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ang hai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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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前

這次張又俠被查，有人回憶68，69年參軍的一票二野子弟紅二代。其中有唐天際中將的兒子唐雙津，他是在1975年知名的“沙甸鎮暴”中被打死的，得年二十有六。現轉一其戰友對唐雙津的回憶，供網友參考。這也算另一角度看沙甸事件吧。---轉者唐双津是十一学校的校友。生前我们都在昆明军区十四军（原二野四兵团，陈谢大军之一部）。他是在1975年7月（具体日子记不清了）云南南部平定叛乱的战斗中牺牲的，至今已整整三十五年了！（一） 1975年7月间，我正在云南弥勒县江边林业局参加军里举办的培训班。12日清晨开始，集训队的气氛骤然紧张，原订的训练科目停了却调来了几部带帆布棚的大卡车。军司、政、后都来了人，表情凝重，关上门就开会，封门闭户还派了岗。会后吹紧急集合哨，让大家打背包、擦拭武器，整理装备，然后还补充了弹药，下发了爆破筒和火箭筒。下午四点以后才下达命令：明日凌晨进攻沙甸村！沙甸是个回民村子，很大，有八千多人。位于滇南一个叫鸡街的地方。恰恰处于开远、个旧、蒙自三城成“品”字形的中心交汇点上，位置极重要。这个村子从“文革”开始就闹得无法无天，到处抢枪武斗，“文攻武卫”嘛。他们还竟伏击援越归国部队，打死了一名营长和几个战士，当时也多次镇压、抓人，但沙甸人多心齐，一群亡命徒，又掺杂了民族问题和派性矛盾，因而是越镇压越猖狂，竟然组织了两千多人的“回民民兵团”，1975年春攻占了蒙自县城，把武装部队的人杀了，枪也抢了。还把几十挺轻重机枪在我们四十二师部门前一字排开，扬言说部队敢出来就开枪扫。要知道，除了四十二师的部队外，当地还有一个齐装满员的126团，蒙自还有空军机场和总后的分部，要动手一天就能把他们都灭了，但没有命令啊！这次据说它们准备趁“八一”部队放假时攻击我们军部，占领开远市，部队获取了确凿情报，逐级上报后经邓小平（当时任总参谋长）和王洪文（当时任党的副主席）批准，允许用武力镇压。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后，午夜时分全体乘车至开远，就停在军部大操场，不许说话、不许吸烟，就在车上闷坐着。这时听到有人轻声呼唤我的名字，掀开棚布一看，正是唐双津。他问我们是不是去沙甸，我说是。他就要带他一起去。我急了，他是司令部军务处参谋，是我们领导，没有命令谁有那麽大胆子！他还说有一挺班用机枪，还举给我看，是“八一”军机关射击比赛他领来做练习用的，就是没有弹匣和弹带。那有什么用？没有子弹比烧火棍都不如。正说着，集训队的头儿来了，他们认识，双津又转而求他，处长一口回绝，说平时怎么都行，这时候了谁也不敢乱来。车开动了，从车尾望去，唐双津扛着没有子弹的机枪还楞楞地站在那儿。可是这家伙真是神通广大，我们到了沙甸，没多久，他也来了。我再次见到他时他正和作训处张参谋（军区查玉升副司令的女婿）并排立正站在小王副军长（有两个姓王的副军长，另一个大高个，称为“大王副”）面前挨批。 “小王副”真动了气，把他俩臭骂一通，说要以严重违犯军纪把他们关起来，然后送军事法庭。双津虽然毕恭毕敬的样子，可我看得出他一点也不怕，反而有一种按捺不住的兴奋，还偷偷朝我做了个鬼脸。年轻真好啊！激情似火的青春！今天回想起来，那天的一切都历历在目，清晰可辨！之后在沙甸我就没有再见过他，听说他还是想法子进到战场中心去了……。（二）沙甸之战结束后，我又在军部西大门执勤时见到他。问起那天挨骂，双津哈哈大笑，一脸得意，说又要让他打仗，蹲监狱都行。说起沙甸，他的确一直在里面打。没有枪他扛了几箱手榴弹，扔的手都肿了。你想他那么粗的胳臂都肿了，那得扔了多少手榴弹哪！七天七夜没吃没睡，就光喝水，后来捡了牺牲战友的枪杀了个昏天黑地……。他说马上出发去车白尼村，当时除了沙甸，滇南还有好几个县的回民都闹起来了。我没听说过这个村，他也不知道，反正有车去。不过这次是经过指挥部批准的，名正言顺。分手时我告诉他小心。他挥了一下手中的“五六式”冲锋枪，一脸豪气：“300发子弹，8颗手榴弹，沙甸七天手里没家伙都没事，放心吧！” 但是，不到48个小时，我就听到了他的噩耗！唐双津死在一个叫车白尼的村子，我到今天都不知道这个破村子究竟在什么鬼地方。后来张参谋说：当时他们攻占了一所房屋，楼梯旁有一扇被木板封死的小窗，为了向后排房屋射击，双晶左侧身用枪托猛砸木板，刚砸开一颗子弹突然摄入（也许敌方已听到砸击声，早已瞄准好了)，是“七九”步枪弹，那种有十几公分长，用黄钢造的，威力极大。子弹从左侧身体射入，击穿了心脏，撞到胸骨后变向下行，又打碎了肝脏后从右肋下飞出。他昂然倒下。只吐了一口血，一个字也没说出就牺牲了。遗体当天就运回了开远，放在军炮团，所有的烈士都即刻装殓（因天气太热），当时就掩埋在军炮团后小山上。有人说军区和军的首长曾是双津父亲的部下，所以军里找了房子，封门封窗，用大量冰块降温以保存遗体，请他家人再见上一面。后听说父亲未去，他母亲去了。白发人送黑发人，那悲恸是可以想见的。我因去小寨村执行任务，未在开远。后来去他坟上看了看，跟那些烈士一样简简单单的。他牺牲时应当是27岁左右。（三）唐双津天生就是当兵的好材料：1米80几的个头，体格健壮，大脑袋，大脸庞，一副大络腮胡子，他是我们军的刺杀冠军（当时陆军有射击、投弹、刺杀等六大技术，现在恐怕早已改了），直接从基层提拔到军司令部军务处参谋。而且他还是老高中生，知识面宽，见多识广，写得一手好文章，还会作诗，可谓文武全才了。其人自律极严，我到他宿舍去，发现床上没铺褥子，只把白床单钉在床板上。我问这样睡不硌吗？他说睡光板可以保持腰板挺直，有军人样子。军直机关有全体集合的活动，经常是他整队发口令，上千人男男女女由他指挥若定，那才叫做八面威风，大将气度呢。军区和军里的首长都很器重他。35年了，如果他活着，应该早是将军了。没准当了总参谋长或国防部长也未可知。可惜呀！可惜啦！（四）几点补充：有人说双津不值，死在老百姓手里。可我们军有个老首长，叫王金水，当过贺龙元帅的警卫员，他在西北与马家军交过手，他告诉我：回民比日本人还厉害，还要更顽强善战。确实，打沙甸我们伤亡了近千人。还有个例子，80年代中后期滇南的平远街（是麻栗坡县的一个回民聚居镇）成了一个贩毒据点，最后还是动用了部队，消灭了上百人才解决。一个村镇里，搜出白粉几千公斤，现金四千多万，各类枪支四千余，足够装备两个正规团！这个专题片先后在电视台播过好几次。其二：攻打沙甸是1975年7月13日凌晨3时打响的，仅几个小时后，指挥部就监听到了“美国之音”详细报道了此事。即使卫星监测到了，又怎么知道是解放军与回民的战斗呢？人家搞情报的本事实在了得，那还是几十年前呢！其三：几十年过去，新的一代早已成人。那些人还是很厉害，听来人说，炮团后山上的烈士墓碑都被砸了。不知双津的墓碑还在否？！我现在才懂得为什么铲草一定要锄根了。如果你们去镇南旅游，如开远，个旧，蒙自，建水，文山，金平，河口等地，不要提及75年那件事。为了安全，切记！唐双津牺牲前给父母的最后一封信爸爸妈妈; 您们休息了，务必以保养身体为重，有些事情不要过虑,特别是对我们这一代，由他闯去，政治上多给予教育就行了，不论在城市，在农村，不管当工人，当农民，当兵，当干部，到处都是继承您们革命事业的战斗岗位。[1] “四海皆为家，父母务牵挂，儿定承汝志，跨马斗风沙。” [2] 我至今未忘，您们老了，休养精神，总结几十年斗争经验传给我们，不断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这也是我们最渴望的。前一段偶然想起陈其通同志来家时作的半首诗，“老骥未穷千里志，铁笔书红天外飞。”我前边加了两句，曰：“神州踏遍驱寇匪，香山静处忆欢悲。老骥未穷千里志，铁笔书红天外飞。” [3]不太象样子，供一笑而已.谭一兵回来带来董老的一首遗诗，是董老手书的：“九十光阴瞬息过，吾生多难感蹉跎。五朝弊政皆亲历，[满清，民国，袁世凯，北洋，蒋戒石]一代新起要渐磨。彻底革心兼革面，随人治岭与治河。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诗经;持柯以伐柯,其则不远] 就是最后一句连同董老的解释弄不懂，读诗后，深有所感，和[三国演义]开头词的韵脚，作词曰：“壮哉长江东流水，抚育多少英雄。一声炮响震长空，三山何处在？日照大地红;征程万里鞍马上，笑迎五州疾风。浩然归去面未逢，遗诗嘱大事，永远记心中."[4] 祝身体安康! 儿双津1975.7.4 原文標題：唐双津牺牲前的片段记忆作者：孟川照片當兵的唐雙津

1周前

我來猜猜啊，説的不對，大家指正：左起曹思源，大個是誰，剛去世的那位，忘了名字，作家，對了傅囯湧？陳子明，包遵信？章怡和，賀衛方，浦志强

2周前

六五年吧，聶還是十幾歲的孩子在成都第一届全國少年圍棋賽中奪得冠軍這是他首次在全國大賽上得冠成都是他的福地包括孔祥明

2周前

買房三原則：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寫文章三原則：detail, detail, detail. 下面這篇就是如此：細節詳盡，嚴重推薦：）说一说我所知道的「棋圣」聂卫平我所知道的老聂跟你们差不多，虽然我见过他一次。有一年，好像是2002年，崔永元的《实话实说》剧组邀请我去做一期关于高考作文的节目，聂卫平、魏明伦在台上坐着，我和高考作文满分的胡堅在台下。听老聂讲当年去邓家打桥牌的往事。邓喜欢打牌，输了主动钻桌子。聂卫平是世家子弟，其父聂春荣（1911年一1991年），男，直隶深县人，中国情报管理专家，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书记处书记，国家科委情报局局长。小学读的是历学胡同小学，10岁才学围棋，跟弟弟下着下着无师自通。因为父母的关系，受到陈毅的关照。拜南刘北过的过惕生为师。聂家条件好到啥程度呢？看过惕生住得太破，聂坐车学棋太远，就把过夫妇接到自己家的四合院来住。从此聂卫平有了私家围棋教师。有过惕生朝夕指导，聂卫平棋艺突飞猛进。过老的棋很灵活，擅长弃子。他有句名言“都丢了，就赢了”。过老下棋时落子很快，他也要求聂尽量下得快一些，不要举棋不定。这两点简直是围棋选手的命门，被师徒二人抓住了。聂14岁获得少儿围棋全国冠军，后参加成人组，获得第41名。聂卫平成为国内围棋顶尖高手，要感谢文革。72年，国家围棋队解散，陈祖德、华以刚、王汝南等七名高手被下方到机械厂当工人。因为这些人是三班倒，而聂卫平作为回城高干子弟不用上班，可以随时与他们激战。职业棋士输给同行无所谓，但输给一个小毛孩子未免太丢人，七大高手对聂几乎一命相博。藤泽秀行九段曾说过，成为优秀棋手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棋手在15岁至25岁期间，要有一个激烈竞争的环境，木谷门下为什么涌现出众多的一流棋手，关键就在于创造了这个环境。正因聂卫平在20岁时就和陈祖德等著名棋手终日厮杀，所以才最终进入一流棋手的行列。 1973年，经过周恩来提议，邓小平副总理批准，国家围棋集训队又组建，聂卫平被选招到国家队。1974年，获得全运会围棋第三名，输给了中国战胜日本棋手的传奇人物陈祖德等高手，1975年就赢了陈祖德，获得冠军，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获得过23连胜。但奇怪的是却被一位叫黃德勋的棋手连胜了6次。用今天的眼光看，这也不足为奇，看多了体育比赛就会发现，一流的高手，无论是个人还是一个集体，往往会背上冠军包袱，遇到低手反而缩手缩脚。昨天国王杯皇马输给了西乙球队阿尔瓦塞特，大家也并不觉得奇怪。当时的黃德勋就是抓住了聂的心理弱点，死缠烂打，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认输，终于迎来翻盘。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聂卫平一生最大的事就是参加中日围棋擂台赛，为国争光。这里要说的是1980年代，那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年代，也是一个社会发展的成果由几乎所有的人都雨露均沾的年代。聂旋风、中国女排成为时代象征、情感泄洪闸。中日建交以来，两国虽说友好，但暗中较着劲呢。每个领域，都在暗中对标日本，也为落后于东邻而自惭形秽，包括女排在内的三大球如此，围棋也是如此。按说围棋是中国的国粹，理应发扬光大。日本到了唐朝才学去，理应是个小学生。但是在相当于明朝中叶的安土桃山时代，日本的围棋开始制度化，产生了四大家。明治维新，围棋亦随之进入现代化，成立棋院，推动新闻棋赛，成为一职业性的竞技。反观我国，从清未至民国，围棋一直被当成雕虫小技，49年以后，也无力及此，中日双方的棋力，日渐拉远。当秀策把小目开局玩到极致，中国还沿袭星位座子的陈旧规则，耽误了围棋的发展。五六十年代，日本派了一个五段女棋手伊藤友惠来中国，可以横扫全部国手。直到1965年，陈祖德战胜了日本一位九段，中国人才重拾自信，但是当时也知道自己的几斤几两，当时中国给自己国手定的最高段位是五段，这也反映出双方真实实力差距。而聂卫平的横空出世，就产生在这个大背景下。简短解说，他以一人之力，连克包括有电子计算机美誉的石田芳夫九段，把中国围棋的水平，带到了与日本棋手分庭抗礼的地步，于是迎来了1985年的首届NEC中日围棋擂台赛。所谓擂台赛就是双方各派8名棋手，以打擂台的方式，进行比赛，看谁打败对方主将。日本派出的阵容是依田纪基七段（先锋）、小林觉八段、淡路修三九段、片冈聪九段、石田章九段、小林光一九段（副将之一）、加藤正夫九段（副将之二）以及藤泽秀行九段（主将、名誉棋圣）。当时还没有任何一名中国棋手赢过小林光一，聂卫平之前与之交手也是中盘失利。中方派出的选手是汪见虹七段（先锋）、江铸久七段、邵震中七段、钱宇平七段、曹大元八段、刘小光八段（副将之一）、马晓春九段（副将之二）和聂卫平（主将）。除了聂马二人，其余棋手都是通过激烈比赛选拔出来的。比赛在日本开幕，随后在两国轮流进行。比赛非常有戏剧性，先是汪见虹输给了依田纪基，请出了江铸久，想不到江铸久连斩五将，把小林光一请了出来，最后不敌小林。接着开始了小林光一的表演时间，他连克六将，让中方只剩下聂卫平一个光杆司令。1980年代，中国普罗大众懂围棋的不多，但是聂卫平与日本棋手的对局创下了直播收视率高峰。聂卫平战胜了小林光一，粉碎了小林光一不可战胜的神话。聂卫平又在热海战胜了实力最强劲的副将加藤正夫，当时，日方认为聂必败，本来准备了闭幕式，不得不临时把闭幕式三个字遮起来，改成了「恳亲会」。聂卫平回国受到了中国女排一样的待遇，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亲自接机。双方主将之对决在北京举行。保有棋圣头衔的藤泽秀行来到首都机场，特意染了发。中方把这场对决当成国家荣誉之战，而日方来的不过是一个欠了很多银行贷款的孤独老人。陈祖德九段担任主裁判，女棋手芮乃伟七段担任计时，杨晖六段担任棋谱记录，这两位常年包揽国内女子围棋比赛的冠亚军。足见重视。藤泽秀行的棋风刚正，有「前50手天下无敌」之称。聂卫平执黑先行，到第49手中午封盘之时，聂不落下风，下午休息后再战。第173手，聂感到局势很好，下出了随手打吃，落子后才发现白棋有绝地反击的手段，顿时吓得汗不敢出。所幸，藤泽秀行年事已高，千算万算没有算到那招妙手，聂逃过一劫，赢了！这场赛事由中央电视台转播，创下了收视率历史记录，很多根本不懂围棋的人，也在兴致勃勃地收看直播，似懂非懂听华以刚的讲解。当藤泽秀行下出非致命的174手时，许多人看到华以刚如释重负，也跟着欢呼雀跃。聂卫平胜利的消息传到天安门，出现了游行群众。当年天安门海没有铁栏杆，可以随便游行。聂卫平的职业高光时刻是中日围棋擂台赛，走下坡路也是从这里开始的。在创造了三届擂台赛11连胜之后，老聂状态开始严重下滑。尤其是为他量身定做的应氏杯在2:0领先的情况下，竟然连输三局，在新加坡败给了曹薰铉，40万美金的奖金拱手相让，并促成了韩国围棋的崛起。不过在此之前，还是要继续说一说他的职业高光点。第二届中日围棋擂台赛，增设了女棋手和少年棋手（中方張璇）聂的夫人孔祥明因为全力相夫教子，疏于战阵，选拔赛输给了芮乃伟。这一届小林觉从钱宇平、邵震中、曹大元、江铸久、刘小光，连胜五局，最后负于副将马晓春。小林觉日后对聂孔两家有恩。第二届擂台赛，马晓春面对片冈聪败下阵来。老聂又成为光杆司令，片冈聪背后还有四人：山城宏，酒井猛，武宫正树，大竹英雄。这些名字在八十年代中国人耳中都很熟悉，哪怕不懂围棋，因为广播电视里，一天到晚报道。老聂赢了仨，来到武宫正树面前。这被称为世纪对决。因为武宫正树是不世出的棋士。武宫正树是AlphaGo诞生之前，最具创新性的棋手之一。他首创的宇宙流改变了所谓金角银边草肚皮得古训，高者在腹。聂卫平与武宫正树的对局在北京体育馆举行，当时直播在工体，场地画上硕大棋盘，用两米直径的筐子做成棋子，场面震撼，连武宫正树看到都目瞪口呆。这样的阵仗才佩得上宇宙流和聂旋风。武宫正树猜到了黑棋，果然以宇宙流开场。以今日AI的视角看，武宫太拘泥于自己的棋风了。现在的AI上来就点三三，还是以抢实地为重。老聂对武宫正树有过深入研究，早有对策。既然对手喜欢宇宙流，那就限制他往中腹发展。走到第28手，聂卫平走到了这一手斜飞，局后武宫对这手棋也表示佩服，这手棋使他感到别扭了，他的宇宙流也难以发挥了。据说在体育场里，当大家看到这一手斜飞，全场爆发出欢呼，那场景不亚于阿根廷球迷看见马拉多纳进球。下午五点，武宫正树轻声说了句什么，聂卫平和裁判陈祖德都没听清，他又摊开双手，做出认输的姿势，聂才明白是自己赢了。晚上聂卫平家里道贺者不断，邓小平秘书也打开电话，孔祥明随手给挂了。那时的聂卫平是南书房行走的角色，是陪邓打牌的常客。年轻气盛的他，甚至拒绝邓的提酒，由华以刚代饮。大竹英雄是日方主帅，也是最难对付的对手。大竹下棋讲究美学，常说棋要下成一朵花。当然在今天AI看来，什么花不花，先把对手花了才是王道。聂一直认为大竹瞧不起中国棋士，是他的误解。比赛后，大竹英雄带聂卫平去日本商场，买两套高档送给聂。聂彼时穿国家提供的不合身的公用西服，甚至运动服。聂卫平和大竹英雄的这次对局，被称为血的战斗，进行了七个半小时，320手，下到棋盒里的子都空了。结果聂执黑胜2目半。这场胜利人人都知道，因为时事政治要考的。第三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于1988年举行，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奥运会在今天被称为首尔的汉城举行，中国代表团折戟沉沙，只获得了5枚金牌，女排输得最惨，对苏联有一局被剃了光头（0:15），当时正在军训的我，听到班长在骂：「干你姥，把我派上场也能打这个比分。」第三届擂台赛最终中国获胜，聂卫平实际上只下了一盘棋，前面队友表现得太好了，刘小光四连胜，马晓春拿下了五连胜的山城宏，又挑落了武宫正树，惜败给主将加藤正夫。双方主将对决，聂卫平胜。聂本来就是驾前承奉的人，如今圣恩日隆，还让20多岁的刘小光获得了面圣的机会，在邓家吃了一顿饭。 1988年聂卫平从国务院副总理方毅手中接过了棋圣的奖状，自围棋在烂柯山发明以来，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清代黄龙士虽被称为棋圣，但那是民间的美誉，并非皇家的册封。这次可是国务院颁发的称号。邓小平事先并不知情，他让聂把奖状带去给他看看，并晓谕聂：「圣人不好当呀，你还是当老百姓好。」第四届中日围棋擂台赛的开幕赛，聂卫平并不在现场，他又被叫去邓家打牌，只能远程电话实时了解战况。日方先锋依田纪基，连胜六场，直接面对中方主将。聂卫平把对依田纪基的这盘棋当成职业生涯最重要的一局。果然守擂成功，接着又拿下了淡路修三，在广州面对羽根泰正，他从未赢过聂，是最弱一环。这盘棋下到中盘，羽根泰正已经大败，聂只要赢棋不闹事，就可稳稳将他拿下了。然而，聂忽然产生一个很怪的念头，为什么不可以大赢他一把，露个脸？于是就开始和他配合玩起了对杀。一个跑，一个追，第141手，聂把一个简单的对杀棋看错了，从黑15目实地变成了白吃黑7子，亏了30目！最终输了二目半。随着在广州输给羽根泰正，聂卫平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上11连胜的脚步被终止。中日围棋擂台赛一共举办了11届，中方七胜，日方四胜，聂卫平后来又取得过三场胜利，但再也没有担当过终结者的角色。江山易老，英雄迟暮。擂台赛对于中国的意义远超过围棋，它是开放的象征，无须战狼也能展示中国的崛起。一项游戏和运动，规则一旦确定，改起来很难。温格一直推动越位规则的改革，但是困难重重。假如温格自创一项赛事，叫温格杯，采用他制定的新规则，并承诺足坛最高奖金，那会怎样呢？在足坛没人这样搞过，但在围棋界这样的事却发生了，那就是台湾商人应昌期的应氏杯。它与奥运会同频，每四年一次。应氏杯的规则与中日围棋规则都不同，它采取计点制，并使用专用棋具。一开始中日棋手都觉得太麻烦，但是架不住奖金高，冠军40万美元，亚军10万美元，而且应昌期明言，首届希望中国人碰杯。聂卫平杀到决赛，与曹薰铉对决。前三盘在宁波举行，聂2:1领先。韩国人不干了也要主场，妥协定在新加坡。由于是五局三胜制，聂卫平只需要拿下一局就可以把冠军收入囊中，完成应昌期先生的心愿。然而，以桥牌为第二事业的他，居然在赛前去香港参加了桥牌比赛，并且一个人大摇大摆坐飞机去新加坡。由于不知道班机从曼谷转机，他到曼谷后出机场被边检扣押。一番波折后，已然感冒。到新加坡很不在状态。韩国棋院把这次比赛当成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在大国间闪转腾挪博弈本来就是高丽人的生存本能，能把后两场比赛摆脱中国主场放到第三方已经取得了胜利第一步。当聂还沉浸在桥牌的余欢之中时，韩国棋院所有精英都在帮曹薰铉把聂卫平研究了个底儿掉。曹薰铉也早已赴狮城厉兵秣马，胜负天平已然倾斜。首届应氏杯在风雨飘摇中举行，1989年中国发生血色巨变，围棋早已不是人们关注的重点。9月2日，聂卫平执白对弈曹薰铉，这是他的决胜局。下到138手，白棋依然占据优势，此时黑棋139手试探性二路尖。聂为了在气势上压倒对手不假思索在下面挡，大错。此手应在128右侧先手冲，再挡，如此便宜2目。首届应氏杯决赛第四局的结果是黑棋胜1点，双方战成了2:2。9月5日决胜局开始。曹薰铉执黑，专捞实地，聂不得不取外势，如果换成武宫正树，也许可以赢棋，但聂此时已经不再有斗志。行至中盘，白五子被冲断吃掉，形成了黑占实地、黑取外势的局面。聂看大势已去投子认负。他说：我之不幸韩国幸。应氏杯是聂卫平的滑铁卢，也是他棋运的转折点，从那以后，他虽然打入过富士通杯、东洋证券杯的决赛，最后都是屈居亚军。1995年以后，再也没有打入过世界大赛的决赛。假如当初获得了应氏杯，一切或许都会不一样。然而终是一场梦。作者：白板報 baibanbao

