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ang hai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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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美国遇到的第五位贵人，说出来人们可能不相信，他是旧金山的左派侨领池洪湖。池洪湖，福建人，早年偷渡香港而后移民美国，在旧金山唐人街经营生意，属当地华人中的殷商。生意成功的池洪湖，进而成为旧金山亲共的华商总会会长和唐人街四大堂口中亲共堂口的大佬，听命于中国领事馆，领导亲共侨团与亲国民党侨团对抗。池洪湖每年都受邀请，去北京参加十一国庆观礼，获国家领导人接见和宴请，为旧金山华人公认的头号亲共侨领。 1989年六四屠杀发生，激发起池洪湖的正义感。旧金山有五万华人聚居唐人街花园角广场，举行抗议集会，然后游行到中国领事馆，谴责中共血腥屠城的暴行，池洪湖是集会和游行的组织者之一。那时许多亲共侨领都和池洪湖一样，反水了，汇入谴责中国暴行的队伍。池洪湖还组建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组织，帮助逃难来的中国民运人士。1994年六四屠杀五周年，旧金山唐人街花园角广场矗立起一尊天安门广场民主女神像，池洪湖是民主女神像筹建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出钱出力，并多次出席市政府召开的听证会，揭露中国领事馆阻挠民主女神像筹建的阴谋。89年起及往后的几年，池洪湖不再接受中共的邀请，拒绝去北京参加十一国庆观礼。 我是受池洪湖帮助的六四流亡者之一。早几年，我在洛杉矶工作。辞去《新闻自由导报》总编辑一职，没有了收入，他专程从旧金山来洛杉矶看望我，希望改变我生活拮据的状况。他问我：“程凯，除了办报，你还喜欢做什么？”我说：“还喜欢看书。”他于是表示资助我开一间书店，他说：“你有一间自己的书店，看书看个够，还可以挣钱改善自己的生活。”他估算，开一间书店大约要四万元钱，两万租店铺、装修，两万用于购进图书。他当场掏出支票，开给我两万元钱，说等租好店铺，再把购书的两万元钱给我寄来。并说书店挣了钱，这四万元不用还。 开店铺做生意，我一窍不通，像个白痴。拿到池洪湖赠与的两万元钱，我茫然不知所措。我找来一位朋友，把两万元钱交给他，请他代为张罗租店、装修事宜。过了半个月，这位朋友把钱全花光，拿来我看不明白的一叠发票，店铺却不见踪影。此后这位朋友再也不肯见我，还到处散布我的坏话。 我非常尴尬，我把两万元钱被人花光店铺不见踪影，再也见不到那人，只听到他撒布我的坏话的遭遇，告诉池洪湖。池洪湖说我太轻信别人，我遇到了坏人。池洪湖要我转告那位朋友，如果骗了人还说人坏话，请问他是想断手还是断脚。此后那位朋友就闭嘴了，从中我看到了一位堂口大佬的形象。 接受过池洪湖帮助的一些政治流亡者，后来都与池洪湖断绝交往，我却一直保持着与池洪湖的友谊。 大约1994年前后，池洪湖重回亲共立场，再度成为亲共侨领，接受中共邀请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一切一如六四之前。我分析其中原因：一是几年来，中共不断向池洪湖招手，唤醒了他内心深处的亲共情结，侨领的荣誉与利益也令他难以拒绝；二是即使不回头，亲国民党侨团和传统侨团也不会接纳他，他在旧金山唐人街就什么都不是，他无法适应侨领与“什么都不是”的巨大落差，与其“什么都不是”，不如再度拥有侨领的地盘、荣誉和利益。于是池洪湖就重回亲共立场了。回了头的池洪湖比过去更极端，他甚至对六四屠杀后中共的暴政表示理解和支持，他组建“中国统一促进会”，与存在多年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有所区别，去掉了“和平”二字，主张只要实现中国统一，支持大陆对台湾采取任何手段，包括“武统”。 我没有变，而是池洪湖变了，我与池洪湖的政治立场和观点有了巨大的根本性的分歧。我理解和尊重池洪湖的变化，池洪湖也理解和尊重我的坚持。我仍然与池洪湖保持着友谊，不再基于政治立场和观点的一致，而是相信对方是好人。我数十年对海外华人的观察，深知亲共阵营中也有人格人品高尚者，反共阵营中也有卑鄙下流之辈。 尽管池洪湖重返亲共立场，却从没停止对我这个反共好人的帮助。我从洛杉矶搬来旧金山之初，一度穷困得付不起房租，他知道后，二话不说打开他店铺的收银机，取出三千元钱交给我。然后他把他弟弟拥有的一间小楼以极便宜的价钱租给我居住，小楼的地下室隔成房间，让我租给别人，收入用于补贴我的房租。我在一家小报当编辑，收入微薄，他请我到他开的杂货店打工，使我有正常收入。池洪湖的杂货店还收留了六四后润来美国的国家一级演员、原广州越剧团团长黄志明。黄志明是已故粤剧表演大师马师曾的传人，唱得一副苍凉刚劲的“马腔”，不时来上一段，使得大家在池洪湖杂货店打工的日子充满欢乐。 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池洪湖对我的恩情，何止滴水。我无涌泉报答他，他也从不要求我报答，每年春节送他一瓶酒，算是表达我不会忘记他的恩情。 近些年，我与池洪湖来往少了，酒也不送了，原因是他退休了，卖掉了唐人街的生意和旧金山的住房，搬到较远的城市；我老了，精力不够了，呆在家里轻易不出门。即使不见面，我也不会忘记我海外流亡中遇到的贵人池洪湖，当然还有星云、陆铿、刘宾雁。 最后要记述的这位，不是我的贵人，却是不能不说的人物，他就是前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港澳工委书记、香港新华社社长许家屯。许家屯几乎与我同一时间流亡美国，居于洛杉矶西来寺。 2016年6月29日，许家屯以百岁高龄辞世。按照中国民间的说法，应是“喜丧”，但许家屯之死却毫无“喜”字可言，他是在身体与精神备受煎熬的痛苦中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 许家屯去世前一年，身体健康急转直下。之前，虽然老年人的症状日益明显，但他仍然腰板硬朗、精神矍铄。他不愿意呆坐家中，喜欢让家人和经常来家探望他的年轻人带他到外边走走：往近处走到北加州的旧金山；往远处去台湾，那是靠近他的故土中国大陆的地方，也算是了却他对这个没有被中国大陆征服的宝岛一看究竟的心愿。但他的身体在去世前的最后一年日渐衰弱，生活从大半不能自理到完全不能自理，吃饭、走路、洗澡都要人照顾。许家屯这时感受到自己生命的自尊被摧毁了，活着的每一天都是多余的，他萌生求死的愿望。 许家屯的痛苦不仅在于生命活力的丧失，更在于直到人生的日子所剩无几，仍不愿意承认，自1990年4月他踏过罗湖桥、登上飞往美国的飞机，便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他在美国二十六年，回国的幻想成为他年复一年的精神寄托，并为这一幻想年复一年作无谓的努力。他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信，他托人给最高当政者捎话。江泽民执政时，曾庆红对他有过善意表示；胡锦涛执政时，对他的请求有过答复，那就是“许家屯不能回国”；习近平执政，他不但向中共最高领导的捎话得不到回应，就连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都进不去了。过去他能进到中领馆大楼，会有一位领事之类的官员与他交谈，而去世前大约三个月，他最后一次去中领馆，坐着轮椅在领事馆门外苦等两个小时，领事馆的大门也没有为他打开。“落叶归根”是人之常情，但许家屯不知道，在共产党那里，只有残酷无情，没有人之常情可言。共产党把许家屯与所有流亡海外的政治异议人士等同对待，许多政治异议人士客死海外，许多政治异议人士父母去世都不得回国尽孝，中共从来没有对他们动过恻隐之心。许家屯不曾想过，或者不愿意想，回国又怎么样呢？回国后他将要处于严密的监控之下，他可能要毕恭毕敬的听一名派出所所长对他的训斥，他会被剥夺作为人的基本尊严。我与许家屯的女儿许榕相知，我请许榕向她的父亲讲一讲李宗仁回国的遭遇：前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经周恩来的安排，从美国纽约回到中国。热闹了一阵子，中共在李宗仁身上最大化的取得宣传效果后，便把他撂在一边了。他受尽冷落与羞辱，最后和太太郁郁而终。许家屯回国，毫无疑问连李宗仁的遭遇都不如。 许家屯在人生的最后一刻，还企望自己能获得中共中央的接纳。他去世前短暂清醒时对陪伴身边的女儿许榕讲了一段话：“许家屯是中国共产党的儿子，不是叛徒。中国共产党的忠实的儿子，不是叛徒。是中国人民、江苏省如皋李堡镇的人民的儿子。”人生的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让人观看，人们看到许家屯的悲剧，是直到他在生命弥留之际，还认为自己是中国共产党的儿子，但中国共产党二十六年前就把他作为叛徒，从来没承认过他这位“忠实的儿子”。 许家屯本来有一个精彩的人生。 他早年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在他的治理下，江苏经济长足发展，成为中国的经济大省。1970年代末，他亲手树立有“华夏第一村”美誉的华西村典型，被称作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面旗帜。华西村的意义在于：当中国农村历经了“农业学大寨”的劫难，摆脱了人民公社的桎梏，部分回归中国几千年农业生产的老路后，又走出了促使农村和农业生产实现企业化新的道路。中国的农村和农业始终找不到适应现代化生产和分配的结构形式与生产方式，许家屯在华西村进行了一次探索。华西村的价值过去并没有被人们真正认识，如今更被执政当局冷落，未来如果中国政治走向正常，华西村作为一种可供借鉴的中国农村发展的一种模式，或许会重新回到改革者的视野。 许家屯从省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休后，本该去全国人大或政协任一个闲职，但邓小平重新启用了他，调任香港，这个位置比省委书记更重要。许家屯之前的香港，共产党是可怕的；许家屯任职香港七年，开创了共产党人与资本主义和资本家合作的先河，给世界一个新的共产党人形象，使得港人改变了对共产党的看法，认为共产党是可亲、可敬、可以接受的。许家屯在香港工作期间，写出了《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文章，其思想理论之深刻，成为至今尚未有哪一位中共理论家能逾越的经典。许家屯在香港工作期间，恪守为官清廉的信条，他出走美国，身无分文，接受了洛杉矶佛光山西来寺大和尚星云的收留和接济。以后的二十多年，他除了撰写《许家屯香港回忆录》得到一笔大约三十万美元的稿费，主要靠故旧的接济度日，这是当今香港的中共官员包括大陆官员所做不到的。据我所知，李嘉诚、董建华等都对许家屯有过一次性的赠予，倒不是他们同情和支持许家屯，也不是对许家屯在位时有恩于他们的报答，而是与许家屯做人情上的了断，从此两不相欠，不再来往。 1980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黄金年代，那时有赵紫阳和他的同僚们规划和实施的政治与经济同步进行的真正的改革，而不是六四屠杀后疯狂的中共权贵集团镇压异己和侵吞国家资产与人民血汗的祸国殃民的改革开放。许家屯是那个年代的一位先行者：他全力支持中国经济特区的建设，发动港澳资本到特区和内地投资；他曾经与深圳市委书记梁湘策划，将香港的政治体制移植到深圳特区，为整个中国的全面改革做实验；他建议海南独立建省，创办一个省的范围的大特区，实行比深圳更加特殊的政策，享有像香港和台湾一样的高度经济自由。如果不是六四屠杀，许家屯的改革畅想，都有可能在赵紫阳的支持下和他与梁湘等改革派同道的奋战下，成为现实。 89六四期间的许家屯，是他精彩人生的高潮：他去看望在香港新华社门前静坐声援北京学运的香港学生；他向中共中央提出与和平请愿的学生对话，顺势推动政治改革的建议；六四枪响，他为在北京屠杀中蒙难的学生和市民流泪。这一期间，许家屯表现出在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濒临危机与转折的关头，一名真正共产党人的忧思、失落与痛苦。