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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前

祝贺马斯克正式成立美国党！

马斯克欲创立美国党，政坛新变局引发热议· 139 条信息

3个月前

蚂蚁集团被“共产”的背后作者：新高地 2025年4月23日，蚂蚁集团完成解除马云控制权，支付宝（中国）获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状态，马云“自愿”放弃对这家金融科技巨头的控制。此举被部分舆论解读为蚂蚁集团被“共产”，表面是公司治理调整，实则是习近平治下国进民退政策的又一例证。更值得关注的是，目前被“共产”的大型民营企业，往往落入红色权贵掌控的隐秘网络，揭示了政策背后更深层的权力与利益逻辑。本文以“蚂蚁集团被‘共产’的背后”为题，核心观点认为：习近平通过升级国进民退政策，削弱民营经济以巩固政权延续，而被整改的大型私企最终多由红色权贵掌控，形成了新的权力-资本联盟。蚂蚁集团的整改历程始于2020年，其IPO被紧急叫停，标志着中国对平台经济的强监管全面展开。从支付业务合规到消费金融增资，再到2023年马云投票权从53.46%降至6.2%，蚂蚁集团的每一步整改都伴随着国有资本的深入介入。2025年，支付宝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蚂蚁旗下其他机构如恒生电子、国泰产险同步调整，马云的个人烙印被彻底剥离。2023年71.23亿元罚单、国有股东（如全国社保基金、杭州金投）持股比例提升，进一步凸显了国家对这家金融科技巨头的掌控。这种“去个人化”并非孤立现象，而是国进民退政策在数字经济领域的集中体现。习近平自2012年上台以来，通过反垄断、混改、数据安全立法等手段，逐步压缩民营企业在关键行业的自主性。蚂蚁集团作为中国最大的金融科技平台，掌控10亿用户的支付数据和数万亿元金融流量，其影响力被视为系统性风险。马云的高调言论和个人风格，更使其成为整顿的首要目标。通过剥夺其控制权，国家将蚂蚁集团纳入更紧密的监管框架，民营企业的独立性被显著削弱。蚂蚁集团被“共产”的过程，不仅是国进民退的缩影，更揭示了一个关键现象：被整改的大型民营企业，最终往往落入红色权贵掌控的隐秘网络。所谓“红色权贵”，指的是与高层政治权力密切关联的家族或利益集团，他们通过国有资本、监管权力或隐性渠道，获取对优质民营资产的控制权。蚂蚁集团的案例中，这一逻辑清晰可见：国有资本的背后推手蚂蚁集团整改后，国有背景的股东持股比例显著提升，包括全国社保基金、杭州金投等。这些机构表面上是“国家队”，但其背后往往涉及复杂的权贵网络。例如，杭州金投的实际控制人与地方政治精英关系密切，而全国社保基金的投资决策也常受到高层意志的影响。这些国有资本的进入，不仅削弱了马云的控制权，也为红色权贵提供了介入蚂蚁集团的机会。蚂蚁集团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表面上分散了股权，实则为权贵掌控创造了空间。在无明确实控人的治理结构下，关键决策往往由管理层、董事会或外部监管机构主导。而这些角色的任命或影响力，容易被与政治权力挂钩的利益集团渗透。例如，蚂蚁集团整改后引入更多独立董事，其遴选过程可能受到监管部门的间接干预，红色权贵通过代理人或关系网络影响企业方向。蚂蚁集团并非孤例。近年来，多家被整改的大型民营企业，如滴滴、字节跳动、腾讯等，均在监管压力下引入国有资本或调整治理结构。例如，滴滴整改后，国有企业如北汽集团和中信资本成为重要股东；字节跳动则在政府推动下出售部分股权给国有背景机构。