2周前

张维维：我的父亲张春桥【原编者注：《张春桥狱中家书》一书中，附有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的一篇访谈录——《女儿眼中的张春桥》。这篇访谈录，披露了有关张春桥在文革中以及入狱后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容，颇有历史价值，值得人们阅读。】问：你是张春桥的大女儿，你是如何给你父亲定位的？他自己又是如何给自己定位的呢？答：我是1947年1月6日出生的，今年虚岁七十了。我是家里的老大，大妹妹与我相差不到两岁，小妹妹和她差五岁，弟弟和小妹妹又差五岁。我父亲没有个人野心。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做毛主席的秘书，听毛主席的话，帮毛主席干事，如此而已。所以，如果华国锋要用他，他会继续帮助下去，不用他了，那也没有办法。当然他不会像崇拜毛主席那样崇拜华国锋，他是要向华国锋提意见的，华可能心中就不舒服了。武大郎开店还要用比自己矮的人呢。华当然不想听他的。但我爸爸绝对不会对华国锋不敬，这不符合我爸爸一贯的组织原则和工作作风。但是让他从心里面崇拜华国锋，那也是不可能的。问：你爸爸那么崇拜毛泽东，那毛泽东是怎么看他呢? 答：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也问过好多人，我想知道毛主席有没有说过我爸爸不好?问下来的答案就是毛从来没说过我爸爸不好。我的感觉是，毛主席应该是把我爸爸当成一个知音的，毛觉得有他在身边，也是很欣慰的。在江阴的时候，爸爸跟我谈起过，毛主席曾经多次跟他个别谈话，了解他个人情况、家庭情况。也跟他谈起过很多“七大”以前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包括红军时期，毛怎么被夺权，开除党籍，三次反围剿怎么打的仗，四次五次反围剿时怎么靠边站。这些现在的电视剧里都演过，而那时，我爸爸这样的干部是不知道的。我爸爸后来也向我转述过：周总理那时候是代表中央的，说陈毅那时是很厉害的，也说叶剑英拿到张国焘的那封秘密电报，他们连夜北上，叶是立了大功的。毛主席还告诉过他，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只是让他参与军事指挥，毛主席说过一句：“好在张闻天听我的。” 我爸爸在1992年12月20日的一封信中，详细写了1958年正月初二到杭州见毛主席的一次谈话以及后来的工作。我爸爸觉得在文艺上，江青确实是很有能力的。但他从来就不是在帮江青工作，包括样板戏和写《评〈海瑞罢官〉》。他告诉过我，毛主席好几次跟他说：“帮帮江青，帮她就是帮我。” 当然，毛主席也不只是要我爸爸一个人帮江青，他也曾对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江青同志身体不好，脾气也不好，你们要帮帮我照顾她，谢谢你们。” 中国历史是一个很沉重的过程。我爸爸真的就像背着一个十字架，为毛主席背着十字架。我到意大利梵蒂冈时，看到那里的耶稣受难图，我感觉到就像历史在重复一样。我爸爸就是为了他的理想，去背负了这么沉重的十字架。所以，小时候我不听他的话，觉得他没什么了不起的，到了最后，我对他确实是充满崇敬的。问：你怎么评论你爸爸的性格？有人说他“老奸巨滑”，有人说他“固执傲慢”，你怎么看? 答：我爸爸是很耿直的人。他自己说过：“香港有报纸说我老奸巨滑。奇怪！其实，我是太直了。” 我觉得他只会工作，是个工作狂。读书是工作，看电影看戏都是工作。除了工作没有别的。一次我看到有篇文章说“九· 一三”林彪出逃后，他们在人民大会堂打牌。我还觉得奇怪，问他：“你还会打牌？”他说：“大家都关在大会堂里，谁都不许出去，就打牌。我不会打牌，只知道比大小。” 所以，他打牌，就是和别人比牌的大小。他也不会玩，让他锻炼身体，也只会在院子里走走，他喜欢快走。在江阴(张春桥保外就医后的监视居住地)，只要身体能动，不下雨，他都在院子里快走。坚持走三十到四十分钟。他特别守纪律。不该讲的话绝不讲，不该插手的绝不插手。也是在江阴的时候，说起二叔(张秋桥，时为《解放军报》副总编辑)。他说，当时李讷要出去串联，担心她的安全，给她弄了一张《解放军报》的记者证，因为《解放军报》在各地都有记者站，希望能帮到她。李讷后来怎么到《解放军报》去夺权，要打倒张秋桥，他也不清楚。因为是牵扯到自己弟弟的事，就更不好插手，我爸爸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有说过。我爸爸觉得毛主席说让火烧一烧，那么大家都可以到火里烧一烧、经受一下考验。我想想在文革中，我旁边也有人鼓动我做这做那，就是说，不知道李讷身边有什么人。我是教训多多，怕给爸爸添乱，就让自己“销声匿迹”了。问：1955 年你爸爸的工作发生了什么变化? 答：爸爸是1951 年10 月担任《解放日报》社长的。1955 年，他离开《解放日报》，调到了市委宣传部。现在我看了一些材料，才知道我爸爸在《解放日报》工作时，发表了太多的群众意见、人民来信之类的东西，陈毅不喜欢他。后来我和爸爸说起这件事，他说当时潘汉年亲自找他谈过话，潘汉年对他说，陈毅说的，不要让别人觉得我们一点都容不下其他人。因为爸爸是从八路军抽调过来的，不是新四军系统的人。文革中有一件事情给我的记忆蛮深的。我的习惯是到哪里都找书看，有一次星期天去看他，在他那里发现了一本张国焘的回忆录，这是不得了的，我对这本书太有兴趣太想看了。所以我就拿去看了，我住在旁边附楼的标准客房里。我当然不敢把书带出去，周一回去上班时，我就把书留在房间里的枕头边了。过了一个星期我回来，那本书没有了。我到处找这本书，我父亲一句都不讲。我怕把书弄丢了，就问他有没有看到那本书。他什么都不说，一句话都没有。一直到后来，他快死的时候，他才告诉我：“总理派人把书收回去了。”我问他为什么，他又没话了。我告诉他我还一直担心是我把书弄丢了呢，让我这么多年有种负疚感。那本书可能是香港出的，也可能是他们内部出了几本，也不知道是谁发下去了。后来总理发现，就全部收回去了。我后来拼命回忆，张国焘年轻时那么有本事，那么能干，能说能写的，我特别想知道最后那个密电到底有没有。长征的时候，叶剑英说他劫了个电报，说张国焘要对毛下手了，那个电报到底有没有，我一直想知道张国焘自己对这个事情是怎么说的。关于这件事，我还没有看到答案呢，书就被收走了。所以，一直不知道答案。到现在我还没有找到确切答案，当然有人说他根本没有发过那份电报，包括李先念，都说没有，这不又是叶剑英的事情了么。叶剑英类似这样的事情太多了。问：陈丕显被夺权是怎么回事，你家与陈家的关系不是一直很好的么? 答：我知道一月革命的大会前，我爸爸是找陈丕显谈过话的，谈了一个晚上。这件事情也没有任何人写过，陈丕显是绝对不会写这件事的，但我很关注。我们家与陈丕显家关系一直是蛮好的，他帮我六叔叔介绍女朋友的时候，还是我带六叔叔到他们家去的呢。我第一次吃新鲜龙眼也是陈丕显送的。毛主席发表《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入党后，在康平路小礼堂开了一次干部子弟大会，是陈丕显拉着我的手进的会场，还叫我坐在他旁边。他当时还对我说：“将来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在你们这些人当中，”他还把我表扬了一番。所以，我爸爸找陈丕显谈话，我觉得他做得很对。跟陈丕显谈完之后，我还问他谈得怎么样，他说陈丕显不肯出来工作。我听了后很失望，但是我不知道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我爸爸住在监狱医院的时候，陈丕显刚刚写了一篇关于“一月风暴”的文章登在《新民晚报》上，我爸说起这篇文章，他说：“我也不知道陈丕显的背后是有周恩来的。” 问：1967 年你在北京四叔叔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后，再回到上海，是不是就开始工作了? 答：复课闹革命和我们是没有太大关系的，因为我们已经毕业了。我们首先被派到港务局物资供应公司去劳动半年。我们去的是上港七区供应站，就在塘桥白莲泾那里。站长来挑学生的时候，知道我是张春桥的女儿，就把我给挑去了。站长跟我说过，因为他认为他们那里的岗位是最辛苦的，是在码头上，他想看看张春桥的女儿究竟能不能吃苦吧。到了那里，每天会分配工作，在小三卡或十轮大卡车上当搬运工，都是重体力活，运送码头上需要的水泥、黄沙、钢筋、钢板等物。做了半年，我就学会开卡车了，是跟着一位部队里复员回来的司机学习开的，车开得特别猛。我曾经在浦东大道开过三卡，还有一次不知道刹车，差点冲到黄浦江里。我们同班的同学，都分到不一样的物资供应站，有的还是跟船跑黄浦江的。这段经历，让我更认识了上海。这样劳动了半年，然后就是正式分配工作。许世友曾经叫我去参军，我觉得我这个人是不适合到部队去的。我自由主义比较严重，而且我有自己的看法，不可能服从班长、排长管，会不买他们的帐。而且我是近视眼，万一来个紧急集合我要出洋相的。所以，我不想参军。而且，我大妹妹想参军，南京军区在徐汇区招女兵，她就去了，和柯庆施的二女儿一起去的。我也不想到农村去，因为在附中时，我们会去罗店农村劳动，一待就是三个星期。高一时，爸爸妈妈曾安排我到工厂去劳动过一个月，装收音机。简单重复的劳动，让我去了解工人的生活如何。所以，我很想到工厂去上班。分配工作的时候，我爸不在上海，我妈也不管我们。我不想让学校分配，因为我要离开同学，我也不想留在上海。我就自己打电话找人找关系，我打电话给王洪文，他把我安排在上海仪表厂。这个厂与三线有合作任务，当时他们在贵州有个分厂，工人培训三年满师后就要派到贵州去工作的。我想好，因为我真是不要留在上海。在这个厂里我工作了八年，一直到出事情。问：你在工厂里工作，对外面轰轰烈烈的政治事件应该还是关注的吧? 答：当时大家都很关心国家大事，每天都有政治学习的。学徒是可以住厂里的，所以，我第一年是住在厂里，不回家的。那时候爸爸经常在上海，我与他的接触和交流也比较多。他一般都是下午开始工作，到早上睡觉，中午起床。他的作息时间其实是跟着总理的，总理总是早上睡觉中午起床。而且我父亲一直在报社工作，也习惯这种作息。毛主席就是想睡就睡，想起就起，没有规律，把别人也都搞得稀里糊涂的。但对他们权力上的那些事情，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的。他文件放在那里，我们也都不看的。当然，偶尔会看到大标题。我记忆比较深的是林彪事件。一开始，具体怎么回事我们也不知道的。后来回忆起来。我小妹妹在空四军，她是被监视的。我在航天局的二十二所，参加三结合，从仪表厂借调过去的。和他们一起搞红旗四号导弹的自动驾驶仪。参加科研活动，里面是有军代表的，就是空四军的人，他找我谈话，眼睛盯着我看，问我眼珠怎么会是黄的。很滑稽，好像要掌握我的特征。实际上是来认人，万一出事情是要抓我的。林彪出事后，我对爸爸说：“下次你们要有什么事情，你得告诉我们一点，否则我们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我父亲没有说话。问：1976 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中国的政治版图肯定是要有所改变的。你父亲在后来的一封家信中说起他自己的身体情况时，谈到他参加了三个老人的医疗组，是吗? 答：对，周总理、毛主席的医疗组是我爸爸负责的，还有一个是不是康生的医疗组，我记不清楚了。他们的治疗过程，我爸爸都是特别尽心尽力的。问：那时候批总理是怎么回事? 答：当我听说1973年真的有批总理这件事时，也大吃一惊，我去问过我爸爸。他说，乒乓外交开启了中美对话的大门，和美国人打交道了。基辛格来了之后好像要建立热线，总理当时的处理方式引起毛主席的担忧。毛主席说：“在打的时候要防左，在谈的时候要防右。”意思就是说，打的时候不能打倒一切，而在谈的时候，不能丧失警惕性，不能忘记“亡我之心不死”。毛主席说：“我党历史上这样的教训还少么？”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陈独秀就放弃自主权，一切听蒋介石的，最终导致“四 · 一二”大屠杀，血流成河。第二次国共合作，毛主席到重庆谈判，刘少奇主持工作，又提出“听中央政府的”。毛主席说：“跟他(指总理)说了多少次了，他怎么还犯这样的错误呢？” 这是我父亲后来对我这么说的，是他对毛主席的认识和理解。有人还告诉我，是我爸爸让对总理的批评早点结束的，他说总理身体不好，让总理回去休息。这件事竟然演变成1976年的“四五事件”，令人心痛。问：后来“四五事件”是怎么发展的呢? 答：“四五事件”后，我到北京去过一次，爸爸也给我看了许多别人写的大字报等，当中有反对毛主席的，这点出乎意料，矛头并不单单指向四人帮。跨越了，所以被毛抓住，反戈一击。当时我们当然不知道是邓在后面主导“四五”的，连我父亲都不知道。我去北京时，毛主席已经讲话了，整个事件已经翻过来了。问：你爸爸后来做到政治局常委、副总理，从政治仕途上，可以说是平步青云，你不为他高兴么? 答：我爸爸一步步往上走，做了政治局委员，然后是政治局常委，我一点都没有觉得轻松，一点都没有愉悦开心。因为他成了众矢之的，有什么好开心的。他自己也没有什么开心的。二月逆流时，那些老帅都像骂孙子一样骂他，谁看得起他？不是他自己看不起自己，而是那些人看不起他。那些人不敢骂毛主席，就都来骂他了。而且他被林彪弄成那个样子。 1975 年，毛主席一定要任命他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我对我爸爸说过：“毛主席硬要把总政治部主任的工作交给你，就说明他对你的信任。你去做呀。”他说：“我去讲话，谁听啊？” 当然，毛主席任命他，他也不能不做。任命之后，他到军队里去讲话，他去做报告，他去找这个谈，找那个谈，但是没有人照着他说的话做的。反而招人嫉恨，说他把手又伸到军队里去了，有人就说要“斩断魔爪”。我爸爸知道自己是没有好果子吃的。文革初期夺政治局委员的权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成了政治人物的时候，他应该已经感觉到了。毛主席与他们说的，你们夺权了，还一起拍了张照片。毛主席又一次强调要“不怕头落地”等五不怕。问：后来他是否也知道自己的处境蛮危险的? 答：爸爸也是蛮警惕的，例如他离开房间后再回来，杯子里的水肯定是不喝的，要换掉。