无论许家屯的一生有多少是非，仅89六四期间的精彩，就足以使他在黑暗的中共历史上留下闪光的形象。 六四后，所有许家屯不愿意看到的事情都发生了，梁湘被整肃的命运等待着他。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人有趋利避祸的本能，许家屯出走是必然的。但他的出走，成功却系于千钧一发间。决定出走那一天，许家屯正在深圳的香港新华社办事处，他使用自己的外交护照，迈过罗湖桥。不到一个小时，深圳市委便接到中共中央的命令：立即将许家屯押送北京。深圳市委副书记秦文俊持中央命令赶到香港新华社办事处时，许家屯已离开危墙，正准备登上飞往美国的飞机。如果许家屯犹豫一个小时，六四后许家屯的故事就是另一个写法了。 许家屯出走美国后，声明是“旅游休息”，宣布“三不”（不寻求政治疪护、不泄漏国家机密、不参与海外民运）。为坚守“三不”他采取与美国的情报部门不合作的态度，这是他的选择，无可指责。问题在于，他出走美国二十六年，为自己营造了一个身体在美国、头脑仍然留在中国、仍然在共产党内生活的氛围：他坚持中共的思维，说中共的语言，只接受中共的信息。晚年他视力减弱，每天听中共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成了他几乎唯一的信息来源。他批评美国的内政外交政策；他拥护中共历届领导人的治国口号；他站在香港建制派一边，反对民主派的各项主张；二十六年来他始终认为平反六四时机不到。我曾劝他在海外即使不与政治异议人士为伍，也应做一个温和的反对派，发出推动中国政治改革、维护香港“一国两制”的声音，保持改革者的形象，就一定能赢得与鲍彤、蒋彦永、李锐等同样的崇高声誉。可惜他没做到，其实他根本不想这样做。他的思想境界比出国前大步后退，他没有把自己的精彩人生继续下去，他毁了自己。 许家屯的丧礼是由家人和亲友们操办的，与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中国共产党毫无关系，这是他的光荣，虽然他不一定这样认为。丧礼按照美国的一位普通老人逝世后的追思程序进行。有一个细节令人印象深刻：在追思会结束后，前来为他送行的儿女们站成一排，每人打开自己面前的一个鸽子笼，上百只鸽子飞上天空。儿女们以此告诉世人，他们的父亲许家屯的灵魂自由了，就像鸽子一样自由的飞翔。 然而，自由的灵魂也不快乐，许家屯死后，他的人生悲剧没有落幕。 根据许家屯落叶归根的遗愿，他生前不能回国终老，死后骨灰一定要回故国安葬。那么中共当局能够允许他的骨灰回国吗？就像他生前一样，如果要得到中共的允许，那就必然是了无尽期的等待。子女们决定不再与中共当局做交涉。 2016年9月30日，在美国陪伴父亲二十多年的许家屯的小女儿许榕，勇敢的带着父亲的骨灰，从洛杉矶出发，回到中国。这是许家屯出走海外二十六年后第一次返回自己的祖国，不是他的人，而是他的魂。 但许家屯的骨灰回国后一直没有找到安葬之处。子女们打算将父亲与2004年去世的母亲合葬在一起。许家屯的夫人顾逸萍，生前是江苏省的一位厅局级干部，死后在家乡如皋仅占有一块两平方米的墓地。夫妻合葬，需要将墓地略作整修，子女们并没有要求扩大墓地，只是整修，使父母能够合葬在一起。但中共当局阻止了子女们这一合理的愿望。如皋当局说：要等上级批准，上级是谁？是中共江苏省委？还是中共中央？ 当局阻止许家屯的骨灰在家乡下葬，怕什么呢？怕的就是墓碑上的“许家屯”这三个字。人们看到这个名字，那就会想起他曾经是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共港澳工委书记和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会想起上个世纪80年代他曾是中国的一位改革者，会想起他在六四后为遭受屠杀的学生和市民流泪，也会问一问他为什么出走海外？为什么生前不能回来？为什么这样一个人，只与他的夫人葬在一块九平方米的墓地？ 许家屯叶落未能归根。许家屯的人生悲剧，死后继续上演。许家屯的悲剧，固然是中共的一位老共产党员的悲剧，更是89六四后，中共党内改革者的悲剧，是中共党内良知人士的悲剧。 （三） 刚到美国，就听到海外政治流亡者中，常说的一句话：得到了天空，失掉了土地。这句话，充满了伤感与无奈。 三十年多年来，作为政治流亡者的我，只为失去了中国这片土地而痛惜，却为得到了一片天空而欣喜。我得到的这片天空，湛蓝湛蓝，这湛蓝的天空，是多么美丽。 其实，我三十多年前一踏出国门，迎接我的就是一片蓝天。这片蓝天下，有营救我逃离迫害的友人和香港警察政治部，有帮助我的香港帮会大佬六哥和泰哥，有我一到美国便向我这艘苦难航船提供停靠港湾的星云大师和西来寺，有在美国邂逅的陆铿、在美国重逢的刘宾雁，还有在我生活最艰难时刻给我以慷慨资助的旧金山华人侨领池洪湖。 三十多年来，在这湛蓝的天空下，我历经了六任美国总统：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和特朗普。看过他们竞选，听过他们演讲。最让我获得思想升华的是，小布什访问捷克在公众集会上讲的一段话，他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大师们浩瀚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他们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站在笼子里和你们讲话。”他还说：“这个笼子四周插着五根栅栏，那就是：选票，言论自由，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三权分立。”看到小布什的这段话，于是我有了我人生最重要的发现：在这片湛蓝的天空下，才有可能产生真正的政治家，才不会产生毛泽东、习近平那样的政治妖孽。 尽管装进笼子里的统治者时常作妖，他们亵渎美国开国先贤们奠定的建国精神，有时候会搅得湛蓝的天空乌云蔽日，会把上帝的国家变成撒旦的国家，但终会有人挺身而出，澄清玉宇、拨乱反正，让美国再次伟大。 三十多年来，我经历过美国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九一一恐怖攻击，眼看着电视直播，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撞进了纽约世贸大厦。我经历过美国最严重的自然灾害，洪水冲垮了海堤，新奥尔良顷刻没顶。我经历过美国政府中的左派政客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和帮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让中国迅速强大，导致整个世界发生历史性转折，使得中共有能力鄙视和反噬美国，并向西方民主社会发起以大外宣为主导的渗透和进攻；就如上个世纪40年代，马歇尔、费正清之流帮助中共打败了国民党，夺得中国政权，帮助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崛起。我还经历了美国左派与中共强力合作，推动经济全球化，造成美国产业外移，企业倒闭，百年辉煌的制造业基地，迅速成了铁锈地带，大批大批昨天还在通勤上班的人，今天就成了失业者。正是一场场灾难，使我了解了这片湛蓝天空下生长的有着独特性格的美国人：坚强、乐观、舍己为人、不屈不挠、能承受重大苦难。当世贸大厦即将倒塌，里面的人往外逃生，消防员们却往里面进发；当灾民们出逃，新奥尔良成为一座空城，却有许多专职和义务人员往新奥尔良进发，去援救被洪水围困的人和人类的朋友猫和狗；当一些人在金融海啸中成为失业者，这些人仍然去当义工，帮助那些比自己更需要帮助的人。湛蓝天空下的美国人从不夸赞自己，却使自称优秀的中国人相形见绌。 三十多年来，我结识了许多海外中国民运人士，尤其那些八九年六四后遭中国政府追捕而被迫流亡的学生领袖，他们是一群最可爱的海外华人：执着，高尚，纯洁，在苦难中成熟起来，走到哪里都带着一身阳光。当然我也见识了另一群海外中国人，他们人数众多，因为六四屠杀，学生和北京市民在天安门广场、长安大街上流了血，他们才得到了绿卡，他们的绿卡鲜血染红，因此被称为六四血卡，他们也被称作是吃人血馒头的人。我知道海外华人中竟有人这等寡廉鲜耻，就是从认识他们开始的。他们现在一个个都爱国者热情高涨：一边享受六四血卡、自由民主的美国给予他们的好处，一边为中国的独裁者唱赞歌；一边营造美国舒适安全的生活，一边回国去吃贪官们的残羹剩饭。六四造就的，不仅仅是一群人的勇敢和高尚，还有另一群人的卑劣和下贱。 在中国，我有一段令我羞于提起的履历：我曾是共产党员，曾是中共最高级别党报的记者，曾担任过省级中共党报的总编辑。自流亡美国，拥有了蓝天，我决意从新开始，洗脱自己的过去。我在唐人街杂货店里打过工；我编过民运的报纸和社区小报；最后，如愿以偿，从事向中国传播自由资讯的工作，攀上了我六十多年人生、五十多年新闻工作生涯的顶峰。有人说，我跟以前比，是从天上掉到了地下，我说不，是从地下升上了天空。人来到这个世界只有一次，各有各的活法：在中国，扭曲人格，泯灭良知，即便高官厚禄，活着也不是人；而蓝天下，在唐人街卖杂货，也活出了自己，活得踏实。 三十年间，蓝天之下，我也有承受不了的苦涩和悲痛：我被中国政府列入禁止回国的黑名单，直到母亲去世，我都见不到母亲一面。我的流亡，从四十出头开始，如今已年近八十。我尝尽人伦亲情的折磨。但这不是蓝天的错，而是土地的错，因为那片土地，养育着一个以摧残人性和残杀生命为能事的中国共产党。 如果有人问我：在蓝天下生活了二十年，还爱不爱那片土地？我的回答是：不爱了，已经不爱了。 那是一片被中共的党文化污染了六十年的土地。什么是中共的党文化？就是马列主义的毒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的相混合的文化。自1949年，党文化经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的创造、继承和发展，已经使中共蜕变成一个侵吞国家和人民财富的赤裸裸的黑社会团伙。马列主义毒液，是阶级斗争和暴力；传统文化的糟粕，是阉割自己侍奉皇帝的太监，是把女人的脚裹成三寸金莲把玩的文人，是精神胜利的阿Q，麻木滞呆的闰土，吃人血馒头的华老栓。而两者混合而成的党文化，则是贪官污吏、太子党，五毛党，黑窑奴工，暴力拆迁，追堵访民，三聚氰胺奶粉，地沟油，包二奶，酷刑高智晟，强奸邓玉娇，处死杨佳，为美国遭恐怖袭击欢呼的愤青，等等，等等。那片被党文化污染的土地，空气中回荡着藏人自焚时的青烟。想一想那片土地，我只有叹息没有了乡愁，只要共产党还在，我就找不到爱那片土地的理由。 我庆幸我失去了土地得到了蓝天，至少我仍然可以做个好人。我的身体也曾沾染党文化的污秽。在中国的官场，我曾退回过一笔三十万元的贿款，但我不敢保证我收到三百万、三千万，我还能经得住诱惑。我也努力做个清官，但我知道，当一个清官的周围有九个贪官，最后的结果，一定是贪官把清官送进监狱，而贪官成为廉洁的模范。所以我不能不为失去那片土地感到庆幸。 三十多年失去土地得到了蓝天，同时得到了人的尊严、民主权力和免于恐惧的自由，自己的生活凭自己的努力和能力创造，与是否有权有势无关。我每天都呼吸清新的空气，喝洁净的水。我可以自由的批评我拥有的蓝天和我失去的土地，不会有人因此抓我坐牢。总之，我在湛蓝天空的流亡生活，三十多年来，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三十多年过去又将是下一个三十年，下一个三十年已经不属于我，今生我已经不能回去我已失去的那片土地，但我相信一定有人回去，清除为害那片土地的共产党，荡涤那片土地上污浊；我将终老在我拥有的蓝天下，我没有遗憾。告别人生时，我最后一句话还是：流亡者的蓝天，湛蓝湛蓝，是多么的美丽！ 博談網 作者程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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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蘭特在NBA大名鼎鼎，投籃准，是其絕活。年薪五六千萬。 