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ang hai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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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前

最近因为一幅油画，红了一个名字列宾(注意不是姓列，所以不是列宁的亲戚。全名应该是伊利亚·叶菲莫维奇·列宾) 不过红火的原因不是因为画，而是当今的热门话题，俄乌战争。形成的焦点则是，据说当年侵略中国的是这些乌克兰（注意重点在这当时还不存在的三个字）的哥萨克人。所以，按连坐罪法，当今事件中的乌克兰人也是不值得同情的。说到俄乌之争，对我这个喜欢偏离政治的人，实在是个难断的家务事。当然不会支持普京，因为我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说白点，战争无所谓正义与非正义，战争的残酷就是死人。但当军队一旦踏进他国领土，性质就归当地民众定义了，所以民众自发组织起来抵抗也是必然。从这角度讲，强龙是没有用的。普京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一直不敢伤亡太多民众，人一死多了就是世仇，那样即使乌克兰回归了，有了普京想要的听他话的总统，他还会像坐在火山上，于是这个大俄罗斯帝国就不完美了。不過，人一打架，最後都会成為疯子。所以，这次战争到底会发展到哪个地步，无人現在能预测。但是有一点清楚，打大了，尤其是要动核，就沒有看架和釣魚的，不管粉红，浅蓝，还是墨绿的，全世界誰都受害！甚至地球毁灭！说远了，还是回到主题。很小时候就知道列宾了，那时除了上课还被老爸逼着练琴画画，练琴少不了柴可夫斯基，画画当然就得观赏临摹列宾了。记得接触列宾的第一幅画是“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不是去学着画油画，老师让针对其中几人的头部细节画素描。说实话，我很不喜欢去画那些糙汉的素描，觉得人物的表情太扭曲，头发凌乱，衣着破烂，太没劲了。于是私下对同学说，老师让画的咚咚真无聊，远不及临摹安格尔的女人好玩。结果当然被老师K了，还请了家长。虽然已过二十多年来，不过老师那天的话还记忆犹新：列宾的画才是真正深刻的艺术，有着强烈的表现力和震撼力，因为真正源自社会和生活。列宾有说过鉴定他画好坏都是些普通人而不是王宫贵族社交名媛，因此要表现必须是他们所关心的利害关系……那样的话，画才有生命力。我不知列宾的原话是否是这么说，也没再去查过，但随着年龄增长，确实体会到了老师当年的话点到了列宾画作的真谛。列宾的每一幅画（除去少量的肖像画）都是在用他的心去着力去表现一个场景，一个画家曾亲眼目睹的情节，却又升华为挥之不去的记忆。在看他的画作时，你能体会到列宾和画中人物和场景的布局有一种因共呼吸而产生的情感连系。每一构图或喜或怒，或动或静，或均衡平稳或剑拔弩张，其实都是列宾将自身沉浸进去后的再创造，因此每个场面都那么生动，每个人物都那么鲜明有个性。所以，我们不应该将列宾的画去挂钩任何政治，去随意评判画中的每一个人物形象，那样无疑是在亵渎大师的艺术原旨，也是对列宾人格的最大侮辱。尽管如此，因历史原因列宾的画在很多中文介绍文章中，还是被贴上了革命的标签。经常见到的典型描述是：画家对革命者有着深厚的同情 …… 比较明显的误导有列宾在1907年的画作，中文翻译名为“1905年10月17日的示威游行“。以前，我对这幅油画很困惑，画中人物是在示威游行？出国后才知，这幅画的标题很简单，就叫“1905年10月17日 “，其背景是那一天（俄历10月17日，公历10月30日）俄罗斯沙皇尼古拉二世发表了“对国家秩序的改善的宣言“，承诺给予公民自由：包括个人自由、宗教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在国家杜马的广泛参与，普及男性普选，引进未经审查的报纸和一个没有国家（沙皇）同意即可让任何法律生效的杜马的法令。列宾的画如同摄影，准确记录了当民众听到尼古拉二世宣读那些承诺时惊愕的瞬间。很显然，这和示威是风马牛不相及。其实，列宾在1906年对此画还有个构思图，画中的水兵是在吹喇叭，穿红色和白色长裙的女子在翩翩起舞。几乎同期，列宾还准备给尼古拉二世画幅穿皇帝制服的全身肖像。可见列宾其实对尼古拉二世当时创导民主的作为是赞赏的。不过那副画并未完成，只有草图。原因当然大家都知道，尼古拉二世在1917年丢了沙皇冠，全家去了西伯利亚，后来 …… 列宾在1918年还有一幅画，“偷小孩面包的红军战士”。别想太多，列宾其实是反映了当时苏维埃俄国的困境。因为对列宾的钟爱，那年去圣彼得堡时，在去冬宫前先买了张长途汽车票去了距圣彼得堡约45公里坐落在Repino小区的列宾故居，于是知道了更多些关于列宾的秩事，在此也与大家一起分享下。原来列宾如果现在在中国，他就是一个要被一些网民攻击的“叛国贼”。十月革命后，他就移居在Repino，当时还是芬兰领土，叫Kuokkala。列宾一生只有两个国籍，俄罗斯帝国和芬兰，直到1930年去世他也从未是苏联或其任何一个加盟共和国的公民。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列宁曾邀请列宾搬回圣彼得堡，斯大林甚至坚持要他放弃芬兰国籍回苏联，但都被列宾以身体不好等各种原因拒绝了。 1919年，列宾将收藏的俄罗斯艺术家的作品和自己作品的大部分捐赠给了在赫尔辛基的芬兰国家美术馆。 1925年，莫斯科以纪念列宾诞辰80周年为名，为他举行了盛大的作品展览，他也未去参加。按那天俄罗斯美女导游的话，列宾生前从未踏入进十月革命后的俄国一步。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斯大林声言芬兰是德国法西斯的帮凶，发动了第二次苏芬战争，史称 “拉普兰战争”或“继续战争”。1944年苏军开始针对赫尔辛基内多个芬兰城市的空袭，并在6月开始了地面攻势（目前是否正在重演历史？）。不过苏军的入侵并未成功，被小小的芬兰一次次瓦解。据说整个期间芬军阵亡或失踪了58715人，而苏军高达20万人。 1948年，双方才完全停战，签订了合约。芬兰本着“缩短的边界，长久的和平”之思想，与当时的苏联重新划分了边界，于是列宾的故居终于被划入圣彼得堡区，列宾是以遗体的身份回归了苏联（或俄罗斯）。说了半天，一件重要事还完全没被提及，列宾到底是哪儿的人？这个大百科上写得清清楚楚，1844年8月5日出生于俄罗斯帝国丘古耶夫(今属乌克兰)，也就是说是在现今俄罗斯的顿河和乌克兰的扎波罗热之间。靠，原来列宾和那些凶狠的“与中国北方先民”有“血海深仇”的哥萨克人是同时期的邻居 …… 不过我在前文已说过（第一，发动侵华战争的是俄国沙皇亚力山大二世，哥萨克人只是被雇佣的军人。如同第聶伯河沿岸的人不能因拔都率军毁了基辅去怨恨蒙古人，我们也不应将这笔血债只算在一拨当时混饭吃的游民头上。第二，当时的哥萨克就是俄罗斯哥萨克人，乌克兰一词在二十世纪前只是俄罗斯境内第聶伯河流域一个定义不甚明确的地域名，第一个国家形式是1917年德皇鼓动建立并得到苏维埃俄国默许和最终承认的乌克兰国民共和国，也就是后来的乌克兰苏维埃加盟共和国的前生。所以，不顾事实将俄罗斯沙皇带给中国人的历史仇恨加给哥萨克，并冠以当时并不存在现在正敏感着的乌克兰之头衔，实属歪批历史，误导民众思路（从论坛的回复即能看出）。以此推演，列宾是否也得从俄罗斯画家头衔改称为乌克兰制造的哥萨克画家？如果老爷子地下有知，恐怕要被激发得从坟里跳了出来！作者：at 1981 列賓作品 1 1905年10月17日；2 偷麵包的紅軍戰士

1个月前

不懂就問：爲何蒙古人高大，而蒙古馬卻矮小。日本人矮小，他們東洋馬卻高大？

#蒙古人 #蒙古马 #日本人 #东洋马 #身高差异

1个月前

1997年，美國一位84歲的華裔老人去世了，生前是美國郵政的退休職工。但當他的另一個身份公開后，卻引起了轟動。陳瑞鈿出生在1913年10月23日，地點是美國俄勒岡州的波特蘭市。他的父親是中國廣東台山人，母親是秘魯華裔。他從小就在當地長大，生活跟大多數美國小孩差不多，上學，玩耍，對航空這事兒有點興趣。那時候波特蘭的天空偶爾會有雙翼飛機掠過，每次聽到引擎聲，陳瑞鈿都會丟下手里的彈珠，扒著院子的木柵欄望半天。他12歲那年，鎮上舉辦航空展，飛行員帶著觀眾體驗短程飛行，3美元一次。他攢了三個月的報紙錢才湊夠，坐進駕駛艙的瞬間，雙手緊緊攥著座椅邊緣，風從敞開的機艙灌進來，吹得他頭發亂飛，可眼睛亮得像星星。下來后他跟父親說：“爹，我以后想飛。”父親陳錦棠蹲在門檻上抽著旱煙，慢悠悠地說：“飛可以，但要記得自己是中國人的根。” 陳瑞鈿沒忘。1932年淞滬會戰爆發，19歲的他在波特蘭的華人報紙上看到日軍轟炸上海的照片，報紙上的硝煙像要從紙里冒出來。那天晚上他翻來覆去睡不著，第二天一早就去找父親。陳錦棠把家里那個舊木箱打開，里面是他當年從台山帶到美國的衣物，還有一塊磨得發亮的銅制懷表，背面刻著“忠勇”兩個字。“要回去就帶著這個，”父親的聲音有點啞，“別給中國人丟臉。” 他放棄了即將拿到的高中畢業證書，偷偷報名了中國國民政府在美招募飛行員的計劃。那時候去中國的船要走一個多月，他在船上暈得厲害，卻每天抱著從圖書館借的《飛行原理》啃。到了上海，他先去了南京的中央航空學校受訓。學校的飛機都是老舊的霍克Ⅱ型戰斗機，零件缺東少西，有時候起飛前要幾個人推著才能發動。他英語流利，卻不太會說中文，訓練時跟戰友溝通全靠比劃，晚上就抱著字典練字，筆記本上寫滿了“升降”“瞄準”“編隊”這些詞。 1937年9月，他第一次參加空戰。那天日軍18架九六式艦載機空襲南京，他和戰友駕駛6架霍克機升空攔截。剛沖進敵機群，他的機翼就被一顆子彈擦到，木屑濺進眼睛里。他沒敢眨眼，死死盯著前面那架敵機的尾煙，手指扣動扳機時，手心全是汗。直到看到敵機冒著黑煙栽下去，他才敢用袖子擦眼睛，這時候才發現胳膊被彈片劃開了一道口子，血順著袖口滴在操縱桿上。后來他又參加了武漢會戰、廣州保衛戰，兩年里擊落了8架敵機，成為當時中國空軍里戰績最突出的外籍華裔飛行員。 1938年武漢空戰中，他的飛機被三架敵機圍攻，油箱被打穿，火順著機翼燒起來。他硬是忍著右腿被燒傷的劇痛，把飛機迫降在一片稻田里。村民把他從駕駛艙里拖出來時，他懷里還緊緊揣著那塊懷表，表蓋都被燒變形了。傷好后他轉去了“飛虎隊”，在緬甸和云南邊境作戰。那時候條件更苦，機場是臨時開辟的土跑道，下雨就泥濘不堪，飛機起飛時經常陷進泥里。他和戰友們白天作戰，晚上就住在茅草屋里，吃的是摻著沙子的米飯，偶爾能分到一罐牛肉罐頭，都先讓給年輕的飛行員。有一次他發燒到39度，聽到警報還是要爬進駕駛艙，戰友拉著他不讓去，他說：“多一個人就多一分力，總不能看著鬼子炸我們的陣地。” 抗戰勝利后，他的身體已經垮了，右腿因為燒傷留下了永久性的殘疾，左眼視力也下降得厲害，再也不能飛行了。他選擇回美國，卻沒跟任何人提過自己的戰績。找工作時，他看到美國郵政在招投遞員，就報了名。每天早上五點多起床，騎著自行車沿著固定的路線送信，波特蘭的冬天特別冷，他的腿受了寒就疼得厲害，卻從來沒請過一天假。鄰居們都認識這個話不多的華裔老人，知道他喜歡在院子里種點台山的青菜，知道他每年清明節都會去唐人街的祠堂祭拜，卻沒人知道他曾經在天上和日軍浴血奮戰。他退休后還是保持著早起的習慣，每天坐在門口的搖椅上，看著天上的飛機飛過，手里摩挲著那塊修好了的懷表。 1997年他去世后，侄子在整理遺物時發現了那個舊木箱，里面除了懷表，還有一疊泛黃的軍功章、作戰記錄和幾張老照片。照片上的陳瑞鈿穿著飛行服，笑容燦爛，胸前的勛章閃著光。侄子把這些東西交給了美國空軍博物館，博物館的專家一看就震驚了——這竟然是當年“飛虎隊”里赫赫有名的“華裔飛將”。消息傳出去后，中美兩國都轟動了。中國駐美大使館專門發了唁電，稱他是“跨越太平洋的英雄”；美國空軍為他補頒了“杰出飛行十字勛章”，波特蘭市還把他出生的那條街命名為“陳瑞鈿路”。那些曾經和他一起送信的同事才恍然大悟，原來那個冬天總穿著厚褲子、走路有點瘸的老人，竟然有這麼傳奇的過去。陳瑞鈿的一輩子，前半生在天上守護家國，后半生在地上默默前行。他從不炫耀自己的功績，也從沒覺得自己是英雄，只是做了一個中國人該做的事。就像他懷里的那塊懷表，不管經歷多少戰火和歲月，始終跳動著一顆忠于家國的心。 From民國回憶錄