他肯定在防着什么，但他没有说过究竟在防谁。我觉得他应该是在防汪东兴。当然，许多事我也是后来在网上看到的，并不知道真假。九届二中全会后，毛主席不愿意换汪东兴，说用惯他了。所以，事实也根本不是汪东兴后来讲的。我们同学后来问我：“谁的话最不可信？”我说肯定是汪东兴，因为他烧了东西。现在我看到材料，说邓颖超、汪东兴烧材料，是毛主席让他们烧的。但是毛主席让他们烧的时候他们没烧。后来烧，那不是销毁证据么。我父亲曾对我说：“你看，我这个保险柜里，都是空的。什么文件来了，我看过，该我画圈的，我画圈，就拿走，我这里什么都不留的。”他是随时随地准备被抓起来的。我们还讨论到怎么抓，他说：“很简单，开个会就行了。他们叫我去开会，我不能不去。”后来他们果然就是这么操作的，所以我一点都不吃惊。问：你还记得被捕前最后一次见到爸爸时的情况么? 答：那是1976 年夏天，我出差去北京，去看他，和他讨论了一些问题。讨论的问题包括工人阶级队伍的问题，还有中国以后会如何发展的问题。当时周恩来和朱德都已经去世了，毛也病重了。我们讨论了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还问他：“那么你怎么办？”他说：“我怎么办，千刀万剐呀。”我以为是他自己这么说的，后来才知道是别人说要对他千刀万剐，他是重复别人的话。他说：“再加一刀也无所谓的。毛主席本来就说过么，共产党员五不怕。” “五不怕”是不怕离婚，不怕开除出党，不怕掉脑袋，不怕坐牢，不怕罢官等等。他这么说了，那我就追问他：“你千刀万剐了，那我们怎么办?” 他说：“我也不知道。谁叫你是张春桥的女儿。”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局面太清楚了。所以，他后来被抓，我一点都不吃惊，也不紧张，反而是一颗吊着的心放下来了。我的感觉就是“来了，真的来了。”很奇怪的感觉，但知道我们也是没有任何办法的。问：你们既然已经把话说到那个份上了，那次见面，是否有一种告别的感觉? 答：是有一点告别的感觉，但不是很明显。他说要看发展，他说也许到年底就会有结果。没想到十月份就有结果了。抓了四人帮后，(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从北京回来，就要与他们这几个人切割了。接着把我妈妈抓起来了。第二次康平路事件，许多人都涌到我家里来了。没有人管我们了，把我们给切割了。这一次家里被彻底来了个翻箱倒柜，一片狼藉，一塌糊涂。但是不知为什么，他们在我的房间上贴了个封条，说是子女的房间，就封掉了。其他几个房间几乎被洗劫一空。最有趣的，是许世友曾经送给我家一只豹子，吃掉之后，皮处理过的，在箱子里，后来这张金钱豹的皮没有了。为什么这个东西会被搜走？是不是许世友急于和我们划清界限? 后来杨成武在回忆录中说，许世友告诉杨成武，他和张春桥的关系一直不好的。许在太行山中打了头豹子送给杨成武，而只打了些野鸡和兔子送给张春桥。但事实是，1973 年，许世友确实是打了两头豹子的，我爸和杨成武，一人一头豹子。那时我爸还不在上海，警卫秘书都在，一个班子在兴国路，许世友把豹子送来的，大师傅烧了一大桌。当时还请了警备区的几个人来的，我妈不敢吃，但我们都吃了，吃起来像牛肉一样。问：现在普遍认为，在三十年代你爸爸曾化名“狄克”和鲁迅展开论战。你爸爸晚年如何看待这一问题?还有“叛徒”、“特务”的一些事情你知道吗? 答：1968年上海“四 · 一二”炮打(张春桥)时，我从白莲泾摆渡到南码头，一路到外滩看大字报。还在外滩拿到不少传单，我一直搞不明白怎么出了“狄克”、“叛徒”等等说法。传单上说：西北局一位领导揭发出的，不记得是刘澜涛还是霍士廉。我就去问爸爸了，爸爸说他从来就没有与这两个人一起共事过。关于叛徒的事，爸爸说他从来没有被捕过，怎么会是叛徒。还有关于他反鲁迅的事，他说他自己是不用笔名的，但是为了混口饭吃，用别人的笔名帮别人捉刀写文章的事是有的。他十八岁到上海来，靠写文章生存，刚开始住在山东路，后来住在徐家汇，要到《大公报》、《申报》去投稿，有时连乘电车的钱都没有，连三分钱一只的大饼都买不起。一部新电影，别人给他一张电影票，让他写个影评之类，或者某个事件，让他写篇文章。这是有的，是换饭吃的。后来好一点，他自己租一个亭子间，自己写稿子，也帮别人写稿。他是从来不会问家里要钱的，我爷爷也从来不会给他钱的。后来上海是有人查过这件事，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狄克另有其人。问：你妈妈是什么时候被放出来的? 答：妈妈关了三四年。她出来后身体很不好，先在华东医院住着，我们还不知道。后来公安局的人来找我们，让我们接她回家。我们也不知道她到底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对公安局的人说：“你们说她有很多问题，不能回家。现在又要我们把她接回家来，到底怎么回事？”回答：“她就是历史问题，以前都有结论。” 问：有文章说你妈妈是“叛徒”或有重大叛变行为，事实怎么样? 答：1982 到1983 年间，我妈妈回家以后，公安局专案组的人到我们家来，告诉她最后的结论。我也在场，我看了一眼她的结论。上面写的是：历史问题有“变节”行为。我也了解过，什么叫“变节”。“变节”和“叛徒”不一样，如果是叛徒的话，要有出卖组织、出卖同志的行为。她没有。她是从机关下去到县里做县委宣传部长。日本人扫荡时，来不及撤退，整个县委一起被捕的，我妈妈是受伤昏过去时被抓的。关于她的这个结论是1945 年做出的，1949 年她重新入党。当时都有组织部的统一意见。有人说她写文章为日寇效力，名字是李淑文，那是张冠李戴。在我妈妈家，她姑姑这一辈的人，名字的中间都是一个淑字，一个家族中，有八九个人是叫“李淑某”的。我妈妈这一辈的人，名字当中都是个“若”字，我妈叫“李若文”。我表哥的那本《直沽世家》，有明确记载。问：1981 年11 月公审四人帮的时候，你们也是看的电视转播么? 答：公审的时候，我妈妈已经回家了。那时我们刚刚买了一台12寸的黑白电视机，这是我们家的第一台电视机，现在还放在我爱人的办公室里，他不肯扔掉。那时候买电视机还需要凭票呢。关于公审的消息，也没有人特别通知我们，我们和所有老百姓一样，是从广播报纸上知道的。一开始我们还不想让妈妈看，怕她受刺激，因为她心脏不好。后来还是让她看了。第一眼看到我爸爸的时候，我们是蛮震惊的，怎么被折磨成那个样子。我最后一次见到我爸爸，是1976 年夏天我到北京去的时候，四年过去了。问：这四年，从他被抓进去到公审期间，你们没有任何联系吗? 答：当然没有联系，也没有任何消息，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在公审时，看到他胡子拉碴的，而且是花白的。当时我们觉得他肯定拒绝去整理的，他肯定想：我就是这个样子，你们把我弄成这个样子，那我就这个样子出来。而且，他也压根不知道我们是什么结果，不知道我们是否受到株连，我们的生活又怎么样。后来去探监的时候，我们去看他了，他说他一点都不知道我们的境遇和情况。问：当时在电视上看到公审，你们的情绪怎么样? 答：大妹妹住在杨浦区，除了她以外，家里其他人一起看公审。看到爸爸一句话都不说，态度很硬，我想我们应该觉得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我们不希望看到一个软骨头吧。他什么也不说，我也觉得还是这样最好。否则，说什么呢？怎么说？反正，从我来说，看到他不是一个软骨头，这就是最大的安慰了。觉得一颗紧抽着的心放松下来了，是谈不上任何伤感的。问：你们再与爸爸见面，是什么时候，当时的情况怎样? 答：再与爸爸见面是1984 年11 月，八年没见了。第一次是我和我弟弟两个人一起去见他的。他因为前列腺肥大，从秦城监狱转到复兴医院。给他看病的医生是给总理看过病的，与我父亲原来就认识，后来给我爸开刀，手术也做得非常好。这些医生对我爸爸都很好，因为他们都给总理看过病，在总理治疗过程中，我爸爸那种认真负责，医生是有目共睹的。公安局来叫我们去北京，我的组织观念是很强的，我对他们说：“你们叫我去我就去了？我是共产党员，我是有单位的，你们叫我们去北京，得先去和我单位讲。”他们只好到我单位里来了，这样，我去北京看爸爸的事情也就公开了。因为那时到处都在传，说张春桥已经死在监狱里了。连我的同学都来问，把报纸剪下来寄给我。还有同学建议我去告《湖北文摘报》，因为上面登了张春桥已死的消息，还有香港的一家报纸。我要公安局到单位来找我，并要单位同意我去看爸爸，我的目的是要让大家知道我爸爸没死，而且，单位知道是公安局叫我去的，以后也少找我麻烦。 1996 年，爸爸快八十了，有人跟我说可以为他申请保外就医。1996 年后，我陪妈妈到北京去了两次，找人把信送上去。有一点他们讲的很清楚，如果我爸爸得到保外就医或假释许可的话，他是不允许进上海的。1998 年，他保外就医的申请批下来了，他们在江阴给爸爸弄了个“家”。“家”里总要有人吧，就把我妈妈弄去了，其实是把我妈和我爸关在一起了。我妈也就心甘情愿地放弃外面的生活，去陪我爸爸。那时候，我妈和弟弟、弟媳一起生活，什么都不要她做，大家都照顾她。这些她都放弃了，一个人到江阴去陪我爸。爸爸妈妈住到江阴后，爸爸当然还是没有人身自由的。他们住处的围墙很高，比普通人家的房屋都要高，楼上都是公安局的人。他们不能出大门，也不能见外人，完全是隔离的。我们去看他，也是不能在那里过夜的。问：从信中看，对国际大事他也很关心，例如前苏联解体等。是这样吗? 答：对，他对国际大事也很关心，例如关于伊拉克、萨达姆。关于美国去进攻伊拉克，会不会赢？我父亲一开始就说，萨达姆肯定打不过美国，因为他没有毛泽东思想，没有无产阶级的政党。问：也有许多人想知道，如果你爸爸他们当时成功了，中国现在会是什么样子?会不会也同样有经济上的发展?你爸爸是不是承认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很多? 答：我爸爸当然承认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很多。但是，如果按照他们当时计划的路再往前走，老百姓的生活也会好很多。社会总是要进步的。他们也要发展生产的，抓革命促生产么，并不只是邓小平要发展生产。而且，我爸爸他们计划的是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问：他是否觉得邓小平上台后，就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了呢? 答：不，他不觉得中国变成资本主义了。1976 年的那个夏天，我就和他讨论过这个问题。我问他中国将来是否会复辟资本主义，他说中国不会复辟成资本主义，因为中国从来没有过真正意义的资本主义。中国只会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状态。问：你爸爸对邓小平怎么看的呢? 答：关于邓小平，我爸爸一直说他工作能力很强的。爸爸后来告诉我：“邓小平刚恢复工作时，一回到北京就自己找到住的地方，不像我们，都是总理安排的，让我们住在钓鱼台。”邓小平一开始开会，就拿出一百多人的名单，要安排他们的工作。但当时各个部门都是精简的。爸爸说：“主席让我向他介绍情况，他根本不听。” 爸爸还说过，指挥西沙海战时，邓小平非常熟练，指挥果断，一道道命令太清楚了。所以，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有点像一匹战功赫赫的老马，回来带路了。可惜结果是，老马识途，往回走了。问：你爸爸有没有评论过四人帮里的其他人? 答：他很少对别人做评论的，对于四人帮倒台几乎没有什么评论。关于毛家的事情，他更是一点都不说的。他觉得即使你有肉体上的痛苦，也要忍耐。共产党员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么，什么不能忍耐? 问：他逝世之前的情况怎么样？听说他病危的时候还做了一个关于邓小平的梦，是怎么回事? 答：2005 年年初，我爸爸从春节前开始生病，从一月份病到四月份。他的病情我是很清楚的，也一直力争把他弄到上海去治疗，但是上面不同意。所以，他住在江阴的医院里，看守他的人就睡在他旁边的病床上。我孙子那时两岁，带他的阿姨的父亲生病，请假回去了。所以，我还得带孙子。反正我两头跑，焦虑得不得了。在江阴的医院里时，看守还时不时拿着账单来给我看，说在我爸爸身上花了多少多少钱。最后，他们说花了几十万时，我忍不住了，我告诉他们，如果你允许我把他带回去，我一分钱都不要你们出，现在我就可以把他带走，你们就不需要花钱了。后来他们就不再给我看账单了。我爸爸对生老病死都看得很清楚。他说：“我不怕死，但是我也不找死。”他也知道老人生病的过程，因为他负责过三位老人的医疗组。我最后签了个字，不要搞气管切开，不要抢救。他病危的时候我们几个孩子都在他身边，我是看着他咽气的。到了最后的时候，我爱人让我问问爸爸，还有什么要对我们说的。但我问不出口，尽管我极力掩饰，爸爸还是明白他已经病危了。病危的时候，有一次他对我说：“毛主席说，老年人死了要开庆祝会，还说要火化，都签了字的。但是华国锋两条都没有做到。但他倒是为我开了个庆祝会，还在天安门广场，那么多人，那么大的场面。我后来在电视里也看到了，真没有想到，为了我。我这一辈子也够了。”这里，爸爸指的是1976 年10 月天安门广场开的打倒四人帮的大会。也是在病危期间，他还说过他做的一个奇怪的梦：“我这几天老做梦，梦见邓小平来找我。我说，你不是在太平洋么? 怎么到这里来了?邓小平说，我现在没地方去，谁都不要我。我到毛主席那里，主席说：这几天很忙，他来了有什么好说的，还不是白猫黑猫，等等吧。江青跑过来骂道：“邓贼！” 我又去找总理，总理也说没什么好说的，总理说你也骂过我，我也骂过你，我们两个还有什么好说的话。邓小平就对我说：主席现在就听你的，你帮我说说吧。我对邓小平说：现在主席又没有叫我去，就是我去了，又能帮你说什么呢?” 爸爸说了这么长长的一段话，然后对我说：“你看我的情绪还不错吧。”这段话我当时是记录在随身携带的通讯录上的，这两天我把原始记录找到了。现在知道的事多了，才能看懂一点，也就是说，从爸爸的这个梦，能看出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关系，还有我爸爸与邓小平的关系。如果没有“四五事件”，历史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来源：特色文苑