他給自己定的每天生活費標準是99美元 開一輛二手特斯拉 一般吃的是巴菲特同樣愛好的五塊一份漢堡 這麽多年，捐款超過7千5百萬美元 建了7所學校，4個青少年運動中心 為800學生提供了學費 捐資一億一千萬，成立了研究中心 幫助解決城市貧窮社區孩子們的心理健康問題 在巴爾的摩市，為窮人建造適用住宅 坐飛機是經濟艙 他說：幫助他人，比得到任何獎項，都感到更多的人生快樂和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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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爾斯·狄更斯成為史上最受愛戴的作家之前，他只是泰晤士河邊一個破碎的男孩。12歲時，他的世界崩塌了。父親因債務被捕，送進債務人監獄。家裡一貧如洗，毫無希望，查爾斯被從學校拉出來，被迫在一家骯髒的鞋油工廠工作，每天10小時貼標籤在鞋油罐上。 那地方寒冷、老鼠橫行，毫無仁慈。身邊全是大人，他卻孤獨無依。對一個充滿想像力和潛能的男孩來說，這是毀滅性的打擊。他感到自己被隱形、被拋棄，仿佛被世界遺棄。但故事並未就此結束。那份痛苦刻進了他的靈魂——從中孕育出一種天賦。 這痛苦讓狄更斯對貧窮者、無聲者和被遺忘者產生深切的同理心。他永遠記得無力感的滋味，這記憶成為他故事的核心。《奧利弗·特威斯特》、《大衛·科波菲爾》、《遠大前程》。這些不只是書。它們是用小說包裹的真相——為正義發出的吶喊。狄更斯不只是娛樂大眾，他揭露童工問題，譴責貧窮，逼迫世界正視它試圖忽視的現實。 最終，他的父親獲釋，查爾斯重返學校。但那些傷痕仍在——他將它們化為改變全球人心的故事。因為真正的偉大從不源於安逸。它來自於崛起——帶著傷痕卻清醒——並用你的聲音幫助他人也站起來。這就是查爾斯·狄更斯所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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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飞女儿忆彭小莲 作者：叶芝桦原题：我爱小莲 我爱彭小莲，她比我坚强，比我勇敢，她比我独立，她比我偏激，她的文笔比我好的多。我钦佩小莲，她目光犀利，文笔简洁有力，她热爱文学，热爱电影。她的小说和影评都是一流的。我对她说，她的小说超过她的电影，她不服气地说，如果没有电影审查制度，你看看我的电影会好得多。 她自费拍的《红日风暴》让我震惊，太深刻了，太珍贵了。她说她不能送我影碟，要我出钱买。我掏出一千块要买4碟，她说不行，我只收成本价200元还是100元，我忘记了。她说，这是一张电影票的钱。 我们俩常有的话题是关于她的父亲和母亲。朱薇明阿姨是我妈妈在新四军服务团的好朋友，非常铁心的肝胆。小莲说到她母亲的一本书《彭柏山回忆文集》，厚厚一本，我过去竟然没有读过。小莲提起后，我翻开扉页，是朱薇明阿姨题写赠给我母亲的，时间是1993年的5月，那时我的母亲已经病危，可能都没见到这本书。 这本书中收有我父亲回忆彭柏山的一篇文章，他说战争年代他只知道彭柏山是一个抗战军人，优秀指挥员，并不知道他原来是个作家。当彭柏山受到胡风案的影响被捕以后，我父亲很吃惊。他坚决不相信他是反革命集团成员。 我父亲和母亲都在彭柏山遭难时，尽力帮过他。其中包括张茜阿姨，皮定均司令等许多他们夫妇的老战友，老朋友，但是都不能挽救他。因为胡风案是毛泽东亲手定的反革命集团，党内很多老同志都知道是冤案，但是都没有办法。 彭小莲5岁时目睹父亲被抓走，心灵受到很深的创伤，她在反革命家庭阴影下长大成人。如果没有文革后恢复高考，她的一辈子都被毁了，她的一家都被毁了。 她在逆境中坚持读书，把她父亲满墙架的书都读完了。她说在黑暗的日子里，父亲的书成为她的精神力量，让她保留了理想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价值观。也让她爱上了文学，从此和书终身相伴，日日不离。 我爱小莲，我看到她的野性和不羈常常为她担心。我和她的个性很不相同，但是却很谈得来，很喜欢一起谈笑。她对我叙述的故事很感兴趣，一直追我细节。这让我警惕起来，我对她说，我可不愿意你把我写进你的小说或者电影。 我特别想说我对她的歉疚，她对陷于忧郁症的我很理解，她激励了我。可是后来我答应去上海看她，却没有去。我约她再到西雅图来，她在电话中告诉我，她来不了啦，绿卡过期了。就这样我就和她永别了。 昨夜我一直睡不好觉，我一直想她到底是得了什么病?一个月前我还在和她微信聊天。那时她病了吗？为什么没说她有什么病，她倒是说了担心她的微信再被封号。那时我告诉她我想转发朱天元采访她的文章到朋友圈。 我曾告诉小莲，我不喜欢张艺谋的大片，除了他的《我的父亲母亲》，我也不喜欢陈凯歌的大片，除了他的《一个和八个》《霸王别姬》。小莲听了很高兴，她说那些是商业片，她绝不为钱去拍片。她只拍文艺片，但是很难有钱拍自己想拍的电影。我问她，为什么影评只写外国电影?她说她不想公开批评她的同学。张艺谋、陈凯歌那些同学都有些怕她，因为她的目光太犀利了，文笔太厉害了。 小莲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她还是个很漂亮的女人。她的穿一双军用大头靴，肥腿裤，一件皮夹克，一副硬汉子的派头，但是她的脸却精细地画了妆，那是电影妆，很自然。她的眼睛闪亮，鼻子直挺，皮肤白皙透明，脸颊透红。当她在浴室化好妆后，走出来问我，你看好吧? 我赞她真漂亮，她就开心地笑了。她教我用什么化妆品，怎样一层层画。我说我可没那个耐心，花时间啊！她对我说，女人要爱美。 彭小莲是个美丽女人，一个非常独特的女人。 她在六年前患乳腺癌，当时手术医生说最多生存半年，后来在五年还差一星期又查出肺癌，但不是转移的。当时医生说不能开刀，但她病的是一种无药可治的叫三阴性。所以医生拿国内外各种好药给她治都不行，唯一的只能反复化疗。查出肺癌医生说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存活了。结果在去年底又查出骨转移和全脑转移，她浑身痛得受不了，只能每天抱冰袋。后来的三个肿瘤压迫声道完全失声，连吞咽都很困难，吃不进去反而还不停的咳嗽和呕吐，反正人已经完全脱形了。这么难受还是…… 于西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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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haitao
1个月前
2025年6月17日，中国记协针对伊朗电视台遭袭发表声明 声明称，伊朗国家电视台在直播中遭遇袭击，是对新闻机构的蓄意攻击。 袭击者无论冠以何种名目，将新闻机构置于炮火之下，其行径已越过文明底线。这不仅摧毁建筑、危及记者生命，更是对全球媒体安全性和公信力的践踏。 新闻机构承载着公众知情权这一基本人权。当暴力企图抹杀和掩盖真相时，捍卫媒体安全就是阻止社会坠入黑洞的关键闸门。 中国记协呼吁，停止制造真相黑洞，立即保护冲突区记者安全！ ---中國記協説得太好了：新闻机构承载着公众知情权这一基本人权。当暴力企图抹杀和掩盖真相时，捍卫媒体安全就是阻止社会坠入黑洞的关键闸门。
#伊朗电视台 #新闻机构袭击 #全球媒体安全 #知情权 #中国记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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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haitao
1个月前
编者按：本文作者周七月是著名音乐家周巍峙与歌唱家王昆的长子。在文革中，周七月被判过“死刑”，冤坐了10年牢。30岁出狱后，周七月一直从事编剧、导演工作，是电影《火龙》，电视剧《林海雪原》、《牛虻》、《江湖兄弟》的编剧，电影《双雄会》、《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的副导演。文章所写的俞强声，是江青前夫黄敬（俞启威）的儿子，黄敬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天津市长。俞强声母亲范瑾是北京日报创始人，后任北京市副市长。俞强声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曾在公安部门任职，后被发现为美国间谍，叛逃。 人的一生会发生许多种人际关系，亲人，生活，爱情，友谊，工作，斗争……有人你认识，有人认识你。但有一个人，我说不清我们是什么关系，也不知道他认识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他！ 这个人就是俞强声。 ◇　他倒也很耐心，从不催促 １９６８年３月初的一个星期五，晚上九点多钟，我已上床，但还没有睡。那时我们家已经被查抄六次，五次是父母机关造反派干的，一次是我们同班同学来抄的。说“抄家”，也不准确，因为这次完全不是为了抄什么反党证据或资料，仅仅是来将我一次一次整理好的东西再乱翻、乱扔一通，泄愤而已。我们家那时只剩两间屋子，一间留给父母，虽然他们长期蹲牛棚，几乎不回家，另一间也说不上是干什么用，因为我父母既不能会客也无权工作，所以不是客厅，也不是办公室。我要是在家，就在这里搭一个行军床，白帆布的，木头架子，据说美国军人当初就是这样睡觉。 忽然走廊上穿来重重的纷乱脚步声。还没有容我判断，一群人已经冲入房间，为首的是东方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宋金福。其他几个演员我都认识，因为我常常在暑假看他们练功、排练和演出。 宋金福是我母亲王昆非常看重的年轻人，刚刚介绍他入党，“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还有五六条我不认识的壮汉。 宋金福严肃地站在我床头，勒令我跟他们走。 我没有其他的选择。 我跟他们乘车来到中央戏剧学院，走上迎门大楼的四楼，小排演场东侧的一个房间。 他们让我坐在一张已经准备好的椅子上。大多数人退了出去，只剩下宋金福和另外几个我不认识的人坐在我对面的长桌后面。后来知道他们是刘勇、周×、王明智等。还有一个男人戴着戏剧学院的白色校徽，应该也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吧。但那时人都戴毛主席像章，不兴戴校徽。他戴校徽，使我反而注意他。去家里抓我时他就在那些人中间。这时他并不坐在桌子后面。他固定坐在与桌子保持一点距离的地方，不面对我，而是侧坐，也从来不问话。这也很有趣。 审讯开始了。和《水浒》中描述的一样，先是五百杀威棒。他们不用棒子，都是拳打脚踢。动手的人一般是王明智和刘勇。宋金福、周×问问题。有时只是周×。 审讯都是晚上，程序也差不多，几句话问下来，就看刘勇开始摘手表，然后就是他和王明智上来披头盖脸地打。有时旁边有看热闹的人，也上来打，好像是一种占便宜，人人有份的事。后来我只要看见刘勇摘手表，就条件反射地发懵，后面的事基本上就不知道了。 以后看过小说《红岩》中华子良的原型写的回忆录，说敌人上刑也只是一开始难忍，只要习惯了，上刑时像灵魂出窍一样，什么都不知道。这个我懂。 其实所谓审讯也仅仅是要口供而已，已经有人全“招”了。他们审讯的方法很多，除刑讯外，还有当面对质和指认，也有秘密对质。比如后来我才知道我母亲王昆那时也关在中央戏剧学院，有几次是强迫她垂帘听讯，隔着一个布帘听他们怎么打我和审我。 那个戴白校徽的男人始终在场，始终不说话，始终面无表情。但时间长了，我发现他的眼神是最权威的。那些凶神恶煞般的年轻学生和演员，常常要看看他才动手或收手。他侧坐的原因恐怕就是要兼顾两头：审讯者和被审讯者。 每天早晨听大喇叭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广播体操。三个月的“群众专政”很慢才过去。 １９６８年６月７日又是一个星期五，将近中午时，那个戴白校徽的人忽然进屋来让我收拾东西跟他走。其他人都没有上前来，在门外站着，仿佛这事跟他们无关。 我下了楼，上了一辆军绿色的吉普车——其实那是苏联嘎斯系列而不是美国吉普系列的车，只不过大家都习惯叫这类车为吉普，从抗美援朝战争来的称呼。 车左转右转，进了一道道的门，还有一道是电动的大铁门。我第一次见。后来才知道，这里就是半步桥４４号，北京市看守所。离我的小学不远。 那个人下车，也让我下车。