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的“中国共产党幸福委员会” 福建省龙岩县适中公社农民谢洪水,一九四九年中共夺得政权时才十二岁,初小文化。土地改革中,他们家分了一块土地,全家对共产党感恩戴德。一九六○年家家户户断粮,全公社饿死了四百多口人。他外出寻活路,帮人打铁,却被当作“盲流”扣押,做苦工。家里妻子离去,孩子 饿死。直到“三自一包”政策传下来, 龙岩的农民才有了一条活路。 由此,他和当地很多农民一样,仇恨毛泽东而热爱刘少奇。文革初,看到毛泽 东打倒了刘少奇,更对刘少奇充满了同情。一九六六年十月,他成立了一个“中国 共产党幸福委员会”,声称由刘少奇直接领导,进行秘密串联。读过中学的青年农 民谢永祺一九六○年几乎饿死,积极响应。他们出版了两期《大众之声》的小报, 拟定了中央委员的名单,其中有刘少奇、彭德怀、彭真、邓小平、周恩来、朱德、 宋庆龄、董必武等,还有早年在闽西领导革命、龙岩老百姓都熟悉的邓子恢、张鼎 丞等,唯独没有毛泽东、林彪、江青,也没有他们自己。在他们编写的《军委密件 》中,强调“要跟刘少奇走”,“要推翻毛泽东”,“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兴 起学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高潮”…… 一九六七年五月,他们又专门印发了《口号、呼吁书》:起来争自由争幸福! 坚决打消一切不合理的制度,反对统购统销!拥护缴公粮,拥护三自一包、四大自 由!中国共产党万岁!幸福委员会万岁!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刘主席万岁!万万 岁! 六月,他们编写《党章》,主要内容是:“我们坚持执行三自一包、三合一少 、四大自由,取消阶级,取消集体;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彻底消灭毛林集团,为人民 争取最大的自由和幸福。” 当局从三月开始立案,成立侦破工作队,“幸福会”却几乎成了半公开的组织 ,近三百人参加了该会,农民入会的决心书上写明“拥护刘少奇”,入会相片反面 写着“为共产主义奋斗”。相邻的南靖县的农民闻讯,有的赶去要求入会。蒲田、 仙游等县,有农民自行搞起了“幸福会”。    当“侦破工作队”宣传刘少奇的罪行材料时,绝大多数会员公开针锋相对地为 刘少奇辩护。谢洪水、谢永祺被捕后,仍然抗辩说:“大跃进……造成国家困难, 那是毛主席的错,刘少奇提出三自一包才扭转了困难局面。”公安人员问谢永祺为 什么“顽固”,谢回答:“不愿做刘少奇的叛徒。” 结果,谢洪水、谢永祺等十九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谢百添、谢寻兴在劳改营中继续为刘少奇辩护,被加“罪”而改判成死刑,立即执行。未被逮捕的人中 ,有十二人被逼自杀身亡,八人被打伤致死。有的人被枪毙后,妻子、母亲也被逼自杀身死。 ---"风雨如磐的日子:一九七○年的“一打三反”运动"    ·丁 抒·
监督“牛鬼”劳改的农场工人姓郑是一名复员军人,横眉怒目。有一天正午,快到收工时间,他突然宣布,天儿太热,要保护耕畜,牛不下地。为了不误农时,派八个壮“牛鬼”拉一架大木耙来耙地,这自然少不了我。八个“牛鬼”一排,高头大马的张校长为首,每人肩上一根粗绳子,哼唷哼唷地拉了起来。姓郑的跟在后 面,手里挥舞着一根长鞭子,嘴里不停地吆喝着“加油!加油!”“牛鬼”一个个汗如雨下,力竭声嘶。姓郑的还一个劲儿地大叫大嚷:“大旱大干!哪个敢偷懒耍滑就地批斗!”语音刚落,张校长扑通一声倒了下来,大伙儿急忙扔下绳子围到他跟前,惊惶失措。姓郑的大大咧咧地说:“死不了,有什么好瞎紧张的?去拉一辆板车来,送他去卫生科瞧睢就是啦。”拉板车是我的专业,我忙不迭跑步去农场场部拉来一部板车,大家七手八脚把巨人般的校长抬上车子,不禁使我想起《格列佛游记》人小国中的一个场面。姓郑的已回家吃中饭去了,我拉起车,把病人送到卫生科。校医说:“他的美尼尔氏症又犯了,这样搞下去有生命危险。我给开三天病假,希望他们能让他休息。” 酷署劳改,固然是牛马不如。更加触目惊心的却是没完没了的残酷斗争。劳改工间休息时,姓郑的经常在工地召开批斗会,揪出一个“牛鬼”交代罪行,再勒令其他“牛鬼”群起而攻之。这一天被揪斗的是中文系一位研究《红楼梦》的老讲师,外号“沉瞎子”,因为他左眼失明,右眼快瞎了。他被扣上国民党特务的帽子,大会小会批斗,却一直失口否认。姓郑的自告奋勇,扬言非打垮他的反革命气焰、整得他低头认罪不可。 他说到做到,一听沉瞎子对他否认曾参与特务组织,没等他说完,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就猛然捅进沉瞎子还剩下一点视力的右眼。鲜血沿着他的面颊淌下来。弱不禁风的《红楼梦》专家被打翻在地。两名“红卫兵”半拖半拉地把他押走了。从此“沉瞎子”全瞎了,不能再出工,留在“牛棚”拄着枴杖打扫厕所。运动后期,他被遣送回乡,不久去世。 ---巫宁坤:文革:蹂躏下偷生
丁抒:“由于《人民日报》以社论《好得很》大肆煽风点火,转眼间,‘破四旧’运动就马上燃遍全国城乡,并演变成一场史无前例的‘红色恐怖’。十几岁的中学生将老师、校长,邻居、街坊拷打致死,是需要有精神支柱的,他们靠的就是一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其逻辑简单易懂——只要杀的是坏人、 牛鬼蛇神,那就是‘革命行动’,就是‘好得很’。 毛泽东知道学生打死人的事情后,写了个《关于发生打人事件的指示》,发给党的干部。 北京新巿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传达的是‘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江青传达的稍有一点不同,‘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今后不要再打人了’。 既然‘红卫兵’是好人,牛鬼蛇神是坏人,‘红卫兵’打起人来便更加有恃无恐。例如,兰州大学学生在鞭打牛鬼蛇神时,常常念毛主席的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或者干脆念毛主席指示‘好人打坏人,活该’。 8月4日,江青和康生等人到北京大学召开万人大会,批判‘工作组’。江青在台上指着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大骂‘你是别人养的一条狗,你狗仗人势’。当学生用皮带抽打张承先的时候,江青、陈伯达等人就坐在主席台上,无动于衷,等于纵容学生。 中共中央里没有人出头制止‘红卫兵’胡乱打死人的行为。 8月22日,毛泽东亲自批转了一个名为《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文件,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除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于是,全国的警察都对‘红卫兵’行凶、打人、杀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所谓‘红八月’的‘红色恐怖’中,被打死和被逼自杀的总人数应在二十万人以上。 ---47周年回放:再忆文革“八.一八”和 “红八月” 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