2周前

1989年的春节前夕，我正在上海比赛，这时接到胡耀邦的秘书从南宁打来的电话，约我去他那儿过春节。第四届擂台赛失利后，胡耀邦曾约过我，因去美国比赛没有成行，这次我是一定要去的。谁知正要动身，宋世雄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希望我能参加春节晚会。我说我从来没参加过，再说这种场合也不适合我。他说，不，他代表十二亿中国人希望我参加。我说宋老师，你说得这么重叫我怎么办呀？我只能参加了。我把这事告诉了胡耀邦，然后赶到北京。我参加的这个节目和我们家有关。我家的小保姆得了血癌，我姐姐帮她治病，我们家还给她捐了钱。这事传出去后也得到社会的捐助。这次中央电视台把那个小保姆、我姐姐和我请到了直播现场，并由韦唯演唱了《爱的奉献》，当时场上场下哭成一片，非常感人。我也很激动，但忍住没有掉泪。第二天大年初一，不知为什么全国飞机停飞，没办法，只能定初二的票，可南宁机场在修，不能降落，我只好先飞桂林，住了一晚，初三才坐火车赶到南宁。好在小孔已经带着孩子先去了，没有跟着折腾。一见到耀邦叔叔，他就说春节晚会他看了，很感人，并叫我和他一起去参加广西军区为他举办的酒会。他说酒会本来早就要办，为了等我才推到现在。他的意思是酒会上那些军区领导肯定要向他敬酒，他本来喝得就很少，那时医生也不让他喝，我去了就可以帮他挡酒。我能喝酒耀邦叔叔是知道的，他还送过我很多好酒。在车上他对我说，你不仅是棋圣，还是酒仙，你今天一定能挡住他们。我果然不负耀邦叔叔的“重托”，顶住了那些司令政委们的“轮番轰炸”，没有倒下，无愧于“酒仙”的称号。那段时间耀邦叔叔很少说话，我也不知道他想些什么，但我看得出来，他的情绪不太好。我总想找点什么事让他开心一下，非常巧，我在报上看到姜昆来南宁演出的消息，我就找到他，跟他说，姜昆，你不是个笑星吗？今天把你毕生的本事都拿出来，把耀邦的情绪提高起来。姜昆真不错，把耀邦叔叔说得哈哈大笑。我觉得姜昆底下说的笑话比台上说的相声更有意思。在离开南宁前，耀邦叔叔和我郑重其事地谈了一次话。他说，我们两个是忘年之交，关系很不错。你现在是越来越忙了，我呢，今后可能会不做什么工作，越来越闲了。今后你不要再花很多时间来陪我了。他讲这话时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我对耀邦叔叔好并不是因为他是中央首长，其实我和他的来往在他不当总书记时比当总书记时多得多。他当总书记时我只有两次到北戴河和他一起度假，而他不当总书记后我跟他去了很多次，时间也长得多。谁知这次谈话竟成了我们的诀别，没过多久他就去世了，至今想起来仍令人感慨不已。这又使我想起和耀邦叔叔交往的另外几件事来。 1985年，在范曾的介绍下，我加入了民盟。当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了这条消息，这才知道我不是共产党员。他马上打电话把我叫了去，一见面就问我，你怎么不入党而入民盟呢？我说我以前写过入党申请书，可没人理我；而民盟对我非常热情主动。胡耀邦没再说什么。回去后，我很快就入了党。按照党章的规定，加入民盟的同时也可以加入共产党。还有一年财政部和国家体委联合发了一个文件，把运动员的伙食标准分为一、二、三级，我们围棋队被降到最低一级。在他们看来下围棋体力消耗最小。其实他们不懂。上海科研所做过调查，一场围棋比赛一般需要七八个小时，所消耗的能量比踢一场足球大得多，所以围棋运动员要吃得很好才行。他们那个标准不知根据什么制定的。在一次中央电视台的直播节目中，记者问我，你最讨厌的人是谁？我毫不犹豫地说，我最讨厌的是那些不懂装懂瞎指挥的领导。记者又问你能举个例子吗？我说可以，就把财政部和国家体委联合发的那个文件说了。我为什么敢那么说呢？因为我问过胡耀邦，他说乱弹琴！谁降你们的伙食标准，就先降他们的。后经我们的抵制，伙食标准才没有降下来。我是全国政协常委，在一次政协会上，我提出在全国中小学开设围棋课的议案。这其实是陈老总的遗愿。陈老总生前不止一次跟我讲过，中国有四大文化遗产，琴、棋、书、画。琴，小学有音乐课。书，有大字课。画，有美术课。就棋没有，小学应该有这么个棋课。为此事我专门找过胡耀邦。他说你的建议非常非常好，中国早晚有一天要实现，但现在条件还不成熟。比如贵州，有二十万小学老师参加考核，但大部分是民办教师，根本谈不上普及围棋课，你先得普及师资，这才是最重要的。耀邦的这番话给我的印象极深，也使我知道贵州很穷。还有一件事使我对胡耀邦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被称为中国足球史上最惨痛的“五一九”那天，正是个星期日，下午三点我去人民大会堂和邓小平打桥牌，同时参加的还有胡耀邦、万里、王大明、王汉斌、丁关根等人。我和胡耀邦搭档，在发牌过程中，胡耀邦忽然很随便地问我，你对今天晚上的足球有什么看法？我也很直率地回答说，晚上的足球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我们比香港水平高得多，而且是打平就可以出线，我估计最少赢两个球。胡耀邦一听警觉起来，又追问了我一句，有你这样想法的人在体委有多少？我不假思索地说，我估计所有的体委负责同志都是这种想法。胡耀邦连声说，不行，这样不行！他放下牌，把秘书叫来，让他马上给当时的体委负责人打电话，说这场球不见得肯定能赢，要做好输球的准备，特别要防止群众闹事，并要她和北京市公安局联系。秘书全都用笔记了下来。我当时就在旁边，耳闻目睹，心里却很不以为然。我想你不是总讲实事求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吗？你今天可就有点外行了，这球还能输吗？你怎么能让人做这种准备？当然我没敢说出来。晚饭后，胡耀邦提议不打了，回去看球。大家也都很关心这场球，特别是邓老爷子也是个足球迷，于是就散了。回到围棋队，我就打开电视机，等裁判结束的哨音一响，我马上想到胡耀邦是高，在全国大多数人的脑袋都在发热时，他却保持着高度的冷静。当时我还没想到真的会闹事，可事实证明当天晚上就有群众上街闹事，还放火烧了汽车。事后胡耀邦跟我说，他的秘书打电话告诉李梦华后，李梦华马上让秘书给几位副主任打了电话，传达了总书记的指示。只是不知哪个环节出了疏忽，并没有和北京市公安局联系，结果事件发生后，由于事先安排的警力不够，搞得非常被动。这件事使我对胡耀邦更加敬佩了，他不仅预测到在那种过热的情况下有可能输球，而且看到由于当时物价上涨等原因，社会产生了不安定因素，很有可能会有人借着输球发泄心中的不满情绪。果然这些都被他不幸言中。他不愧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有着超越一般人的思维和胆识。 “五一九”之后，曾雪麟（时任国足主教练——编者注）讲过，他当时心理压力非常大，打平了都无法答谢国人，非得大胜不可，还要打得好看才行。我想，如果当时国家体委能够把胡耀邦的指示及时传达给教练组，传达给曾雪麟（从时间上讲是完全可以的，胡耀邦是下午讲的），给他们降降温，卸下包袱，那么比赛的结果会是另外一种情况了。由于我经常和胡耀邦接触，胡耀邦对国家体委的好多指示是由我转达过去的；另外有人为了向中央反映情况也来找我，必要时我也如实转达。我起的作用不过如此。可是有位记者在《兵败汉城》一文中说，一个围棋国手和中央领导人打桥牌时说了什么，结果把女篮主教练给弄了下来。文章没有直接点名，但显然指的是我。这是不属实的。胡耀邦多次批评过国家女篮，说女篮基本功不行，教练有问题，要多练基本功。说了很多次后没有效果，特别是输给韩国好几十分后，耀邦说要换教练，但没说要撤职。这话确实是我转达给体委的，总书记托我，我不能不转达，并不是我向胡耀邦说了什么“坏话”，致使胡耀邦做出这个指示的。我是一有机会就尽量沟通中央领导和运动员的关系。我曾带华以刚和邓小平打桥牌，并让他替我向老爷子敬酒。我也向邓小平推荐刘小光，所以邓小平专门请他吃饭。还有一次我去西安参加被授予体育十佳的活动，第二天中午我和郎平、韩健坐一架班机返京。因为事先已经和胡耀邦约好去他那里打牌，他们就派了一辆车来接我，正好也把郎平和韩健拉上。既然一起到了中南海，他们也希望能见见中央领导。我就和胡耀邦联系，说他们也是最佳运动员，为国争过光，能不能接见一下。当时万里也在，他们愉快地接见了郎平和韩健，并表扬了他们一番。 1986年12月31日，我又去人民大会堂打牌，当时有邓小平、胡耀邦、万里和邓朴方。吃饭的时候，大家一起闲聊，很热乎，这时邓朴方突然对胡耀邦说：“耀邦叔叔，什么事情都不重要，只有身体是最重要的，要多保重身体。”胡耀邦回答说：“我没什么，我这个人乐观得很，身体没有问题。” 我当时很奇怪，他们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两句话来，但也没多想。两天之后，我和曹大元等人去哈尔滨参加一个活动，晚上出席了一个宴会，黑龙江省的很多领导也参加了。在宴会进行中，突然从广播中收听到胡耀邦辞职的消息，我当时就愣在那儿了。这时我想起两天前邓朴方和胡耀邦的谈话，估计他们可能是已经知道了，但我从表面上一点也没看出来。当时黑龙江省一些领导立刻就表态，紧跟中央，并对胡耀邦说了些不负责任的话。我听后说，你们对胡耀邦了解得不够深刻，我不赞成。我认为胡耀邦即使犯了错误，也是枝节的，他的主流是好的。当时就我一个人替胡耀邦说话，事实证明我讲的是对的。聂卫平：当时就我一个人替胡耀邦说话原文鏈接：

4周前

轉胡平一文。原文是郭建教授論文，我重新分段排版進入共產主義，要跨過血海 2005年推出了独立制作纪录片《暴风骤雨》它告诉了我们当年土改的真相——大约在二十一世纪初，电影工作者蒋樾、段锦川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一项任务，拍摄一部叫做《我们的土地》的纪录片，描述农民从在土改时得到土地，集体化时失去土地，改革开放后又获得土地使用权这样一个过程。他们将被称作全国「土改第一村」的元宝村（即周立波《暴风骤雨》里的元茂屯）作为考察基地，采访了当年的土改积极分子、土改工作队员、普通农民、被打击对象及其后代等，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但他们发现，由于政治原因，许多有价值的采访资料无法编进《我们的土地》。于是，在影片完成后，他们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在2005年推出了独立制作纪录片《暴风骤雨》。这部影片没有主旋律，而是为各种声音提供了一个平台，包括不同阶层、不同「成分」的土改亲历者、见证人、当年土改工作队的干部以及中国当代史学者的声音。虽然纪录片《暴风骤雨》并没有明确的主题和导向，但它的多重角度，毕竟对以两部红色经典为代表的官方历史主旋律，提出了疑问和挑战，它所记录的不同的记忆、叙事、评论可以帮助观众对土改政策、土改运动的真实过程以及土改与国共内战的关系等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影片的第一个镜头是一座中间走车、两旁走人、有三条通道的牌楼，显然是文革以后修建的，上方横匾上有隶书「中国土改文化第一村」，银幕下方有字幕「黑龙江省尚志市元宝村」。接下来观众会感觉到似乎随车穿过牌楼进村，步入一座正在筹备建立的土改博物馆，博物馆的名称是「暴风骤雨纪念馆」。一个元宝村现场座谈会正在进行中，议题是纪念馆的布展内容和设计方案。主持会的领导说：「这一股暴风骤雨整个就把中国土改文化弄个缩影，都在这个厅里能看到……咱这是第一次工作队，第一份土改的。关里的土改比咱都晚七八年。这是1945年开始的。」这个纪念馆既可以把历史留给后人，「也作为咱们的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然而，这样类似官腔的开场白很快被淹没在嘈杂的、由采访者的问题引出的众声喧哗之中。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相争，马上就有一个「老百姓到底跟谁走」的问题。尚志市文联副主席隋祯说：当时大多数人「有很强的正统观念，盼中央军来，盼国民党来。」于是中共东北局在1946年7月作出决议，要干部「脱下西装，脱下皮鞋，丢开汽车，到乡下发动群众」，将数万名干部组成许多土改工作队到农村去。这就是东北地区土地改革的开端。纪录片采用当年中共纪录片《民主东北》和1961年故事片《暴风骤雨》中的片段，为观众提供了土改工作队下乡的视觉形象。但是，发动群众并不容易。据几位村民回忆，土改工作队进驻元宝村时，并不提共产党，也不提土改，只说自己是「地方工作者」、「民运工作队」。据当年的工作队队员回忆，发动群众发动了一个月，大家都闷闷的。「最先靠近工作队，积极参加运动的，」尚志市党史办的颜锡纯说，「一般都是一些个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好吃懒做这样的人多。」对此，原工作队队员于洋的反应是「这种情况也有」：「农村有二流子的，工作队来了以后，油头滑脑地跟你汇报很多情况，让你把他当成积极分子。」村民王福德说：「有的那个人吧，他品质不好。正因为他有这个特点呢，他能把这个运动帮著掀起来。他有这么一点儿积极作用吧。」土改期间发动群众，就是要启发穷苦村民的「阶级觉悟」，激发他们的「阶级仇恨」，起来反对剥削他们的地主阶级。周立波在小说《暴风骤雨》中写恶霸地主韩老六，就是为塑造这个阶级的代表人物。这个人物的原型即元宝村的韩凤岐。按照土改积极分子，小说中人物「郭孩子」的原型郭长兴的回忆，书上的韩老六在外表上倒是和韩凤岐挺像的：「他走道老是戴个帽，大高挑，他喜欢穿长布衫，走道板板整整的，拄著棍。」但是，作家显然只捕捉到了表象，形似而已，纪录片中显示的村民对此人的记忆却同小说中的恶霸地主形象大相径庭。生活中的韩老六是外来户，曾经在元宝村当过六年的保长。村民高凤桐说，他当保长「也是群众选的」。「韩保长的老婆呢是个教学的……担任音乐、唱歌……赶放学回家没啥事儿呢，她会做衣服……给小学生做个操衣唔的，反正穷不喽嗖的，整两个钱儿，也维持不著啥生活。」村支书张宝金说，韩老六实际上是一个「经营地主，土地不是他的」，他只是为县城里的富人管理土地。至于他是否富裕，村民吕克胜说：「他那小房，啥小房，搁现在还不赶咱各家盖的小仓房呢。一草房就那么三间小房」，不过就是有个「洋窗户」。尚志市文联的隋祯解释说，经营地主帮著收租和向外租地，是地主和农民之间的中间人。韩老六作为经营地主「实际上也没有啥，和那个书上写的不一样」。实际上，真正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书上的韩老六和生活中的是否吻合，而在于村民对宣传中定义的以韩老六为代表的那个地主阶级是如何看的。按照土改时期的语言，就是一个阶级斗争、阶级仇恨、阶级觉悟的问题。纪录片显示，土改时期划成分是工作队和几个如郭孩子、老丁太太那样的「基本群众」在夜间关起门来开会决定的，为了显示成分区分，强化村民的阶级意识，每人都得在胸前佩戴自己的标志：「地主戴白条，富农戴粉条，中农戴黄条，贫下中农戴红条」。将近六十年以后，「剥削」、「阶级」之类的概念只是停留在少数当年的土改积极分子和个别土改工作队员嘴上的空洞词汇，而多数村民仍保留著对具体的人和事的朴素看法。比如，他们仍旧相信勤劳勤俭致福，他们会说，某某人、某某人家有车有马，可是人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过年连一口猪都不杀，攒两个钱儿就买块地，攒两个钱儿就买块地，都是这样的地主；地主他也得去劳动，吃的也是粗粮……一清早撅著棉裤撅著棉袄，腰里头扎个绳子，一弯腰，冬天都露出腰，露肉，他也没有什么衬衣，一块豆腐切两半吃两顿，一分钱一块豆腐。纪录片为村民们提供了一个为邻居说句公道话的机会，也为那些曾戴著地富帽子的「四类分子」提供一个「诉苦」的机会。原地主李茂修说：土改定成分的时候，「你为什么是地主，为什么是富农，有什么条件，跟你说说……不是这么做的。就是贫下中农人家开开会，秘密地开会，还不让这个人知道。定谁家是个什么，谁家就是个什么。」回忆起当年「还剥削帐」，他说：把土地、房产、家里的东西都交出去了，「如果还不够，我们这一家子，全去参加劳动挣钱，再继续著还还乡亲们，多咱还清了算多咱。」这是他当年求情的话。即便如此，他还是要挨斗，挨打。几十年以后，沉重的地主帽子总算摘掉了，他才敢稍鸣不平：「我是苦苦挣来的，我省吃俭用的，我又没有偷，又没有抢，又没有劫……」土改的暴风骤雨也是腥风血雨，从一开始就预示著暴力。如于洋所说：「那个时候叫武装土改，每个人都有枪。」他认为土改的过程也就是和地主阶级对抗的过程。于洋说自己那时候年轻，最愿意带著民兵夜间出去抓人，带回来突击审问。有时候，被抓来的地富「耍点圆滑，在这时候就动手了。按政策要求是不可以随便打人，但是在那个时候就打了。打了也就打了。」工作队员侯唯动回忆说：「开斗争会打人的时候，工作队在那里维持会场，不让打，你打死了就没有批斗对象了嘛。」可见，工作队虽然有暴力倾向，但毕竟还是要顾及政策。然而，工作队同时又必须遵旨发动群众搞土改，尤其是在1947年夏天刘少奇一再强调发动群众、依靠贫农团、清理党内不纯因素以后，群众真的发动起来了，而且手操生杀大权，乱打乱杀的局面已经无法控制。当时在晋绥地区参加土改，后任山西省委书记的王谦谈到暴力土改的残酷和土改中地方领导的两难处境，他说：「黎城有一天晚上打死100个人。当时听到刘少奇在晋察冀那边开土地会议了，刘少奇讲，地主杀我们一个人我杀他20个人。也不知道是怎么传来这么一个消息，一下在黎城传开了。那时候黎城土改已经完成了……农民起来拚命的话，好怕！我就怕，我就怕惹大祸。你要让他起来，又怕他出事，难！」其实，群众也怕，怕自己。村民白玉清说：群众嗷嗷地说杀，怎么杀啊？用铡刀铡！用铡刀铡？那好，谁按著啊？谁铡啊？谁也不吱声了。老百姓他不敢干这事啊。后来，这么地吧：咱们用刀砍吧，说行！据刘福德回忆，有两年时间，人不能随便走，要开路条，地主得戴一个压样葫芦。有些人说打就打，像老丁太太。有些人说某某人能斗，没人说不能斗。打人用棍子，打死拉倒。家里人跟著，拉著棺材收尸。一个姓王的，装在棺材里，后来活了。农会的人知道了，就拉出去枪毙了。元宝村和街对面的元兴村比赛杀人：你要毙三个，我就毙四个。是不是干部有这个心理啊：在这个运动中，我们没有太落后。老丁太太说，她丈夫写「亡魂牌」，「得落了笔，写上名，完了这才能定出死罪来。」两村的杀人比赛后来实在控制不了了，最后的解决办法是两村合并。这两个村子共有大约700户人家，73人被枪毙。村民根本没有想到会是这样。高凤桐回忆说，工作队刚进村时，周立波找他唠嗑，有四、五次，聊过去的事，还和别的村民核对，证明高说的都是实话。后来，高凤桐后悔了：「咱也不知道他枪毙这么些人啊。要知道枪毙这么些人，咱也撒点儿谎，大罪化成小罪。」砍挖运动是土改运动中暴力最为猖獗的时期。在政治上打倒地主，人为制造阶级仇恨，会导致暴力行为，但驱动力远不如经济利益的诱惑：为追「底财」，以重刑逼供，造成大量伤亡，还有很多不堪折磨和屈辱而自杀的人和被「扫地出门」或逃亡之后冻死在荒甸子上的人，以至于非正常死亡人数在这个运动中达到高峰。而且，像挖底财、分浮财这样的抢劫行为在当时不仅不受法律制裁，还被鼓励，以至于人的贪婪进一步膨胀：本村的底财挖光了，就赶著爬犁和马车去别的村子挖；乡下的浮财扫光了，就去县城「扫堂子」。据土改工作队员刘哲回忆，当年人们说，城里的耗子比农村的猪还肥，所以半夜就起身赶著爬犁进城砍挖。1947年冬天，哪个城门外都有四、五百张爬犁，一个爬犁上五六个人，等著进城抢东西。尚志市文联的隋祯经历过土改，说过去老百姓挺老实的，现在这些「后遗症」都是土改时候留下来的。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交兵，解放军最终击败国军，1946年开始的老区土改对战争的胜利来说，的确是一个积极因素。但在1946年发出「五四指示」，启动土改时，中共中央是否已经明确意识到土地改革运动与战争的关系，即视土改为「为了应付国共全面战争的动员措施」，这还是史学界的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然而官方史学一向倾向于支持「先见之明」，排除争议，在土改和国共内战的关系问题上也是如此，更何况随著战争形势的变化，老区土地改革运动的确在提供兵员、物资等方面为解放军的胜利作出了贡献。纪录片《暴风骤雨》显示出这一官方视角对干部的影响：当年的土改工作队成员以及当下在职的领导干部都一致认为，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一方面决定用武力与国民党争夺东北，一方面派遣工作队下农村发动土改运动作为战争的动员。实际上，土改开始以后，随著内战形势的变化，这个运动的功利性才开始显露。农民分到土地和浮财之后，往往被内心的矛盾所困扰：一方面有获得不义之财的内疚，一方面又有对可能失掉已获财产的忧虑甚至恐惧，就是这种恐惧导致杀戮。这种恐惧，受一点宣传的引导，就成了对「国民党卷土重来」的恐惧。所以，在农民获得土地和财产之后，「保卫家园」、「保卫土改胜利成果」的口号是有相当的号召力的，参加解放军便是顺理成章的选择。而且，如村民高凤桐所说，当兵不白当啊。元宝走了两个兵，村里得供两人家的口粮、零花钱……家里的地有集体耕种，「包耕」，享受军属待遇。土地改革的初衷是要解决土地问题，使耕者有其田。但是，一个很具讽刺意味的事实是，有些农民只热衷于分浮财，显然是因为浮财可以马上享用、消费，而对农田农畜没有兴趣，或者对分到的农田农畜束手无策，正好和前面讲到的勤俭持家，爱地如命，「攒两个钱儿就买块地，攒两个钱儿就买块地」的地主形成鲜明的对照。土改中出的这个怪现象便引出了村民于万河眉飞色舞地讲的一个「穷棒子翻身」的段子：附近的一个穷人从地主手里分得一匹马，不知如何使用，还懒得喂养，于是便卖掉了，买了一头牛，用剩余的钱享受一番。接著又把牛卖了，买头毛驴……把毛驴卖了，买只羊……最后把羊杀掉，吃了，什么也没有了，还是穷。这个故事当然荒诞不经，但也不失为民间以调侃的方式对「地主剥削致富」、「穷棒子要翻身」之类土改宣传的颠覆。而且，几十年以后，当经过集体化归公的土地以包产到户的形式再次回到农民手上时，「穷棒子」失落和原地富及其后代再次崛起的事实似乎在说，这个段子未必真那么荒诞不经。纪录片中的画外音介绍说：「从1984年开始，元宝村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重新分配给了农民。经过20年的发展，当年那些地主富农的后代，将同村人的土地或租或买，又将土地重新慢慢归拢起来，形成了产粮大户。」元宝村现任党支部书记张宝金说：「现在这几户干得好的呢，你像这街上的李邦明家、汤俊山家、原先我们的会计亓炳昌，这些最大的户，看来呀，还是原先他们这些成分不好的户，干的是最好的。剩下一般的户呢，还是这些中农成分的，也有咱们贫下中农的，可是比较少。他们的思想啊，可能是被原先的本分啊什么的约束住了，还是不如这些户。」「原先的本分」具体指什么呢？张支书没有解释。摘自威斯康辛大学郭建教授论文