#陈瑞钿 #飞虎队 #华裔飞将 #抗日英雄 #爱国

1个月前

不可思議！1949年，一群狼和它們的獵物駝鹿，被困于美國的一座孤島，讓人沒想到，幾十年后走向滅絕的，竟是狼...... 美國密歇根州的皇家島，與世隔絕，自成天地，島上起初沒有狼，也沒有駝鹿，直到19世紀，駝鹿不知是泅渡而來還是被人為引入，開始在這片植物豐茂的土地上繁衍生息。沒有天敵，食物充足，身體龐大的駝鹿很快成為島上的“霸主”，悠閑地漫步在林間與水畔。 1949年的冬天，一隊狼趁著湖面冰封，踏上了這座島嶼，對于生態學家而言，這仿佛是上天賜予的一場完美實驗：在一個封閉系統里，只有單一的捕食者和單一的獵物，它們會如何共存？是狼把駝鹿趕盡殺絕？還是雙方達成某種微妙的平衡？初期，一切似乎如人所料，狼群數量漸漸增長，從最初的寥寥數只，一度發展到五十只的規模，它們捕獵駝鹿，控制著其種群數量，而駝鹿，則在狼的捕食壓力下，艱難地維持著生存。然而，一場意想不到的“反殺”正悄然醞釀。 1982年，犬細小病毒在狼群中暴發，奪走了大量幼狼的生命，狼的數量銳減，最低時僅剩十四只，天敵的壓力驟減，駝鹿種群如脫韁野馬般迅速反彈，短短十幾年間，數量飆升至兩千多只。可病毒還只是狼群走向覆滅的開始，真正把狼群推向深淵的，是種族的繁衍。皇家島與大陸隔絕，狼群幾乎無法獲得外來基因的補充,一代又一代，它們只能在親屬之間繁殖。近親繁殖下的狼群，基因不斷退化，幼崽中出現骨骼畸形等先天疾病的比例越來越高，這也讓狼群的生存越發的艱難。要知道，駝鹿不是溫順待宰的食草動物，它們體型龐大，力量驚人，面對圍攻時不僅會用巨角與蹄子反擊，甚至懂得利用河流與復雜地形脫身。狼的每一次捕獵，都像一場賭上性命的冒險。而身體條件的惡化，讓這場冒險的成功率越來越低。雪上加霜的是，隨著氣候變遷，湖面冰封的情況越來越少，狼群被困在島上，既走不出去，也沒有“新血”能進來。狼群的基因庫越來越窄，健康每況愈下，繁殖也越來越困難，期間，也曾出現過一絲曙光，1997年，一只編號M93的雄性灰狼奇跡般地通過冰橋來到島上。它的到來，像一劑強心針，為衰敗的狼群注入了新鮮的基因，狼群數量一度回升，幼崽的健康狀況也明顯改善。可惜好景不長，M93在配偶去世后，不得不與自己的女兒繁殖，近親的循環再次啟動，基因退化的陰影重新籠罩，到2016年，島上僅剩兩只無法繁殖的近親狼，狼群的命運，實際上已經寫下了終章。而勝利者駝鹿，也并非高枕無憂，失去了狼的制約，它們的數量暴增，島上的植被不堪重負。樺樹、白楊被啃食殆盡后，駝鹿只能轉向營養價值低的冷杉，甚至被迫啃雪補水，生態鏈的底層被撼動，整座島的生態環境走向失衡。這場持續了半個多世紀的孤島生存實驗，最終以捕食者的意外潰敗告終，看似強勢的狼，在病毒、孤立和基因的連環絞/殺/下，也會失去鋒利的爪牙，而看似被動的駝鹿，卻憑借頑強的生命力和環境的“助攻”，實現了不可思議的逆轉。狼群與駝鹿這場意外的生態實驗，實際上沒有一個贏家，狼群為了種族的繁衍出現“回交”現象，駝鹿又何嘗不是，只不過，駝鹿憑借的是天時地利以及自身的龐大，在這場“實驗”中僥幸存活下來，可是最后只剩下駝鹿的小島，也變得面目全非，69年，不過三敗俱傷而已。生命系統的平衡，脆弱又復雜，它不僅僅關乎誰吃誰，更關乎健康、基因、環境，以及那一點點不可預測的偶然。直到2018年，人們將新的狼群引入皇家島，新一輪的較量悄然開始，而這一次，島上的草木、駝鹿、與狼，又將寫下怎樣的篇章？或許，自然永遠會給我們出乎意料的答案。 from無奇不有 ---問題來了：狼的劇減乃至滅絕，到底是因爲犬細小病毒還是近親繁殖狼近親繁殖，駝鹿何嘗不如此生物學意義上，近親繁殖不好社會學意義上呢

#皇家岛狼群灭绝 #近亲繁殖基因退化 #驼鹿数量失衡 #生态系统脆弱性 #犬细小病毒

1个月前

如果，我是說如果楊振寧沒有跟李政道鬧翻分道揚鑣沒有跟翁帆結婚那麽，他是不是就是完人一枚

#杨振宁 #李政道 #翁帆 #争议 #假设

2个月前

1996年，原國民黨中將文強90歲生日將至時，蔣緯國寄來了賀信和一千美元。文強的妻子將錢拿走，信扔在一邊。忍無可忍的文強，決定和妻子離婚。 1975 年，文強作為最后一批戰犯被特赦，成為全國政協文史專員。七十歲的老人在紅墻灰瓦間佝僂著背，走廊里的腳步聲總顯得格外孤單。熱心的女同事不忍看他形單影只，牽線搭橋讓他結識了張某，兩年后，兩人在簡單的儀式中結為夫妻。婚前有人委婉提醒：“這張女士脾氣不好，怕是不好相處。” 文強卻望著張某略顯憔悴的面容，嘆了口氣：“她丈夫走得早，一個人熬了這麼多年，有了家，心里踏實了，性子總會變柔和些。” 可婚后，現實像一記重錘砸醒了他的善意幻想。每月工資剛到賬，就被張某悉數收走，只留幾張零票給他。這位曾在黃埔軍校揮斥方遒，在戰場上運籌帷幄的中將，如今卻要拄著拐杖，顫巍巍地清掃滿是油污的廚房。那天，他重重摔在地上，膝蓋滲出的血染紅了褲腿，可張某只是抱著胳膊冷臉道：“我忙了一天也累得慌，就不能體諒我？” 文強將晚年心血傾注在聯絡黃埔校友、推動兩岸交流上，深夜伏案撰寫文史資料時，台燈下總只有他一人身影。張某對此嗤之以鼻：“瞎折騰這些，能換米換面？” 有次他埋頭整理淮海戰役資料整整一天，饑腸轆轆回到家，卻見餐桌上只有張某一人的碗筷。“我以為你忙的那些，比飯還頂飽！” 張某的嘲諷像冰錐扎進他心里。后來為減少爭吵，他改由自己領工資，即便分一半給張某，對方仍為錢鬧得雞犬不寧，甚至多次鎖門，讓他在寒風中苦等。 1996 年文強九十大壽，蔣緯國寄來賀信與千美元。想起當年在胡宗南部并肩作戰，自己還作為證婚人見證蔣緯國婚禮，這些情誼都凝結在薄薄信紙里。可張某一把搶過美元塞進貼身口袋，隨手將賀信丟進垃圾桶：“錢才是實在的，破信能當飯吃？” 文強顫抖著手指，積攢十八年的委屈與憤怒瞬間爆發。這場爭吵后，他終于下定決心離婚。離婚時，張某獅子大開口要房子和三萬元生活費。文強望著這個同床共枕十八年的人，聲音發澀：“這些年工資大半給了你，家里開銷全是我出，連壽禮錢都沒剩下……” 可最終，他還是心軟答應，多給的兩萬元，還是遠在美國的兒子寄來的。搬進兒子買的新房那天，文強望著窗外的陽光，第一次覺得呼吸都順暢了。回想起三段婚姻，他苦笑著搖頭：“前兩任妻子與我舉案齊眉，最后這段，是我錯把憐憫當緣分，困住了自己十八年。” from風雲人物志 ----不説大陸台灣不説新舊社會不説共產黨國民黨

#文強晚年 #婚姻困境 #蔣緯國情誼 #兩岸交流 #錯把憐憫當緣分

2个月前

來自中國的包婷婷（TingTing Biao，音譯，上圖）夢想能和先生、女兒在加拿大定居，未料花費了數萬加元之後，卻只換得身無分文、身心俱疲，一家人只能回到中國。今年8月，包婷婷在沙斯卡通接受CBC採訪時，聲音顫抖地說：「我女兒一天只有一餐飯可吃。」包婷婷現在並沒有在加拿大開始新的生活，而是回到了中國，向其他人講述發生的事情—— 一個夢想變成了一場噩夢。今年1月，包婷婷和先生帶著6歲的女兒持旅遊簽證抵達加拿大，打算探索永久定居加拿大的途徑。她與沙斯卡通的蘇君 (June Su, 音譯) 和君人力資源解決方案公司(June HR Solutions)簽訂了合約。包說，是朋友介紹她這家移民公司，她相信同樣是華裔的移民仲介會比較可靠。蘇君為包婷婷提供了移民建議，並提供了一條看似清晰的永久居留途徑——但收費高達11萬加元。包婷婷最後支付了4加萬元後就放棄了。一位專家告訴加拿大廣播公司，移民加拿大的費用不應該這麼高；像這樣的移民案件，通常花費5000到1萬加元。蘇君並非持牌移民顧問。移民與公民顧問學院（CICC）是向移民仲介發放執照、制定指導方針和調查投訴的行業監管者。該學院表示，任何未經許可，以收費或其他報酬非法提供加拿大移民諮詢服務的人，都是無證從業人員。蘇君在聲明中表示，她的丈夫是一名持牌顧問，她提供的移民建議是基於丈夫的指導和她自己多年的經驗。 CBC審查了包婷婷與June HR Solutions簽訂的合約。合約中列出了總計11萬加元的費用，這些費用與幾個移民步驟相關，稱最終將幫助她獲得永久居留權。(下圖) CICC在一份聲明中表示，顧問必須設定「公平合理的費用」，但並未具體說明多少費用才算合理，也無法追蹤仲介的收費標準。包在簽訂合約時支付了第一筆2萬加元，並在成功通過勞動力市場影響評估（LMIA）後支付了第二筆2萬加元——LMIA是加拿大僱主有時需要用來僱用外國工人的文件。包的廚房幫工職位評估雖是正面的，但有移民專家表示，這份工作當時不符合沙省永久居留權的申請條件。擁有40年經驗的移民律師李克倫(Richard Kurland)表示：「這個計劃注定失敗。即使你以廚房幫工的身份獲得了LMIA，也得不到任何善果。」包的下一步是申請工作許可，之後還要再向蘇支付2萬加元，但包的工作許可申請被拒絕了。加拿大移民、難民及公民部在一封拒絕信中表示，他們不相信包會在臨時工作許可到期後離開加拿大，理由是她在加拿大有家庭關係，申請中的信息前後矛盾，以及訪問目的不明確。蘇君隨後提出了一個更昂貴的方案－在黃刀鎮投資8萬加元創辦一家企業，申請投資簽證。但該計畫要求投資超過20萬加元，並且需要流利的英語、商業經驗和高淨值。包家不具備這些條件。這時包婷婷意識到自己別無選擇，決定放棄合約。由於積蓄全部花光，在加拿大的生活前景黯淡，她被迫返回中國。包的大部分溝通對象是蘇，而蘇並非受監管的移民顧問。 CBC查閱了包的微信對話，發現蘇在幾個月的時間裡一直在向她提供指示和移民指導。 June HR Solutions Inc. 確實有一位持牌顧問—— 蘇的丈夫劉正濤(Zheng Tao Liu，音譯)。蘇在微信聊天中稱劉為「劉律師」，但沙省律師協會證實，劉無權在該省執業。蘇拒絕 CBC 現場採訪請求，但透過電子郵件回應包的指控。她表示，她是丈夫的助理，丈夫是一名持牌顧問，她會根據丈夫的指導和自己多年的經驗提供建議。她還表示，丈夫劉是中國的律師，她從未聲稱自己的丈夫是加拿大的律師。談到收費問題，她表示加拿大的自由市場允許她自行設定收費標準。「包女士在簽約時就同意了價格，所以我認為現在不應該就價格問題爭論不休。」蘇聲稱包和她的丈夫損害了她的職業和個人聲譽。李克倫審查了包婷婷的文件，表示她的經歷揭示了一個更大的問題，即移民代理監管嚴重缺乏監督。「移民顧問行業就像一個開放的狂野西部(Wild West)，人們想收多少錢就收多少錢。你必須保護這些人。他們很脆弱。他們顯然不知道我們的系統是如何運作的，也不知道這些東西到底值多少錢。」李克倫表示，包的案例顯示 CICC 缺乏資源和權力來妥善保護公眾。他表示：「這是一個已知問題，如果聯邦政府願意，就應該解決這個問題。」 ●他給出的建議是：國會已於2019年通過立法，加強對諮詢顧問的監管，但尚未完全實施，渥太華應頒布這些改革措施、提供更強大的監管，並設立一個保險基金來補償受害者。公佈工作許可和永久居留權申請等服務的典型收費範圍，以便新移民了解合理的收費標準。賦予CICC更多資源和權力，包括徵收罰款的權力。對諮詢顧問進行隨機抽查，而不是僅依賴投訴。回到中國後，包婷婷表示，這段經歷一直困擾著她和家人。在失去了所有積蓄後，她正在努力重建生活。她說仍然感到悲傷和憤怒，覺得自己被另一個華人騙了。「在夢裡，我哭了，我丈夫把我搖醒……我還在哭。」她說，這段經歷帶來的惡夢至今仍縈繞在她的心頭。她願意分享自己的故事，希望警醒其他外國人和新移民，提防類似的騙局。星島日報 ---潤之難，難於上青天 ---中國有錢人，忒多