这些企业的共同点是：整改后表面上“去个人化”或“去家族化”，但实际控制权往往转移到与红色权贵相关的利益集团手中。这种“权贵化”比传统的国有化更隐秘，形式上是市场化运作，实质上却是权力与资本的再分配。习近平推行国进民退并默许红色权贵介入的核心目的，在于通过经济控制巩固政治权力，同时维系忠诚的利益集团。蚂蚁集团的体量和马云的影响力，被视为潜在的政治风险。2020年外滩峰会马云批评监管的言论，触碰了习近平对权力集中领导的底线。在习近平的治理理念中，任何可能挑战中央权威的力量——无论是企业家还是互联网巨头——都必须被驯服。蚂蚁集团的整改和马云的淡出，是通过经济手段消除政治隐患的典型案例。数据与金融的战略掌控。蚂蚁集团的核心资产是其海量数据和金融科技能力，这不仅是商业资源，更是国家安全的关键变量。习近平多次强调“数据安全”和“网络强国”，要求核心资源掌握在国家手中。蚂蚁集团的无实际控制人模式，配合国有资本的入股，确保了其数据和业务方向服务于国家战略。而红色权贵作为权力体系的延伸，通过掌控这些资源，进一步强化了其在经济和政治中的地位。分利与忠诚的维系。红色权贵的介入，不仅是权力扩张，也是习近平维系政治忠诚的手段。通过将优质民营资产分配给与政权密切相关的利益集团，习近平能够在经济领域建立稳固的“分利联盟”。这种模式既削弱了独立民营资本的威胁，又通过利益绑定巩固了权贵阶层的忠诚。蚂蚁集团的整改，正是这一分利逻辑的体现：马云的退出为权贵腾出空间，国有资本的进入则为权力-资本联盟提供了合法外衣。将蚂蚁集团的整改称为“共产化”，既是公众对国进民退的不满表达，也指向了红色权贵掌控的深层现实。从象征意义上，蚂蚁集团的遭遇标志着民营企业家的黄金时代落幕。马云曾是改革开放的符号，其创业故事激励了无数人。然而，从阿里巴巴到蚂蚁集团，马云的每一次退让都在提醒人们：在中国，民营经济的成功离不开国家的许可，任何挑战规则的行为都将付出代价。从现实层面，蚂蚁集团并未被完全“国有化”，而是通过股权分散、监管嵌入和权贵渗透实现了“国家化”和“权贵化”。无实际控制人的治理结构，表面上增强了透明度，实则让红色权贵通过国有资本或代理人更容易影响企业决策。这种模式比传统国有化更隐性，既保留了企业的市场化表象，又实现了权力的实质控制。蚂蚁集团被“共产”并落入红色权贵掌控的趋势，揭示了国进民退政策的深层问题。首先，民营企业的创新动力可能因过度监管和权贵介入而受挫。蚂蚁集团整改后估值缩水超70%（2023年约为5671亿元），重启IPO前景不明，反映了政策对企业价值的冲击。其次，红色权贵的隐秘掌控可能加剧社会不公感。公众对“权贵资本主义”的不满，可能转化为对政策合法性的质疑。再次，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可能进一步动摇。蚂蚁集团IPO的搁浅和权贵介入的传闻，已让全球资本对中国政策环境产生疑虑，未来外资流入可能面临更大阻力。从习近平的视角看，国进民退和权贵掌控是巩固政权、防范风险的必要手段。在全球局势动荡、国内经济承压的背景下，优先确保政治稳定和经济可控，或许是其核心考量。然而，这种模式的长期代价不容忽视：民营经济活力下降、社会信任流失、国际形象受损，都可能成为未来的隐患。蚂蚁集团被“共产”的背后，是习近平国进民退政策的升级与红色权贵掌控的隐秘扩张。通过剥夺马云的控制权、引入国有资本、嵌入监管框架，国家成功将这一金融科技巨头纳入可控轨道，而红色权贵则通过权力网络获取了实质利益。这不仅是公司治理的调整，更是政权巩固和利益再分配的战略部署。然而，这种控制的代价可能是民营经济活力的减弱、社会信任的流失和国际信心的动摇。蚂蚁集团的未来，或许能在国家与市场的博弈中找到平衡，但其经历已为中国民营企业敲响警钟：在权贵资本主导的时代，生存的智慧在于顺应规则，而非挑战规则。