4周前

當學生時，教授曾讓我讀韓丁寫的“翻身”一書，説得就是老共“土改”的事情。他選擇了中國村莊“張莊”入手，解剖麻雀，説明了土改的必要性和正確性，受到老共的高度評價。韓丁就是卡瑪女士的老爸。由於我對中國農村/革命還略有研究，寫出的報告，對老美來説，還有點新意，這門課教授給我一個高分。我想説的是：以小見大，也是作家常使用的一個寫作方法。比如周立波，也是從一個小村莊著手，寫出了“暴風驟雨”，為中共土改鼓與呼。不同的是他寫的是東北松花江畔的元茂屯，不是韓所寫的晉東南長治張莊。元茂屯，靠山屯，蘑菇屯，張莊這些“泥腿子暴動”，土改，改天換地，都是老共認爲的中國革命起點/出發點、和農民獲得自由解放的集中體現，展示了中國革命成功的必然性。改造思想，從娃娃抓起，從農民抓起。

1个月前

馬員生書跟雷光漢書之比較讀過雷光漢的《蘇聯流亡記》。高華說這是本奇書。高華為雷光漢的回憶錄所寫的書評中，還提到了馬員生所寫的《旅蘇紀事》一書。馬書頭一次聽説，好奇心驅使下，找來一讀。（群衆出版社 87年版内部發行，網上有電子版）兩本書讀畢，總的來説，馬書不如雷書，讀起來那麽驚心動魄。主要原因可能是雷是北大歷史系文科生，文筆和筆下人物和事件，讀起來更爲生動一些，而馬是河南書生政治活動人士，更偏重政治。其次，兩人所寫和論述的年代不同。馬是1906年生人，雷出生于1935年。兩人年齡差了一輩。在蘇聯的停留階段不同。馬員生是二十年代中後期就被中共派到蘇聯東方大學學習，是最早那批布爾什維克之一，資格可謂很老。後來有人評論說，論資歷資格能力，若他回到中國參加了中共革命僥幸不死，“解放”后有可能是國級幹部，而雷光漢是五十年代北大學生，政治運動犧牲品，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受害人，被迫越過霍爾果斯界河進入蘇聯中亞哈薩克斯坦的。馬員生原準備學成歸國“報效黨、國家還有人民”，但後來“誤入歧途”，成了“托派”，數次被捕入獄，發配邊疆，淪爲西伯利亞社會底層，輾轉流離，陰差陽錯，在那裏（主要是俄羅斯中部和西伯利亞東部幾個地區）停留了三十年（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直到1955年，才囘到中國。雷光漢則是逃亡政治迫害進入蘇聯后，一直在中亞幾個共和國居住和生活，接觸的都是底層各種人士，他所居住和生活的年代跨度是：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馬的生活軌道，主要是圍繞蘇聯工廠展開。而雷的生活範圍，則主要在集體農莊/勞改單位。當然，工廠和農村，馬和雷都涉及到。馬也在蘇聯農村呆過，那是非常艱難困苦的年代。而雷也在蘇聯工廠幹過。他們都告訴讀者：蘇聯工程師廠長同普通職工的收入差別是多少。他們兩人，都對蘇聯的工廠，農村和當時的各種城鎮和勞改單位的政治經濟狀況，百姓和各色人等的生存狀況，有著相當深入和細緻的描述。兩人都在艱苦的歲月中，輾轉遷徙，顛沛流離，飽受虱子臭蟲的襲擾或血洗，也都經過過西伯利亞刺骨寒風和冰雪的嚴峻考驗。可謂九死一生。兩人都受到克格勃的“青睞”，希望他們能幫助克格勃完成一些任務，當綫民，不管主觀客觀原因，他倆也都有意無意短期這樣照做了。在人屋簷下豈能不低頭。兩人最大的不同，就是雷光漢的世界觀，基本還是盲目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其很多論述，在邏輯上無法自洽。而馬員生沒有這個問題。他雖然是“托派”，但其觀點、基本論述和其書整個風格，還是一以貫之，可以自圓其説。簡言之，倆人身份地位不同，雷更强調“生活”，馬更注重“工作”。雷多是“實踐”，馬主談“理論”。相比之下，馬的留學和後來流放經歷，要比雷的“流竄”生活，更有史學和政治價值。馬著重上層建築，雷著眼經濟基礎。兩者的思想深度和理論體系和價值觀不同。雷潤到蘇聯，主要鬥爭對象是當局特別是主管他的克格勃。馬的鬥爭對象，則是在中共歷史上赫赫有名的28個半布爾什維克。雷同蘇聯當局“鬥爭”了幾十年。馬僅僅“對抗”了一兩年，僅僅是思想而已，沒有絲毫行動/為。若雷光漢如今仍然健在，應該九十出頭了。有網友說，他已經在哈薩克斯坦或中亞某地去世，但我詢問了推特機器人，卻被告知，沒有他去世的消息和報道。而馬員生，在1977年就去世了。他走得也很突然，那天他下班路上，被一個騎著自行車的農民給撞翻在地，腦部着地，受到重創，送醫不治。劉仁靜，則是88年在清晨五點去公園晨練過新街口外大街馬路期間，被北京22路公汽撞倒后死在了北京軍區262醫院。冥冥中感到，托派分子都不得好死？主席教導我們：托派也是人無論如何，兩位老人千古 RIP

1个月前

獨子笛奏那時，最流行的是揚鞭催馬運糧忙：嘿嘿

1个月前

不懂就問：爲何歐陽海，年四旺，蔡永祥，英雄事跡，都跟鐵路鐵軌有關是不是鐵路上階級敵人特別多啊

1个月前

十年前的今天，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病逝，享年57岁。当时引起了许多学者和无数读者由衷的哀悼。有一篇祭文，我至今记得：　　风起钟山，哲人其萎，凛凛雪雨，草木凋零。今我来兮，斯人已去。哭君壮岁，英年早逝，锦绣文章，更待谁书？哀君事业，中道崩殂，历史真相，何由得明？怜君家人，孤孀弱子，大树摧矣，何枝可依？伤君门生，痛失良师，庭训堂听，寂寂无声。忆君惜君，念君哀君，思君痛君；哀哉高华！惜哉高华！痛哉高华！伤哉高华！高华之后，更无高华！君去之后，国有难事，谁与相析？我有佳文，谁其击节？重九登高，使君不在，遍插茱萸，更少一人。雪夜围炉，君其逝矣，促膝晤谈，永稀哲音。君逝之日，天黑如墨，鬼蜮成阵，遍地狼犬，深巷警笛，文网深密，靡有孑遗。无良当道，阿谀成风。良士遭难，佞人乘龙。斯世斯景，君去天堂，我留人境，忍待天明。天丧英杰兮，上苍不公。朋辈成鬼兮，怒向刀丛。欲聆君教兮，天人永隔。斯人其逝兮，再无知音。长歌当哭兮，泣不成声。天地惨然兮，共我一哭。哭天，哭地，哭南大，哭我良朋。谨以馨香一束，香草几枝，鲜花数瓣，献于君前。呜呼哀哉，伏惟尚飨。　　后来，不少和高华相识的学者，写了感人肺腑的悼文。但我至今还没有回忆和高华的点滴交往。现在是偿还这笔文债的时候了。　　我和高华交往不多。先是他的读者。他的代表作没出版以前，朱正琳就向我说起过他。我在发行范围很小的学术期刊上读到他研究党史的论文，知道他水平不凡。读了“红太阳”之后，更对他刮目相看。　　大约在新千年之初，我到南京出差，朋友邵建、范泓建议到南京大学和高华一晤。南大图书馆陈远焕是我的好友，他提前沟通，我们一起去高华家见面，并共进午餐。当时高华在校内分到新房，虽不宽敞，总算居住条件有所改善。　　第一次交谈，因彼此早有关注，就像老朋友一样。聊了什么我已经记不太清，只记得和他探讨了一个问题，就是当代夫人参政起始于何时何人。高华说，是王光美和四清运动。这和我的看法不谋而合。他对四清运动有很深的研究，观点背后有雄厚的史料支撑。江青介入文革影响更大，毕竟在后。　　后来有一段，我和高华常有电子邮件交流。某次他在台湾讲学，看到我的一篇文章，专门写来长信，和我探讨对台湾的看法，可惜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他在香港中文大学出了一本小册子，也赠我留念。　　2003年，我认识了何方先生，他正在写《党史笔记》。他既是延安整风的亲历者，又是延安整风的研究者。他的研究当然很有份量。但是，他在书中对高华、王若水的相关研究，有严厉的批评。我认为分寸不适当。于是不揣冒昧，向何老提出不同意见，希望他在定稿时不要这样否定高华、王若水。他们的相关研究，毕竟启动了对延安整风的反思。何老在措辞的力度上稍有调整，还是坚持批评高华和王若水。　　高华的代表作是他呕心沥血几十年的成果，读者公认这是把党史从政治宣传转为史学研究的里程碑。他不接受何老的否定性批评，我十分理解。接着，何老在接受邢小群口述历史采访的基础上，完成《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高华读到，给以高度评价。信息传给何老。高华去世时，有热心的朋友劝何老对自己的学术同行和争鸣对象表示怀念，成就一段佳话。但倔犟的何老没有吭声，夫人宋以敏至今感到遗憾。我敬重何方先生的学术成就，也敬重高华先生的学术成就。他们是两代人。在他们之间的关系上，年轻一代的高华有更佳的学者风度。　　高华教授在史学家的盛年，带着一肚子腹稿，被癌症夺去生命，至今令人扼腕。他在内地只公开出版过一本书，名为《革命年代》，是好友向继东为广东人民出版社策划的“新史学丛书”之一种，收入三十五篇文章，远非高华最有份量的作品。仍然洛阳纸贵，连孔夫子旧书网都买不到。　　高华去世时，我曾说，史学是民族文化的根基。任何一个民族，如果连自己的来龙去脉都不清楚，奢谈复兴崛起，都不牢靠。然而，我们面对的现实是，人们对本民族的来龙去脉不清楚，对执政党的来龙去脉不清楚。不是读者不想弄清，而是一些能够叙述历史真相史学著作没有机会和广大读者见面。这是高华的遗憾，也是时代的遗憾，民族的遗憾。作者：丁東小群原標題：高華十年祭 2021

