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进民退

2个月前
蚂蚁集团被“共产”的背后 作者:新高地 2025年4月23日,蚂蚁集团完成解除马云控制权,支付宝(中国)获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状态,马云“自愿”放弃对这家金融科技巨头的控制。此举被部分舆论解读为蚂蚁集团被“共产”,表面是公司治理调整, 实则是习近平治下国进民退政策的又一例证。更值得关注的是,目前被“共产”的大型民营企业,往往落入红色权贵掌控的隐秘网络,揭示了政策背后更深层的权力与利益逻辑。本文以“蚂蚁集团被‘共产’的背后”为题,核心观点认为:习近平通过升级国进民退政策,削弱民营经济以巩固政权延续,而被整改的大型私企最终多由红色权贵掌控,形成了新的权力-资本联盟。 蚂蚁集团的整改历程始于2020年,其IPO被紧急叫停,标志着中国对平台经济的强监管全面展开。从支付业务合规到消费金融增资,再到2023年马云投票权从53.46%降至6.2%,蚂蚁集团的每一步整改都伴随着国有资本的深入介入。2025年,支付宝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蚂蚁旗下其他机构如恒生电子、国泰产险同步调整,马云的个人烙印被彻底剥离。2023年71.23亿元罚单、国有股东(如全国社保基金、杭州金投)持股比例提升,进一步凸显了国家对这家金融科技巨头的掌控。 这种“去个人化”并非孤立现象,而是国进民退政策在数字经济领域的集中体现。习近平自2012年上台以来,通过反垄断、混改、数据安全立法等手段,逐步压缩民营企业在关键行业的自主性。蚂蚁集团作为中国最大的金融科技平台,掌控10亿用户的支付数据和数万亿元金融流量,其影响力被视为系统性风险。马云的高调言论和个人风格,更使其成为整顿的首要目标。通过剥夺其控制权,国家将蚂蚁集团纳入更紧密的监管框架,民营企业的独立性被显著削弱。 蚂蚁集团被“共产”的过程,不仅是国进民退的缩影,更揭示了一个关键现象:被整改的大型民营企业,最终往往落入红色权贵掌控的隐秘网络。所谓“红色权贵”,指的是与高层政治权力密切关联的家族或利益集团,他们通过国有资本、监管权力或隐性渠道,获取对优质民营资产的控制权。蚂蚁集团的案例中,这一逻辑清晰可见:国有资本的背后推手 蚂蚁集团整改后,国有背景的股东持股比例显著提升,包括全国社保基金、杭州金投等。这些机构表面上是“国家队”,但其背后往往涉及复杂的权贵网络。例如,杭州金投的实际控制人与地方政治精英关系密切,而全国社保基金的投资决策也常受到高层意志的影响。这些国有资本的进入,不仅削弱了马云的控制权,也为红色权贵提供了介入蚂蚁集团的机会。 蚂蚁集团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表面上分散了股权,实则为权贵掌控创造了空间。在无明确实控人的治理结构下,关键决策往往由管理层、董事会或外部监管机构主导。而这些角色的任命或影响力,容易被与政治权力挂钩的利益集团渗透。例如,蚂蚁集团整改后引入更多独立董事,其遴选过程可能受到监管部门的间接干预,红色权贵通过代理人或关系网络影响企业方向。 蚂蚁集团并非孤例。近年来,多家被整改的大型民营企业,如滴滴、字节跳动、腾讯等,均在监管压力下引入国有资本或调整治理结构。例如,滴滴整改后,国有企业如北汽集团和中信资本成为重要股东;字节跳动则在政府推动下出售部分股权给国有背景机构。这些企业的共同点是:整改后表面上“去个人化”或“去家族化”,但实际控制权往往转移到与红色权贵相关的利益集团手中。这种“权贵化”比传统的国有化更隐秘,形式上是市场化运作,实质上却是权力与资本的再分配。 习近平推行国进民退并默许红色权贵介入的核心目的,在于通过经济控制巩固政治权力,同时维系忠诚的利益集团。 蚂蚁集团的体量和马云的影响力,被视为潜在的政治风险。2020年外滩峰会马云批评监管的言论,触碰了习近平对权力集中领导的底线。在习近平的治理理念中,任何可能挑战中央权威的力量——无论是企业家还是互联网巨头——都必须被驯服。蚂蚁集团的整改和马云的淡出,是通过经济手段消除政治隐患的典型案例。 数据与金融的战略掌控。蚂蚁集团的核心资产是其海量数据和金融科技能力,这不仅是商业资源,更是国家安全的关键变量。习近平多次强调“数据安全”和“网络强国”,要求核心资源掌握在国家手中。蚂蚁集团的无实际控制人模式,配合国有资本的入股,确保了其数据和业务方向服务于国家战略。而红色权贵作为权力体系的延伸,通过掌控这些资源,进一步强化了其在经济和政治中的地位。 