#移民骗局 #包婷婷 #加拿大 #华人中介 #经济损失

2个月前

1976年的10月6號四人幫被抓快五十年了還記得當時的大快人心

#四人帮 #1976年10月 #被捕 #大快人心 #历史事件

2个月前

毛泽东垂询吴瑞林而非梁兴初志愿军 13 兵团几位军级首长，曾于第三次战役后被短时召回国内向领导、群众汇报战情战绩。当然，既然是“回国汇报”，被挑上的首长都是能说会道的人。但是毛泽东安排支开了其他军长，包括“万岁军”38 军军长梁兴初，人多口杂嘛，单独召见且到伫门迎迓了 42 军军长吴瑞林，谈了接近四个小时，详细问这问那。为何是吴而不是别人？笔者认为，其一，因为 42 军打头突破三八线，首先遂了毛泽东“向最高领袖斯大林表忠防止他换马，且弥补上次拒绝出兵苏联远东过失”的心愿。这个心愿得以实现得有两步：派部队入朝是第一步，突破三八线是第二步。两次先走一步的恰巧都是 42 军。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 1950 年9 月9 日呈交杜鲁门总统的《美国在朝鲜的行动方针》建议，如若苏联或者中国出兵援朝，美军即刻退守三八线以南。毛氏决定出兵朝鲜之前已经得知了这个情报，所以对于守得住三八线没顾虑。据吴瑞林亲口对笔者回忆谈话内容，毛氏根本没有责备42军124 师、125 师新仓里失阻美军。其二，据文革后总政主任于永波说，在朝鲜，42 军比 38 军更能打。也许，彭德怀高看的是38军，毛泽东高看的是42军。吴瑞林将军曾经指挥 42 军步兵、南海舰队炮艇、战机（海陆空啊）先后跟美军、英军交过手，且和39军一样从无败绩，军中罕有。吴氏曽指点笔者正确观察战争：“胜负乃为兵家常事，赵子龙也有天水之败。大不可必对战术性的一胜一败一惊一乍。”如今俄乌战争陷入胶着，亚速钢铁厂地下城失陷，笔者就想起了这句话。吴瑞林和夫人刘军。抗美援朝结束之后，毛主席问彭老总：“谁去守南大门好?”彭老总说：“打美国佬还是吴瑞林吃得透，42军吃得透。派吴瑞林去为好。” 徐澤榮臉書

#毛泽东 #吴瑞林 #抗美援朝 #42军 #中朝关系

2个月前

朝鲜战争到底是怎样爆发的，中国究竟为什么非要出兵不可，几十年来这始终是一个困扰着各国学者，甚至困扰着当政者的一个极大的谜团。包括主要当事国中国和苏联当年的大多数领导人，多半也是不甚了了。朝鲜战争是1950年6月爆发的，仅仅过了十年之后，即到了1960年6月的时候，即使是在这个问题上参与过某些决策讨论的亲历者，对战争爆发的原因，和中国出兵的背景，就已经说不清楚了。当时，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与中共代表团在6月22日举行了正式会谈。会谈中双方在许多问题上互相指责，发动朝鲜战争的责任问题也被赫鲁晓夫翻了出来用以指责毛泽东，自然，中共代表团团长彭真对此完全否认，且寸步不让。让我们看看他们双方当时围绕着这个话题是怎么争吵的，各自的说法又是什么：--鈞天彭真：我的记忆力很好，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政治局的讨论，我是参加了的。我们把意见告诉了斯大林。赫鲁晓夫：事后诸葛亮，中国人就喜欢这样。彭真：不对，我们确实同斯大林说过。赫鲁晓夫：他是不听别人意见的，他已经把自己变成了偶像。彭真：我们对斯大林是不满意的。我们有委屈…… 赫鲁晓夫：我们在这个小范围里，可以讲，朝鲜战争是北朝鲜发动的，是苏中两国都同意了的。彭真：不对，我们没有同意。我参加了政治局的讨论，这个问题我是知道的。赫鲁晓夫：我们也看到了文件，毛泽东是同意了的。彭真：有两点必须说明：一、发动朝鲜战争，我们事先不知道;二、战争打起之后，你们派大使找我们中央，说苏联出兵不妥，斯大林想要我们来出兵。赫鲁晓夫：那个时候如果是我们这些人担任领导，而不是斯大林的话，这场仗就打不起来了。但是，如果毛泽东不同意，斯大林也是不会那样做的。朝鲜战争是斯大林和毛泽东共同决定后才发动的。彭真：你说得不对，毛泽东同志是反对打的。毛泽东同志在莫斯科就同斯大林说过，如果战争打起来，那就不是南朝鲜的问题，而是美帝国主义的问题了。即不是南朝鲜能否拿到手的问题，而是北朝鲜能否保住的问题。这样的意见，毛泽东同志也向金日成同志谈起过。朝鲜战争打起来以后，斯大林说，如果苏联出兵，就意味着世界大战，因此才请中国出兵。因此我们才同意出兵的。我当时参加了政治局会议的讨论。赫鲁晓夫：你说的是战争打起来以后的事，问题是发动战争斯大林和毛泽东是批准了的。彭真：你说的不是事实，是造谣。我参加了讨论。我们始终认为是斯大林同志同意了。金日成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最有发言权。赫鲁晓夫：你比我小吧，今年多大岁数? 彭真：五十八岁。赫鲁晓夫：你比我年轻，但是记忆力却不如我。彭真：我的记忆力很好，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政治局的讨论，我是参加了的。我们把意见告诉了斯大林。赫鲁晓夫：事后诸葛亮，中国人就喜欢这样。彭真：不对，我们确实同斯大林说过。赫鲁晓夫：他是不听别人意见的，他已经把自己变成了偶像。彭真：我们对斯大林是不满意的。我们有委屈…… 赫鲁晓夫：(再说一遍)朝鲜战争是斯大林和毛泽东两个人共同决定的。彭真：完全不对。毛泽东同志提了意见。这一点，你可以问问当时参加过讨论的其他同志，那样你就会明白了。赫鲁晓夫：我们不要谈死人了。我说，是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过错。彭真：根本不对。你们有人也参与了这件事，应该可以作证。我再一次声明，你说的根本不对。（下面是鈞天的評論）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当年，中苏两党领导人在内部都不回避战争是北朝鲜首先越过三八线这一行动的事实。他们争论的关键仅仅在于，到底是谁批准或者说决定发动这一进攻的。赫鲁晓夫坚持说是斯大林和毛泽东共同批准或决定的; 而彭真则坚信毛泽东是不同意的，甚至是反对的，强调中方对战争的发动事先并不知情。对此，《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一书做了相当清晰的回答。它指出，第一，从战争最初的策划，到最后的实施，都是在斯大林与金日成，即苏联和朝鲜之间秘密进行的，中方既未被告知，更未参与其间。因此，赫鲁晓夫关于这场战争是得到斯大林和毛泽东两个人批准或由他们两个人共同决定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第二，毛泽东并非不知道金日成有此计划，斯大林也并非没有就此与毛泽东通过气。1950年5月13日金日成访问北京，就是在斯大林的要求下，就战争一事来征求毛泽东的意见的。在毛泽东托周恩来通过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向斯大林了解其真实意图时，斯大林也明白无误地告诉毛泽东：尽管他已同意了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但是，“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解决这个问题”〔2〕。毫无疑问，在斯大林已经同意了朝鲜人的计划之后，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也没有反对。因此，赫鲁晓夫说“如果毛泽东不同意，斯大林也是不会那样做的”的说法，也并非就是捕风捉影。那么我的问题是：解密档案显示彭真所说的“毛泽东同志是反对打的”这句话不是事实。对此原因似乎有两种可能。一是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没有向同仁们说实话。他希望造成对这件天大事情的决策不是他自己的意思，而是执行社会主义阵营的首脑——苏联的意思。中国对朝鲜战争的介入将以承担阵营内国际主义义务的面目执行。从这可以推断出，在当时的会议上反对的声音一定是很强烈的，而毛泽东当时也还没有后来的“一言九鼎”、“一句顶一万句”的威力。他还要借助苏联的牌子行事(在“一边倒”的年代里，苏联的话就是圣旨。一顶“反苏”的帽子可以让你身败名裂、家破人亡)。二是彭真没有说实话，在上世纪60年代中苏论战决裂的战斗中，他要把“我们有委屈”的责任放到苏联人头上。斯大林爲什麽支持朝鮮戰爭楊奎松談沈志華著作：毛澤東、斯大林和朝鮮戰爭