1个月前

何方先生是中共内的一位相對獨立的歷史學者。他在香港出書（黨史筆記），其中批評了歷史學者高華和王若水，說後者的書中，有關延安整風的觀點有很多問題。何方2017年9月在京去世，享年95。12月26日，是高華去世14周年。轉來此文，供關心中共史的網友參考並以此紀念高華離開我們十四周年---轉者高华、王若水在延安整风研究中的误区关于延安整风的研究,除主流党史学外,独立的研究成果我看到的很少,只读过高华、王若水、杨奎松等人的著作以及其它一些散篇文章。他们都能另辟蹊径,提出独到见解,给人以启迪。特别是高华和杨奎松,搜集和提供了大量材料,我就从中得益不小,也作了不少引证。我关于延安整风的学习笔记,主要是对主流学说提些不同意见。但最后也想对高、王两位的整风研究代表作提点个人看法,其实是班门弄斧。而且有些意见前面第七篇笔记中已经谈过。这里还要特别提出来,主要是为了说明,多年来的宣传教育,连一些有独到见解的著名学者都难免受其影响,更不用说一般人了。依我的管见,他们的研究各有千秋,但有个共同点,就是在不同程度上从一个不真实的前提出发,即认为延安整风主要是针对王明及其后台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而且取得了胜利,扫清了苏联影响,实现了独立自主。这说明他们不但没能完全从几十年来关于延安整风的主流宣传和相关资料中“独立”出来,而且带有相当成分的主观臆测。而有关延安整风有意无意设的误区也着实不少,在谈过高、王二位的著作后还要谈其中两个主要的误区。 (一)关于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红太阳》是在这样一个不合乎历史事实的命题下展开的:“毛在延安领导开展了一场以肃清斯大林在中共代理人为目标的思想和组建的工程。在那几年,毛并不那么在乎斯大林,也不看其眼色,硬是在全党扫清了积存多年的苏联崇拜情结,并把党内的‘国际主义’代表人物赶下了台。”从这一结论出发,再加上情绪化,就使该书对延安整风的脉络描述难免差之毫厘。这里只举数例。其一,《红太阳》主要讨论的是毛在党内斗争中“复杂诡奇的政治谋略”,大量资料都是用来为这一主题服务,使得许多标题也变成了臆测。谈论颇为详细的《从毛张联盟到毛刘联盟》,不少描述就是出于作者的想象。把 1937 年的 12月会议,说成毛的“让步与等待”,把毛在六中全会的报告《论新阶段》说成毛的“两面策略”等,同样远离了当年的事实。至于《毛泽东对王明的重大胜利》、《毛泽东与王明的公开交锋》以及什么“处境尴尬的军方”、“进退失据的周恩来”等标题,也多是虚张声势。延安整风是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层包括多数高级干部在内的共同襄举,不能只归结为毛泽东个人“炉火纯青”的“政治谋略”。我认为,对延安整风也适用“一分為二”,其所以在行文中对积极方面着墨很少,是因为主流党史对此不但已经讲得过多,而且有许多掩盖和夸张不实之词,需要加以澄清,不是说延安整风就一无是处。其二,把党的领导人大多看成了缺乏崇高信仰和广阔胸怀的争权夺利之徒。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尔虞我诈,就是勾心斗角;这个人是那个人的“班底”,那个人是这个人的对头;几乎看不到什么团结互助、患难与共的同志情谊。书中说的:“毛泽东对王明素无好感”,只有“愤恨”与“嫉恨”,对张闻天“是出于本能的排斥”,“鄙夷”和“反感”;说任弼时、陈云、李富春都是毛的“内管家”;项英则是王明的唯一支持者,等等,都是些没有根据的主观判断。其实,那时的延安人,总的说来,从上到下都是抱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历史乐观精神的,即使受到委屈,也并无动摇。这是后来的事实一再证明了的。抗战胜利后,我在东北曾陪同和接触过一批领导人如陈云、高岗、张闻天、李富春等,看到他们确实是亲密合作、团结对敌,相处也很融洽。而那时正是才经过延安整风。其三,没有完全根据事实臧否历史人物。以对张闻天的评论为例,多次强调张的地位观念,说他怕王明回国夺取他的总书记,“本能地”将路线错误和“自己的政治前途”联系在一起。还说张闻天在六中全会后“一手掀起延安学习马列原著的热潮,言不及义,纸上谈兵,竟给王明等提供了表演的舞台,究其实质,纯粹是对‘学习运动’别有用心的误导,目的是让张闻天、王明等这批‘学阀’、‘党阀’继续霸占党的文宣阵地。”对张闻天稍有了解的人,大概都不会同意作者的评说。特别是发生在张闻天平反昭雪后,已有大量史料披露和对他已有公正评价的今天,这些论述着实令人吃惊。至于把任弼时说成是配合毛“借洋师助剿”王明的“高级说客”,同样是没什么根据的。须知,任弼时在延安整风中并不是随便紧跟毛泽东跑的人。胡耀邦就说,“弼时善于独立思考,不盲从”,在延安时毛为劝说他参加清算“左”倾路线“写有十封信”,任也“曾不同意‘王明路线’的说法”。单从这两个例子已可看到一斑。 (二)王若水关于延安整风的研究王若水是我崇敬的哲学家。他对延安整风的论着我只看到两篇,一是前面评论过的《整风代替了启蒙》,二是《新发现的毛泽东》的头两章。单就这两篇而言,对延安整风,作者在许多问题上还限于人云亦云(主要是长期以来的官方宣传)加上个人感想的水平。这里只就新出的这本遗作举几个例子。对王明的估计大多不合乎史实。如说他在四中全会爬上了中共的“最高宝座”;说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通过王明及其小宗派控制中共,王明是“共产国际的宠儿”;说彭德怀和项英都听命于长江局,“毛几乎丧失了对新四军的影响”;说毛泽东编《六大以来》是针对王明的小册子等等,都并非什么“新发现”,主要还是抄自《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除高华、王若水两位外,对王明的作用和影响作过高估计的颇为普遍, 下面还须专门一谈。王若水其它违背史实的判断还很多。如说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实际上已不太管事”,就恰恰弄颠倒了。事实是,长征出发前张闻天已被博古架空,没什么事可管,所以才有可能和毛泽东、王稼祥结成中央队的“三人团”,而当选总书记后反而真管起全党的事了。这是我在第一篇笔记中就已谈过的。又如说,“抢救运动的刹车,应当归功于周恩来。”这表明,王若水太不了解延安抢救运动了。如果只凭温济泽和师哲等人的“回忆”,那抢救就完全是康生搞起来,经毛泽东发现并制止的。实际上,抢救期间周恩来处境已很困难,对运动只能旁观,他对干部所写的证明都被置之不理(如我们前面提到的穆欣)。在抢救中处于旁观地位、实际上失去发言权的还有张闻天。他一开始就向康生反映,碰了钉子,后来实在看不下去才找任弼时谈。对延安抢救真正起刹车作用的首推前述季米特洛夫 1943 年 12 月给毛泽东的信,其次应归功于任弼时,再次是刘少奇。实际情况是,运动也搞不下去了,只好转入内部甄别,停止群众运动。由于许多事实没弄清,王若水所做出的一些判断也不可能准确。例如他说,“毛的主要策略,就是以王明为主要对象,同时尽可能把周恩来牵涉进去。”这也缺乏根据。因为直到 1943 年上半年,整风都并未以王明为主要对象,对周恩来更不是尽可能牵涉进去,他本来就是整风的一个重要目标。说毛泽东在七大讲儿子胜过老子,“后来居上”“这句话的时候,恐怕想的是斯大林”。也纯属主观臆测,实际上当时正处在对斯大林崇拜的高潮中。其它例证就不用多举了。 (三)在王明问题上的误区中共党史上人为制造的误区很多,长期的公开宣传和真情保密,使许多假说已得到人们普遍承认。例如包括高华、王若水在内,都相信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等。有些问题前面已作了些辨析,这里只就高、王二位在延安整风研究中陷入的两大误区:对王明的看法和中共同斯大林、共产国际的关系,谈点个人意见。先谈王明。主流党史学为了强调延安整风主要是反对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所以就要把王明的地位、作用和影响作无限的拔高和夸张。高、王两位由于不了解具体情况,也跟着进入误区。例如《红太阳》中说王明“四处报告”,被“普遍认为是天才”,“公认为活马列主义”,受“尊敬的程度和毛主席不相上下”等等,就多属虚构。1938 年,王明在延安的时间不多,不可能到处报告和写文章。六中全会后由于政治地位的下降,他的活动已比其它一些领导人要少,更不能和毛泽东相提并论。我当时作为抗大的学员和随后的理论教学人员,就从无《红太阳》描述的这种感觉。近年同几十位老延安一再谈起,都认为王明是建国后硬被作为反面教员吹起来的。但影响所及,连舒芜在他的《口述自传》中也说,“老实说,在这(指《论持久战》出版)之前,王明(陈绍禹)对知识界的影响,要比毛泽东大得多”,这更是天方夜谭了。延安的知识界绝不会把王明放在毛泽东之上,多数人还是1938 年后才知道王明这个名字的。就是国统区的知识界,从郭沫若、茅盾等著名文人到多数救亡知青,也不会对两人的情况有如舒芜这样的了解。例如柳亚子早在 1929 年就已把毛泽东和孙中山并列为中国两列宁。关于王明,还可再连带谈两个问题。一是不能说王明1931 年后一直执行“左”倾冒险路线,抗战初期又完全执行右倾投降路线。实际上,随着共产国际策略的逐渐改变,王明在批评博古的某些“左”倾政策,后来在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变“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等问题上,都走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前面,做出了重要贡献。1937 年十二月会议专门通过一项肯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决定是真诚的,决非虚应故事。因此,国际派王明、康生、陈云等回来,确实是为了帮助中共,而不是要改换领导。王明等人回来传达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和“共同领导”等策略口号,也是国际精神,并为全党接受。我们当时唱的歌子中就不但有:“国共合作中国就兴旺,两党分裂中国就灭亡”,而且还有:“同志们,请记着: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论新阶段》的报告,仍然是这个精神。至于说“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当然不对,但那是假设问题。同样,反过来说成是经过我们党,恐怕也不行。关于“共同负责,共同领导”,《论新阶段》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如:“统一战线以国共两党为基础,而两党中又以国民党为主干,我们承认这个事实。”“抗战的发动与坚持,离开国民党是不能设想的。”所以要“号召全国,全体一致的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国共合作„„”其它与此相反的事后说法,恐怕不能算数。如果闭着眼睛讲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不但不策略,也不合乎事实。否则抗日战争就不是起于卢沟桥事变,而应始于我们党领导的抗日义勇军了。二是关于王明和毛泽东的关系,也并非一些人说的那样从一开始就是乌眼鸡。两人在延安之前从未谋面,更谈不上个人恩怨。《红太阳》中说的“山沟里出不来马列主义”,那是把任弼时三十年代初的话安到了 1928 年王明的头上。李维汉就说,他在苏联学习期间没听王明说过毛主席搞右倾机會主义。相反,正像《红太阳》和《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中所描述的,王明对毛泽东倒是大力宣传和尽量支持的。这方面的情况,毛泽东不可能不知道。他对王明回国的热烈欢迎,据当时在场并和毛泽东有较多接触的一些老同志讲,确实是真诚的。后来两人在政策和组织上(王明和长江局不尊重中央)发生分歧,毛泽东当然生气,但对王明仍持争取和谅解态度。六中全会上刘少奇、彭德怀等不少人批评王明,毛泽东还为他讲了情,要大家“原谅之”。政策上的分歧也不是王明一个人的事,在他回国前的洛川会议上就已发生。王明后来只是更加深了这些分歧。在和长江局的争论中,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满可能甚于对王明。何况六中全会上王明即已明确表态尊毛泽东为领袖,在中央领导人中他第一个出来号召“学习毛泽东”和封毛为“伟大的理论家”。作为整风讯号的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延安人当时就都知道是针对张闻天的,并不是王若水说的,当着面“剥夺王明的最后资本即‘言必称希腊’”。直到 1943 年政治局九月会议第一阶段,清算“左”倾教条主义都没有以王明为主要对象,只着重批他抗战初期的右倾。导致王明问题性质发生根本变化的原因,是他不但不检讨,反而乘机(季米特洛夫 1941 年 10 月初对中共一封措辞严厉的质询电)反攻倒算,批判毛泽东的政策太左,还进行一些私下活动。这就惹怒了毛泽东,也招致大家的公愤,于是王明就终于升为整风的主要对象。后来他虽然也作点检讨,希图蒙混过去,无奈毛泽东、刘少奇等却抓住不放,直到建国后的三中全会还做出要他检讨交代的专门决定。他可能觉得实在不好混,就以治病为由去苏联常住了。 (四)在延安整风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关系上的误区毛泽东说的延安整风是整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风,是批判他们的教条主义和乱干涉的错误。其实这如同他常说的遵义会议上不提政治问题是他的三打祝家庄之计、有关斯大林的两篇文章是违心之作、长期不提王明路线是等待大家觉悟等一样,也是事后的话,并不是当时实际情况。乔木胡绳学派按此路数写党史,是理所当然的。问题是高华、王若水两位由于不知实情,比他们走得更远。高华说,延安整风是为肃清斯大林的代理人,也的确扫清了对苏联多年崇拜的情结。王若水也竟相信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通过王明及其小宗派控制中共,国际解散后王明的后台只剩下了斯大林。这实在都是些不合事实的话。关于延安整风中斯大林与共产国际不但没有受到批评和反对,而且还被用作整风的主要武器,这是前面已多次讲过的。事实和高华说的正好相反。经过整风,熟读了《联共党史》,人们大为增加了对斯大林的崇拜和对苏联的景仰,把学苏联定为奋斗目标。“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绝非普遍喊的空话。至于王若水所说,就更加离谱了。中共是国际的一个支部,历来就直接受其控制。连毛泽东成为中共领袖,也是国际指定的(王稼祥的传达报告等于任命书)。这是毛泽东也承认的。他一再说六中全会是个关键,没有六中全会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就是指此而言。说王明的后台有两个,更加不通。怎么能把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分开呢?而且也很难说斯大林和国际是王明的后台。因为他们支持的是毛泽东,且对王明的印象不好,认为王明喜欢拉帮结派、比较滑头(斯大林早先还怀疑他是个“挑衅者”)、缺乏工作经验等,并告诫他不要争权。这是整风开始时任弼时、王稼祥就在会上揭发了的,毛泽东当然了解。即从后来对王明的批判看,毛也没有完全投鼠忌器,像一些人说的那样顾虑王明和国际的关系。当年的实际情况和主观认识,同人们多年后的说法并不是一回事。把整风说成是整斯大林、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和摆脱他们的束缚(党史书上定义为破除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教条主义,也被列为形成毛泽东思想重点之一的独立自主的表现),不但与整风的实际不相符合,而且也无法解释整风后十多年的许多重大问题。例如,在共产国际解散后,我们仍坚持经常向斯大林和苏共作详细的汇报与具体的请示。这只要看一下 1947 年 11 月 30 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报全文就会明白。不仅如此,在解放战争紧张进行的 1947年和 1948 年,毛泽东曾一再要求秘密访苏,单 1948 年 4—9月,就有五次电报恳求访苏,向联共中央和斯大林当面汇报请示,但均被斯大林婉拒。直到 1948 年 9 月还提出,“务必就一系列问题当面向苏共中央和大老板(斯大林)亲自汇报„„真心希望给予我们指示”,最后导致米高扬访问西柏坡。不仅中国党要向苏共和斯大林请示,而且斯大林的指示对方称“建议”)我们也一定执行。例如成立政府、抗美援朝、制定宪法、出版《毛选》等,就都是在斯大林建议下实现的,其中建国和制宪还经过再三督催。 1949 年 6 月刘少奇率团访苏,7 月 4 日向苏共中央和斯大林提交一份报告,在谈到两党关系时表明:“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是这样认为的,即联共(布)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局部利益应当服从世界利益,因此,我们中共服从联共(布)的决定,尽管共产国际已不存在,中共也没有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布)出现分歧,中共在说明自己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布)的决定。”“尽管斯大林不同意中共服从联共(布)领导的提法,但对于中共真诚的态度,斯大林显然是颇有感触的。” 在这之前几天,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提出“一边倒”。后人把这只归结为新中国的一项外交政策,恐怕多出于误会。从深层次看,“一边倒”实际上锁定的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这只要读完全文,特别是联系此后多年的实践,就会理解。文章提的是倒向社会主义,而不是倒向苏联。后面还特别点出,“他们(指苏联共产党人)已经建设起来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 建国后,从经济基础(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经请示并得到斯大林同意后实行的,开始的五年计划制订就更典型了)、政治体制(人民代表会制实为苏维埃的中国化,更不用说党的一元化领导了)到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特别是宣传教育,如院系调整等),几乎完全是照搬苏联模式。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全国掀起向苏联学习的高潮,并且很快实现了“全盘苏化”。在那种情况下,谁敢说不满和反对苏联、斯大林的话,就可能被打成反苏反共反革命。我在解放战争中的警卫员赵守先(现为辽阳县离休干部),因为说日本投降后苏联在东北表现的“坏话”,1957 年被打成了右派。不仅政治上如此,教育科研也得以苏为师。1955 年胡先骕由于在《植物分类学简编》中批评李森科(斯大林欣赏的“生物学家”),结果被扣上了反苏反共的帽子,未卖出的著作全部销毁。外交上就更不用说了。抗战期间,我们在国际共运中率先支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骂英国首相张伯伦是全世界的反动头子;后来又支持苏日中立条约,引起国内外舆论的不解与不满。建国后在对南斯拉夫的态度上,仍跟着苏联翻烧饼。(但在二战期间,我们却是非常赞扬铁托的。据友人也是老延安的曾彦修考证,“解放区”、“解放军”就是从南斯拉夫学来的。)苏联先说南变修了,我们不但跟着猛烈批判,还对它的承认新中国长期不予置理。后来赫鲁晓夫说南共没变修,于是中南建立了外交关系,南成为中国的兄弟国家。波匈事件后,苏南关系一度恶化,我们则走得更远,直到 1963 年 9 月 26 日还发表了“九评”中的“三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大骂铁托叛徒集团。中苏关系彻底破裂后,中南关系又言归于好。这已是后话。由此可见,毛泽东和主流党史学,说延安整风是摆脱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教条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批判斯大林、共产国际及其代理人王明的,经过整风中共已走上了完全独立自主的道路,显然是个误区。而高华和王若水关于延安整风的研究也显然陷进了这个误区,由此出发观察问题和做出判断,只能误入歧途。他们的研究确有独到之处,对中共党史研究做出了各自的贡献,但也确实存在着不足,这里只是随便点到,深谈太费篇幅。我的这些议论也是一家言,还求作者和读者指正。何方:高华、王若水在延安整风研究中的误区摘自何方:《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第第二十篇延安整风创建了中共党史编纂学(下)第五节 ------何方當時二十多，在延安，他參加了四十年代初期的整風，瞭解當時的情況。而他所批評的王若水和高華，要小一些。延安整風時，王還是中學生，在國統區求學。高華要更小一些，他是五十年代出生，跟李克强是同齡人，他們對整風的理解，多是從書本上和理論上得來的。同理，李志綏張戎高文謙這些也都沒有經歷過那場運動。西方學者也一樣，寫出中國大饑荒的馮客，本人也沒有在六零年受過飢餓之苦。何方很謙虛，也承認自己是一家之言。不過，我倒是認爲，這些沒有參加過當時延安整風的學者，比如王和高更沒有包袱，也更能離開當時的“大呼隆”“大忽悠”，站在歷史的更高點，更加客觀和公正地評論和評價這次“運動”。因此，從結論和觀點來看，我也更傾向後來評論者包括王和高。--轉者照片是何方，王若水和高華

