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委书记59年饥荒调查:比鬼子三光还厉害 谭启龙同志在济宁的讲话,主要披露了当时的灾情、困难的真相及其发生的原因。他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并由此引发的“32风”, 特别是“共产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尖锐地指出:“‘大跃进’的热度高到一定程度了,发烧烧到说胡话,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 。” “是左倾机会主义、冒 险主义。有人说:‘得不偿失的说法不对’,我看就是得不偿失”。“这种情况(指当时灾情)我还没见过,简直不如旧社会。这是党在历史上脱离群众最严重的一 次。”“生产力的破坏,比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毁的都厉害,比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都厉害。‘共产风’不是一般的风,比台风还厉害,是旋风,是龙卷风”。 “不是一般的伤元气,是严重地伤筋动骨。恢复起来需要十年八年。搞不好‘三面红旗’成了‘三面黑旗’了,人民公社成了人民的敌人了。”“这样下去,别说增 产,保产也保不住。”“现在是一触即发之势。有的群众说:‘再过半年都成土匪了,有中央军我一定干。’我是党内反对派,党内缺乏孙安,要提倡孙安精神”。 (引自1959年春谭启龙同志在济宁市的讲话) 为了扭转困难局面,谭启龙同志在尖锐地指出问题的同时,又提出了建议,主要是:首先要抢救 群众的生命,不能再饿死人。为此要停办食堂,公社要把粮食发给群众,要他们在自己家中做饭吃。群众没有饭锅,有铸造条件的厂子生产铁锅供应群众。公社的土 地分给群众百分之三十,群众可以租种公社的土地。大牲畜实行“六定”,分户喂养。开放集市贸易。在不影响国家计划的范围内,允许群众进行自产自销的贸易活 动。 ---摘自《炎黄春秋》2011年04期, 作者:肖磊,原题:谭启龙的饥荒调查
由于考拉本人没有推特号,以下文字为她授权发布: 🌿 考拉:关于近期针对我的误解说明 —— 一、关于“认罪、指控他人”的指控 作为709案受难者,我在被拘押期间确实遭受过酷刑与精神摧残。 那种环境下的一切,无法以“自由意志”衡量。 任何在酷刑中被迫签下的文字,都不应被视为真实或自愿。 在那段被摧毁人格的日子里,我也有过软弱和恐惧。 我承认,在极端压力下,我做出过违背自己意志的妥协。 我为此感到愧疚,也明白有人可能因此受到伤害。 这份愧疚,会伴随我一生。 但那不是出于恶意,而是求生的本能。 极权体制通过逼供和恐惧制造分裂,让受害者互相指认, 摧毁人的信任与尊严。 真正的幸存者,不仅承受肉体的伤痕,也承受误解与污名。 —— 二、关于所谓“洗白”的说法 我的经历不是“洗白”的故事, 而是一名共产极权受难者讲述真实遭遇的权利。 我接受采访,是因为我有权发声。 那是文明社会赋予受难者最基本的权利。 采访是一种人道见证与历史记录,不是特权或包装。 若人们因我的讲述而感到悲悯与尊重, 那是对人性与勇气的自然回应。 —— 三、关于极权叙事与人道关怀 在文明社会中,战俘和政治受难者应被尊重, 而不是被要求在酷刑中“保持完美”。 历史上,韩战回国的战俘被唾弃,只因他们活着—— 这是极权叙事的残酷逻辑:只有死去的“英雄”才被允许被尊敬。 真正的人道关怀, 不在于苛责谁是否“足够英勇”, 而在于理解人在极端压迫下的脆弱与坚韧。 文明社会尊重个体的生存与发声, 不因伤口羞辱他们,不因幸存质疑他们。 —— 四、关于关系与抹黑 我的伴侣所在机构多年来采访过多位女性人权捍卫者(包括我在内), 相关报道早于我们之间的私人关系。 他并未“利用机构为我洗白”。 相反,他在长期工作中听到我的经历、理解我所承受的一切后, 逐渐产生尊重与欣赏。 我们的关系建立在理解与共同价值之上,而非权力或宣传。 我能理解质疑, 但半真半假的指控,只会让极权暴力的阴影延续。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经历磨难, 仍尽力以诚实与善意生活。 感谢每一位愿意倾听与理解的人。 愿我们在纷乱中,保有人道与辨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