#蚂蚁集团 #马云 #习近平 #国进民退 #支付宝 #金融科技 #公司治理 #红色权贵 #政策

3个月前

习近平政权崩溃或在瞬间发生作者：新高地根据王朝灭亡的三个阶段——“先是耗空过去的积累、然后是拼命搜刮当下、最后是透支掏空未来”，结合中国社会现状和2024年官方数据，习近平政权已显现出崩溃的前兆。第一阶段：耗空过去的积累这一阶段表现为统治阶层通过权力耗尽了过去积累的财富。2024年，中国债务规模急剧攀升，反映了资源的过度消耗。中国财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40.74万亿元人民币，而中央政府债务（仅限国家层面）在2024年达到25.6%的GDP比例（中国财政部及CEIC数据，2024年）。根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SAFE）数据，截至2024年9月末，中国外债总额为17.6371万亿元人民币（约合2.5169万亿美元），其中中长期外债占比43%，短期外债占比57%（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2024年9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2023年底地方融资平台（LGFV）债务高达60万亿元人民币，占GDP的47.6%（IMF，2024年）。家庭债务方面，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2024年第三季度居民债务占GDP的60.1%（中国人民银行，2024年）。这些官方数据表明，政府、国企和家庭的高债务耗尽了过去经济高速增长的红利，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不满情绪加剧。第二阶段：拼命搜刮当下为维持运转，习近平政权通过各种手段拼命搜刮当下资源。近年来，政府对私企的税收倒查和罚款成为典型案例。例如，中国税务总局近年来对企业展开“补税”行动，追溯期长达20-30年，涉及影视、直播等行业，2018年范冰冰偷税漏税案被追缴8.83亿元人民币（中国税务总局，2018年）。此外，地方政府因财政紧张大幅增加非税收入，2023年河南某地因“罚没收入任务”对小商贩过度罚款，单次罚款高达数千元，2024年这一趋势未见缓解，罚款名目包括无证经营、占道经营等，引发舆论批评（中国新闻周刊，2023年）。这些行为加重了私企和民众负担，压缩生存空间，激化社会矛盾。第三阶段：透支掏空未来这一阶段表现为对未来资源的过度消耗，中央大肆印钞和地方政府大举发债是主要体现。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2024年通过降准、降息和公开市场操作释放流动性，高风险影子银行规模仍高达近30万亿元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2024年）。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更严重，2024年地方举债规模达9.8万亿元人民币，其中6万亿元用于“借新还旧”（中国财政部，2024年）。此外，中国财政部2024年11月公布10万亿元债务计划，允许地方政府未来三年发行6万亿元债券以置换隐性债务，同时每年新增8000亿元债务额度，未来五年总计4万亿元（中国财政部，2024年11月）。中央层面，2024年发行2万亿元特别国债，2025年计划发行3万亿元特别国债，创历史纪录（中国财政部，2024年）。这些措施掏空财政空间，加之生育率下降（2024年出生人口跌破800万）、老龄化加剧和生态环境恶化（如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未来发展潜力被严重限制。崩溃或在瞬间发生习近平政权展现出王朝灭亡的特征，尤其是“透支掏空未来”阶段。核心观点在于，如果习近平健康问题或内斗升级，再加上经济崩溃，习近平政权随时都有崩溃的可能。习近平作为核心领导人，其健康状况直接影响政权稳定性，近年来关于其健康的传言不断（虽未证实），一旦出现问题，可能引发权力真空。内部权力斗争方面，高层的不透明性使得内斗风险始终存在，例如2022年胡锦涛在二十大闭幕式上被“请离场”事件引发外界猜测（公开报道，2022年）。近几年，上百名军中高级将领被查，进一步加剧了内部不稳。例如，自2013年以来，反腐运动已调查超过160名军方将领，包括2023-2024年间至少15名高级军官被撤职，如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和火箭军将领李玉超（美国国防部报告及路透社，2024年）[Web ID: 0][Web ID: 10]。2024年11月，中央军委委员苗华上将被调查，2025年3月，军委副主席何卫东被曝失踪并可能被清洗（路透社及印度今日，2025年）[Web ID: 5][Web ID: 15]。经济层面，债务危机和高失业率（2024年青年失业率一度接近18%，国家统计局，2024年）可能导致社会动荡。若这些因素叠加，政权稳定将面临极限挑战，崩溃或在瞬间发生。