1个月前

最近因为一幅油画，红了一个名字列宾(注意不是姓列，所以不是列宁的亲戚。全名应该是伊利亚·叶菲莫维奇·列宾) 不过红火的原因不是因为画，而是当今的热门话题，俄乌战争。形成的焦点则是，据说当年侵略中国的是这些乌克兰（注意重点在这当时还不存在的三个字）的哥萨克人。所以，按连坐罪法，当今事件中的乌克兰人也是不值得同情的。说到俄乌之争，对我这个喜欢偏离政治的人，实在是个难断的家务事。当然不会支持普京，因为我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说白点，战争无所谓正义与非正义，战争的残酷就是死人。但当军队一旦踏进他国领土，性质就归当地民众定义了，所以民众自发组织起来抵抗也是必然。从这角度讲，强龙是没有用的。普京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一直不敢伤亡太多民众，人一死多了就是世仇，那样即使乌克兰回归了，有了普京想要的听他话的总统，他还会像坐在火山上，于是这个大俄罗斯帝国就不完美了。不過，人一打架，最後都会成為疯子。所以，这次战争到底会发展到哪个地步，无人現在能预测。但是有一点清楚，打大了，尤其是要动核，就沒有看架和釣魚的，不管粉红，浅蓝，还是墨绿的，全世界誰都受害！甚至地球毁灭！说远了，还是回到主题。很小时候就知道列宾了，那时除了上课还被老爸逼着练琴画画，练琴少不了柴可夫斯基，画画当然就得观赏临摹列宾了。记得接触列宾的第一幅画是“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不是去学着画油画，老师让针对其中几人的头部细节画素描。说实话，我很不喜欢去画那些糙汉的素描，觉得人物的表情太扭曲，头发凌乱，衣着破烂，太没劲了。于是私下对同学说，老师让画的咚咚真无聊，远不及临摹安格尔的女人好玩。结果当然被老师K了，还请了家长。虽然已过二十多年来，不过老师那天的话还记忆犹新：列宾的画才是真正深刻的艺术，有着强烈的表现力和震撼力，因为真正源自社会和生活。列宾有说过鉴定他画好坏都是些普通人而不是王宫贵族社交名媛，因此要表现必须是他们所关心的利害关系……那样的话，画才有生命力。我不知列宾的原话是否是这么说，也没再去查过，但随着年龄增长，确实体会到了老师当年的话点到了列宾画作的真谛。列宾的每一幅画（除去少量的肖像画）都是在用他的心去着力去表现一个场景，一个画家曾亲眼目睹的情节，却又升华为挥之不去的记忆。在看他的画作时，你能体会到列宾和画中人物和场景的布局有一种因共呼吸而产生的情感连系。每一构图或喜或怒，或动或静，或均衡平稳或剑拔弩张，其实都是列宾将自身沉浸进去后的再创造，因此每个场面都那么生动，每个人物都那么鲜明有个性。所以，我们不应该将列宾的画去挂钩任何政治，去随意评判画中的每一个人物形象，那样无疑是在亵渎大师的艺术原旨，也是对列宾人格的最大侮辱。尽管如此，因历史原因列宾的画在很多中文介绍文章中，还是被贴上了革命的标签。经常见到的典型描述是：画家对革命者有着深厚的同情 …… 比较明显的误导有列宾在1907年的画作，中文翻译名为“1905年10月17日的示威游行“。以前，我对这幅油画很困惑，画中人物是在示威游行？出国后才知，这幅画的标题很简单，就叫“1905年10月17日 “，其背景是那一天（俄历10月17日，公历10月30日）俄罗斯沙皇尼古拉二世发表了“对国家秩序的改善的宣言“，承诺给予公民自由：包括个人自由、宗教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在国家杜马的广泛参与，普及男性普选，引进未经审查的报纸和一个没有国家（沙皇）同意即可让任何法律生效的杜马的法令。列宾的画如同摄影，准确记录了当民众听到尼古拉二世宣读那些承诺时惊愕的瞬间。很显然，这和示威是风马牛不相及。其实，列宾在1906年对此画还有个构思图，画中的水兵是在吹喇叭，穿红色和白色长裙的女子在翩翩起舞。几乎同期，列宾还准备给尼古拉二世画幅穿皇帝制服的全身肖像。可见列宾其实对尼古拉二世当时创导民主的作为是赞赏的。不过那副画并未完成，只有草图。原因当然大家都知道，尼古拉二世在1917年丢了沙皇冠，全家去了西伯利亚，后来 …… 列宾在1918年还有一幅画，“偷小孩面包的红军战士”。别想太多，列宾其实是反映了当时苏维埃俄国的困境。因为对列宾的钟爱，那年去圣彼得堡时，在去冬宫前先买了张长途汽车票去了距圣彼得堡约45公里坐落在Repino小区的列宾故居，于是知道了更多些关于列宾的秩事，在此也与大家一起分享下。原来列宾如果现在在中国，他就是一个要被一些网民攻击的“叛国贼”。十月革命后，他就移居在Repino，当时还是芬兰领土，叫Kuokkala。列宾一生只有两个国籍，俄罗斯帝国和芬兰，直到1930年去世他也从未是苏联或其任何一个加盟共和国的公民。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列宁曾邀请列宾搬回圣彼得堡，斯大林甚至坚持要他放弃芬兰国籍回苏联，但都被列宾以身体不好等各种原因拒绝了。 1919年，列宾将收藏的俄罗斯艺术家的作品和自己作品的大部分捐赠给了在赫尔辛基的芬兰国家美术馆。 1925年，莫斯科以纪念列宾诞辰80周年为名，为他举行了盛大的作品展览，他也未去参加。按那天俄罗斯美女导游的话，列宾生前从未踏入进十月革命后的俄国一步。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斯大林声言芬兰是德国法西斯的帮凶，发动了第二次苏芬战争，史称 “拉普兰战争”或“继续战争”。1944年苏军开始针对赫尔辛基内多个芬兰城市的空袭，并在6月开始了地面攻势（目前是否正在重演历史？）。不过苏军的入侵并未成功，被小小的芬兰一次次瓦解。据说整个期间芬军阵亡或失踪了58715人，而苏军高达20万人。 1948年，双方才完全停战，签订了合约。芬兰本着“缩短的边界，长久的和平”之思想，与当时的苏联重新划分了边界，于是列宾的故居终于被划入圣彼得堡区，列宾是以遗体的身份回归了苏联（或俄罗斯）。说了半天，一件重要事还完全没被提及，列宾到底是哪儿的人？这个大百科上写得清清楚楚，1844年8月5日出生于俄罗斯帝国丘古耶夫(今属乌克兰)，也就是说是在现今俄罗斯的顿河和乌克兰的扎波罗热之间。靠，原来列宾和那些凶狠的“与中国北方先民”有“血海深仇”的哥萨克人是同时期的邻居 …… 不过我在前文已说过（第一，发动侵华战争的是俄国沙皇亚力山大二世，哥萨克人只是被雇佣的军人。如同第聶伯河沿岸的人不能因拔都率军毁了基辅去怨恨蒙古人，我们也不应将这笔血债只算在一拨当时混饭吃的游民头上。第二，当时的哥萨克就是俄罗斯哥萨克人，乌克兰一词在二十世纪前只是俄罗斯境内第聶伯河流域一个定义不甚明确的地域名，第一个国家形式是1917年德皇鼓动建立并得到苏维埃俄国默许和最终承认的乌克兰国民共和国，也就是后来的乌克兰苏维埃加盟共和国的前生。所以，不顾事实将俄罗斯沙皇带给中国人的历史仇恨加给哥萨克，并冠以当时并不存在现在正敏感着的乌克兰之头衔，实属歪批历史，误导民众思路（从论坛的回复即能看出）。以此推演，列宾是否也得从俄罗斯画家头衔改称为乌克兰制造的哥萨克画家？如果老爷子地下有知，恐怕要被激发得从坟里跳了出来！作者：at 1981 列賓作品 1 1905年10月17日；2 偷麵包的紅軍戰士

2个月前

不懂就問：爲何蒙古人高大，而蒙古馬卻矮小。日本人矮小，他們東洋馬卻高大？

#蒙古人 #蒙古马 #日本人 #东洋马 #身高差异

2个月前

1997年，美國一位84歲的華裔老人去世了，生前是美國郵政的退休職工。但當他的另一個身份公開后，卻引起了轟動。陳瑞鈿出生在1913年10月23日，地點是美國俄勒岡州的波特蘭市。他的父親是中國廣東台山人，母親是秘魯華裔。他從小就在當地長大，生活跟大多數美國小孩差不多，上學，玩耍，對航空這事兒有點興趣。那時候波特蘭的天空偶爾會有雙翼飛機掠過，每次聽到引擎聲，陳瑞鈿都會丟下手里的彈珠，扒著院子的木柵欄望半天。他12歲那年，鎮上舉辦航空展，飛行員帶著觀眾體驗短程飛行，3美元一次。他攢了三個月的報紙錢才湊夠，坐進駕駛艙的瞬間，雙手緊緊攥著座椅邊緣，風從敞開的機艙灌進來，吹得他頭發亂飛，可眼睛亮得像星星。下來后他跟父親說：“爹，我以后想飛。”父親陳錦棠蹲在門檻上抽著旱煙，慢悠悠地說：“飛可以，但要記得自己是中國人的根。” 陳瑞鈿沒忘。1932年淞滬會戰爆發，19歲的他在波特蘭的華人報紙上看到日軍轟炸上海的照片，報紙上的硝煙像要從紙里冒出來。那天晚上他翻來覆去睡不著，第二天一早就去找父親。陳錦棠把家里那個舊木箱打開，里面是他當年從台山帶到美國的衣物，還有一塊磨得發亮的銅制懷表，背面刻著“忠勇”兩個字。“要回去就帶著這個，”父親的聲音有點啞，“別給中國人丟臉。” 他放棄了即將拿到的高中畢業證書，偷偷報名了中國國民政府在美招募飛行員的計劃。那時候去中國的船要走一個多月，他在船上暈得厲害，卻每天抱著從圖書館借的《飛行原理》啃。到了上海，他先去了南京的中央航空學校受訓。學校的飛機都是老舊的霍克Ⅱ型戰斗機，零件缺東少西，有時候起飛前要幾個人推著才能發動。他英語流利，卻不太會說中文，訓練時跟戰友溝通全靠比劃，晚上就抱著字典練字，筆記本上寫滿了“升降”“瞄準”“編隊”這些詞。 1937年9月，他第一次參加空戰。那天日軍18架九六式艦載機空襲南京，他和戰友駕駛6架霍克機升空攔截。剛沖進敵機群，他的機翼就被一顆子彈擦到，木屑濺進眼睛里。他沒敢眨眼，死死盯著前面那架敵機的尾煙，手指扣動扳機時，手心全是汗。直到看到敵機冒著黑煙栽下去，他才敢用袖子擦眼睛，這時候才發現胳膊被彈片劃開了一道口子，血順著袖口滴在操縱桿上。后來他又參加了武漢會戰、廣州保衛戰，兩年里擊落了8架敵機，成為當時中國空軍里戰績最突出的外籍華裔飛行員。 1938年武漢空戰中，他的飛機被三架敵機圍攻，油箱被打穿，火順著機翼燒起來。他硬是忍著右腿被燒傷的劇痛，把飛機迫降在一片稻田里。村民把他從駕駛艙里拖出來時，他懷里還緊緊揣著那塊懷表，表蓋都被燒變形了。傷好后他轉去了“飛虎隊”，在緬甸和云南邊境作戰。那時候條件更苦，機場是臨時開辟的土跑道，下雨就泥濘不堪，飛機起飛時經常陷進泥里。他和戰友們白天作戰，晚上就住在茅草屋里，吃的是摻著沙子的米飯，偶爾能分到一罐牛肉罐頭，都先讓給年輕的飛行員。有一次他發燒到39度，聽到警報還是要爬進駕駛艙，戰友拉著他不讓去，他說：“多一個人就多一分力，總不能看著鬼子炸我們的陣地。” 抗戰勝利后，他的身體已經垮了，右腿因為燒傷留下了永久性的殘疾，左眼視力也下降得厲害，再也不能飛行了。他選擇回美國，卻沒跟任何人提過自己的戰績。找工作時，他看到美國郵政在招投遞員，就報了名。每天早上五點多起床，騎著自行車沿著固定的路線送信，波特蘭的冬天特別冷，他的腿受了寒就疼得厲害，卻從來沒請過一天假。鄰居們都認識這個話不多的華裔老人，知道他喜歡在院子里種點台山的青菜，知道他每年清明節都會去唐人街的祠堂祭拜，卻沒人知道他曾經在天上和日軍浴血奮戰。他退休后還是保持著早起的習慣，每天坐在門口的搖椅上，看著天上的飛機飛過，手里摩挲著那塊修好了的懷表。 1997年他去世后，侄子在整理遺物時發現了那個舊木箱，里面除了懷表，還有一疊泛黃的軍功章、作戰記錄和幾張老照片。照片上的陳瑞鈿穿著飛行服，笑容燦爛，胸前的勛章閃著光。侄子把這些東西交給了美國空軍博物館，博物館的專家一看就震驚了——這竟然是當年“飛虎隊”里赫赫有名的“華裔飛將”。消息傳出去后，中美兩國都轟動了。中國駐美大使館專門發了唁電，稱他是“跨越太平洋的英雄”；美國空軍為他補頒了“杰出飛行十字勛章”，波特蘭市還把他出生的那條街命名為“陳瑞鈿路”。那些曾經和他一起送信的同事才恍然大悟，原來那個冬天總穿著厚褲子、走路有點瘸的老人，竟然有這麼傳奇的過去。陳瑞鈿的一輩子，前半生在天上守護家國，后半生在地上默默前行。他從不炫耀自己的功績，也從沒覺得自己是英雄，只是做了一個中國人該做的事。就像他懷里的那塊懷表，不管經歷多少戰火和歲月，始終跳動著一顆忠于家國的心。 From民國回憶錄

#陈瑞钿 #飞虎队 #华裔飞将 #抗日英雄 #爱国

3个月前

不可思議！1949年，一群狼和它們的獵物駝鹿，被困于美國的一座孤島，讓人沒想到，幾十年后走向滅絕的，竟是狼...... 美國密歇根州的皇家島，與世隔絕，自成天地，島上起初沒有狼，也沒有駝鹿，直到19世紀，駝鹿不知是泅渡而來還是被人為引入，開始在這片植物豐茂的土地上繁衍生息。沒有天敵，食物充足，身體龐大的駝鹿很快成為島上的“霸主”，悠閑地漫步在林間與水畔。 1949年的冬天，一隊狼趁著湖面冰封，踏上了這座島嶼，對于生態學家而言，這仿佛是上天賜予的一場完美實驗：在一個封閉系統里，只有單一的捕食者和單一的獵物，它們會如何共存？是狼把駝鹿趕盡殺絕？還是雙方達成某種微妙的平衡？初期，一切似乎如人所料，狼群數量漸漸增長，從最初的寥寥數只，一度發展到五十只的規模，它們捕獵駝鹿，控制著其種群數量，而駝鹿，則在狼的捕食壓力下，艱難地維持著生存。然而，一場意想不到的“反殺”正悄然醞釀。 1982年，犬細小病毒在狼群中暴發，奪走了大量幼狼的生命，狼的數量銳減，最低時僅剩十四只，天敵的壓力驟減，駝鹿種群如脫韁野馬般迅速反彈，短短十幾年間，數量飆升至兩千多只。可病毒還只是狼群走向覆滅的開始，真正把狼群推向深淵的，是種族的繁衍。皇家島與大陸隔絕，狼群幾乎無法獲得外來基因的補充,一代又一代，它們只能在親屬之間繁殖。近親繁殖下的狼群，基因不斷退化，幼崽中出現骨骼畸形等先天疾病的比例越來越高，這也讓狼群的生存越發的艱難。要知道，駝鹿不是溫順待宰的食草動物，它們體型龐大，力量驚人，面對圍攻時不僅會用巨角與蹄子反擊，甚至懂得利用河流與復雜地形脫身。狼的每一次捕獵，都像一場賭上性命的冒險。而身體條件的惡化，讓這場冒險的成功率越來越低。雪上加霜的是，隨著氣候變遷，湖面冰封的情況越來越少，狼群被困在島上，既走不出去，也沒有“新血”能進來。狼群的基因庫越來越窄，健康每況愈下，繁殖也越來越困難，期間，也曾出現過一絲曙光，1997年，一只編號M93的雄性灰狼奇跡般地通過冰橋來到島上。它的到來，像一劑強心針，為衰敗的狼群注入了新鮮的基因，狼群數量一度回升，幼崽的健康狀況也明顯改善。可惜好景不長，M93在配偶去世后，不得不與自己的女兒繁殖，近親的循環再次啟動，基因退化的陰影重新籠罩，到2016年，島上僅剩兩只無法繁殖的近親狼，狼群的命運，實際上已經寫下了終章。而勝利者駝鹿，也并非高枕無憂，失去了狼的制約，它們的數量暴增，島上的植被不堪重負。樺樹、白楊被啃食殆盡后，駝鹿只能轉向營養價值低的冷杉，甚至被迫啃雪補水，生態鏈的底層被撼動，整座島的生態環境走向失衡。這場持續了半個多世紀的孤島生存實驗，最終以捕食者的意外潰敗告終，看似強勢的狼，在病毒、孤立和基因的連環絞/殺/下，也會失去鋒利的爪牙，而看似被動的駝鹿，卻憑借頑強的生命力和環境的“助攻”，實現了不可思議的逆轉。狼群與駝鹿這場意外的生態實驗，實際上沒有一個贏家，狼群為了種族的繁衍出現“回交”現象，駝鹿又何嘗不是，只不過，駝鹿憑借的是天時地利以及自身的龐大，在這場“實驗”中僥幸存活下來，可是最后只剩下駝鹿的小島，也變得面目全非，69年，不過三敗俱傷而已。生命系統的平衡，脆弱又復雜，它不僅僅關乎誰吃誰，更關乎健康、基因、環境，以及那一點點不可預測的偶然。直到2018年，人們將新的狼群引入皇家島，新一輪的較量悄然開始，而這一次，島上的草木、駝鹿、與狼，又將寫下怎樣的篇章？或許，自然永遠會給我們出乎意料的答案。 from無奇不有 ---問題來了：狼的劇減乃至滅絕，到底是因爲犬細小病毒還是近親繁殖狼近親繁殖，駝鹿何嘗不如此生物學意義上，近親繁殖不好社會學意義上呢