然后就是搜身，解裤腰带，抽鞋带……一套标准程序。从他和别人说话中我知道了张郎郎在我前面已经被他送来。 哦，我这才想到他可能是个公安！ 果然，我后来的几十场审讯都是他主问。他也不再戴校徽了。 他的审讯无非是重复群众专政时的问题，将口供抄在标准的审讯用纸上而已。另外的不同就是要按手印：抬头按，中间修改的地方按，结尾签字的地方还要按。我这人比较认真，修改供词很仔细，所以往往手印连手印，白字写黑子，然后就是红手印一个接一个，连成一片。他倒也很耐心，从不催促。很职业。 第一阶段结束后，他就再也没有出现。几个月后的反覆审讯，都是别人。我大致计算了一下，进看守所后审讯过我的有七十多人。现在让我回忆，我一个都记不起来。印象深的只有他。 １９６９年５月，我被解到看守所对面干部院里，进了学习班，留起了头发。干部个别谈话说是要释放我，但因为我是被革命群众扭送进来的，要做群众的工作，让他们接受我参加复课闹革命，所以还要等一等。在学习班期间，也陆续有人被释放，我也就兴致勃勃地等待自由了。 但我还是想不通，我怎么会是群众扭送进来的呢？明明是那个戴白校徽的人操控审讯，并由他非常得体地带进来的嘛。群众仅仅是打手而已。 张郎郎也在学习班。他自小是一个交际家，认识人多，他说那个人就是俞强声，他认识。俞强声是黄敬的儿子。妈妈是范瑾。范瑾我倒是知道，文革初期就被打倒，被报纸早早地点名批判，是彭真黑帮干将之一。张郎郎说黄敬是江青的丈夫，后来离婚。范瑾住的红霞公寓是那时候北京比较新的干部宿舍，在王府井边上。那时批斗大会盛行，往往是范瑾被大会批判后，俞强声再领着红霞公寓的小孩们在院子里补斗一次…… ◇　在门口收票的居然就是俞强声 我对俞强声的了解就是这么多。 本以为这个人与我再无干系了。可没有想到，我们还真又遇到了。 １９７６年北京“四五”天安门事件时我还在监狱里，已经在生死之门下钻来钻去几个来回。那时看报纸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数，每天都要从报缝里看出个一二三才甘心。看天安门事件受奖名单时，我居然在北京市公安局的受奖人员中发现了俞强声！三等功。 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８日我出狱。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要重新审我的案子：北京市当时的当权者还想将我送回监狱。 那时真是又高兴又紧张。高兴是“四人帮”被抓，国家有了希望；紧张是我并不安全，尚在监狱里的同伴继续证明我有罪，在法院我是百嘴难辩的。 好在那是向上的时代，好人多，人心善的一面也容易发挥和表现出来。公安局和法院的许多领导和干部都主动帮助我。 早春的一天，一个公安干部给我一张电影票，说是“内参片”，好看。我骑着自行车就去了公安部礼堂。没有想到，在门口收票的居然就是俞强声。十年没见，他一点都没有变，还是那么从容不迫的，在寒风中兢兢业业地收票。我镇静了一下，举起票，迎着他走去。他撕了票，无任何特殊表情。那天的片子是法国的《决斗者》，画面极美。但我的心情一直静不下来。我不知道他当初是一个工具还是一个自觉迫害干部子弟的人；我不知道他是否认出了我；我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我，亦或我只是他职业和工作对象之一，他已经忘了；他根本不会在意我的生命和前途的……就像他在天安门事件中立功。唉，无论世道如何，俞强声总是能找到好位置的。 第二天，我找到给我电影票的人，问他是否认识俞强声。他当然认识，只是不知道是他抓的我。他说俞强声虽然“文革”中表现积极，但由于他父母的原因，他并没有得到重用，甚至没有能入党。“文革”结束后，他母亲是最早得到平反的干部之一。因此他又成了干部子弟，受到提拔和重用，还入了党。 到１９７８年５月，我正式得到法院平反的裁定书。俞强声们对我再没有威胁了。除非再来一次“文化革命”。 ◇　俞强声请假说乳母病重 以后听说俞强声被调到安全部，再以后，就是他叛逃的消息了。 巧得很，我后来遇到了一个很熟悉他的人。那人说，俞强声有一天请假，说是自己在平山老根据地的乳母病重，他要去看看。到期他没有回来，大家也不奇怪，因为那个部门的人本来就不太过问彼此的事。但几天后有一个重要的会要通知他参加，联系不上本人，就找他妈妈范瑾。范瑾听说后立即对来人说“坏了”，因为那个乳母早就去世了。再查，俞强声已经通过香港到了美国。往后的故事就是报刊上公开谈论的那些。 想起俞强声，我最感慨的是他的可怜。他要革命，要进步，已经到了大义灭亲斗自己母亲的地步；他不择手段要将我们这些当时还是中学生的孩子打成“反革命”，“叛国分子”，毫不留情，哪怕他认识其中的人；他不会不明白天安门事件的参与者真正目的是什么，但他毅然选择了镇压一方，并立功；“文革”结束，当权者对他不薄，但他还是选择了背叛！ 他从容不迫选择的正是他当初用暴力强加给我们的罪行。几个家庭因此面临家破人亡，我几乎当他面被打死，后来又几乎被枪毙，前后坐了十年“文革”的毫无人道的大牢。 而他呢？最初选择的是背叛，背叛了他的家庭和群体；最后选择的还是背叛，背叛了他的家庭和祖国。 多么大的讽刺呀。 除了极端自私，还能有别的解释吗？手上沾有无辜者的血，不知道他现在生活得是否安心
#文革 #周七月 #俞强声 #历史 #电影 #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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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haitao
1个月前
跟海星有過接觸 他是一個沉穩和低調的人 説到了黃雀行動 他反對這個名字和叫法 他說，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在這個事情中 誰是螳螂誰是黃雀 他是單槍匹馬行動 到廣州去營救王軍濤陳子明 結果消息泄露 被捉將官里
#海星 #黄雀行动 #螳螂捕蝉 #营救行动 #广州 #王军涛 #陈子明 #消息泄露 #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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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haitao
2个月前
我已年至耄耋，身患恶疾，随时可能走完生命的旅程。到死亡那一天，我对我的人生并无遗憾。我的人生很丰富，我经历过大跃进、大饥荒、文革浩劫那些疯狂和荒唐的年代，更经历过中共建政后有唯一的“黄金十年”之称的1980年代。在1980年代，我有过自己的理想，并为之奋斗，虽然未曾成功，并因我个人和国家改革开放的整体失败而辞国流亡。但人生的追求并非都有结果，只要为之奋斗过，就应该对自己的生命感到满足。 我是一名职业记者，我人生和职业的使命是用文字记录我所经历、所了解的世界，但我却一直没有想过写一部自己的回忆录。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与人类的历史比较起来，微不足道，就像驾着一叶扁舟在大海中航行，身后留下一道水波，瞬间不见了痕迹。从古到今，人类每天写下数以亿万计的文字，能在世间流传的能有多少？我喜欢逛书店，二三十年前，我所居住的美国旧金山湾区有十几家中文书店，是我常常流连的地方。有一天我在一家书店中注意到，我熟悉的几位极负盛名的作家曾经热销一时的著作，热度过后，被丢弃在降价处理的书架上，一元钱一本，无人问津，最后将被作为废纸处理掉。我站在书架前面沉默良久，为这些躺在一元一本书架上的名著和撰写这些名著的作家伤感。于是我想到，如果我写一本回忆自己人生片段的文字，命运可能还不如这些躺在书架上一元一本的著作。以后每次逛书店，站在降价处理的书架前，我便一次一次的打消写回忆录的念头。 我从事新闻工作五十多年，一半在我出生和成长的中国，一半在我的政治流亡地美国。在中国，我从广播电台到报纸，从广州的《羊城晚报》到北京的《人民日报》；从见习记者、记者、高级记者到中共海南省委机关报《海南日报》的总编辑；从采访农村、工厂、商店、学校、军队、党政机关，到1980年代报道和参与深圳、海南两个经济特区的创立与建设；从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到89六四血腥屠杀；从中共的高级干部，到辞国离乡、被列入禁止回国黑名单；从混迹于中国的上层社会，到挣扎于美国社会的底层；从充当中共的喉舌，到成为美国的媒体人，为美国政府资助的《自由亚洲电台》担任美西特约记者长达二十多年，我的人生大起大落，历尽沧桑，饱经变故，阅人无数。我大约二十五年中国大陆中共媒体人生涯，其中最有价值的，是见证并报道上个世纪的1980年代，就是被人们称做中国改革开放的黄金十年。 我在1980年代中国新闻界中不算出众人物，更不是重要人物。重要人物是北京以赵紫阳为首、地方以梁湘为代表的中共党内改革派，而在新闻界则是高举新闻改革大旗的《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胡绩伟，以及扼杀改革的邓小平、陈云，等等。我只是改革阵营的一位普通成员，是改革先驱们的追随者。因为我是一名记者，使我有幸见证了、记录了、并且参与了，中国1980年代改革开放，从兴起、发展到失败的全过程。我80年代及80年代后的人生的跌宕与荣辱，都与1980年代连在一起。 多年来，不断有朋友问我，为什么不把那十年的经历写下来？我把不写回忆录的原因告诉他们。一位与我一起从1980年代走过来的朋友说，我的想法从“留名”的角度可以理解，但从“留史”的角度则不可取。如今在中国，官方刻意的将1980年代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包括那个年代的人和事，就像他们不让人们知道中国曾有过土改、镇反、工商业改造、反右、大饥荒、文革浩劫、89民运和六四屠杀，年青人也不知道上个世纪的中国曾有过一个黄金80年代。朋友说：每个人活着要讲真话，死了要把真话留给后人，这对中国尤其重要。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谎言写成。上个世纪80年代的开始，80年代的过程，80年代的结局，都被中共的谎言掩盖着、歪曲着，不但后来者懵然不知，当年的亲历者也都渐渐淡忘。只有把那个年代的历史真相写出来，尽管写的只是历史的片段，也可告诉当今和后来人，中国的1980年代，是中共1949年建政后最好的年代，是唯一给中国人民以希望的年代、是中国共产党唯一有可能自我救赎的年代。那个年代的中国，人们精神振奋、思绪飞扬，每个人都感受到生命的意义；那个年代，也是我人生中唯一有机会一酬壮志的年代。如果那个年代延续下去，中华民族不至于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沦为愚昧、暴戾和流氓化的民族，中国共产党不至于成为如今日这样恶贯满盈、与人类为敌的犯罪集团。 我是从中共体制内走出来的人，别人看来，我的脸上有一记中共体制的烙印，我并不介意，也无需掩饰。我与在中共体制外、长期遭受中共迫害的人一样，揭露和谴责中共的罪行，但我与他们中一些人的区别在于，我愿意理性的看待中国的1980年代，主张给予在那个年代抱有真诚的救国救民愿望、为中国寻找一条出路而探索、奋斗、牺牲的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中的革命者、改革者，予以正面的评价。我希望人们不要用今日中共党徒的无恶不作来否定中国共产党曾有过善良、正直、勇敢，为国家与民族无私奉献的人，不要用人们今日的大彻大悟来否定当年人们的混沌初开、大梦初醒。而且我还认为，中国的改变，在于推动中国共产党的改变；海外中国民运如果继续拒绝与中共党内改革派合作，仍将一事无成。 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但历史常常以惊人的相似重现。未来的中国成为什么样，谁也说不准。我相信未来的中国不会永远像今天这样，也许变好了，也许更坏。当然，未来的中国，我见不到了。我辞国三十多年，被当局阻断了回国之路。我曾经对故国的河山、文化、亲友有过强烈的思念，但我思念的一切，都已经被中国越来越严酷的专制政治阻断了，我的思念也就逐渐的淡如轻烟薄雾了。