#朝鲜战争爆发 #中苏分歧 #毛泽东态度 #斯大林决策 #彭真回忆

2个月前

经历过“文革”的国人，尤其是上海人说起曾经的上海市委书记“徐老三”（即仅次于第一书记张春桥、第二书记姚文元），相信大家不会陌生而张、姚长年在中央，“徐老三”则成了上海名副其实的一把手。这位“徐老三”就是徐景贤 “文革”前一年，少年的我曾在上海少年宫，听过徐景贤的文学讲座。那时的他作派儒雅，说话慢条斯理；他写过报告文学《党的儿子穆汉祥》、话剧《年青的一代》、散文集《生命似火》等作品。在我心里，他是个文化人。有句话说得好：一个好制度能把坏人变成好人，至少可以更有效地限制坏人；一个坏制度却能把好人变成坏人，或者让好人违心地帮着干坏事。史无前例的“文革”印证了这一点。一时间，神州大地的人们造反、夺权，上演着层出不穷“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闹剧。有着很强“党的组织观念”的文化人徐景贤，也从市府机关冲出来响应造反。记得那是1967年夏天。我所在的控江中学，由于革命大联合搞得早，成了全市“复课闹革命”的典型。徐景贤代表市领导在学校礼堂讲话。在我眼里，依然清瘦白净的他却提高着嗓音、舞动着双手，嘴里的革命词汇一串连着一串；最后是举臂高呼：“革命小将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终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大家说对不对？”全场随即响起振耳欲聋的回应。也就在这时，才让我看到这位文化人，已经抺上了造反派的深深印迹。一年后，我在寒风昂扬、哭声嘹亮的氛围中，登上火车去插队落户。当时工宣队师傅激动地挨着车窗通知：市领导徐景贤同志、马天水同志要来欢送革命小将！我坐在车厢里木然无语，那种远离亲人的悲伤正在内心蕴酿，哪有闲心去关注徐景贤们？正当徐景贤们“无限风光在险峰”中夺权掌权时，我和知青们“坐地日行八万里”的战天斗地，恰似“两股道上跑的车”，毫不相干。后来，审判“四人帮”了，才重新关注起徐景贤。那时在大学里不容易看到电视。正好同寝室温良在吉大隔壁的兽医学院认识人，每晚跑过去看。尽管没几个镜头，但还是让我看清了站在审判席上的他：和十年前相比没了神采飞扬，多了满脸晦色。此后，徐景贤从我的生活里销声匿迹。世间的事有时就是巧。20年后，在一次朋友聚餐时，竟然与徐景贤同了桌，座位还紧挨着。这时的徐景贤，佝偻着背，全然失却了原有的挺拔（后来才知道，原1米8的个儿，缩小成1米6几）；走起路来一瘸一拐，是严重关节炎所致；眼睛凹陷得很深，拉长了的整个脸显得又瘦又瘪。然而他却是热情洋溢，满脸堆笑，虽说是七十开外的人了，但声音清晰，思维敏捷。当他知道我是搞房地产的，便询问了许多有关房子建造、销售方面的问题。我当时带了本自己写的策划小册子，便随手送给了他。可我心里在想：他也不过是逢场作戏，没话找话而已，对策划之类感兴趣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也就过了没两天，徐景贤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他读完了小册子。接着问道：“想请教一个问题，判断房子是不是物有所值，主要依据的是啥？”我说：“是地段，也就是土地价值高的房子，就这一项核心和关键的指标，决定了该房产的基本价值。” “哦，这就像购买数码相机首先要问像素，购买钻石首先要问几克拉，购买音响要关注最大不失真功率……”他一连说出了这么多形象通俗的比喻，不愧是学问人。最后他谦虚地说：“你的策划书写得很有文学性，给我补上了一堂建筑营销的课程。” 就这样，一本小册子成就了我和他的第二次第三次接触。虽说他过去担任的是党务工作，但毕竟是在工商业发达的大上海，加上他的聪明好学，所以，对于城市规划、环境营造直到建筑样式、市民需求，他都有自己的想法。因此，我和他有了不少共同语言。虽然有共同语言，但毕竟他有造反的历史与那18年牢狱的污点。因此，我不想走得太近。他家住天平路，我路过多次，均没有登门。徐景贤为人好客，有一次他让我上楼喝杯茶，我推托着没上去。其实，那时他已经是个公民，我这有色眼镜戴得是不是很没道理？因为十年“文革”，对于我是一个惨痛的回忆。可是，时至今日，还没将文革真实面貌完全公示于众，那这段历史在我心里更不能划上句号。可惜，有资格说清“文革”的，几乎没有给后人留下什么片言只语便撒手人间。徐景贤说，他屈指算算，也没有谁能够挑起书写的这副担子。于是，他反思，他忏悔：他向剧作家、演员认过错；他向普通市民、青年学生道过歉；他不怕触及禁区，他要将一个自己知道的真实的“文革”完整回忆起来，这是他心灵上的一次洗礼。经过几年的案头准备，写成了一部回忆录：《十年一梦》。这本《十年一梦》，让他剖析了自己“愚忠”的一生，重新让自己的“脑袋长在自己的肩膀上”。我读了两遍《十年一梦》。由于是作者一人的回忆，不免有它的局限性；但作者勇于反思的精神，却让人耳目一新。我开始关注、接近了徐景贤。十年“文革”，是在把一个民族不断地推向野蛮的深渊：那是物质生产力与人文精神的全面倒退。期间，上海的“徐老三”，也曾经书写过推波助澜的造反宣言，也曾经组织武装民兵“誓死保卫党中央”。正如俗话所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中外无不如此。上帝呼唤人走向高尚，魔鬼却诱惑人走向肮脏。确实，徐景贤在“文革”中做过不少“肮脏”的事，但他也曾展现过“高尚”的行为。 “文革”中，他一人“得道”，亲朋好友并未“升天”。连他自己唯一的亲弟弟在湖北恩施插队好些年，他也没让调回上海；亲戚中有人想参军，他也不给开后门；父母在破旧的石库门倒马桶倒了数十年，没煤气卫生设施，他也始终没有改善父母的住房条件。一次闲聊，作家程乃珊告诉我40年前的一件事：她的一位同事早晨骑车上班，不料车身擦到了旁边行驶的小轿车后轮部位，这位同事赶紧刹了车，幸好人没摔倒。这时，从小轿车里下来了徐景贤，身为市委书记的他弯下腰来看骑车人的双腿受伤了没有，并且一个劲地赔礼道歉……就这样一件小事，让大家对徐景贤有点肃然起敬。也有我亲眼所见的。一次聚餐，在饭店门口的垃圾箱旁边，散落着几只塑料瓶，先到的徐景贤弯着腰吃力地拾起一只只塑料瓶将它扔进垃圾箱里。一个小动作让我看到他的良好品质。因“文革”犯有罪行，徐景贤1976年10月被逮捕。但由于他交代清楚、态度主动，尤其是他恪守“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中央原来估计接管上海“斗争将十分复杂，任务将十分艰巨”，为此组成了有17名省部级、58名司局级的强大阵容；但接管的实际过程却非常顺利、平稳。这其中不能抹杀徐景贤等人服从与配合的作用。法庭准备对他作出不予起诉的宽大处理；将马天水作为上海的首犯判处18年徒刑。谁知马天水突发精神病，不能判刑。但上海是“四人帮”的重镇，要落实一名首犯须重判。当时上海还有一位市委女书记王秀珍，原是一名工人，文化水平有限，让她充当首犯说不过去。故首犯的帽子就落到了原本不予起诉的徐景贤头上：判了18年。徐景贤关在上海的提篮桥监狱。他屡屡说起：要不是家庭的温暖，他是无法熬过那漫长的牢狱生活；而他的家人顶着常人无法想象的压力，只是为了换回18年刑满后的团聚。太太葛蕴芳知道他喜好读书，由他事先开出书目，她就四处去借，然后瘦弱的她背着沉重的书袋，从徐家汇换乘3辆公交车到杨树浦，每月一次的探视从没间断。是解渴的书籍，是亲情的力量，在他心灵上支起了强大的支柱。是的，他总觉得对不住妻子、对不住一双女儿。妻子葛蕴芳曾任夏衍的第一任秘书，也是个老资格干部；可现如今受到丈夫的牵连，党籍没有了，保留离休（降低到一般离休干部的标准，没有享受原来的处级待遇）。女儿们正是中学毕业，父亲的入狱，让她们上大学无望，大女儿患病由农场病退待业两年后，分配到食品生产车间当学徒；三年后转正当工人，从事糕饼月饼等点心加工。两个女儿在八十年代中期成家，两个外孙也相继出生。他说，当他在监狱里知道两个女儿都成家了，当他看到了小外孙的照片了，他形容自己：就像六月酷暑喝了一大碗冰镇汽水似的痛快淋漓。 1990年代，同他一起关押的“四人帮”头目，死的死、放的放，唯独徐景贤拖着严重的关节炎还在狱中服刑。葛蕴芳大着胆子，给前后两任市委领导写信，都石沉大海；后来直接给邓颖超同志写信，因担心中途被拦截，故信封上写“赵炜同志亲启”，在内页写明了请她帮忙转交邓大姐。葛蕴芳还记得，1972年，邓颖超大姐到康平路市委领导家属院来，前后去了姚文元家，去了王洪文家，也去了徐景贤家（只是没去张春桥家，因为当时说张的妻子文静历史上有问题）。邓大姐握着葛蕴芳的手说：“小葛啊，景贤同志紧跟主席干革命，你们可要支持景贤同志，和他一起，好好跟着主席他老人家干革命啊！” 邓颖超秘书虽与葛蕴芳只一面之交，但不势利，有同情心。她乘患病的邓大姐短暂清醒之际，将徐景贤的情况告诉了她，邓大姐随即提笔批了“请上海市委酌情处理”几个字。就是这几个字，没几天就让徐景贤保外就医，那是1992年6月。到了1995年5月刑满释放，1999年恢复公民政治权利。刑满后，没有单位的他，又出现了一个头痛的问题：关系落在何处？养老金谁来发？同案的王秀珍原是工厂工人，出狱后就落在原单位国棉三十一厂，由厂里发放养老金；而徐景贤原来是市委领导，刑满后怎么还能占着干部的编制？最后只好由市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每月发放生活费：一开始只有几百元，后来加到一千元，还是不够开销。他喜欢看书、读报，光这两项就占去了大部分生活费。为了补贴家用，徐景贤与老伴只能相随女儿们一起生活，空出房子租了出去。有一次徐景贤悄悄告诉我：家里大女儿身体不好；小女婿刚辞职还没找工作，能不能帮个忙，替他女婿介绍个工作？我见他确实困难，尽管当时没有把握，但还是一口应承。后来他女婿在我的一位朋友公司里工作，由于工作出色，一直在公司管理层担任项目经理、部门经理。徐景贤夫妇对我很是感激。我开玩笑地说：“徐老师是原市委书记的职务，那是部长级头衔啊。想当年我要帮忙都不知道门在哪儿呢？现在成了朋友了，面对面没了距离事情反而好办了。” 每个人，不管贫富，不管贵贱，上帝都是以一个“生”字展览了他的所有作品，然后又以一个“死”字统统予以收回。干净而利落。 2007年10月31日上午，徐景贤独自一人出门去与朋友相聚；午餐还与朋友们一起举杯庆贺。下午两点回家，睡了半小时，便在沙发上看书。太太葛蕴芳正在厨房间，听得外面一声奇怪的叫声，急忙跑出来，只见徐景贤已经瘫在沙发上不醒人事，任凭妻子大声呼唤，他始终没有醒过来。手里还捏着他爱看的那本书。他没能够等到一个月后的75岁生日。他走了，亲人们按照他的遗愿，将他的遗体全部捐献给医学事业。说走就走，尽管这是人生最完美的从容；也是人生最潇洒的谢幕。但他仍留有不少遗憾。记得徐景贤曾告诉我：《十年一梦》只写出了60%的事实，还有40%在肚子里。我理解他不能完全写出来的原因。我问徐景贤：当时你做的很多事情都有上面的指示，尤其是“一月革命”，那夺权的全过程更是上面亲自部署直接指挥，你只是个执行者啊。他答非所问道：“谁让执行者没有了精神呢？”他压低了音调，自言自语道：“当年，因为丢失了精神，所以才做了那么多错事……” 我读懂了他的话。这种精神就是一种高尚精神：是屈原追求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是陶渊明坚守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哲学家杜威说过知识分子的特性：“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眼睛、脑力当成自己的耳朵、眼睛、脑力；二是个人对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头，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利害。” 一场“文革”让这些精神都丧失了，我们的知识分子、我们的民族都沉沦了。这环境因素起了多么大的作用啊！在“文革”的环境里生活过，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应该反思？见证“文革”的徐景贤走了。他的反思却留给我们太多的深思。回首往事，我们不能让全民族遗忘“文革” 作者简介：范文发，上海控江中学68届高中，1969年到吉林延边珲春插队落户，1977年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当过大学教师，干过企业管理。业余喜爱创作，出版《白山黑水》《重做上海人》《边城盛放金达莱》等纪实文学多部。原文配發照片 1：1967年夏，周总理在文革中第一次视察上海，会见徐景贤等人 2：2006年，作者（左一）与徐景贤（左二）等合影

#徐景贤 #文革反思 #《十年一梦》 #上海 #知识分子精神

2个月前

剛剛結束的中國象棋“世界錦標賽” 越南人賴理兄拿了冠軍越南象棋當局獎勵其10億越南盾相當3萬8千美元教練獎勵2億盾這是中國象棋國際大賽上第一把交椅頭一次花落別家被一個歪果仁坐上這扯不

#越南象棋 #赖理兄 #世界锦标赛 #冠军 #中国象棋

2个月前

老一輩的象棋大師楊官璘，胡榮華，柳大華，李來群，呂欽許銀川們，好像沒聽到有人幹這爛事啊現在的人，都怎麽了下個象棋，還搞腐敗絕了

#象棋腐敗 #象棋大師 #楊官璘 #胡榮華 #腐敗

2个月前

9月24日杭州上城区法院宣判，6名中国象棋特级大师王天一、赵鑫鑫、洪智、徐超、谢靖、王跃飞中国象棋特级大师被判刑。其中有“中国象棋第一人”王天一，涉嫌“买棋”金额超过80万元，处有期徒刑2年9个月并处罚金。这些象棋特级大师在比赛中买棋、卖棋、软件作弊、操纵等。买棋，即通过金钱或其他方式让对方故意让步输棋；卖棋，则是在接受好处的情况下，自己故意让步输棋，让对方获胜。去年9月和今年1月，中国象棋协会已先后给予43名违规人员终身禁赛、撤销包括特级大师在内的所有技术等级称号的处罚，禁止他们从事和参与中国象棋协会及其会员单位组织或授权组织的所有象棋赛事和活动。 35岁的王天一出生于北京，从小就展现出象棋天赋，2012年获得中国全国象棋个人赛冠军，晋升为象棋特级大师，2014年起连续11年居中国象棋棋手等级分全国第一名，其等级分2023年达到了2800分，为中国象棋施行等级分以来的历史新高，因此被誉为“中国象棋第一人”。

