退休,由于多年的压抑和心理恐怖,其行为和语言能力早已退化,对外界反应木然无衷。当年风流倜傥的英俊少年,如今只剩下一副支离的病骨,令人浩叹! 谢家的遭遇在四川只是沧海一粟。1957年到1958年初,四川的反右运动在全国搞得声势浩大,划定的右派人数居全国之首。 世间的事就有那么滑稽。10年后的文革,李井泉也遭到红卫兵的清算,同样被搞得家破人亡。 ---【作者简介:杨川,四川大学档案馆退休职工。】
朱韵和
1个月前
陈诚:共党为患的惨烈 大陆沦陷之初,港澳及各地华侨,对于共党表示好感及寄以希望的,可谓大有人在。然而仅只一两年的时间,人心为之大变,希望破灭了,完全变成绝望,好感消失了,完全变成咒诅。 共党仅仅在一两年之间,使华侨对它的观感形成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其故安在?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 是由于他们太残酷,使人人觉得在共党统治之下,生命财产毫无保障,所以才毅然决然的摒弃了对他们的幻想。 单就杀人之多这一点来说,共党所造成的记录,称得起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江西剿共结束后,中外新闻记者到劫后共区从事实地调查者,颇不乏人,他们都很注意沦为共区之前和收复以后各地区人口的变迁,兹就手边所有资料,摘录数条如后: 一、黎川之新罗墟,原有居民一千五百人,劫后只存千人。 二、宁都县城原有居民约二万人,劫后只有八千人,约有一万二千人被杀害。以上两条均见上海德文日报主笔Mr.Simon Eberhard所作《赣省收复县区视察记》。 三、南丰全县原有人口十九万余人,现在仅存十一万四千四百余人,其中男子五万六千余人,女子五万八千余人。共区女多于男为极普遍之现象。 四、广昌城外数里许一村庄,有一大屋,约三十间,谢姓。过去可断为一大家,现则荒凉冷落,仅有男丁三人,而女丁则有十一人。其中有一年似十五六岁之小孩,询之则已二十二岁。又另一村家,则只有中年女子三人,并无男丁。 五、宁都全县原有人三十四万,现仅有二十二万四千四百人,包括男丁十万零一千七百余人,女丁十二万二千六百余人。其中壮丁仅三万五千四百九十四人。 六、宁都县属之长胜圩,全圩面积约十余华里,人口原有一千六百余,自民国十九年(一九三○)被共党惨杀三百余人,除裹胁以去者三百余人,现仅存九百二十余人。包括女子五百三十八人,老幼二百九十五人,壮丁仅八十余人。 七、瑞金原为赣南最富庶之县份,俗有种一年吃三年之谚,惟自十七年(一九二八)被共党占据时起,至去(二十三)年十一月收复时止,原有之三十余万人口,被杀三分之一,被胁迫以去者六千人,仅余二十一万人左右。尤以知识份子屠杀净尽,办理善后,亦难找得人才。 以上五条均见中央社特派记者钟贡勋所作之《江西农村视察记》。 以上录有的资料,虽残缺不全,不足以见共区人口变迁的全貌,但举一反三,大致的情形,是不会有多大出入的。我们综合起来看,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一、在共党统治下的地区,人口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普遍的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总计以上七条所列原有人口为八十五万三千余人,劫后人口为五十五万八千余人)减少的原因,主要的就是由于屠杀。 二、共区人口普遍的女多于男,这纯粹是人为的现象。因为男丁非被屠杀,即被裹胁以去之故。 三、共区因缺乏壮丁,劳动力不敷需求,以致田园荒芜,百业俱废。人民在饥饿线上挣扎,虽已年届成人,而形态犹如儿童。 共党由嗜杀而造成饥饿,由饥饿而促成死亡,也就等于慢性的屠杀。其被裹胁以去者,名之曰“工农红军”,其实是供给共酋人海战术充当炮灰之用的原料,也还是一种变性的屠杀。所以共党之残忍嗜杀,实在已到达登峰造极的地步。 黄巢闯献嗜杀,并不讳言嗜杀,张献忠且不惜立碑以表扬其嗜杀。唯共党则不然,共党杀人,明明是师承列宁、斯大林的恐怖主义,以遂行其血腥的独裁统治,却往往饰词造说以相掩饰,并多假托人民公意以行之,这种欺人自欺的手法,不但残酷,而且卑鄙。以视黄巢闯献虽凶残而尚能表里如一者,就“匪格”言,也要定属下下。 所以吴稚晖先生批评共党,说他们“好话说尽,坏事做完”,最为要言不烦。比起黄巢辈的“物无不害,恶靡不为”来,可说是匪化的一种“大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