现在的我，已经不为我曾经思念或爱恋的祖国所困扰、所折磨，但我对那个国家，对那个国家的1980年代，仍然珍存着与当今许多中国人完全不同的记忆。 1980年代，已经逝去，永远回不来了。那么就趁我生命仍未结束，记忆仍未消失，仍然能够思维和敲打键盘，就记录下我对1980年代的回忆吧。我不是史学家，没有能力全面记录那一段历史；我不是理论家，也没有能力对那个年代做理论的阐述；作为一名记者，我只能对那个年代我个人经历的人和事如实道来。历史会被人打扮粉饰，理论常常荒谬苍白，唯有事实永远闪亮。我的文字写给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他们可以从读我的回忆，缅怀当年他们所经历的人和事，唤回已经远去的理想和情怀；我的文字写给未曾经历那个时代的后来人，他们可以从读我的回忆，知道中共建政后也曾存在一个有诗歌与远方，有热血与浪漫，有漫天风华、遍地风流的年代；同时也写给我的无憾人生，即使我的这些文字被摆到书架上无人问津，在浩瀚的网络中无影无踪，我也不在意，我也很满足。 六四，1980年代死亡的瞬间 1980年代的死亡，是在瞬间发生的，它猝死于北京的一次震撼世界的历史事件——六四屠杀。六四，是对和平请愿要求反贪污、反官倒的北京学生和市民的大屠杀，也是对1980代的大清算、大屠杀。我则在这场大屠杀后，告别了1980年代，辞别祖国和亲人，成为流亡海外的中国政治异议人士。 （一） 我目睹1980年代的死亡，不是在6月4日的北京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而是在《海南日报》总编辑岗位上。虽然在席卷全国的89民运期间，我没有参加游行示威请愿活动，六四屠杀后，我也没有被通缉、被追捕，我没有机会展现自己与首都大学生、市民和新闻工作者那样的风采。 89年4月初，我因心脏不适和严重的胃病住进了海南人民医院。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北京天安门广场风云乍起，我心中震惊、伤感、迷惘、悲痛，预感会有一场悲剧发生。我以焦虑的心情注视着天安门广场，但表面仍强作镇定。我无法一天二十四小时呆在医院里，每天晚上，我都自己驾车回报社，审阅稿件，安排版面，嘱咐各部门的领导和编辑记者们小心谨慎。我不希望《海南日报》在这个敏感时刻发生版面或者文字上的问题。海南大学的师生上街游行，声援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我只准记者去了解情况，采写“内参”，送交省领导阅读，而以“没有接到省委的指示”为由，拒绝公开报导，招致大学生们到报社门前抗议，指名道姓要我出来与他们对话；我指示报社保卫科紧闭大门，我没有勇气面对这些大学生。 当时，我内心的冲突极为激烈：我是中共海南省委机关报的总编辑，我不能不忠于职守，不能逾越党为党报总编辑划定的底线；同时，我也有自己作为人的良知底线不可逾越；这意味着，逾越其中的一条底线，必须放弃另一条底线。我对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表达诉求的北京学生寄予深深的支持与同情，作为新闻工作者，竟然置身于一个重大事件之外，这怎么不令人感到痛苦。此时，我知道，如果坚守党报总编辑的底线，放弃人的良知底线，那么我的下半生就会在对自己的谴责和痛恨中度过；如果我坚守人的良知底线，放弃总编辑的底线，那就意味着失掉自己在中共体制内享有的地位和利益，自己以及自己的家庭将遭受无尽的苦难。 4月25日晚间，新华社电讯发来《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报社总编室主任赵希龙拿着社论电讯稿，火急火燎赶到医院。我当然知道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社论，传达的是邓小平的指示，必须将这篇社论放在报纸的头版头条位置，制作一个通栏大字标题，以表示对社论积极拥护的态度。但我却无法说服自己去理解、去认同这篇社论：明明是和平有秩序的请愿，为什么要定性为动乱？明明是为了清除腐败、推进国家的改革、开放，为什么要指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我的心颤抖了，我知道党中央有人起杀心了，他们的一个罪恶决定已经酝酿成熟。我不能再沉默，我感觉到自己可能守不住党报总编辑的底线了；我虽然没有“国将不国，夫子拍案而起”的勇气，我起码应该表明自己做人的良知。我略加思考，便告诉赵希龙，将这篇社论从头版头条位置撤下来，放到第四版去，以表达我们对这篇社论的反对。我对赵希龙说：即使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有过火的行为，但群众的一万个错误，也比不上党中央的一个错误对国家的危害更大；四十年来，共产党犯的错误太多了，现在又到犯错误的时候了。我说：我相信，民众不会同意这篇社论，历史迟早要否定这篇社论，为什么要等到将来呢？我们现在就否定它！ 那一天，从中央到全国三十个省、市、自治区的各类报纸，如此以否定的态度处理四二六社论，唯《海南日报》一家。我明白我把天捅了一个窟窿。第二天，我接到省委办公厅电话，要我列席省委常委四二六社论学习会。按照中共的传统，省委机关报的总编辑列席省委常委会议，会议室里有我的一个固定座位。那一天，我走进常委会议室，从进门到我的座位，不过五、六米距离，平时，几步就走到了，这一次却像是走了五六十公里。一进门，常委们每人一份《海南日报》第四版，所有常委用怪异的眼神盯着我，我如芒刺在背，但走到最后几步，我反而一阵轻松，心情出奇的平静，我用骄傲、凛然的眼神扫了常委们一眼，挺直了腰，坐到自己的座位上。那次常委会，常委们除了轮流做一番空洞的拥护四二六社论的表态，却没有人质疑《海南日报》为什么把这篇社论放到第四版；会后，省委书记许士杰和任何一位常委，也没人找我谈话。两天后，我在省委礼堂门口碰到省长梁湘，梁湘看了我半晌，想说什么却没有说；我也没说什么，对梁湘报之一笑。 那一天的省委常委会议，是从4月15日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北京学生与市民前去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到6月4日，解放军端着冲锋枪、驾驶坦克车屠杀北京学生和市民，前后50多天的时间，我唯一见到许士杰的一面。会后，我曾走到许士杰跟前，想请他对《海南日报》作指示，他装作没看见我，掉转头走开了。 《海南日报》是省委机关报，省委书记许士杰是我的直接领导，许士杰赋予我比一般部委、厅局领导更高的待遇，《海南日报》的重要评论和报道，反映的都是以许士杰为首的省委常委会的精神，有的就是许士杰本人的指示。许士杰很清楚，海南办大特区，《海南日报》全国瞩目，不仅各省市的党政机关订阅《海南日报》，中央领导，上至政治局委员、常委，下至部委办的部长、主任，都通过《海南日报》了解海南大特区的情况，这对海南省一众领导、尤其许士杰本人，极为重要。因此，我与海南的其他官员相比，面见许士杰格外容易。许士杰注重个人养生，他每天早七点起床跑步，每晚十点半入睡，十点过后，任何人，包括副书记、副省长，没有特别紧急的事务，都不可打扰他，唯有我例外：为了审阅根据他的指示和省委常委会议精神撰写的社论和重要报道，他常常等我到11点以后。1980年代以及之前，主持党报编务与笔政的总编辑，都由资深新闻专业人士出任，都握有一支健笔，有倚马可待的本事；不像现在的总编辑，由党政官员出任，不懂办报，只懂监督报人办报。海南建省期 ，《海南日报》的重要社论大多由我撰写，一篇两千字左右的社论，从写第一行字到排出和校阅清样，大约两个钟头。按照报社的工作日程，如果是下午撰写的社论，晚上九点钟截稿前便可送许士杰审阅，不打扰他早睡；如果是晚上撰写的社论，要十点过后才能送审。许士杰知道这是报社工作的常态，他只有为《海南日报》改变自己的早睡习惯。 但在四二六社论常委学习会后，我曾三次打电话，要求当面向他请示工作，都被他的秘书挡驾、拒绝。当我第三次被拒绝后，我恍然大悟，许士杰不见我，是在利用《海南日报》做一场赌博：如果中央以赵紫阳为首的一派与以邓小平、李鹏为首的一派就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博弈中，作为中共海南省委机关报《海南日报》支持赵紫阳的立场被博弈的最终结果证明是对的，这份功劳当然属于省委书记许士杰的；如果被证明是错的，那么许士杰就可把所有责任推到我身上，将来中央一旦追查，他的活动日程没有记录显示，他在这段时间与我单独见过面，或有任何接触。 既然如此，我就只能自行其是了。那期间，《海南日报》就好像不再是中共海南省委机关报，而成了在我的主导下，我与我的同事们的同仁报。 我并非执意要卷进这场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去。我亲历过暴戾而荒唐的文化大革命，我听过前辈讲述野蛮血腥的镇反、反右、大跃进，我预感到北京发生的民主运动，结局也许会比我经历或听说过的那些运动更悲惨。令我感到痛心的是，5月1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长阎明复代表总书记赵紫阳与天安门广场学生对话，要求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不要给邓小平、李鹏向学生动武提供理由，并且给党内改革派一些时间，与保守派周旋、较量，但遭到学生领袖们的断然拒绝，激进的学生领袖们绝不与中共党内改革派合作。我的心头被80年代的改革与赵紫阳的政治生命将毁于一旦的强烈预感笼罩着。葬送80年代与击败赵紫阳，是邓小平、李鹏与天安门广场激进的学生领袖共同完成的。但我并没有因此放弃对天安门广场学生运动诉求的支持，也坚决反对当局后来对和平情愿的学生和市民的血腥屠杀。也许是因为参与1980年代改革开放形成的坚定理念，也许是因为对新闻自由和新闻改革的强烈渴望，也许是因为对国家命运与前途的深度忧患，也许是因为受到人的良知的召唤，或许是因为邓小平、李鹏等中央领导人对天安门民主运动的态度激起我的愤慨。当5月19日首都召开党、政、军干部大会后，二十多万解放军端着冲锋枪、驾驶着坦克车杀进北京，实行全城戒严，让我觉得即使学生有一万个错，也不容遭受冲锋枪和坦克车的屠戮。 5月19日以前，我仍对中共中央寄予希望，期盼领导人与学生对话，中共党内改革派能够主导与学生的对话与合作，接受学生们提出的部分条件，作出政治改革的承诺，让学生们撤离天安门广场；但5月19日后，我知道中国改革派大势已去，天安门学生运动将陷入腥风血雨之中，我对共产党绝望了。我别无选择，我只能坚守自己的良知，在党和人民两者之间，站在党的对立面，我不能跟着这个党走向邪恶。我目前有手中掌握的《海南日报》，我决心让自己获得一点新闻自由，尽管自由是短暂而有限的，并且将会付出惨重代价，但却是中国的媒体人自1949年以来从未享有过，足以让自己的新闻工作生涯，让《海南日报》的历史，在1980年代黄金十年死亡前夕，写下最后的辉煌一页。 正如中共海南省委给我下的结论，从此，我“就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 （二） 我究竟走了多远？“六四”以后，中共海南省委派出七人工作组进驻报社，对我进行了彻底审查，写出一篇翔实的《关于程凯同志在北京动乱期间所犯错误事实的调查报告》。报告发布时，我已经离开海南，一位朋友将报告的文本转发给我，他说：这份《调查报告》，不仅仅是对我，也是对《海南日报》大多数新闻工作者，在89民运的洪流中，凭着自己的良知，作出历史性选择的记载。为再现这段历史，我将《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照录如下： 《调查报告》指控我—— 5月19日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以后，政治分野已经清楚，形势已趋明朗，但程凯同志仍然通过版面编排，运用版面语言，坚持表达自己的思想情绪，制造了错误的舆论导向。 1、执意发表赵紫阳同志的照片。程凯同志不听劝告，在5月20日执意发表了赵紫阳同志看望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的两幅照片。关于如何处理赵紫阳的这两幅照片，副总编辑杨宗生当时提出，为慎重起见，赵的照片最好不发，如要发，是否不要两幅都发？但程凯同志认为，既然新华社对这两幅照片没有发来取消公鉴，说明赵紫阳还是总书记，两幅照片都要发。