#王天一 #象棋大师 #买棋 #禁赛 #负面

3个月前

我結婚那天，消失20年的親生母親突然出現在婚禮現場，繼母看見她，驚慌的從正席上走了出來，兩只手不自在的在胸前搓來搓去，我走過去攬過她的肩膀，輕輕的跟她說了一句話，她掉了眼淚。我兩歲，親生母親就拋下我離家出走了，出走的原因是因為家里窮，她不愿意繼續跟父親過窮苦的日子，跟著一個有錢的人跑了。她走后，父親為了我，到處去找她，找了三年，終于把她找了回來，她回來的那天，我躲在堂屋的門后面，從門縫里偷偷的看她，她穿一身碎花連衣裙，高跟鞋，大波浪的披肩發，身上還背著一個紅色的小包，跟我心中的媽媽不一樣。她進屋看見我，沒有親熱，也沒有思念，只是瞄了我一眼說，長這麼大了，怎麼邋里邋遢的，一股味，讓你爸給你好好洗洗。我膽怯的躲在父親身后，三年了，父親除了忙農活，就是到處出去找她，我跟著年邁的奶奶生活，能長成人已經不錯了。父親沒有接她的話，我也沒有叫她媽。她用手在那個紅色小包里摸了半天，掏出一塊糖，遞給我說：拿去吃吧，大城市里買的。我沒有接，她隨手放在了堂屋的桌子上。她回來是和父親辦理離婚手續的，辦完手續，便離開了，走的時候甚至沒有回頭看我一眼。從此以后，我們就再也沒有見過，20年，我早已經忘記她的存在。不多久，經人介紹，父親認識了繼母，繼母高個子，微胖，像男人一樣強壯，她長的不漂亮，臉上還有一塊大大的胎記。因為長的不好看，沒有找到合適的婆家，最終嫁給了二婚的父親。繼母進門那年我6歲，雖然別人都說她丑，但我覺得她很漂亮，第一次見面，她彎下腰笑著跟我說，以后我們就是一家人了，我會好好照顧你的，她聲音很好聽，笑的也很溫暖，和我夢中的媽媽一模一樣。事實證明，我想的沒錯，她真的很美，是心靈的美。自從繼母進門，我的日子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她很勤快，我脫下來的衣服，她隨手就拿去洗了，我每天都穿的干干凈凈的出門。她對我是發自內心的好，我上學走的早，她就老早起來給我做飯，遇到雨天，她會在學校門口拿著傘接我，父親打我，她會護住我，但我做錯事，她會批評我，她是真正的母親。最重要的是，她跟父親死心塌地的過日子，不嫌棄家里窮，夫唱婦隨，她給了我一個安穩、溫暖的家。她很能干，家里外面都是一把好手。她時常采些野花插到瓶子里，放在家里，貧困的家有了生機，她干凈，院子里，房間里，里里外外都被她打理的干凈整潔。家里的幾畝地，她翻了一遍又一遍，一根雜草都沒有，她好像永遠都不知道累，她養雞，養鴨，養羊，我們家的日子日益見好，村里人都說，沒見過這麼能干的女人，父親撿到了寶貝。第二年，弟弟出生了，村里人背地里議論說，她有了自己的兒子，對我肯定就不一樣了，誰不為自己孩子考慮呀？然而，他們都想錯了，繼母并沒有因為有了弟弟而對我不好，反而是，弟弟從小都是穿我的舊衣服長大的。我高三那年，父親因病去世，繼母一個人，供我和弟弟兩個人上學，很辛苦，我跟她說，我不上學了，回家幫她。她說，再難她都不會讓我輟學。而那時，母親在縣城生活，過得很富裕，但她一次都沒有找過我。我考上了大學，四年，繼母一邊供弟弟讀初中，一邊想方設法的給我攢大學的學費，從來說沒過一句辛苦，永遠都是一句話，你們哥倆好好讀書，錢的事情有我呢。后來，我才知道，她為了給我湊學費，去醫院賣過血，從那時起，我就認定，今生只有她是我的母親。我工作后，和她一起供弟弟讀大學，她笑著說，現在這樣的生活真好，以前我就怕沒有能力把你們兩個養大，現在好了，你們都長大了，我也放心了。我結婚前，突然接到了親生母親的電話，她說要來參加我的婚禮，還給我準備了大禮。我當場就拒絕了，我說，我媽都給我準備好了，我什麼都不缺，你不用來。結果沒有想到，我結婚那天，她還是來了，一身盛裝出現在我的婚禮現場，家里的親戚看見她，一陣騷動，繼母看見她，滿臉的不安，趕緊從正席上走了出來，我來到繼母身邊說：媽，你兒子結婚，你準備去哪？她說：我聽說那是你媽來了。我說：你就是我媽，這輩子我只認你，您養育了我20年，我永遠都只是您的兒子。” 繼母聽完，淚流滿面。那天，我說的聲音很大，也很堅定，全場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母親聽后灰溜溜的走了。后來，很多人問我，你母親生了你，現在還很有錢，為什麼不相認呢？我沒有解釋，也沒有回答，因為在我的心里，養育之恩大于天，繼母才是我的母親，我永遠只會孝敬她，永遠都不會傷了她的心。如今，繼母已經過世三年，生前她最喜歡花，她走后，我和弟弟便在她的墳地種滿了迎春花。春天的風，搖曳著一朵朵黃色的花朵。是希望，是堅強，也是思念，小時候我特別害怕走門前的那片墳地，如今有一天我最親的人也被葬在那里，從那以后，回家時，我就坐在門口的石板上，望向那里，好像她從來沒有離開我們。我想，如果風有形狀，那一定是故人跨越時空的擁抱。 from臉書莫奈的花園 --這個沒說是台灣還是大陸，也許是蘇聯或者美國，要不是日本心靈鷄湯又一壺

#继母的爱 #原生家庭 #养育之恩 #婚礼现场 #感恩

3个月前

又逢“9.13事件”纪念日了。去年网上流传一个帖子，即《谁是毛的9.13事件内线卧底？》，说我的父亲王飞最有可能是毛安插的“内线卧底”。我的同学塞北，追问此事，并希望我能写点儿东西，用真凭实据回击这种“胡说八道”。于是我便写了这封《致塞北的信》。9.13事件早已是过了季的旧闻了，那是上一辈人关注的事情，现在基本上没人再谈此话题了。我是觉得父亲对自己被定为“林彪死党”并不后悔，而现有人说他是毛的“内线卧底”，这是奇耻大辱！在信中我写了父亲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希望根据这些事实来分析判断，去伪存真，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致老同学塞北的信》(下)王鲁宁 📷 接上篇:王鲁宁:《致老同学塞北的信》(上) 四王飞对自己被定性为“林彪死党”无怨无悔。他曾多次对来访者谈到过“自己被定为林彪死党不后悔”。在众多的“9.13事件”受牵连者中绝大多数都大呼“冤枉”，后悔自己站错了队上错了船。而父亲王飞不管是事前还是事后都始终坚称自己“不后悔”！有两件事儿可以说明他不后悔的原因：1. 1971年7月，空军召开“宣传毛泽东思想学习交流会”时,一位空军的“通天人物”刘素媛(时任空政文工团负责人)找到王飞说：“毛主席让我给你捎了几句话”。于是他们走到远离会场的一个小树林里，在确认无人打搅的情况下，刘素媛掏出一个小笔记本，上面记录了毛主席要告诉王飞的3句话（大意）：1/. 时局混乱请认清形势，保持头脑清醒；2/. 文革还是要坚持搞下去，要继续革命不断革命；3/. 不要与搞阴谋诡计的人搞在一起，要远离他们。暗示王飞: 1/. 九届二中全会黄吴李邱都犯了错误正在写检查，要认清形势跟对人；2/. 毛很可能通过刘素媛传话，知道了空军的王飞等人主张文革应该立即刹车尽快结束，故特意答复王飞，文革还要继续搞下去，要不断革命； 3/. 最后近乎于直白的告诫王飞，应该远离林家。父亲在看完最高指示后，一直皱着眉头沉思沉默，未做任何表态。估计他的这个表情和用沉默表达的心态，都被刘素媛很快反馈给了毛，于是再无下文。我想：如果是一个会见风使舵，会逢迎领导的墙头草，那他一定会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立即献忠心表决心，让刘素媛带话给毛：感谢主席提醒，请主席放心！今后一定听毛主席指挥，照毛主席指示办事…… 那“9.13”的历史必将改写。可王飞毕竟是王飞，他不会逢场作戏，不会背叛初心，更不会出卖良心。 2. 9.13事件发生时（林彪一家乘坐的三叉戟飞机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父亲正在空司指挥所值班，三叉戟的飞行时间和航迹线，他一清二楚。后来毛主席派李德生到空军坐镇，是父亲指着标图员标注的航迹线不断向李德生汇报飞机飞到哪儿啦。当飞机飞出国境线时人们着实紧张得很。又过了一段时间，目标消失，雷达搜索不到任何信号。父亲一看地图航迹线终止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于是他向李德生报告：“飞机飞越国境后在温都尔汗附近目标消失。”李德生问：“目标消失是怎么回事儿？”王飞答：“我们的雷达探测距离有限，有可能是飞机飞的太远了，信号太弱，雷达搜索不到了；也有可能是飞机降落了或飞机坠毁了……”李德生没再说话，盯着指挥所里的人在紧张工作。那时屋里的人大气都不敢喘，静得出奇，这种状态持续了二十多分钟。后来父亲向李德生请示：“现在空军的所有雷达全程开机，但搜索不到任何信号，可否只保留值班雷达继续开机，其它雷达就下令关机？” 李德生摆摆手说：“空军的事儿我不懂，你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必事事请示。”于是，父亲就开始按惯例处理指挥所的事情。不一会儿空司情报部贺德全部长推门进来，递给我父亲一份刚刚截获破译的驻蒙苏军情报，这是一位苏军观测员夜晚观测到的紧急情况。由于事发过于突然，他只得用明语向上级通报。具体内容3条，翻译成中文是：(1) 大型目标入侵！ (2) 大型目标着火！(3) 大型目标坠毁！……我父亲拿着这份情报，手都在颤抖，因为他知道，也就是在半小时前，我们搜索不到的256号三叉戟专机空中起火后坠毁，林彪一家人都已命丧黄泉。他按捺住紧张情绪，决定不向李德生报告。他把情报向贺部长手里一塞，转身又去处理其它事情。贺部长相当机敏，尽管王飞什么话都没说，但他明白，王飞想要扣下这份情报不上报。于是就把情报又拿回情报部办公室做了处理。此事王飞、贺德全作为个人秘密一直深深的埋藏在心底，直至十多年后保外就医回到家里他们才向亲人透露：王飞扣下了苏军第一时间有关三叉戟飞机坠毁的最准确无误的情报。正是由于王飞扣下了这份情报，致使北京党中央负责人推迟十五六个小时才得知有可能“林彪已坠机”的消息。你们可以去查当年有关“9.13事件”的文献和个人回忆录，所有人都没有王飞得知飞机坠毁的时间早。中央得知林彪坠机的消息是9月13日下午18:00左右(距事发十五小时后)。情报依旧是来自空军情报部，空军侦缉X团侦听到苏蒙部队的后续消息，系外军雷达团长向所属连队通报：凌晨2:30有一架不明飞机在温都尔汗东北60公里处起火坠毁……这份情报没有被扣押而是逐级上传汇报。中共最高领导得知此消息后将信将疑，担心这是苏修耍的欲盖弥彰的小计谋。但还是开会决定：下令全国解放军进入一等戒备。直至9月14日中午来自于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专线电话打到中国外交部，确认林彪一家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已经失事，机毁人亡。中央这才算放松了“为防范苏军突然袭击” 而紧绷着的弦，周恩来才会在人大会堂嚎啕大哭……我曾问过父亲：你当时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扣下这么重要的情报？摔飞机的事儿想瞒也瞒不住，中央迟早都会知道的，你瞒上几小时几天又有什么用？难道你就不怕上头怪罪？父亲的回答很简单：我就是不想让他们那么快得知256号专机因空中起火而机毁人亡。如果上面怪罪，我就用李德生告诉我的话“不用事事请示”应付一下……可想而知，如果是一个事先安排好的“内线卧底” 他敢甘冒“欺君之罪”扣下如此重要的情报不报李德生、周恩来、毛泽东吗？他还不早就高举着这份重要情报飞奔着去邀功啊……

#913事件 #林彪 #王飞 #毛泽东 #情报扣押

3个月前

華裔之光為紀念9月11日，我們向出生於舊金山、在唐人街長大的貝蒂·安·翁（Betty Ann Ong）致敬。她是美國航空11號班機的空乘人員，在飛機被劫持後向當局提供了關鍵信息，發出了國家正遭受攻擊的首次警告。為了紀念她，2012年經過2100萬美元翻新後，她小時候玩耍的華人娛樂中心被改名為貝蒂·安·翁娛樂中心。今天，該中心展出了紀念展覽，供人們緬懷她的生平和遺產。了解更多關於她勇敢事蹟的信息，請訪問國家9·11紀念博物館：

#贝蒂·安·翁 #9·11事件 #旧金山唐人街 #英雄 #纪念

3个月前

1976年的今天（9月9日）當時的聯合報

#1976年 #联合报 #9月9日 #历史事件 #报纸

4个月前

去阿拉斯加，有不少地方都不通汽車，比如首府朱諾，於是各種小飛機大行其道。很多地方，一人一戶，一家一戶，遠離各種城鎮集市和多戶的社區，此時，會開飛機，或接受飛機服務就成了首選和當務之急