#习近平 #政权崩溃 #王朝灭亡 #中国社会现状 #2024年 #财政积累 #债务问题

4个月前

周君红：从律师到流亡者今天是2025年3月3日，我是周君红，曾经的中国深圳刑辩律师，湖南武冈人，基督徒，三个孩子的母亲，北京大学法学学士，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硕士。此刻，我坐在美国的租房里，回望过去一年，心中百感交集。只因我在微信朋友圈发表嘲讽中共专制独裁、漠视人权与法治的言论而一夜走红，我被迫滞留美国，无法回到故土，与三个年幼的孩子骨肉分离。我的律师证被注销，银行卡被冻结，微信、公众号、支付宝等所有账号被封禁。我在国内被“社会性死亡”，家人遭受威胁与嘲讽。中共以为这样就能让我屈服，殊不知，越是压迫，我越要反抗！中共不亡，天理难容！一、从律师到流亡者：信仰与现实的碰撞我于1987年2月出生在湖南武冈一个农民家庭，小时候是留守儿童，靠着勤奋考入北大法学院，后在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深造。成为深圳刑辩律师后，我怀揣理想，希望用法律为无辜者辩护。然而，中共司法的腐败与不作为让我绝望。我代理过无数案件，眼睁睁看着无辜者被冤判，权贵逍遥法外。我曾视作武器的法律知识，在权力面前一次次被折断。我的基督徒信仰告诉我，正义不应被践踏，但现实却让我屡屡碰壁。绝望之际，我决定只身赴美，考取加州律师资格（CA Bar），寻求新的出路。2024年3月，刚考完试的我，在微信朋友圈无意间发了一段文字，批判父亲支持毛星火起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并暗讽中共漠视人权与法治、对民众深度洗脑。这段话被无数网友转发，一夜之间传遍网络。然而，随之而来的是中共的报复：我的账号被封禁，个人网站及百度百科资料被下架，昔日文章全被删除，最后连律师证也被注销。在中国网络上，我的正面评价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中共官宣大V的诋毁和不明真相网民的跟帖抹黑：“反贼”“恨国党”“不孝女”“假律师”“间谍”“叛国分子”“抛夫弃子”等负面标签铺天盖地袭来。警察警告我，若回国，下飞机就会被带走。许多因言获罪的网友发来他们的判决书，那些触目惊心的案例告诉我，回国必将锒铛入狱。于是，我被迫留在美国，与三个孩子——最大的8岁，最小的4岁——天各一方。每次听到小女儿在视频里哭喊：“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妈妈我想你了，你快点回来！”我便心如刀绞。过去一年，是我人生中最悲痛、最灰暗的时光。我日夜思念孩子，常常以泪洗面，多少次独自在租房里嚎啕大哭。身处异国他乡，没有家人朋友的问候与陪伴，孤独与痛苦让我彻夜失眠。我无数次向上帝祷告，祈求赐予我智慧与力量，让我更坚强、更勇敢。二、中国舆论环境：禁声与洗脑的牢笼我的遭遇只是中国舆论环境的一个缩影。中共用铁腕扼杀言论自由，让14亿人生活在恐惧与沉默中。根据“自由之家”2024年报告，中国连续多年被评为全球网络自由度最低的国家。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超70万人在社交媒体上因“敏感言论”被拘留或罚款，数千人因批评政府被判刑。我不过是这70万分之一。中共的“网络长城”不仅屏蔽海外信息，还通过实名制将每个人的言论与身份绑定。我的微信被封后，我几乎失去与国内亲友的一切联系。2024年，人权观察统计，中国超200万公民因网络言论被列入“黑名单”，他们的银行账户、就业机会乃至子女教育都受牵连。这种“连坐式”惩罚让人们不敢发声，生怕殃及家人。更可悲的是，中共数十年的洗脑教育让许多中国人麻木不仁。他们热衷于争论外国事务，却对本国灾难视而不见。2023年河南水灾死了多少人？官方讳莫如深。2024年新疆疫情封控导致多少家庭家破人亡？无人敢问。中国人在中共宣传下，一窝蜂关心美国大选，却从不操心自己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一个人若连表达的自由都没了，还能称得上正常的人吗？三、社会性死亡：信仰支撑我走过黑暗在中国，“社会性死亡”比坐牢更残酷。我被剥夺律师身份后，不仅失去职业与经济来源，还连累了家人。家人告诉我，周围人开始疏远他们，甚至恐吓、嘲笑他们；我的孩子在学校被同学和老师孤立。