杨宗生回到宿舍就寝前对此仍感不安，又一次给程凯同志电话，提出这两幅照片还是不发为好，程凯回答：“你别讲了，我定了！”说完就放下了电话。这两幅照片就这样发表了。 2、借报导“匈”事件流露对戒严的不满情绪。5月22日，《海南日报》在发表戒严部队告市民书的同时，发了花边新闻：《匈牙利面临发生动荡的潜在危险》和《保证记者的正常采访》。一版副主编王属生在处理《匈》稿时，加上副标题：“应该不准任何力量利用军队来解决内政问题”。杨宗生发现后，将副标题删掉，并对值班的同志说：“如果这条稿要发一版，位置也不要放太多。”在场的同志都同意这个意见。当晚程凯来到总编室，看了版面安排，说：“这条稿可用，副标题照用，我负责。”还亲自把被删掉了的副标题重新写上，稿子也放在显着的位置上。 3、指导编排倾向性明显的版面。倾向性非常明显的23日一版，是在程凯同志指导下研究编排的。这个版面突出两条稿：一是消息《万里委员长说要保护广大青年的爱国热情》，放在头条，用大号黑体字作标题，新华社电讯稿的原标题中这有一句话：“要坚定地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被删掉；二是新闻特写《人民万岁》用特大号空体字作标题。这天，还有新华社播发的海南省委坚决拥护制止动乱致电党中央国务院的表态稿。从我省的角度看，这无疑是一条重要消息，但这条重要稿件却同另外两条简讯以新闻集纳的形式被放在两条大稿的左下角。 4、支持发表错误文章。《海南日报》从23日起，在第四版开始发表时事部编辑撰写的《当今世界三大趋势》三篇国际发展评述文章，并在同日报纸的一版以强化处理的手法发了标题新闻。第一篇《专制衰败，民主勃兴》，论述从拉美到东欧“民主勃兴”的趋势，以浓厚的兴趣重点介绍了波兰团结工会的斗争推动了“改革”，匈牙利尝试实现“多党制”，推动了“民主自由”的历史进程；苏联提倡的“社会主义的舆论多元化”和民主选举使“民主自由的政治空气空前浓厚”。值班的经济部主任张正坤发现这个评述文笔观点上有错误提出停发，程凯知道后，给时事部副主任冯锡锦打电话说，我看这个文章可发。于是这个鼓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中正在把自己作为剥削制度加以否定”的错误文章得以继续发表。 5、亲自选定发表《赵紫阳，您好！！！》的照片。5月24日，《海南日报》一版左下角发表了由程凯同志选定的海大师生高举着《赵紫阳，您好！！！》标语牌游行的两幅照片。这两幅照片是该报记者于21日拍摄的，次日是否见报，当晚已有一次争论。过了两天，即23日晚，记者要求发一些照片，有人选了游行队伍大场面的两幅，程凯同志看后不满意，于是亲自选定了《赵紫阳，您好！！！》和《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这两幅，并决定用三栏半宽的版位发表。同时，该报还冠以花边，用较大黑体字作标题在报眼发表了新华社稿：《泰国总理意邀中国领导人赵紫阳访泰》。这条消息的主题是谈柬问题，但编辑部根据程凯同志的意思以喧宾夺主的手法，做了突出赵紫阳的标题处理。着力渲染赵紫阳，是这天报纸的倾向。 《调查报告》还对我的另一些“严重错误”进行了指控—— 1、支持上街游行。5月18日上午，报社部分新闻工作者酝酿上街游行，声援北京绝食学生，政文部一记者将游行的打算向程凯同志反映，立即得到支持。 2、反对向省委汇报情况。同日上午，记者部副主任王国雄获悉有人下午要上街游行的消息，即将情况告诉副总编辑郭泽福。郭找来人事部主任陈文安、社办副主任莫泽安、副总编杨宗生一起讨论，大家认为此事不妥，并由郭打电话给程凯同志，问知不知道游行的事，程回答：“知道了，刚才有人来我这里说了，我说你们去吧，我是支持他们的。”郭提出应该将此事向省委报告，程反对说：“不必要。要报告，就以你们个人名义，不要以我的名义，也不要以办公会议的名义。但我劝你们还是不要去报告。”接着他说：“我说三点，第一这个行动是爱国行动；第二游行要发消息；第三今晚我要去安排版面。” 3、亲自修改审定游行报导消息。同天下午三时半，程凯同志在他的办公室主持召开总编办公会议，他开始就说：“要不是开会，我也上街游行了。”这天晚上，程凯同志亲自修改本报记者来写的《海南日报》部分新闻工作者上街游行的消息稿，选定游行照片，并安排版面。 4、签署声援电文。 5 月18日下午编辑办公会议期间，全国二十家妇女报刊驻海南联合办事处的两个人带来声援北京绝食请愿的声援书，要求报社签名盖章。程凯同志接过声援书看了一遍说：“我看应该声援。”当时郭泽福同志表示不能以报社名义签名，程说：“这么多学生在天安门绝食，难道不能表示一下同情心吗？”他不听劝阻，在声援书上签了字，并说：“我负责。”然后叫社办副主任莫泽安在声援书盖上了海南日报社公章。 5、带头并动员领导干部在《同仁书》上签名。18日近中午时分，几名记者在政文部起草了《告新闻界同仁书》，呼吁：声援北京、声援海南、声援学生！并将《同仁书》分别张贴在报社大门口和食堂两处。程凯同志于下午一时左右，从宿舍下来，在张贴在食堂的《同仁书》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下午下班时，他对几位部主任说：你们为什么不签名？在程签名后，报社有7位处级干部也签了名。在《同仁书》上签名的主要是编辑部的同志，共计七十四人。 6、公开散布同中央精神相悖的言论。5 月23 日，也就是李鹏同志代表党中央在首都政军干部大会上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不得参与任何损害安定团结的活动，而且要在团结群众、制止动乱中发挥先锋作用”的第三天，程凯同志在报社全体干部群众大会上还坚持错误立场，说：“同志们参加声援北京绝食学生的游行是一种爱国行动，是被一种忧患意识激发起的革命热情。我为我们报社有这样多具有革命热情的同志而感到骄傲。”又说，对这次游行，“如果报社外面有人要来追查，我们把他顶回去。我们报社内部也不允许追查，如果谁要追查，我作为总编辑，我要运用自己的权力，追查那些主张追查的人！”程凯同志的这番话，使部分有错误思想倾向的人受到鼓舞，先后两次报以热烈的掌声。 7、《海南日报》社的问题出现后，先是省委宣传部，然后是省委对报社提出严肃批评，要求程凯同志认真总结教训，但他毫不在乎，充耳不闻。以致他回深圳养病后，6月8日报纸版面又一次出现严重错误。 抄录完《调查报告》的主要部分，我作几点说明和补充： 《调查报告》只列举我在5月19日以后的“错误”，回避了4月26日我把《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从第一版放到第四版的“错误”，我不知道这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其实，处理四二六社论，才是我最严重的“错误”，也可看做海南省委犯下的“错误”。我相信《调查报告》是由许士杰最后审阅批准，也许，海南省委、许士杰回避这一“错误”，不仅为我，更是为自己，他们承受不起公开这一“错误”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调查报告》称“6月8日报纸版面又一次出现严重错误”，指的是当日《海南日报》刊登了新华社的一则电讯：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说“六四期间死亡的学生和市民只有二十三人”。这是中共政府向全世界撒下的弥天大谎。《海南日报》不敢不刊登他的谎言，编辑却在废稿堆中发现6月6日新华社发来的的另一则电讯《国家统计局长指出：对谎报数字者要绳之以法》，于是编辑又一次运用了他们的版面编排技巧，将两篇稿子同时见诸报端，安排在邻近位置上，其版面语言之鲜明，不言而喻。 另一次“错误”《调查报告》没有提及：6月4日新华社发来解放军强行开进天安门广场清场的电讯，编辑们知道，北京流血了，电讯稿掩盖了这一最重要的事实。如何把流血的消息告诉读者？恰在此时，海口发生一场车祸，有人在车祸中死亡。按往常，这是可报可不报导的消息。但这天，编辑们却把这个消息排上版面，标题只一个字：“血！”与清场的消息相对应。凡智力健全的读者，都明白《海南日报》在告诉人们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至于我离开中国以后，海外有些报刊说我已经准备好了出版李鹏下台的“号外”，并且亲自拟定欢呼李鹏下台的新闻稿。工作组也曾为此事审问我。但这完全是没有的事，我不是赌徒。整个89民运期间，我所主持的《海南日报》，所有版面，都是经过审时度势后安排的。 【回忆录】程凯：我的1980年代 程凯生于1946年，生前曾担任中国《人民日报》社驻深圳记者站站长及《海南日报》总编辑。此外，他曾为自由亚洲电台担任过多年的特约记者。 (程凯家属提供) 责编：陈美华 原載新世紀網站
#大跃进 #大饥荒 #文革 #1980年代 #改革开放 #理想 #奋斗 #人生 #流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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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haitao
2个月前
張愛玲的書法 櫻花的美 在於它的決絕 盛開時傾盡所有 凋零時毫不猶豫 它不貪戀枝頭 只是隨風而去 留下一地芬芳
#張愛玲 #櫻花 #美學 #凋零 #自然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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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haitao
3个月前
這人倒霉，喝涼水都塞牙。一個不留心，把手腕給整骨折了。那天打籃球，對手冲過來，一防，一個屁股墩，左手一扶地，咔嚓一聲，大叫一聲不好，眼冒金星，掙扎起來，用右手扼住左腕，有汗水流下。臉色如何，不知道。球友找來了冰塊敷上，撤退回家。 歲月不饒人，畢竟年紀在那裏擺著。找出各種狗皮膏藥，雲南白藥，先貼上再說。夜裏，手腕手背，腫成饅頭狀，殃及整個小臂和肘部，整個小臂無法擡起，順著肘部一直摸到手背，似乎哪裏都痛。 即使這樣，獨臂駕車，還去了一趟南方旅游幾天，包括“擅闖”南卡的勒融軍營，誤入歧途。 轉眼十天過去了，膏藥貼了半打，腫脹仍清晰可見。 無奈只好看骨科醫生。 X光一通下來，他宣佈你骨折了。好嘛，這個骨頭這麽不結實啊。骨質酥鬆，一定的。 一把老骨頭了，年輕時再折騰也很少這樣慫。 不光左手腕，甚至整個左小臂，都發生了問題，多處有問題：斷裂，錯位。 打了石膏，吊起了綳帶，固定住胳膊。 醫生囑咐，這種狀況，起碼四個星期。兩個星期后來復查。如果康復順利，再繼續觀察一個月。 千萬別提重物。 傷一隻胳膊，等於半個殘疾，武功儘廢：你無法穿衣，無法痛快洗澡（醫生囑咐不得弄濕石膏綳帶），甚至吃飯都成問題。 打字成了問題。只能一隻手敲鍵盤，一篇東西，能寫半年。 養病千日，去病一時，希望如此。 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抽絲中，感到了漫長，無奈，恐懼，抑鬱，甚至絕望。 想想肖生客的救贖 理想豐滿，現實骨感。 傷筋動骨一百天，照仨月招呼吧。 今年是我的本命年？ 按照村裏習俗，腰裏要繫一條紅褲帶。 不過，我也有學習榜樣：球友韋恩，那天也是摔倒手臂幾處骨折，人家兩個月后，就又出現在球場。老兵不死，只是凋零。
#意外 #骨折 #運動受傷 #篮球 #年紀 #康复 #扭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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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haitao
3个月前