分利与忠诚的维系。红色权贵的介入,不仅是权力扩张,也是习近平维系政治忠诚的手段。通过将优质民营资产分配给与政权密切相关的利益集团,习近平能够在经济领域建立稳固的“分利联盟”。这种模式既削弱了独立民营资本的威胁,又通过利益绑定巩固了权贵阶层的忠诚。蚂蚁集团的整改,正是这一分利逻辑的体现:马云的退出为权贵腾出空间,国有资本的进入则为权力-资本联盟提供了合法外衣。 将蚂蚁集团的整改称为“共产化”,既是公众对国进民退的不满表达,也指向了红色权贵掌控的深层现实。从象征意义上,蚂蚁集团的遭遇标志着民营企业家的黄金时代落幕。马云曾是改革开放的符号,其创业故事激励了无数人。然而,从阿里巴巴到蚂蚁集团,马云的每一次退让都在提醒人们:在中国,民营经济的成功离不开国家的许可,任何挑战规则的行为都将付出代价。 从现实层面,蚂蚁集团并未被完全“国有化”,而是通过股权分散、监管嵌入和权贵渗透实现了“国家化”和“权贵化”。无实际控制人的治理结构,表面上增强了透明度,实则让红色权贵通过国有资本或代理人更容易影响企业决策。这种模式比传统国有化更隐性,既保留了企业的市场化表象,又实现了权力的实质控制。 蚂蚁集团被“共产”并落入红色权贵掌控的趋势,揭示了国进民退政策的深层问题。首先,民营企业的创新动力可能因过度监管和权贵介入而受挫。蚂蚁集团整改后估值缩水超70%(2023年约为5671亿元),重启IPO前景不明,反映了政策对企业价值的冲击。其次,红色权贵的隐秘掌控可能加剧社会不公感。公众对“权贵资本主义”的不满,可能转化为对政策合法性的质疑。再次,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可能进一步动摇。蚂蚁集团IPO的搁浅和权贵介入的传闻,已让全球资本对中国政策环境产生疑虑,未来外资流入可能面临更大阻力。 从习近平的视角看,国进民退和权贵掌控是巩固政权、防范风险的必要手段。在全球局势动荡、国内经济承压的背景下,优先确保政治稳定和经济可控,或许是其核心考量。然而,这种模式的长期代价不容忽视:民营经济活力下降、社会信任流失、国际形象受损,都可能成为未来的隐患。 蚂蚁集团被“共产”的背后,是习近平国进民退政策的升级与红色权贵掌控的隐秘扩张。通过剥夺马云的控制权、引入国有资本、嵌入监管框架,国家成功将这一金融科技巨头纳入可控轨道,而红色权贵则通过权力网络获取了实质利益。这不仅是公司治理的调整,更是政权巩固和利益再分配的战略部署。然而,这种控制的代价可能是民营经济活力的减弱、社会信任的流失和国际信心的动摇。蚂蚁集团的未来,或许能在国家与市场的博弈中找到平衡,但其经历已为中国民营企业敲响警钟:在权贵资本主导的时代,生存的智慧在于顺应规则,而非挑战规则。
6个月前
新年伊始,从习近平在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求是》发表的文章来看,习近平铁定是一条道走到黑,他不打算做出任何妥协和改变,他的所谓保党是为了自身的政权安全,他的为人民是不管不顾人民的死活。 习近平二十大的连任,可以清晰看到未来中国的政经走向,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被彻底废弃,人民经济取代市场经济,国进民退侵蚀每一个领域,在共同富裕的幌子下,中产阶层迅速消失,曾经拥有的财富也将化为灰烬,言论空间受到进一步挤压。 习近平在政治老人的搏奕中以了红二代身份接掌权力,意味着政权从平民手中回到红色家族之手,胡锦涛做为平民被邓小平隔代指定为接班人,江泽民又隔代指定习近平为接班人,习近平父亲习仲勋曾是陕北根据地第三号人物,排在刘志丹和高岗之后,建政初期,毛泽东打掉了高岗反党集团,习仲勋长期受到政治迫害,习近平青少年时期目睹毛泽东发动的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做为参与者和受害者,他根本没有反思那场运动的残酷和邪恶,只是学会了接受和隐忍,从而在一众平庸的高官中,赢得了江泽民的信任和支持。 这一代人显然是中国近代知识层次最差的一代人。停课闹革命几乎荒废了学业,反对封资修导致无书可读。习近平1969年下放到陕西梁家河,自此孤独、恐惧、疾病、饥饿、肮脏伴随着他,这一代人内心深处崇拜毛泽东,对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充满好奇和向往,狂热残酷的斗争给这一代人留下深刻的印记。习近平从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接班人沦为接受改造的黑五类,在通往权力顶峰的漫长过程中,受尽了煎熬和屈辱,但这并不影响他对毛泽东玩弄权术的迷恋。 