我的丈夫和父母接到威胁电话，称我涉嫌“叛国罪”，要求他们劝我停止发表反共言论并回国自首，否则后果严重，孩子未来将无法升学。根据“维权网”统计，2024年超5000个家庭因成员发表反共言论被骚扰，其中1200人报告亲属被警方约谈或拘留。我的家人不过是这冰冷数字中的一员。然而，作为基督徒，我的信仰给了我力量。《圣经》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约翰福音8:32）中共以为摧毁我的社会关系能让我屈服，却不知每一次打击都让我更坚定。我并非孤身一人。2024年“白纸运动”两周年，无数年轻人走上街头抗议，尽管他们面对牢狱之灾。据非官方统计，仅2024年下半年，超3000人因抗议被捕，许多人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面临5年以上刑期。这些勇敢的灵魂让我看到希望。四、中共迫害的铁证：数据揭露真相我要用数据让世界看清中共的暴行：政治犯数量：截至2025年初，中国关押的政治犯超10万人，包括维吾尔人、西藏人、法轮功学员及异见人士。国际特赦组织称，仅新疆“再教育营”就关押超100万人。网络审查规模：2024年，中国网信办删除超5亿条“有害信息”，封禁3000万个账号，每天抹去130万条言论。律师受迫害：自2015年“709大抓捕”以来，超500名律师因代理人权案件被逮捕或吊销执照，2024年新增80余人，我是其中之一。家庭连坐案例：人权观察记录2024年超1万起因政治立场导致亲属受牵连的事件，包括失业、子女失学和社区孤立。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被撕裂的家庭。中共用“国家安全”包装暴行，却掩盖不了真相：他们的统治靠恐惧与谎言维持。五、美国的光与中国影：言论自由的对比来到美国，我深刻感受到言论自由的可贵。这里的人可以批评政府、抗议政策，甚至嘲讽总统，无人因此被抓。我在Twitter上畅所欲言，而在中国，我连发一条微信都会被封号。来美前，我曾因网络言论遭受社区警察上门威胁，那位警察的姓氏和警号至今刻在我脑海。尽管如此，我从未丧失追求自由的勇气。美国在言论自由中日益强大，中国在禁声中日渐衰落。凭什么美国人可以批评美国政府，英国人可以批评英国政府，日本人可以批评日本政府，而中国人却不能批评中国政府？同样生而为人，却面临如此不同的待遇，太不公平！感谢美国满足了中国人的表达欲，不至于让我们在中共控制下变成哑巴。我感激这片土地，但逃离不是我的目的，改变才是。我的目标不是在美国安逸生活，而是用我的声音唤醒更多中国人，让他们意识到沉默的代价，勇敢站起来呐喊。六、我的坚持与呼唤有人问我，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付出如此代价是否值得。我的回答是：值得。我认为，沉默并不能真正保护孩子们，否则中国不会有那么多无辜孩子因大人的懦弱而受害；我坚信，发声能点燃希望，带来力量。作为基督徒，我相信上帝赋予我对抗不义的使命。我在海外继续发声，揭露中共暴行，尽管每条推文都可能为家人带来风险，但我更希望为国内同胞争取正义。2024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尝试审查中国人权状况，虽被中共阻挠，但国际关注正在增加，发声因此意义非凡。

#律师 #流亡者 #言论自由 #人权 #中国政治 #家庭分离

5个月前

川普刚上任就四面出击，完全不顾盟友感受，好在中共用了一个二货习近平瞎折腾，若中共换成一个有能力的人，美国可能会遇上大麻烦。这就是历史机遇。

#川普上任 #美中关系 #习近平 #历史机遇 #外交政策

6个月前

供养这种邪恶政府比养魔鬼还可怕］

#邪恶政府 #供养 #魔鬼 #政治评论 #批评

6个月前

缅甸电信诈骗集团的后台老板名叫耿志远，前副总理耿飚之子，习近平曾担任耿飚秘书，耿志远的后台老板就是习近平。耿志远也是缅甸动乱之源。 2015年开始，耿志远接任许嘉璐的中缅友好协会会长，而且是由习指定，授意耿专门负责缅甸统战工作。其工作重点有三：一是对接反政府军；二是负责收笼缅甸黑社会组织；三是负责收卖缅甸反民主政府的各级官员。扳倒昂山素季就是耿志远的手笔。下图合影照后排左为耿志远。

#缅甸 #电信诈骗 #耿志远 #习近平 #统战工作 #昂山素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