如果说原39军军长吴信泉这位开国中将对轰轰烈烈的“保家卫国、抗美援朝”之回忆认知是囿于水平所限，那么开国上将洪学智——这位全程参与抗美援朝之战的志司首长，该不会也是“井底之蛙”吧！洪学智上将在其晚年访谈录中，对昔日的峥嵘岁——朝鲜战场，是这样回忆的：“我们误判了华盛顿！第三次战役之后，我方应顺势谋和。即使不选择谋和，也不应盲目自大，选择继续攻击前进。第四次战役，实际上是毛主席拍板的，前线的一切行止是彭老总定夺的，下面的军师团三级干部只是执行命令。第四次战役打响后，在原定的‘西顶东进’战术推进中，遭遇美军的强烈反扑。仅五天时间，我方的38军和39军这二个王牌军就被拼光了！仗打到第七天，若非41军及时回补和天降大雨迟滞了美军的机械化部队，整个志愿军司令部在仅有一团兵力的护卫下，极有可能被美军连锅端掉！我连夜驱车回到志司接彭老总时，他连军装都没穿，一条大裤衩子就上了我的车。战后，上千名军官在李震(开国少将)的领衔下，要求问责彭老总。之后，彭老总也是老泪纵横！再往后，就是坑道战为主了，以守为攻，一直相持到双方停战！” 轉網文
#抗美援朝 #朝鲜战争 #洪学智 #误判 #保家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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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haitao
3个月前
請問，這個女士，是劉俊囯先生的女兒嗎 江山代有才人出 各領風騷數百年
#刘俊国 #家族 #名人后代 #人才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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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haitao
4个月前
全蘇聯（俄羅斯），只有倆地方供應最好：莫斯科跟列寧格勒（聖彼得堡），從斯大林時代起就是這樣，這倆城市的“戶口”，賊拉值錢。雷光漢在其書中說，七十年代，勃列日涅夫當政時，這倆城市不許沒入籍的華人居住
#俄罗斯 #莫斯科 #列宁格勒 #斯大林 #勃列日涅夫 #户口政策 #七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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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haitao
4个月前
因爲肯尼迪遇刺案，我對殺手奧斯瓦爾德做了一些研究，主要信息來源是美國學者麥克米蘭的一本書：李和瑪麗娜（奧斯瓦爾德和他的蘇聯妻子）。在書中，奧斯瓦爾德被描述成一個社會主義者。射殺肯尼迪后，他被抓捕，提出第一個要求就是要求美國共產黨的首席辯護律師成爲他的辯護律師。出於信仰，他在19嵗復原之後投奔了蘇聯，兩年多后又囘到美國，這次帶著他的蘇聯妻子和襁褓中的女兒。 在美國，他四處宣傳社會主義，關注古巴，還去過墨西哥，希望能再度囘到蘇聯。他在新奧爾良等地上街宣傳社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企圖射殺他心目中的“極右派”將軍，此等爛事做了一籮筐。這些FBI瞭如指掌，但最後都“放過了”他，導致他最後一發不可收拾，釀成驚天大案。 看完這本書，我深深感到，美國這個地表上最强大的國度，還是有奧斯瓦爾德這類人的，儘管他們的數量，很少很少。美共總書記白勞德三十年代兩次代表美共競選美國總統，所得不過幾萬張選票，可見社會主義在美國，不管你咋折騰，縂還是不得人心的。 我家附近電綫杆子上發現的這種馬列宣傳畫和標語，讓我想起了在美國讀書那個年代：經常有社會主義者在學校附近轉悠，希望能convert一些傻叉大學生們，加入他們組織，為民請命，為萬世開太平。我每次都接下他們的傳單，然後轉手就扔進了垃圾箱。
#肯尼迪遇刺案 #奧斯瓦爾德 #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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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haitao
4个月前
關於川普是否真的表示將於明天（即2025年3月18日）解密8萬份與肯尼迪總統遇刺相關的文件和檔案，目前無法完全確認其真實性，因為這涉及到當前時間點（2025年3月17日）尚未有官方可靠來源或主流媒體報導證實這一具體聲明的準確性。我將根據現有信息和背景進行分析，並說明可能的真實性評估。 首先，川普在過去確實多次表達過解密與約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遇刺相關文件的意願。早在其第一任期（2017-2021年），他曾於2017年10月允許公開約2800份相關文件，並表示希望全面透明以平息陰謀論，但當時在情報機構（如CIA和FBI）的壓力下，部分文件仍被保留保密。此外，他在2024年競選期間也重申，若再次當選，將推動解密這些檔案。2025年1月23日，據報導，他簽署行政命令，要求國家情報總監在15天內制定解密肯尼迪遇刺文件的計劃，並在45天內處理羅伯特·肯尼迪及馬丁·路德·金遇刺相關檔案。這顯示他對此事有持續興趣和行動。 其次，X平台上有用戶於2025年3月17日發帖稱，川普宣布將於次日（3月18日）公開8萬份未經刪節的肯尼迪遇刺文件，並引用川普說：“人們已經等待這一刻幾十年了。”還有帖子提到“約有8萬頁”，並稱這將是“非常有趣”的公開。然而，這些聲明目前僅見於社交媒體，並未得到白宮官方聲明、川普本人公開演講或主流新聞機構的即時證實。考慮到當前時間（2025年3月17日下午5:54 EDT），若真有如此重大的宣布，通常會在當天早些時候由官方渠道或大型媒體報導，而非僅限於X上的零散帖子。 再者，文件的數量“8萬份”或“8萬頁”是否準確也值得商榷。歷史上，肯尼迪遇刺案的檔案總數龐大，已公開的超過數十萬頁，但仍有數千份未解密。例如，拜登政府於2022年12月解密一批後，據稱99%的檔案已公開，剩餘未公開的僅數千頁。川普若要公開“8萬份”，可能是誇張的說法，或包含了更廣泛的相關文件（如羅伯特·肯尼迪或馬丁·路德·金的檔案），但這需要具體證據支持。 從時間線看，1月23日的行政命令要求15天內提交肯尼迪檔案解密計劃（即2月7日前），若計劃已通過並執行，3月18日公開確有可能。但“明天解密”的說法若為真，應伴隨更廣泛的官方預告，而非僅靠X帖子傳播。此外，解密過程涉及多部門協調（如國家檔案館、情報機構），8萬份文件的準備和發布是一項複雜工程，通常不會在一天前才突然宣布。 總結而言，川普有意解密肯尼迪檔案的背景是真的，且2025年初的行政命令支持這一方向。但“明天（3月18日）解密8萬份文件”的具體聲明，目前僅基於X上的用戶帖子，缺乏官方或權威來源的即時證實，因此真實性存疑。可能是社交媒體誇大或誤傳，也可能是川普確有計劃但尚未正式公布。建議關注白宮官方聲明、川普的Truth Social賬號或主流媒體的後續報導，以確認此事是否屬實。 ---Grok
#特朗普宣布解密肯尼迪与马丁·路德·金遇刺案档案引发关注· 50 条信息
#川普 #肯尼迪遇刺 #檔案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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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haitao
4个月前
我胡漢三，正在城樓觀山景
#胡漢三 #城楼 #观山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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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haitao
5个月前
有位反共且極端厭惡烏克蘭的網友，歷數了烏克蘭十大惡行，其中包括一項：大力援助中共，包括提供核能力和第一艘航母，云云。 我想再說一次：瓦良格號是半成品，報廢品，躺在敖德薩尼古拉耶夫造船廠船塢上數年不動，早已成爲報廢資產起碼負資產。甲板以及各處銹跡斑斑，發動機渦輪機部分都沒裝好，這才讓廣州澳門香港居民徐大校，以兩千萬美金買去（背後是中國政府支持）。出黑海過土耳其管控的博斯普魯斯海峽被卡住，要求繳納各種費用，中國走後門給了土耳其好處才得以過關。這艘破船本身沒動力，是雇用拖船拖囘中國的，歷時一年，耗資一億美金。 當然，按照合同，烏克蘭把該艦的設計圖紙給了中國。 大家仔細想想，在中國改開發展道路上，它能走到今天，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軍事政治經濟科技上，成爲可以跟美國掰手腕的龐然大物，誰的貢獻最大最多，還不是美國，日本，德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台灣香港韓國這些國家和地區，對了還有以色列，當然還包括蘇聯和后蘇聯。 他們在諸多方面，都給與中國巨大支持，跟這些國家和地區相比，烏克蘭的貢獻，可謂九牛一毛。 爲何這些網人，在烏克蘭遭難之際，盯著烏克蘭幫助中國不放呢
#反共 #乌克兰十大恶行 #中共援助 #核能力 #瓦良格号 #报废航母 #黑海 #中国政府 #博斯普鲁斯海峡 #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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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haitao
5个月前
既然彭德懷出席了簽字儀式，最後他簽字了沒有？好像胡老師說他沒簽，但是，GROK是這樣說的： 1953年7月27日，朝鮮戰爭的停戰協議在板門店簽署，正式名稱為《朝鮮停戰協定》。簽署該協議的各方如下： 朝鮮人民軍（北朝鮮）：代表是朝鮮人民軍總司令 金日成（雖然他本人未親自簽字，而是由其代表簽署）。 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是 彭德懷，時任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聯合國軍（以美國為首）：代表是 威廉·哈里森中將（William K. Harrison Jr.），他是聯合國軍司令部的首席代表，當時由美國主導聯合國軍。 具體簽字人是： 南日（Nam Il）：朝鮮人民軍總參謀長，代表朝鮮方面簽字。 彭德懷：代表中國人民志願軍簽字。 威廉·哈里森中將：代表聯合國軍簽字。 值得注意的是，南韓（大韓民國）當時拒絕在停戰協議上簽字，因為南韓總統李承晚希望繼續戰爭以實現朝鮮半島的統一。因此，南韓不是停戰協議的直接簽署方，但作為聯合國軍的一部分，其利益由聯合國軍代表。 這份協議結束了朝鮮戰爭的戰鬥行動，但並未正式結束戰爭狀態，至今朝鮮半島仍處於停戰而非和平條約的狀態。 如果這是事實，朝鮮的做法就是狗屎一堆：）
#停战协议 #朝鲜战争 #彭德怀 #板门店 #中朝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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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haitao
5个月前
陶傑先生的文章，歷來犀利，這沒得說。他的最新有關美歐關係俄烏戰爭的文章，我大都贊同，但有一點，我覺得他説的有點問題。 網上討論，幾個原則：一家之見，一管之見，純屬務虛，儘管百無一用 他說：“俄烏戰爭今日烏克蘭還沒有輸，澤連斯基的軍隊仍在前線英勇作戰。只要英法德三國有軍事援助烏克蘭的誠意，包括出兵，馬上可以將俄軍由烏克蘭境內全部驅逐。” 這可能嗎？ 即便英法德有軍事援助，也出了兵，就可以“馬上可以將俄軍由烏克蘭境內全部驅逐”？ 有這麽簡單嗎 軍事援助，多少 出兵，多少，就可以達到這個目標 出兵就不怕普京的核武器了？ 目前，或戰爭以來，英法德，國内條件、氣氛、局勢和民意 適合他們援助多少，出多少兵？
#美欧关系 #俄乌战争 #军事援助 #国际政治 #陶杰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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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haitao