#阿拉斯加 #朱諾 #小飛機 #交通不便 #偏遠地區

5个月前

我在美国遇到的第五位贵人，说出来人们可能不相信，他是旧金山的左派侨领池洪湖。池洪湖，福建人，早年偷渡香港而后移民美国，在旧金山唐人街经营生意，属当地华人中的殷商。生意成功的池洪湖，进而成为旧金山亲共的华商总会会长和唐人街四大堂口中亲共堂口的大佬，听命于中国领事馆，领导亲共侨团与亲国民党侨团对抗。池洪湖每年都受邀请，去北京参加十一国庆观礼，获国家领导人接见和宴请，为旧金山华人公认的头号亲共侨领。 1989年六四屠杀发生，激发起池洪湖的正义感。旧金山有五万华人聚居唐人街花园角广场，举行抗议集会，然后游行到中国领事馆，谴责中共血腥屠城的暴行，池洪湖是集会和游行的组织者之一。那时许多亲共侨领都和池洪湖一样，反水了，汇入谴责中国暴行的队伍。池洪湖还组建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组织，帮助逃难来的中国民运人士。1994年六四屠杀五周年，旧金山唐人街花园角广场矗立起一尊天安门广场民主女神像，池洪湖是民主女神像筹建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出钱出力，并多次出席市政府召开的听证会，揭露中国领事馆阻挠民主女神像筹建的阴谋。89年起及往后的几年，池洪湖不再接受中共的邀请，拒绝去北京参加十一国庆观礼。我是受池洪湖帮助的六四流亡者之一。早几年，我在洛杉矶工作。辞去《新闻自由导报》总编辑一职，没有了收入，他专程从旧金山来洛杉矶看望我，希望改变我生活拮据的状况。他问我：“程凯，除了办报，你还喜欢做什么？”我说：“还喜欢看书。”他于是表示资助我开一间书店，他说：“你有一间自己的书店，看书看个够，还可以挣钱改善自己的生活。”他估算，开一间书店大约要四万元钱，两万租店铺、装修，两万用于购进图书。他当场掏出支票，开给我两万元钱，说等租好店铺，再把购书的两万元钱给我寄来。并说书店挣了钱，这四万元不用还。开店铺做生意，我一窍不通，像个白痴。拿到池洪湖赠与的两万元钱，我茫然不知所措。我找来一位朋友，把两万元钱交给他，请他代为张罗租店、装修事宜。过了半个月，这位朋友把钱全花光，拿来我看不明白的一叠发票，店铺却不见踪影。此后这位朋友再也不肯见我，还到处散布我的坏话。我非常尴尬，我把两万元钱被人花光店铺不见踪影，再也见不到那人，只听到他撒布我的坏话的遭遇，告诉池洪湖。池洪湖说我太轻信别人，我遇到了坏人。池洪湖要我转告那位朋友，如果骗了人还说人坏话，请问他是想断手还是断脚。此后那位朋友就闭嘴了，从中我看到了一位堂口大佬的形象。接受过池洪湖帮助的一些政治流亡者，后来都与池洪湖断绝交往，我却一直保持着与池洪湖的友谊。大约1994年前后，池洪湖重回亲共立场，再度成为亲共侨领，接受中共邀请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一切一如六四之前。我分析其中原因：一是几年来，中共不断向池洪湖招手，唤醒了他内心深处的亲共情结，侨领的荣誉与利益也令他难以拒绝；二是即使不回头，亲国民党侨团和传统侨团也不会接纳他，他在旧金山唐人街就什么都不是，他无法适应侨领与“什么都不是”的巨大落差，与其“什么都不是”，不如再度拥有侨领的地盘、荣誉和利益。于是池洪湖就重回亲共立场了。回了头的池洪湖比过去更极端，他甚至对六四屠杀后中共的暴政表示理解和支持，他组建“中国统一促进会”，与存在多年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有所区别，去掉了“和平”二字，主张只要实现中国统一，支持大陆对台湾采取任何手段，包括“武统”。我没有变，而是池洪湖变了，我与池洪湖的政治立场和观点有了巨大的根本性的分歧。我理解和尊重池洪湖的变化，池洪湖也理解和尊重我的坚持。我仍然与池洪湖保持着友谊，不再基于政治立场和观点的一致，而是相信对方是好人。我数十年对海外华人的观察，深知亲共阵营中也有人格人品高尚者，反共阵营中也有卑鄙下流之辈。尽管池洪湖重返亲共立场，却从没停止对我这个反共好人的帮助。我从洛杉矶搬来旧金山之初，一度穷困得付不起房租，他知道后，二话不说打开他店铺的收银机，取出三千元钱交给我。然后他把他弟弟拥有的一间小楼以极便宜的价钱租给我居住，小楼的地下室隔成房间，让我租给别人，收入用于补贴我的房租。我在一家小报当编辑，收入微薄，他请我到他开的杂货店打工，使我有正常收入。池洪湖的杂货店还收留了六四后润来美国的国家一级演员、原广州越剧团团长黄志明。黄志明是已故粤剧表演大师马师曾的传人，唱得一副苍凉刚劲的“马腔”，不时来上一段，使得大家在池洪湖杂货店打工的日子充满欢乐。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池洪湖对我的恩情，何止滴水。我无涌泉报答他，他也从不要求我报答，每年春节送他一瓶酒，算是表达我不会忘记他的恩情。近些年，我与池洪湖来往少了，酒也不送了，原因是他退休了，卖掉了唐人街的生意和旧金山的住房，搬到较远的城市；我老了，精力不够了，呆在家里轻易不出门。即使不见面，我也不会忘记我海外流亡中遇到的贵人池洪湖，当然还有星云、陆铿、刘宾雁。最后要记述的这位，不是我的贵人，却是不能不说的人物，他就是前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港澳工委书记、香港新华社社长许家屯。许家屯几乎与我同一时间流亡美国，居于洛杉矶西来寺。 2016年6月29日，许家屯以百岁高龄辞世。按照中国民间的说法，应是“喜丧”，但许家屯之死却毫无“喜”字可言，他是在身体与精神备受煎熬的痛苦中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许家屯去世前一年，身体健康急转直下。之前，虽然老年人的症状日益明显，但他仍然腰板硬朗、精神矍铄。他不愿意呆坐家中，喜欢让家人和经常来家探望他的年轻人带他到外边走走：往近处走到北加州的旧金山；往远处去台湾，那是靠近他的故土中国大陆的地方，也算是了却他对这个没有被中国大陆征服的宝岛一看究竟的心愿。但他的身体在去世前的最后一年日渐衰弱，生活从大半不能自理到完全不能自理，吃饭、走路、洗澡都要人照顾。许家屯这时感受到自己生命的自尊被摧毁了，活着的每一天都是多余的，他萌生求死的愿望。许家屯的痛苦不仅在于生命活力的丧失，更在于直到人生的日子所剩无几，仍不愿意承认，自1990年4月他踏过罗湖桥、登上飞往美国的飞机，便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他在美国二十六年，回国的幻想成为他年复一年的精神寄托，并为这一幻想年复一年作无谓的努力。他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信，他托人给最高当政者捎话。江泽民执政时，曾庆红对他有过善意表示；胡锦涛执政时，对他的请求有过答复，那就是“许家屯不能回国”；习近平执政，他不但向中共最高领导的捎话得不到回应，就连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都进不去了。过去他能进到中领馆大楼，会有一位领事之类的官员与他交谈，而去世前大约三个月，他最后一次去中领馆，坐着轮椅在领事馆门外苦等两个小时，领事馆的大门也没有为他打开。“落叶归根”是人之常情，但许家屯不知道，在共产党那里，只有残酷无情，没有人之常情可言。共产党把许家屯与所有流亡海外的政治异议人士等同对待，许多政治异议人士客死海外，许多政治异议人士父母去世都不得回国尽孝，中共从来没有对他们动过恻隐之心。许家屯不曾想过，或者不愿意想，回国又怎么样呢？回国后他将要处于严密的监控之下，他可能要毕恭毕敬的听一名派出所所长对他的训斥，他会被剥夺作为人的基本尊严。我与许家屯的女儿许榕相知，我请许榕向她的父亲讲一讲李宗仁回国的遭遇：前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经周恩来的安排，从美国纽约回到中国。热闹了一阵子，中共在李宗仁身上最大化的取得宣传效果后，便把他撂在一边了。他受尽冷落与羞辱，最后和太太郁郁而终。许家屯回国，毫无疑问连李宗仁的遭遇都不如。许家屯在人生的最后一刻，还企望自己能获得中共中央的接纳。他去世前短暂清醒时对陪伴身边的女儿许榕讲了一段话：“许家屯是中国共产党的儿子，不是叛徒。中国共产党的忠实的儿子，不是叛徒。是中国人民、江苏省如皋李堡镇的人民的儿子。”人生的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让人观看，人们看到许家屯的悲剧，是直到他在生命弥留之际，还认为自己是中国共产党的儿子，但中国共产党二十六年前就把他作为叛徒，从来没承认过他这位“忠实的儿子”。许家屯本来有一个精彩的人生。他早年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在他的治理下，江苏经济长足发展，成为中国的经济大省。1970年代末，他亲手树立有“华夏第一村”美誉的华西村典型，被称作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面旗帜。华西村的意义在于：当中国农村历经了“农业学大寨”的劫难，摆脱了人民公社的桎梏，部分回归中国几千年农业生产的老路后，又走出了促使农村和农业生产实现企业化新的道路。中国的农村和农业始终找不到适应现代化生产和分配的结构形式与生产方式，许家屯在华西村进行了一次探索。华西村的价值过去并没有被人们真正认识，如今更被执政当局冷落，未来如果中国政治走向正常，华西村作为一种可供借鉴的中国农村发展的一种模式，或许会重新回到改革者的视野。许家屯从省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休后，本该去全国人大或政协任一个闲职，但邓小平重新启用了他，调任香港，这个位置比省委书记更重要。许家屯之前的香港，共产党是可怕的；许家屯任职香港七年，开创了共产党人与资本主义和资本家合作的先河，给世界一个新的共产党人形象，使得港人改变了对共产党的看法，认为共产党是可亲、可敬、可以接受的。许家屯在香港工作期间，写出了《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文章，其思想理论之深刻，成为至今尚未有哪一位中共理论家能逾越的经典。许家屯在香港工作期间，恪守为官清廉的信条，他出走美国，身无分文，接受了洛杉矶佛光山西来寺大和尚星云的收留和接济。以后的二十多年，他除了撰写《许家屯香港回忆录》得到一笔大约三十万美元的稿费，主要靠故旧的接济度日，这是当今香港的中共官员包括大陆官员所做不到的。据我所知，李嘉诚、董建华等都对许家屯有过一次性的赠予，倒不是他们同情和支持许家屯，也不是对许家屯在位时有恩于他们的报答，而是与许家屯做人情上的了断，从此两不相欠，不再来往。 1980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黄金年代，那时有赵紫阳和他的同僚们规划和实施的政治与经济同步进行的真正的改革，而不是六四屠杀后疯狂的中共权贵集团镇压异己和侵吞国家资产与人民血汗的祸国殃民的改革开放。许家屯是那个年代的一位先行者：他全力支持中国经济特区的建设，发动港澳资本到特区和内地投资；他曾经与深圳市委书记梁湘策划，将香港的政治体制移植到深圳特区，为整个中国的全面改革做实验；他建议海南独立建省，创办一个省的范围的大特区，实行比深圳更加特殊的政策，享有像香港和台湾一样的高度经济自由。如果不是六四屠杀，许家屯的改革畅想，都有可能在赵紫阳的支持下和他与梁湘等改革派同道的奋战下，成为现实。 89六四期间的许家屯，是他精彩人生的高潮：他去看望在香港新华社门前静坐声援北京学运的香港学生；他向中共中央提出与和平请愿的学生对话，顺势推动政治改革的建议；六四枪响，他为在北京屠杀中蒙难的学生和市民流泪。这一期间，许家屯表现出在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濒临危机与转折的关头，一名真正共产党人的忧思、失落与痛苦。无论许家屯的一生有多少是非，仅89六四期间的精彩，就足以使他在黑暗的中共历史上留下闪光的形象。六四后，所有许家屯不愿意看到的事情都发生了，梁湘被整肃的命运等待着他。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人有趋利避祸的本能，许家屯出走是必然的。但他的出走，成功却系于千钧一发间。决定出走那一天，许家屯正在深圳的香港新华社办事处，他使用自己的外交护照，迈过罗湖桥。不到一个小时，深圳市委便接到中共中央的命令：立即将许家屯押送北京。深圳市委副书记秦文俊持中央命令赶到香港新华社办事处时，许家屯已离开危墙，正准备登上飞往美国的飞机。如果许家屯犹豫一个小时，六四后许家屯的故事就是另一个写法了。许家屯出走美国后，声明是“旅游休息”，宣布“三不”（不寻求政治疪护、不泄漏国家机密、不参与海外民运）。为坚守“三不”他采取与美国的情报部门不合作的态度，这是他的选择，无可指责。问题在于，他出走美国二十六年，为自己营造了一个身体在美国、头脑仍然留在中国、仍然在共产党内生活的氛围：他坚持中共的思维，说中共的语言，只接受中共的信息。晚年他视力减弱，每天听中共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成了他几乎唯一的信息来源。他批评美国的内政外交政策；他拥护中共历届领导人的治国口号；他站在香港建制派一边，反对民主派的各项主张；二十六年来他始终认为平反六四时机不到。我曾劝他在海外即使不与政治异议人士为伍，也应做一个温和的反对派，发出推动中国政治改革、维护香港“一国两制”的声音，保持改革者的形象，就一定能赢得与鲍彤、蒋彦永、李锐等同样的崇高声誉。可惜他没做到，其实他根本不想这样做。他的思想境界比出国前大步后退，他没有把自己的精彩人生继续下去，他毁了自己。许家屯的丧礼是由家人和亲友们操办的，与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中国共产党毫无关系，这是他的光荣，虽然他不一定这样认为。丧礼按照美国的一位普通老人逝世后的追思程序进行。有一个细节令人印象深刻：在追思会结束后，前来为他送行的儿女们站成一排，每人打开自己面前的一个鸽子笼，上百只鸽子飞上天空。儿女们以此告诉世人，他们的父亲许家屯的灵魂自由了，就像鸽子一样自由的飞翔。然而，自由的灵魂也不快乐，许家屯死后，他的人生悲剧没有落幕。根据许家屯落叶归根的遗愿，他生前不能回国终老，死后骨灰一定要回故国安葬。那么中共当局能够允许他的骨灰回国吗？就像他生前一样，如果要得到中共的允许，那就必然是了无尽期的等待。子女们决定不再与中共当局做交涉。 2016年9月30日，在美国陪伴父亲二十多年的许家屯的小女儿许榕，勇敢的带着父亲的骨灰，从洛杉矶出发，回到中国。这是许家屯出走海外二十六年后第一次返回自己的祖国，不是他的人，而是他的魂。但许家屯的骨灰回国后一直没有找到安葬之处。子女们打算将父亲与2004年去世的母亲合葬在一起。许家屯的夫人顾逸萍，生前是江苏省的一位厅局级干部，死后在家乡如皋仅占有一块两平方米的墓地。夫妻合葬，需要将墓地略作整修，子女们并没有要求扩大墓地，只是整修，使父母能够合葬在一起。但中共当局阻止了子女们这一合理的愿望。如皋当局说：要等上级批准，上级是谁？是中共江苏省委？还是中共中央？当局阻止许家屯的骨灰在家乡下葬，怕什么呢？怕的就是墓碑上的“许家屯”这三个字。人们看到这个名字，那就会想起他曾经是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共港澳工委书记和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会想起上个世纪80年代他曾是中国的一位改革者，会想起他在六四后为遭受屠杀的学生和市民流泪，也会问一问他为什么出走海外？为什么生前不能回来？为什么这样一个人，只与他的夫人葬在一块九平方米的墓地？许家屯叶落未能归根。许家屯的人生悲剧，死后继续上演。许家屯的悲剧，固然是中共的一位老共产党员的悲剧，更是89六四后，中共党内改革者的悲剧，是中共党内良知人士的悲剧。（三）刚到美国，就听到海外政治流亡者中，常说的一句话：得到了天空，失掉了土地。这句话，充满了伤感与无奈。三十年多年来，作为政治流亡者的我，只为失去了中国这片土地而痛惜，却为得到了一片天空而欣喜。我得到的这片天空，湛蓝湛蓝，这湛蓝的天空，是多么美丽。其实，我三十多年前一踏出国门，迎接我的就是一片蓝天。这片蓝天下，有营救我逃离迫害的友人和香港警察政治部，有帮助我的香港帮会大佬六哥和泰哥，有我一到美国便向我这艘苦难航船提供停靠港湾的星云大师和西来寺，有在美国邂逅的陆铿、在美国重逢的刘宾雁，还有在我生活最艰难时刻给我以慷慨资助的旧金山华人侨领池洪湖。三十多年来，在这湛蓝的天空下，我历经了六任美国总统：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和特朗普。看过他们竞选，听过他们演讲。最让我获得思想升华的是，小布什访问捷克在公众集会上讲的一段话，他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大师们浩瀚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他们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站在笼子里和你们讲话。”他还说：“这个笼子四周插着五根栅栏，那就是：选票，言论自由，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三权分立。”看到小布什的这段话，于是我有了我人生最重要的发现：在这片湛蓝的天空下，才有可能产生真正的政治家，才不会产生毛泽东、习近平那样的政治妖孽。尽管装进笼子里的统治者时常作妖，他们亵渎美国开国先贤们奠定的建国精神，有时候会搅得湛蓝的天空乌云蔽日，会把上帝的国家变成撒旦的国家，但终会有人挺身而出，澄清玉宇、拨乱反正，让美国再次伟大。三十多年来，我经历过美国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九一一恐怖攻击，眼看着电视直播，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撞进了纽约世贸大厦。我经历过美国最严重的自然灾害，洪水冲垮了海堤，新奥尔良顷刻没顶。我经历过美国政府中的左派政客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和帮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让中国迅速强大，导致整个世界发生历史性转折，使得中共有能力鄙视和反噬美国，并向西方民主社会发起以大外宣为主导的渗透和进攻；就如上个世纪40年代，马歇尔、费正清之流帮助中共打败了国民党，夺得中国政权，帮助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崛起。我还经历了美国左派与中共强力合作，推动经济全球化，造成美国产业外移，企业倒闭，百年辉煌的制造业基地，迅速成了铁锈地带，大批大批昨天还在通勤上班的人，今天就成了失业者。正是一场场灾难，使我了解了这片湛蓝天空下生长的有着独特性格的美国人：坚强、乐观、舍己为人、不屈不挠、能承受重大苦难。当世贸大厦即将倒塌，里面的人往外逃生，消防员们却往里面进发；当灾民们出逃，新奥尔良成为一座空城，却有许多专职和义务人员往新奥尔良进发，去援救被洪水围困的人和人类的朋友猫和狗；当一些人在金融海啸中成为失业者，这些人仍然去当义工，帮助那些比自己更需要帮助的人。湛蓝天空下的美国人从不夸赞自己，却使自称优秀的中国人相形见绌。三十多年来，我结识了许多海外中国民运人士，尤其那些八九年六四后遭中国政府追捕而被迫流亡的学生领袖，他们是一群最可爱的海外华人：执着，高尚，纯洁，在苦难中成熟起来，走到哪里都带着一身阳光。当然我也见识了另一群海外中国人，他们人数众多，因为六四屠杀，学生和北京市民在天安门广场、长安大街上流了血，他们才得到了绿卡，他们的绿卡鲜血染红，因此被称为六四血卡，他们也被称作是吃人血馒头的人。我知道海外华人中竟有人这等寡廉鲜耻，就是从认识他们开始的。他们现在一个个都爱国者热情高涨：一边享受六四血卡、自由民主的美国给予他们的好处，一边为中国的独裁者唱赞歌；一边营造美国舒适安全的生活，一边回国去吃贪官们的残羹剩饭。六四造就的，不仅仅是一群人的勇敢和高尚，还有另一群人的卑劣和下贱。在中国，我有一段令我羞于提起的履历：我曾是共产党员，曾是中共最高级别党报的记者，曾担任过省级中共党报的总编辑。自流亡美国，拥有了蓝天，我决意从新开始，洗脱自己的过去。我在唐人街杂货店里打过工；我编过民运的报纸和社区小报；最后，如愿以偿，从事向中国传播自由资讯的工作，攀上了我六十多年人生、五十多年新闻工作生涯的顶峰。有人说，我跟以前比，是从天上掉到了地下，我说不，是从地下升上了天空。人来到这个世界只有一次，各有各的活法：在中国，扭曲人格，泯灭良知，即便高官厚禄，活着也不是人；而蓝天下，在唐人街卖杂货，也活出了自己，活得踏实。三十年间，蓝天之下，我也有承受不了的苦涩和悲痛：我被中国政府列入禁止回国的黑名单，直到母亲去世，我都见不到母亲一面。我的流亡，从四十出头开始，如今已年近八十。我尝尽人伦亲情的折磨。但这不是蓝天的错，而是土地的错，因为那片土地，养育着一个以摧残人性和残杀生命为能事的中国共产党。如果有人问我：在蓝天下生活了二十年，还爱不爱那片土地？我的回答是：不爱了，已经不爱了。那是一片被中共的党文化污染了六十年的土地。什么是中共的党文化？就是马列主义的毒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的相混合的文化。自1949年，党文化经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的创造、继承和发展，已经使中共蜕变成一个侵吞国家和人民财富的赤裸裸的黑社会团伙。马列主义毒液，是阶级斗争和暴力；传统文化的糟粕，是阉割自己侍奉皇帝的太监，是把女人的脚裹成三寸金莲把玩的文人，是精神胜利的阿Q，麻木滞呆的闰土，吃人血馒头的华老栓。而两者混合而成的党文化，则是贪官污吏、太子党，五毛党，黑窑奴工，暴力拆迁，追堵访民，三聚氰胺奶粉，地沟油，包二奶，酷刑高智晟，强奸邓玉娇，处死杨佳，为美国遭恐怖袭击欢呼的愤青，等等，等等。那片被党文化污染的土地，空气中回荡着藏人自焚时的青烟。想一想那片土地，我只有叹息没有了乡愁，只要共产党还在，我就找不到爱那片土地的理由。我庆幸我失去了土地得到了蓝天，至少我仍然可以做个好人。我的身体也曾沾染党文化的污秽。在中国的官场，我曾退回过一笔三十万元的贿款，但我不敢保证我收到三百万、三千万，我还能经得住诱惑。我也努力做个清官，但我知道，当一个清官的周围有九个贪官，最后的结果，一定是贪官把清官送进监狱，而贪官成为廉洁的模范。所以我不能不为失去那片土地感到庆幸。三十多年失去土地得到了蓝天，同时得到了人的尊严、民主权力和免于恐惧的自由，自己的生活凭自己的努力和能力创造，与是否有权有势无关。我每天都呼吸清新的空气，喝洁净的水。我可以自由的批评我拥有的蓝天和我失去的土地，不会有人因此抓我坐牢。总之，我在湛蓝天空的流亡生活，三十多年来，有声有色，有滋有味。三十多年过去又将是下一个三十年，下一个三十年已经不属于我，今生我已经不能回去我已失去的那片土地，但我相信一定有人回去，清除为害那片土地的共产党，荡涤那片土地上污浊；我将终老在我拥有的蓝天下，我没有遗憾。告别人生时，我最后一句话还是：流亡者的蓝天，湛蓝湛蓝，是多么的美丽！博談網作者程凱