对国际社会来说习近平连任意味着更多的动荡,一个军事强大的集权体制必然会对西方民主国家构成极大威胁,毛泽东时代中国一穷二白,不足以对世界构成威胁,其折腾对象仅限于内部和周边国家,比如柬埔寨和越南,今天的中国就不一样了,除了折腾国内的民众,还会把魔爪伸向世界每一个角落,对民主国家的攻击更具破坏性,战狼外交喧嚣尘上,台海和平将经受严峻考验,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很可能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 过去十多年极力鼓吹“东升西降”,“中国模式”,对内掀起民族仇恨,把民主国家视之为威胁和敌人,渲染中华民族危亡论调,并在军事上对台湾展开轮番威胁,营造武力攻台气氛,将军事活动扩大到南海,并以高调姿态宣示对整个南海区域拥有主权。在一国两制的香港强行推出严厉的国安法,不惜摧毁历经百年建立在良好法律制度之上的国际化大都市。为了维护个人权威寻求连任,不在乎赌上国运,即便面对全世界的鄙视,也要孤注一掷。这种四面出击的扩张行为让外界感受到不惜一切代价与西方全面决裂的意志和决心。 西方国家并没有形成如何对付集权体制的共识,过去三十年,东西方经济贸易往来频繁,中国制造沦为西方廉价商品的集散地,也为西方抑制通胀做出了贡献。任何产业链的转移都有一个漫长且艰难的过程,世界上很难找到一个拥有廉价劳动力以及低人权优势的制造业基地,西方国家在与中国交往时,几乎长期默认所谓的绥靖政策,尽量避免批评中国刺激中国,更不敢放弃庞大的中国市场,这无形中增加了习近平推动一系列内外蛮横政策的意志和决心。
1年前
现年86岁的原深圳市市长、市委书记厉有为长期以来关注民营经济发展,尤其关注遭遇迫害的民营企业家,常常为之鼓与呼。两会在即,厉有为深感过去这些年国进民退对市场体系的破坏,对民营经济的冲击,对民营企业家的伤害等等,都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北京高层对外放风要出台所谓《民营经济促进法》,厉有为对此提出了切中要害的意见。 关于对筹备《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意见 最近得知国家正筹备《民营经济促进法》,并广泛征求意见。我的意见如下: 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市场主体一一企业的立法十分重要。 深圳在获得立法权后,首先对市场主体立了四个法:《股份有限公司条例》、《股份合作公司条例》、《有限责任公司条例》和《合伙公司条例》。 这是按企业组织形态立法,非按不同所有制立法。 ②按企业组织形态立法,有利于各种不同所有制企业,在同一个市场内公平竞争。 ③如果按不同所有制立法就要有《全民所有制企业条例》、《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民营企业条例》(或促进法)。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有不同的法律规定(优惠或约束),不利于形成全国统一的大巿场,易造成市场分割和不公平竞争。 ④现在的问题不是对民企"促进"不夠,而是从根本上落实中央文件中提出的"一视同仁"不夠。 ⑤建议修改宪法第第十二条,无论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都依法神圣不可侵犯。(宪法第十三条没必要存在了)。 ⑥建议修改宪法第六条,无论国有经济还是民有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 ⑦建议修改宪法第七条,国有经济和民有经不分主次,共同发展。 ⑧建议修改宪法第四十二条第三段。在各类所有制企业中做工的中国公民都是国家主人,都要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劳动。 ⑨建议宪法增加政府转变职能的条款,政府由全能型转变为服务型为主的政府。对企业的生产要素配置和资源配置以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以市场为主导配置资源。政府退出主导地位。 以上意见供立法和修法参考 厉有为 2024/2/2 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