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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集团被“共产”的背后 作者：新高地 2025年4月23日，蚂蚁集团完成解除马云控制权，支付宝（中国）获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状态，马云“自愿”放弃对这家金融科技巨头的控制。此举被部分舆论解读为蚂蚁集团被“共产”，表面是公司治理调整， 实则是习近平治下国进民退政策的又一例证。更值得关注的是，目前被“共产”的大型民营企业，往往落入红色权贵掌控的隐秘网络，揭示了政策背后更深层的权力与利益逻辑。本文以“蚂蚁集团被‘共产’的背后”为题，核心观点认为：习近平通过升级国进民退政策，削弱民营经济以巩固政权延续，而被整改的大型私企最终多由红色权贵掌控，形成了新的权力-资本联盟。 蚂蚁集团的整改历程始于2020年，其IPO被紧急叫停，标志着中国对平台经济的强监管全面展开。从支付业务合规到消费金融增资，再到2023年马云投票权从53.46%降至6.2%，蚂蚁集团的每一步整改都伴随着国有资本的深入介入。2025年，支付宝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蚂蚁旗下其他机构如恒生电子、国泰产险同步调整，马云的个人烙印被彻底剥离。2023年71.23亿元罚单、国有股东（如全国社保基金、杭州金投）持股比例提升，进一步凸显了国家对这家金融科技巨头的掌控。 这种“去个人化”并非孤立现象，而是国进民退政策在数字经济领域的集中体现。习近平自2012年上台以来，通过反垄断、混改、数据安全立法等手段，逐步压缩民营企业在关键行业的自主性。蚂蚁集团作为中国最大的金融科技平台，掌控10亿用户的支付数据和数万亿元金融流量，其影响力被视为系统性风险。马云的高调言论和个人风格，更使其成为整顿的首要目标。通过剥夺其控制权，国家将蚂蚁集团纳入更紧密的监管框架，民营企业的独立性被显著削弱。 蚂蚁集团被“共产”的过程，不仅是国进民退的缩影，更揭示了一个关键现象：被整改的大型民营企业，最终往往落入红色权贵掌控的隐秘网络。所谓“红色权贵”，指的是与高层政治权力密切关联的家族或利益集团，他们通过国有资本、监管权力或隐性渠道，获取对优质民营资产的控制权。蚂蚁集团的案例中，这一逻辑清晰可见：国有资本的背后推手 蚂蚁集团整改后，国有背景的股东持股比例显著提升，包括全国社保基金、杭州金投等。这些机构表面上是“国家队”，但其背后往往涉及复杂的权贵网络。例如，杭州金投的实际控制人与地方政治精英关系密切，而全国社保基金的投资决策也常受到高层意志的影响。这些国有资本的进入，不仅削弱了马云的控制权，也为红色权贵提供了介入蚂蚁集团的机会。 蚂蚁集团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表面上分散了股权，实则为权贵掌控创造了空间。在无明确实控人的治理结构下，关键决策往往由管理层、董事会或外部监管机构主导。而这些角色的任命或影响力，容易被与政治权力挂钩的利益集团渗透。例如，蚂蚁集团整改后引入更多独立董事，其遴选过程可能受到监管部门的间接干预，红色权贵通过代理人或关系网络影响企业方向。 蚂蚁集团并非孤例。近年来，多家被整改的大型民营企业，如滴滴、字节跳动、腾讯等，均在监管压力下引入国有资本或调整治理结构。例如，滴滴整改后，国有企业如北汽集团和中信资本成为重要股东；字节跳动则在政府推动下出售部分股权给国有背景机构。这些企业的共同点是：整改后表面上“去个人化”或“去家族化”，但实际控制权往往转移到与红色权贵相关的利益集团手中。