5个月前

杜蘭特在NBA大名鼎鼎，投籃准，是其絕活。年薪五六千萬。他給自己定的每天生活費標準是99美元開一輛二手特斯拉一般吃的是巴菲特同樣愛好的五塊一份漢堡這麽多年，捐款超過7千5百萬美元建了7所學校，4個青少年運動中心為800學生提供了學費捐資一億一千萬，成立了研究中心幫助解決城市貧窮社區孩子們的心理健康問題在巴爾的摩市，為窮人建造適用住宅坐飛機是經濟艙他說：幫助他人，比得到任何獎項，都感到更多的人生快樂和豐富

5个月前

在查爾斯·狄更斯成為史上最受愛戴的作家之前，他只是泰晤士河邊一個破碎的男孩。12歲時，他的世界崩塌了。父親因債務被捕，送進債務人監獄。家裡一貧如洗，毫無希望，查爾斯被從學校拉出來，被迫在一家骯髒的鞋油工廠工作，每天10小時貼標籤在鞋油罐上。那地方寒冷、老鼠橫行，毫無仁慈。身邊全是大人，他卻孤獨無依。對一個充滿想像力和潛能的男孩來說，這是毀滅性的打擊。他感到自己被隱形、被拋棄，仿佛被世界遺棄。但故事並未就此結束。那份痛苦刻進了他的靈魂——從中孕育出一種天賦。這痛苦讓狄更斯對貧窮者、無聲者和被遺忘者產生深切的同理心。他永遠記得無力感的滋味，這記憶成為他故事的核心。《奧利弗·特威斯特》、《大衛·科波菲爾》、《遠大前程》。這些不只是書。它們是用小說包裹的真相——為正義發出的吶喊。狄更斯不只是娛樂大眾，他揭露童工問題，譴責貧窮，逼迫世界正視它試圖忽視的現實。最終，他的父親獲釋，查爾斯重返學校。但那些傷痕仍在——他將它們化為改變全球人心的故事。因為真正的偉大從不源於安逸。它來自於崛起——帶著傷痕卻清醒——並用你的聲音幫助他人也站起來。這就是查爾斯·狄更斯所做的。

5个月前

叶飞女儿忆彭小莲作者：叶芝桦原题：我爱小莲我爱彭小莲，她比我坚强，比我勇敢，她比我独立，她比我偏激，她的文笔比我好的多。我钦佩小莲，她目光犀利，文笔简洁有力，她热爱文学，热爱电影。她的小说和影评都是一流的。我对她说，她的小说超过她的电影，她不服气地说，如果没有电影审查制度，你看看我的电影会好得多。她自费拍的《红日风暴》让我震惊，太深刻了，太珍贵了。她说她不能送我影碟，要我出钱买。我掏出一千块要买4碟，她说不行，我只收成本价200元还是100元，我忘记了。她说，这是一张电影票的钱。我们俩常有的话题是关于她的父亲和母亲。朱薇明阿姨是我妈妈在新四军服务团的好朋友，非常铁心的肝胆。小莲说到她母亲的一本书《彭柏山回忆文集》，厚厚一本，我过去竟然没有读过。小莲提起后，我翻开扉页，是朱薇明阿姨题写赠给我母亲的，时间是1993年的5月，那时我的母亲已经病危，可能都没见到这本书。这本书中收有我父亲回忆彭柏山的一篇文章，他说战争年代他只知道彭柏山是一个抗战军人，优秀指挥员，并不知道他原来是个作家。当彭柏山受到胡风案的影响被捕以后，我父亲很吃惊。他坚决不相信他是反革命集团成员。我父亲和母亲都在彭柏山遭难时，尽力帮过他。其中包括张茜阿姨，皮定均司令等许多他们夫妇的老战友，老朋友，但是都不能挽救他。因为胡风案是毛泽东亲手定的反革命集团，党内很多老同志都知道是冤案，但是都没有办法。彭小莲5岁时目睹父亲被抓走，心灵受到很深的创伤，她在反革命家庭阴影下长大成人。如果没有文革后恢复高考，她的一辈子都被毁了，她的一家都被毁了。她在逆境中坚持读书，把她父亲满墙架的书都读完了。她说在黑暗的日子里，父亲的书成为她的精神力量，让她保留了理想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价值观。也让她爱上了文学，从此和书终身相伴，日日不离。我爱小莲，我看到她的野性和不羈常常为她担心。我和她的个性很不相同，但是却很谈得来，很喜欢一起谈笑。她对我叙述的故事很感兴趣，一直追我细节。这让我警惕起来，我对她说，我可不愿意你把我写进你的小说或者电影。我特别想说我对她的歉疚，她对陷于忧郁症的我很理解，她激励了我。可是后来我答应去上海看她，却没有去。我约她再到西雅图来，她在电话中告诉我，她来不了啦，绿卡过期了。就这样我就和她永别了。昨夜我一直睡不好觉，我一直想她到底是得了什么病?一个月前我还在和她微信聊天。那时她病了吗？为什么没说她有什么病，她倒是说了担心她的微信再被封号。那时我告诉她我想转发朱天元采访她的文章到朋友圈。我曾告诉小莲，我不喜欢张艺谋的大片，除了他的《我的父亲母亲》，我也不喜欢陈凯歌的大片，除了他的《一个和八个》《霸王别姬》。小莲听了很高兴，她说那些是商业片，她绝不为钱去拍片。她只拍文艺片，但是很难有钱拍自己想拍的电影。我问她，为什么影评只写外国电影?她说她不想公开批评她的同学。张艺谋、陈凯歌那些同学都有些怕她，因为她的目光太犀利了，文笔太厉害了。小莲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她还是个很漂亮的女人。她的穿一双军用大头靴，肥腿裤，一件皮夹克，一副硬汉子的派头，但是她的脸却精细地画了妆，那是电影妆，很自然。她的眼睛闪亮，鼻子直挺，皮肤白皙透明，脸颊透红。当她在浴室化好妆后，走出来问我，你看好吧? 我赞她真漂亮，她就开心地笑了。她教我用什么化妆品，怎样一层层画。我说我可没那个耐心，花时间啊！她对我说，女人要爱美。彭小莲是个美丽女人，一个非常独特的女人。她在六年前患乳腺癌，当时手术医生说最多生存半年，后来在五年还差一星期又查出肺癌，但不是转移的。当时医生说不能开刀，但她病的是一种无药可治的叫三阴性。所以医生拿国内外各种好药给她治都不行，唯一的只能反复化疗。查出肺癌医生说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存活了。结果在去年底又查出骨转移和全脑转移，她浑身痛得受不了，只能每天抱冰袋。后来的三个肿瘤压迫声道完全失声，连吞咽都很困难，吃不进去反而还不停的咳嗽和呕吐，反正人已经完全脱形了。这么难受还是…… 于西雅图