5个月前
俄羅斯烏克蘭戰爭，由於川普總統介入當裁判居中調停而產生新的問題：北約問題再度浮出水面。 北約東擴？烏克蘭是否應該成爲北約成員，俄羅斯因北約東擴所以侵略烏克蘭有理等觀點再度引起討論。 我提到了普京當年申請加入北約沒有成功的例子。我認爲，普京後來對烏克蘭動粗，是想報復北約：你不讓我入，那麽，我就掀桌子，一拍兩散，大夥兒都別玩！ 北約爲何成立，我們的前輩和今天的我們，都心知肚明。在蘇聯解體后的三十多年，有無東擴，有。東西南北一起亂擴：北約如今有31個成員，蘇聯解體后增加了14個，最新成員是瑞典，2024年加入。2023年，芬蘭加入。按照東擴必須拿下的普京心態和行爲，1940年跟蘇聯打了一場血腥邊界戰爭的芬蘭，是不是2023年就該拿下。 下面是蘇聯解體后加入北約的國家： 捷克共和國 - 1999年 匈牙利 - 1999年 波蘭 - 1999年 保加利亞 - 2004年 愛沙尼亞 - 2004年 拉脫維亞 - 2004年 立陶宛 - 2004年 羅馬尼亞 - 2004年 斯洛伐克 - 2004年 斯洛文尼亞 - 2004年 阿爾巴尼亞 - 2009年 克羅地亞 - 2009年 芬蘭 - 2023年 瑞典 - 2024年 除了芬蘭瑞典，大多數新成員國是視蘇聯為龍頭老大的前共產黨國家，要按照某歐洲囯加入北約，莫斯科必然要戰爭的理論，從兩千年開始，莫斯科應該打多少場戰爭。 加入北約，難，對普京來説，對烏克蘭來説。因爲北約章程規定申請囯不得有領土糾紛。烏克蘭2018年就開始申請加入北約，18年了，一直被拒之門外，2023年遭到侵略再提加入北約獲得保護，依然不得要領。 大概是九十年代末期，也就是捷克匈牙利波蘭加入北約那段時期，俄羅斯也開始申請加入北約：普京可能認爲：我們的宿敵波蘭以及我們曾經滅了的匈牙利捷克都加入了，怎麽反倒我們被拒之門外。 我說到了北約在這個問題上很多的道理和擔憂，但忽略了很重要的一點，那就是，北約章程規定，申請囯不得有領土和主權糾紛，烏克蘭因此而不得加入。 那麽，俄羅斯也有同樣的問題：一：它同烏克蘭有領土糾紛；二，它同車臣也有領土紛爭。就在普京申請加入北約時，俄羅斯跟車臣的第二次戰爭，理論上還在進行，而且一直到十年後，才算正式結束。
#俄乌战争 #北约东扩 #普京 #特朗普 #乌克兰 #北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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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haitao
5个月前
理論上，胡平老師是對的 但具體誰來監管 比如，這次DOGE具體查USAID 相應的國會主管單位是什麽 X機器人GROK的回答： 美國國會確實有監督各政府部門預算和執行的機制，包括對於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的監督。以下是具體負責監督的部門和單位： 參議院： 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負責監督與外交相關的政府部門，包括USAID。該委員會可能通過聽證會、調查和報告來檢查USAID的預算使用和項目執行。 眾議院： 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與參議院的同類委員會相似，負責監督USAID和其他涉及外交和國際發展的機構。 其他重要單位： 政府問責辦公室（GAO）（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作為國會的調查機構，GAO經常進行審計和評估，以確保政府資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它對於USAID這樣的機構會進行詳細的財務和績效審查。 總稽核署（OIG）（Office of Inspector General）：每個聯邦部門都有一個OIG，負責內部監督和檢查。USAID也有一個獨立的OIG，專門負責對該署的各種項目和運作進行監督，確保資金的合規使用。 小組委員會：在上述主要委員會下，還有專門的小組委員會，比如"亞洲、太平洋、非洲、全球健康與全球人權小組委員會"等，這些小組會針對特定地區或主題進行詳細的監督。 這些單位通過各種手段進行監督，包括： 預算聽證會：在每年的預算週期，國會會舉行聽證會，審查和討論各部門的預算請求。 監督聽證會：針對具體的項目或問題進行專門的聽證會。 調查報告：GAO或OIG發布的報告，分析和評估USAID的運作情況。 立法監督：通過修改或創建法律來影響和監督USAID的運作。 我們在等待誰來發佈什麽報告 是上述這些部門吧
#國會監督 #USAID #DOGE #X機器人GROK #外交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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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haitao
5个月前
历史需要补课
#历史 #补课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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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haitao
5个月前
薄熙來身高1.82米 記得他受審時，身後兩名法警，都比他高出不少 有一位“法警”，有人認爲，是中國國家男籃的鞏曉彬，他身高2.03米：
#薄熙來 #身高 #鞏曉彬 #法警 #受審 #中國國家男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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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haitao
5个月前
現在美國當局驅趕非法移民，有些X網友反對這種做法，提出：當初五月花號來美國，也是非法移民。不能自己上了車，就関車門，反對別人上車。我覺得這種説法還有點代表性或意義，值得討論 五月花號來美國時空背景，不少網友都知道。那是1620年。1620年是個啥年代，英國這130多分離主義者，為追求更好的宗教和經濟自由和機會，在11月21日踏上了麻省科德角土地， 頭一年嚴冬，102船民一半病死，活下來的50人，建立了美國第一個英國移民居住區。這些人在船上航海期間，簽署了五月花號公約，成了160年后的美國憲法精神基礎。 非常清楚，美國憲法，現在大家敬仰的國家大法，是五月花號上岸160年之後發生的事情。 現在美國的所有法律，刑法，刑事訴訟法，等等，等等，都是這部憲法之下的衍生品。 現在大家執行美國的法律，跟1620年的五月花號登錄美國時“當時的這片大地上的“法律和制度”，有 多少關係 當時的這片美洲大地是什麽狀況？ 五月花抵達美國（確切說美洲這嘎達，因爲當時並沒啥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一説），並沒有啥“美國”，當時這嘎達，大部分地域都是原住民印第安人在活動，種田狩獵打魚，獵殺入侵的白人和其它種族人，或者跟後者友好互動，互通有無。當然，也不全是，也有少數歐洲殖民者建立的colonies,比如1513年西班牙人胡安.龐塞早在1513年，就踏上了現在的佛羅里達，隨後，西班牙建立了如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這樣的殖民地，但主要集中在南部地區。 英國的殖民活動開始於1585年，羅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在現在的北卡羅萩納州建立了羅阿諾克殖民地，但這個殖民地很快就神秘消失了。1607年，詹姆斯鎮（Jamestown）在弗吉尼亞成立，成為了第一個持續的英國殖民地。英國的殖民主要集中在東北部海岸。 法國在北美的活動主要集中在加拿大和密西西比河流域，建立了如魁北克（Quebec）這樣的定居點。法國人與原住民有較多的貿易和交流，但直到五月花號抵達時，法國在現在的美國本土上的存在相對有限。 總之，當時的美洲這嘎達（不談加拿大和墨西哥）還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政治體系。各殖民地有自己的管理方式，通常由殖民地的總督或類似的官員管理，這些官員受歐洲本土政府的控制。原住民部落有自己的領袖和政治結構，與殖民者之間的關係複雜，有時是衝突，有時是貿易和聯盟。 經濟情況：殖民地的經濟主要依靠農業、毛皮貿易和與原住民的貿易。英國殖民地如弗吉尼亞以種植煙草為主，這是其經濟的基石。西班牙則主要從事金銀開採，特別是在中美洲和南美洲，但也影響了北美殖民地經濟的發展。法國在北美的經濟活動主要是毛皮貿易，這也促進了與原住民的互動。 五月花號於1620年抵達，這是一個重要的標誌，象徵著普利茅斯殖民地的建立，後來成為了新英格蘭的基礎。這次抵達不僅帶來了更多的英國移民，也開始了美國歷史上重要的宗教自由和民主制度的萌芽。 1620年之前，美洲大陸存在原住民文化和殖民者的鬆散的歐洲法律和政治管理制度，五月花號上的英國移民，靠自己的努力，融入了這種多樣化的制度，最後得以生存發展和壯大，他們制定的五月花號協議和他們的後代推出的美國憲法構成了今天美國的主要立國基石。 美國憲法在1789年推出，也就是天安門事件兩百年前。 美國聯邦幾次大的購地行動：1803年，路易斯安那。從法國購買領土: 從密西西比河到落基山脈，從加拿大邊境到墨西哥灣，包括現在的路易斯安那、阿肯色、密蘇里、愛荷華、內布拉斯加、堪薩斯、奧克拉荷馬、明尼蘇達的大部分地區，以及北達科他、南達科他、蒙大拿、威斯康辛、密歇根的一部分。這一購買使美國幾乎翻倍。 佛羅里達購地（Florida Purchase）: 1819年，從西班牙購買，條約簽署；1821年正式轉讓 阿拉斯加購地（Alaska Purchase）: 1867年購買對象: 俄羅斯 夏威夷：1898年 （這次是并入，沒購買） 維爾京群島購地（Virgin Islands Purchase）:1917年從丹麥購買 美國這趟“大篷車”，上車，一直有人在上，只是司機和售票員查票方式，隨著總統和時代的變化，而有所不同。 對於乘客來説，並不存在什麽先上後上和關門的情況。 紐約愛麗絲島大門永遠敞開 只是你有沒有機會，有沒强烈願望和動力而已 從80年中美建交以來，多少中國人趕上了這班車
#美国 #非法移民 #五月花号 #移民政策 #历史背景 #宗教自由 #经济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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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haitao
6个月前
在克里姆林宫走廊上，勃列日湼夫和苏斯洛夫(苏共中央书记之一)碰面了，苏氏问勃氏：“你为什么一只脚穿黄皮鞋，另一只脚穿黑皮鞋呢?”勃氏回答：“我早发现了，想换双同样颜色的皮鞋，可是朝鞋架上看，上面也是摆着一只黄的一只黑的。” ---雷光漢 雷光漢偷渡到蘇聯，是1970年一打三反的時候，他忍受不了迫害，就游過了界河。那個時代，還是勃列日尼夫時代，政治笑話一籮筐。他的那本“蘇聯流亡記”，羅列了很多這樣的政治笑話，這是其中一小段。我記得當時中國因爲“反修”，參考消息上，每天也是一堆這樣的政治笑話。一段時期連載日本人寫的東西：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嗎，就不斷刊登這種笑話。 笑話，使人長壽 笑話，促進社會變革 人是鉄，飯是鋼 笑話，是合金鋼特殊鋼 希望大家笑口常開：）
#苏联历史 #政治笑话 #勃列日涅夫 #苏联流亡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