这种“权贵化”比传统的国有化更隐秘，形式上是市场化运作，实质上却是权力与资本的再分配。 习近平推行国进民退并默许红色权贵介入的核心目的，在于通过经济控制巩固政治权力，同时维系忠诚的利益集团。 蚂蚁集团的体量和马云的影响力，被视为潜在的政治风险。2020年外滩峰会马云批评监管的言论，触碰了习近平对权力集中领导的底线。在习近平的治理理念中，任何可能挑战中央权威的力量——无论是企业家还是互联网巨头——都必须被驯服。蚂蚁集团的整改和马云的淡出，是通过经济手段消除政治隐患的典型案例。 数据与金融的战略掌控。蚂蚁集团的核心资产是其海量数据和金融科技能力，这不仅是商业资源，更是国家安全的关键变量。习近平多次强调“数据安全”和“网络强国”，要求核心资源掌握在国家手中。蚂蚁集团的无实际控制人模式，配合国有资本的入股，确保了其数据和业务方向服务于国家战略。而红色权贵作为权力体系的延伸，通过掌控这些资源，进一步强化了其在经济和政治中的地位。 分利与忠诚的维系。红色权贵的介入，不仅是权力扩张，也是习近平维系政治忠诚的手段。通过将优质民营资产分配给与政权密切相关的利益集团，习近平能够在经济领域建立稳固的“分利联盟”。这种模式既削弱了独立民营资本的威胁，又通过利益绑定巩固了权贵阶层的忠诚。蚂蚁集团的整改，正是这一分利逻辑的体现：马云的退出为权贵腾出空间，国有资本的进入则为权力-资本联盟提供了合法外衣。 将蚂蚁集团的整改称为“共产化”，既是公众对国进民退的不满表达，也指向了红色权贵掌控的深层现实。从象征意义上，蚂蚁集团的遭遇标志着民营企业家的黄金时代落幕。马云曾是改革开放的符号，其创业故事激励了无数人。然而，从阿里巴巴到蚂蚁集团，马云的每一次退让都在提醒人们：在中国，民营经济的成功离不开国家的许可，任何挑战规则的行为都将付出代价。 从现实层面，蚂蚁集团并未被完全“国有化”，而是通过股权分散、监管嵌入和权贵渗透实现了“国家化”和“权贵化”。无实际控制人的治理结构，表面上增强了透明度，实则让红色权贵通过国有资本或代理人更容易影响企业决策。这种模式比传统国有化更隐性，既保留了企业的市场化表象，又实现了权力的实质控制。 蚂蚁集团被“共产”并落入红色权贵掌控的趋势，揭示了国进民退政策的深层问题。首先，民营企业的创新动力可能因过度监管和权贵介入而受挫。蚂蚁集团整改后估值缩水超70%（2023年约为5671亿元），重启IPO前景不明，反映了政策对企业价值的冲击。其次，红色权贵的隐秘掌控可能加剧社会不公感。公众对“权贵资本主义”的不满，可能转化为对政策合法性的质疑。再次，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可能进一步动摇。蚂蚁集团IPO的搁浅和权贵介入的传闻，已让全球资本对中国政策环境产生疑虑，未来外资流入可能面临更大阻力。 从习近平的视角看，国进民退和权贵掌控是巩固政权、防范风险的必要手段。在全球局势动荡、国内经济承压的背景下，优先确保政治稳定和经济可控，或许是其核心考量。然而，这种模式的长期代价不容忽视：民营经济活力下降、社会信任流失、国际形象受损，都可能成为未来的隐患。 蚂蚁集团被“共产”的背后，是习近平国进民退政策的升级与红色权贵掌控的隐秘扩张。通过剥夺马云的控制权、引入国有资本、嵌入监管框架，国家成功将这一金融科技巨头纳入可控轨道，而红色权贵则通过权力网络获取了实质利益。这不仅是公司治理的调整，更是政权巩固和利益再分配的战略部署。然而，这种控制的代价可能是民营经济活力的减弱、社会信任的流失和国际信心的动摇。蚂蚁集团的未来，或许能在国家与市场的博弈中找到平衡，但其经历已为中国民营企业敲响警钟：在权贵资本主导的时代，生存的智慧在于顺应规则，而非挑战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