6个月前

2025年6月17日，中国记协针对伊朗电视台遭袭发表声明声明称，伊朗国家电视台在直播中遭遇袭击，是对新闻机构的蓄意攻击。袭击者无论冠以何种名目，将新闻机构置于炮火之下，其行径已越过文明底线。这不仅摧毁建筑、危及记者生命，更是对全球媒体安全性和公信力的践踏。新闻机构承载着公众知情权这一基本人权。当暴力企图抹杀和掩盖真相时，捍卫媒体安全就是阻止社会坠入黑洞的关键闸门。中国记协呼吁，停止制造真相黑洞，立即保护冲突区记者安全！ ---中國記協説得太好了：新闻机构承载着公众知情权这一基本人权。当暴力企图抹杀和掩盖真相时，捍卫媒体安全就是阻止社会坠入黑洞的关键闸门。

#伊朗电视台 #新闻机构袭击 #全球媒体安全 #知情权 #中国记协

6个月前

编者按：本文作者周七月是著名音乐家周巍峙与歌唱家王昆的长子。在文革中，周七月被判过“死刑”，冤坐了10年牢。30岁出狱后，周七月一直从事编剧、导演工作，是电影《火龙》，电视剧《林海雪原》、《牛虻》、《江湖兄弟》的编剧，电影《双雄会》、《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的副导演。文章所写的俞强声，是江青前夫黄敬（俞启威）的儿子，黄敬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天津市长。俞强声母亲范瑾是北京日报创始人，后任北京市副市长。俞强声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曾在公安部门任职，后被发现为美国间谍，叛逃。人的一生会发生许多种人际关系，亲人，生活，爱情，友谊，工作，斗争……有人你认识，有人认识你。但有一个人，我说不清我们是什么关系，也不知道他认识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他！这个人就是俞强声。 ◇　他倒也很耐心，从不催促１９６８年３月初的一个星期五，晚上九点多钟，我已上床，但还没有睡。那时我们家已经被查抄六次，五次是父母机关造反派干的，一次是我们同班同学来抄的。说“抄家”，也不准确，因为这次完全不是为了抄什么反党证据或资料，仅仅是来将我一次一次整理好的东西再乱翻、乱扔一通，泄愤而已。我们家那时只剩两间屋子，一间留给父母，虽然他们长期蹲牛棚，几乎不回家，另一间也说不上是干什么用，因为我父母既不能会客也无权工作，所以不是客厅，也不是办公室。我要是在家，就在这里搭一个行军床，白帆布的，木头架子，据说美国军人当初就是这样睡觉。忽然走廊上穿来重重的纷乱脚步声。还没有容我判断，一群人已经冲入房间，为首的是东方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宋金福。其他几个演员我都认识，因为我常常在暑假看他们练功、排练和演出。宋金福是我母亲王昆非常看重的年轻人，刚刚介绍他入党，“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还有五六条我不认识的壮汉。宋金福严肃地站在我床头，勒令我跟他们走。我没有其他的选择。我跟他们乘车来到中央戏剧学院，走上迎门大楼的四楼，小排演场东侧的一个房间。他们让我坐在一张已经准备好的椅子上。大多数人退了出去，只剩下宋金福和另外几个我不认识的人坐在我对面的长桌后面。后来知道他们是刘勇、周×、王明智等。还有一个男人戴着戏剧学院的白色校徽，应该也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吧。但那时人都戴毛主席像章，不兴戴校徽。他戴校徽，使我反而注意他。去家里抓我时他就在那些人中间。这时他并不坐在桌子后面。他固定坐在与桌子保持一点距离的地方，不面对我，而是侧坐，也从来不问话。这也很有趣。审讯开始了。和《水浒》中描述的一样，先是五百杀威棒。他们不用棒子，都是拳打脚踢。动手的人一般是王明智和刘勇。宋金福、周×问问题。有时只是周×。审讯都是晚上，程序也差不多，几句话问下来，就看刘勇开始摘手表，然后就是他和王明智上来披头盖脸地打。有时旁边有看热闹的人，也上来打，好像是一种占便宜，人人有份的事。后来我只要看见刘勇摘手表，就条件反射地发懵，后面的事基本上就不知道了。以后看过小说《红岩》中华子良的原型写的回忆录，说敌人上刑也只是一开始难忍，只要习惯了，上刑时像灵魂出窍一样，什么都不知道。这个我懂。其实所谓审讯也仅仅是要口供而已，已经有人全“招”了。他们审讯的方法很多，除刑讯外，还有当面对质和指认，也有秘密对质。比如后来我才知道我母亲王昆那时也关在中央戏剧学院，有几次是强迫她垂帘听讯，隔着一个布帘听他们怎么打我和审我。那个戴白校徽的男人始终在场，始终不说话，始终面无表情。但时间长了，我发现他的眼神是最权威的。那些凶神恶煞般的年轻学生和演员，常常要看看他才动手或收手。他侧坐的原因恐怕就是要兼顾两头：审讯者和被审讯者。每天早晨听大喇叭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广播体操。三个月的“群众专政”很慢才过去。１９６８年６月７日又是一个星期五，将近中午时，那个戴白校徽的人忽然进屋来让我收拾东西跟他走。其他人都没有上前来，在门外站着，仿佛这事跟他们无关。我下了楼，上了一辆军绿色的吉普车——其实那是苏联嘎斯系列而不是美国吉普系列的车，只不过大家都习惯叫这类车为吉普，从抗美援朝战争来的称呼。车左转右转，进了一道道的门，还有一道是电动的大铁门。我第一次见。后来才知道，这里就是半步桥４４号，北京市看守所。离我的小学不远。那个人下车，也让我下车。然后就是搜身，解裤腰带，抽鞋带……一套标准程序。从他和别人说话中我知道了张郎郎在我前面已经被他送来。哦，我这才想到他可能是个公安！果然，我后来的几十场审讯都是他主问。他也不再戴校徽了。他的审讯无非是重复群众专政时的问题，将口供抄在标准的审讯用纸上而已。另外的不同就是要按手印：抬头按，中间修改的地方按，结尾签字的地方还要按。我这人比较认真，修改供词很仔细，所以往往手印连手印，白字写黑子，然后就是红手印一个接一个，连成一片。他倒也很耐心，从不催促。很职业。第一阶段结束后，他就再也没有出现。几个月后的反覆审讯，都是别人。我大致计算了一下，进看守所后审讯过我的有七十多人。现在让我回忆，我一个都记不起来。印象深的只有他。１９６９年５月，我被解到看守所对面干部院里，进了学习班，留起了头发。干部个别谈话说是要释放我，但因为我是被革命群众扭送进来的，要做群众的工作，让他们接受我参加复课闹革命，所以还要等一等。在学习班期间，也陆续有人被释放，我也就兴致勃勃地等待自由了。但我还是想不通，我怎么会是群众扭送进来的呢？明明是那个戴白校徽的人操控审讯，并由他非常得体地带进来的嘛。群众仅仅是打手而已。张郎郎也在学习班。他自小是一个交际家，认识人多，他说那个人就是俞强声，他认识。俞强声是黄敬的儿子。妈妈是范瑾。范瑾我倒是知道，文革初期就被打倒，被报纸早早地点名批判，是彭真黑帮干将之一。张郎郎说黄敬是江青的丈夫，后来离婚。范瑾住的红霞公寓是那时候北京比较新的干部宿舍，在王府井边上。那时批斗大会盛行，往往是范瑾被大会批判后，俞强声再领着红霞公寓的小孩们在院子里补斗一次…… ◇　在门口收票的居然就是俞强声我对俞强声的了解就是这么多。本以为这个人与我再无干系了。可没有想到，我们还真又遇到了。１９７６年北京“四五”天安门事件时我还在监狱里，已经在生死之门下钻来钻去几个来回。那时看报纸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数，每天都要从报缝里看出个一二三才甘心。看天安门事件受奖名单时，我居然在北京市公安局的受奖人员中发现了俞强声！三等功。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８日我出狱。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要重新审我的案子：北京市当时的当权者还想将我送回监狱。那时真是又高兴又紧张。高兴是“四人帮”被抓，国家有了希望；紧张是我并不安全，尚在监狱里的同伴继续证明我有罪，在法院我是百嘴难辩的。好在那是向上的时代，好人多，人心善的一面也容易发挥和表现出来。公安局和法院的许多领导和干部都主动帮助我。早春的一天，一个公安干部给我一张电影票，说是“内参片”，好看。我骑着自行车就去了公安部礼堂。没有想到，在门口收票的居然就是俞强声。十年没见，他一点都没有变，还是那么从容不迫的，在寒风中兢兢业业地收票。我镇静了一下，举起票，迎着他走去。他撕了票，无任何特殊表情。那天的片子是法国的《决斗者》，画面极美。但我的心情一直静不下来。我不知道他当初是一个工具还是一个自觉迫害干部子弟的人；我不知道他是否认出了我；我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我，亦或我只是他职业和工作对象之一，他已经忘了；他根本不会在意我的生命和前途的……就像他在天安门事件中立功。唉，无论世道如何，俞强声总是能找到好位置的。第二天，我找到给我电影票的人，问他是否认识俞强声。他当然认识，只是不知道是他抓的我。他说俞强声虽然“文革”中表现积极，但由于他父母的原因，他并没有得到重用，甚至没有能入党。“文革”结束后，他母亲是最早得到平反的干部之一。因此他又成了干部子弟，受到提拔和重用，还入了党。到１９７８年５月，我正式得到法院平反的裁定书。俞强声们对我再没有威胁了。除非再来一次“文化革命”。 ◇　俞强声请假说乳母病重以后听说俞强声被调到安全部，再以后，就是他叛逃的消息了。巧得很，我后来遇到了一个很熟悉他的人。那人说，俞强声有一天请假，说是自己在平山老根据地的乳母病重，他要去看看。到期他没有回来，大家也不奇怪，因为那个部门的人本来就不太过问彼此的事。但几天后有一个重要的会要通知他参加，联系不上本人，就找他妈妈范瑾。范瑾听说后立即对来人说“坏了”，因为那个乳母早就去世了。再查，俞强声已经通过香港到了美国。往后的故事就是报刊上公开谈论的那些。想起俞强声，我最感慨的是他的可怜。他要革命，要进步，已经到了大义灭亲斗自己母亲的地步；他不择手段要将我们这些当时还是中学生的孩子打成“反革命”，“叛国分子”，毫不留情，哪怕他认识其中的人；他不会不明白天安门事件的参与者真正目的是什么，但他毅然选择了镇压一方，并立功；“文革”结束，当权者对他不薄，但他还是选择了背叛！他从容不迫选择的正是他当初用暴力强加给我们的罪行。几个家庭因此面临家破人亡，我几乎当他面被打死，后来又几乎被枪毙，前后坐了十年“文革”的毫无人道的大牢。而他呢？最初选择的是背叛，背叛了他的家庭和群体；最后选择的还是背叛，背叛了他的家庭和祖国。多么大的讽刺呀。除了极端自私，还能有别的解释吗？手上沾有无辜者的血，不知道他现在生活得是否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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