#皇家岛狼群灭绝 #近亲繁殖基因退化 #驼鹿数量失衡 #生态系统脆弱性 #犬细小病毒

3个月前

如果，我是說如果楊振寧沒有跟李政道鬧翻分道揚鑣沒有跟翁帆結婚那麽，他是不是就是完人一枚

#杨振宁 #李政道 #翁帆 #争议 #假设

3个月前

1996年，原國民黨中將文強90歲生日將至時，蔣緯國寄來了賀信和一千美元。文強的妻子將錢拿走，信扔在一邊。忍無可忍的文強，決定和妻子離婚。 1975 年，文強作為最后一批戰犯被特赦，成為全國政協文史專員。七十歲的老人在紅墻灰瓦間佝僂著背，走廊里的腳步聲總顯得格外孤單。熱心的女同事不忍看他形單影只，牽線搭橋讓他結識了張某，兩年后，兩人在簡單的儀式中結為夫妻。婚前有人委婉提醒：“這張女士脾氣不好，怕是不好相處。” 文強卻望著張某略顯憔悴的面容，嘆了口氣：“她丈夫走得早，一個人熬了這麼多年，有了家，心里踏實了，性子總會變柔和些。” 可婚后，現實像一記重錘砸醒了他的善意幻想。每月工資剛到賬，就被張某悉數收走，只留幾張零票給他。這位曾在黃埔軍校揮斥方遒，在戰場上運籌帷幄的中將，如今卻要拄著拐杖，顫巍巍地清掃滿是油污的廚房。那天，他重重摔在地上，膝蓋滲出的血染紅了褲腿，可張某只是抱著胳膊冷臉道：“我忙了一天也累得慌，就不能體諒我？” 文強將晚年心血傾注在聯絡黃埔校友、推動兩岸交流上，深夜伏案撰寫文史資料時，台燈下總只有他一人身影。張某對此嗤之以鼻：“瞎折騰這些，能換米換面？” 有次他埋頭整理淮海戰役資料整整一天，饑腸轆轆回到家，卻見餐桌上只有張某一人的碗筷。“我以為你忙的那些，比飯還頂飽！” 張某的嘲諷像冰錐扎進他心里。后來為減少爭吵，他改由自己領工資，即便分一半給張某，對方仍為錢鬧得雞犬不寧，甚至多次鎖門，讓他在寒風中苦等。 1996 年文強九十大壽，蔣緯國寄來賀信與千美元。想起當年在胡宗南部并肩作戰，自己還作為證婚人見證蔣緯國婚禮，這些情誼都凝結在薄薄信紙里。可張某一把搶過美元塞進貼身口袋，隨手將賀信丟進垃圾桶：“錢才是實在的，破信能當飯吃？” 文強顫抖著手指，積攢十八年的委屈與憤怒瞬間爆發。這場爭吵后，他終于下定決心離婚。離婚時，張某獅子大開口要房子和三萬元生活費。文強望著這個同床共枕十八年的人，聲音發澀：“這些年工資大半給了你，家里開銷全是我出，連壽禮錢都沒剩下……” 可最終，他還是心軟答應，多給的兩萬元，還是遠在美國的兒子寄來的。搬進兒子買的新房那天，文強望著窗外的陽光，第一次覺得呼吸都順暢了。回想起三段婚姻，他苦笑著搖頭：“前兩任妻子與我舉案齊眉，最后這段，是我錯把憐憫當緣分，困住了自己十八年。” from風雲人物志 ----不説大陸台灣不説新舊社會不説共產黨國民黨

#文強晚年 #婚姻困境 #蔣緯國情誼 #兩岸交流 #錯把憐憫當緣分

3个月前

來自中國的包婷婷（TingTing Biao，音譯，上圖）夢想能和先生、女兒在加拿大定居，未料花費了數萬加元之後，卻只換得身無分文、身心俱疲，一家人只能回到中國。今年8月，包婷婷在沙斯卡通接受CBC採訪時，聲音顫抖地說：「我女兒一天只有一餐飯可吃。」包婷婷現在並沒有在加拿大開始新的生活，而是回到了中國，向其他人講述發生的事情—— 一個夢想變成了一場噩夢。今年1月，包婷婷和先生帶著6歲的女兒持旅遊簽證抵達加拿大，打算探索永久定居加拿大的途徑。她與沙斯卡通的蘇君 (June Su, 音譯) 和君人力資源解決方案公司(June HR Solutions)簽訂了合約。包說，是朋友介紹她這家移民公司，她相信同樣是華裔的移民仲介會比較可靠。蘇君為包婷婷提供了移民建議，並提供了一條看似清晰的永久居留途徑——但收費高達11萬加元。包婷婷最後支付了4加萬元後就放棄了。一位專家告訴加拿大廣播公司，移民加拿大的費用不應該這麼高；像這樣的移民案件，通常花費5000到1萬加元。蘇君並非持牌移民顧問。移民與公民顧問學院（CICC）是向移民仲介發放執照、制定指導方針和調查投訴的行業監管者。該學院表示，任何未經許可，以收費或其他報酬非法提供加拿大移民諮詢服務的人，都是無證從業人員。蘇君在聲明中表示，她的丈夫是一名持牌顧問，她提供的移民建議是基於丈夫的指導和她自己多年的經驗。 CBC審查了包婷婷與June HR Solutions簽訂的合約。合約中列出了總計11萬加元的費用，這些費用與幾個移民步驟相關，稱最終將幫助她獲得永久居留權。(下圖) CICC在一份聲明中表示，顧問必須設定「公平合理的費用」，但並未具體說明多少費用才算合理，也無法追蹤仲介的收費標準。包在簽訂合約時支付了第一筆2萬加元，並在成功通過勞動力市場影響評估（LMIA）後支付了第二筆2萬加元——LMIA是加拿大僱主有時需要用來僱用外國工人的文件。包的廚房幫工職位評估雖是正面的，但有移民專家表示，這份工作當時不符合沙省永久居留權的申請條件。擁有40年經驗的移民律師李克倫(Richard Kurland)表示：「這個計劃注定失敗。即使你以廚房幫工的身份獲得了LMIA，也得不到任何善果。」包的下一步是申請工作許可，之後還要再向蘇支付2萬加元，但包的工作許可申請被拒絕了。加拿大移民、難民及公民部在一封拒絕信中表示，他們不相信包會在臨時工作許可到期後離開加拿大，理由是她在加拿大有家庭關係，申請中的信息前後矛盾，以及訪問目的不明確。蘇君隨後提出了一個更昂貴的方案－在黃刀鎮投資8萬加元創辦一家企業，申請投資簽證。但該計畫要求投資超過20萬加元，並且需要流利的英語、商業經驗和高淨值。包家不具備這些條件。這時包婷婷意識到自己別無選擇，決定放棄合約。由於積蓄全部花光，在加拿大的生活前景黯淡，她被迫返回中國。包的大部分溝通對象是蘇，而蘇並非受監管的移民顧問。 CBC查閱了包的微信對話，發現蘇在幾個月的時間裡一直在向她提供指示和移民指導。 June HR Solutions Inc. 確實有一位持牌顧問—— 蘇的丈夫劉正濤(Zheng Tao Liu，音譯)。蘇在微信聊天中稱劉為「劉律師」，但沙省律師協會證實，劉無權在該省執業。蘇拒絕 CBC 現場採訪請求，但透過電子郵件回應包的指控。她表示，她是丈夫的助理，丈夫是一名持牌顧問，她會根據丈夫的指導和自己多年的經驗提供建議。她還表示，丈夫劉是中國的律師，她從未聲稱自己的丈夫是加拿大的律師。談到收費問題，她表示加拿大的自由市場允許她自行設定收費標準。「包女士在簽約時就同意了價格，所以我認為現在不應該就價格問題爭論不休。」蘇聲稱包和她的丈夫損害了她的職業和個人聲譽。李克倫審查了包婷婷的文件，表示她的經歷揭示了一個更大的問題，即移民代理監管嚴重缺乏監督。「移民顧問行業就像一個開放的狂野西部(Wild West)，人們想收多少錢就收多少錢。你必須保護這些人。他們很脆弱。他們顯然不知道我們的系統是如何運作的，也不知道這些東西到底值多少錢。」李克倫表示，包的案例顯示 CICC 缺乏資源和權力來妥善保護公眾。他表示：「這是一個已知問題，如果聯邦政府願意，就應該解決這個問題。」 ●他給出的建議是：國會已於2019年通過立法，加強對諮詢顧問的監管，但尚未完全實施，渥太華應頒布這些改革措施、提供更強大的監管，並設立一個保險基金來補償受害者。公佈工作許可和永久居留權申請等服務的典型收費範圍，以便新移民了解合理的收費標準。賦予CICC更多資源和權力，包括徵收罰款的權力。對諮詢顧問進行隨機抽查，而不是僅依賴投訴。回到中國後，包婷婷表示，這段經歷一直困擾著她和家人。在失去了所有積蓄後，她正在努力重建生活。她說仍然感到悲傷和憤怒，覺得自己被另一個華人騙了。「在夢裡，我哭了，我丈夫把我搖醒……我還在哭。」她說，這段經歷帶來的惡夢至今仍縈繞在她的心頭。她願意分享自己的故事，希望警醒其他外國人和新移民，提防類似的騙局。星島日報 ---潤之難，難於上青天 ---中國有錢人，忒多

#移民骗局 #包婷婷 #加拿大 #华人中介 #经济损失

3个月前

1976年的10月6號四人幫被抓快五十年了還記得當時的大快人心

#四人帮 #1976年10月 #被捕 #大快人心 #历史事件

3个月前

毛泽东垂询吴瑞林而非梁兴初志愿军 13 兵团几位军级首长，曾于第三次战役后被短时召回国内向领导、群众汇报战情战绩。当然，既然是“回国汇报”，被挑上的首长都是能说会道的人。但是毛泽东安排支开了其他军长，包括“万岁军”38 军军长梁兴初，人多口杂嘛，单独召见且到伫门迎迓了 42 军军长吴瑞林，谈了接近四个小时，详细问这问那。为何是吴而不是别人？笔者认为，其一，因为 42 军打头突破三八线，首先遂了毛泽东“向最高领袖斯大林表忠防止他换马，且弥补上次拒绝出兵苏联远东过失”的心愿。这个心愿得以实现得有两步：派部队入朝是第一步，突破三八线是第二步。两次先走一步的恰巧都是 42 军。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 1950 年9 月9 日呈交杜鲁门总统的《美国在朝鲜的行动方针》建议，如若苏联或者中国出兵援朝，美军即刻退守三八线以南。毛氏决定出兵朝鲜之前已经得知了这个情报，所以对于守得住三八线没顾虑。据吴瑞林亲口对笔者回忆谈话内容，毛氏根本没有责备42军124 师、125 师新仓里失阻美军。其二，据文革后总政主任于永波说，在朝鲜，42 军比 38 军更能打。也许，彭德怀高看的是38军，毛泽东高看的是42军。吴瑞林将军曾经指挥 42 军步兵、南海舰队炮艇、战机（海陆空啊）先后跟美军、英军交过手，且和39军一样从无败绩，军中罕有。吴氏曽指点笔者正确观察战争：“胜负乃为兵家常事，赵子龙也有天水之败。大不可必对战术性的一胜一败一惊一乍。”如今俄乌战争陷入胶着，亚速钢铁厂地下城失陷，笔者就想起了这句话。吴瑞林和夫人刘军。抗美援朝结束之后，毛主席问彭老总：“谁去守南大门好?”彭老总说：“打美国佬还是吴瑞林吃得透，42军吃得透。派吴瑞林去为好。” 徐澤榮臉書

#毛泽东 #吴瑞林 #抗美援朝 #42军 #中朝关系

3个月前

朝鲜战争到底是怎样爆发的，中国究竟为什么非要出兵不可，几十年来这始终是一个困扰着各国学者，甚至困扰着当政者的一个极大的谜团。包括主要当事国中国和苏联当年的大多数领导人，多半也是不甚了了。朝鲜战争是1950年6月爆发的，仅仅过了十年之后，即到了1960年6月的时候，即使是在这个问题上参与过某些决策讨论的亲历者，对战争爆发的原因，和中国出兵的背景，就已经说不清楚了。当时，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与中共代表团在6月22日举行了正式会谈。会谈中双方在许多问题上互相指责，发动朝鲜战争的责任问题也被赫鲁晓夫翻了出来用以指责毛泽东，自然，中共代表团团长彭真对此完全否认，且寸步不让。让我们看看他们双方当时围绕着这个话题是怎么争吵的，各自的说法又是什么：--鈞天彭真：我的记忆力很好，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政治局的讨论，我是参加了的。我们把意见告诉了斯大林。赫鲁晓夫：事后诸葛亮，中国人就喜欢这样。彭真：不对，我们确实同斯大林说过。赫鲁晓夫：他是不听别人意见的，他已经把自己变成了偶像。彭真：我们对斯大林是不满意的。我们有委屈…… 赫鲁晓夫：我们在这个小范围里，可以讲，朝鲜战争是北朝鲜发动的，是苏中两国都同意了的。彭真：不对，我们没有同意。我参加了政治局的讨论，这个问题我是知道的。赫鲁晓夫：我们也看到了文件，毛泽东是同意了的。彭真：有两点必须说明：一、发动朝鲜战争，我们事先不知道;二、战争打起之后，你们派大使找我们中央，说苏联出兵不妥，斯大林想要我们来出兵。赫鲁晓夫：那个时候如果是我们这些人担任领导，而不是斯大林的话，这场仗就打不起来了。但是，如果毛泽东不同意，斯大林也是不会那样做的。朝鲜战争是斯大林和毛泽东共同决定后才发动的。彭真：你说得不对，毛泽东同志是反对打的。毛泽东同志在莫斯科就同斯大林说过，如果战争打起来，那就不是南朝鲜的问题，而是美帝国主义的问题了。即不是南朝鲜能否拿到手的问题，而是北朝鲜能否保住的问题。这样的意见，毛泽东同志也向金日成同志谈起过。朝鲜战争打起来以后，斯大林说，如果苏联出兵，就意味着世界大战，因此才请中国出兵。因此我们才同意出兵的。我当时参加了政治局会议的讨论。赫鲁晓夫：你说的是战争打起来以后的事，问题是发动战争斯大林和毛泽东是批准了的。彭真：你说的不是事实，是造谣。我参加了讨论。我们始终认为是斯大林同志同意了。金日成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最有发言权。赫鲁晓夫：你比我小吧，今年多大岁数? 彭真：五十八岁。赫鲁晓夫：你比我年轻，但是记忆力却不如我。彭真：我的记忆力很好，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政治局的讨论，我是参加了的。我们把意见告诉了斯大林。赫鲁晓夫：事后诸葛亮，中国人就喜欢这样。彭真：不对，我们确实同斯大林说过。赫鲁晓夫：他是不听别人意见的，他已经把自己变成了偶像。彭真：我们对斯大林是不满意的。我们有委屈…… 赫鲁晓夫：(再说一遍)朝鲜战争是斯大林和毛泽东两个人共同决定的。彭真：完全不对。毛泽东同志提了意见。这一点，你可以问问当时参加过讨论的其他同志，那样你就会明白了。赫鲁晓夫：我们不要谈死人了。我说，是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过错。彭真：根本不对。你们有人也参与了这件事，应该可以作证。我再一次声明，你说的根本不对。（下面是鈞天的評論）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当年，中苏两党领导人在内部都不回避战争是北朝鲜首先越过三八线这一行动的事实。他们争论的关键仅仅在于，到底是谁批准或者说决定发动这一进攻的。赫鲁晓夫坚持说是斯大林和毛泽东共同批准或决定的; 而彭真则坚信毛泽东是不同意的，甚至是反对的，强调中方对战争的发动事先并不知情。对此，《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一书做了相当清晰的回答。它指出，第一，从战争最初的策划，到最后的实施，都是在斯大林与金日成，即苏联和朝鲜之间秘密进行的，中方既未被告知，更未参与其间。因此，赫鲁晓夫关于这场战争是得到斯大林和毛泽东两个人批准或由他们两个人共同决定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第二，毛泽东并非不知道金日成有此计划，斯大林也并非没有就此与毛泽东通过气。1950年5月13日金日成访问北京，就是在斯大林的要求下，就战争一事来征求毛泽东的意见的。在毛泽东托周恩来通过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向斯大林了解其真实意图时，斯大林也明白无误地告诉毛泽东：尽管他已同意了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但是，“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解决这个问题”〔2〕。毫无疑问，在斯大林已经同意了朝鲜人的计划之后，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也没有反对。因此，赫鲁晓夫说“如果毛泽东不同意，斯大林也是不会那样做的”的说法，也并非就是捕风捉影。那么我的问题是：解密档案显示彭真所说的“毛泽东同志是反对打的”这句话不是事实。对此原因似乎有两种可能。一是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没有向同仁们说实话。他希望造成对这件天大事情的决策不是他自己的意思，而是执行社会主义阵营的首脑——苏联的意思。中国对朝鲜战争的介入将以承担阵营内国际主义义务的面目执行。从这可以推断出，在当时的会议上反对的声音一定是很强烈的，而毛泽东当时也还没有后来的“一言九鼎”、“一句顶一万句”的威力。他还要借助苏联的牌子行事(在“一边倒”的年代里，苏联的话就是圣旨。一顶“反苏”的帽子可以让你身败名裂、家破人亡)。二是彭真没有说实话，在上世纪60年代中苏论战决裂的战斗中，他要把“我们有委屈”的责任放到苏联人头上。斯大林爲什麽支持朝鮮戰爭楊奎松談沈志華著作：毛澤東、斯大林和朝鮮戰爭

#朝鲜战争爆发 #中苏分歧 #毛泽东态度 #斯大林决策 #彭真回忆

4个月前

经历过“文革”的国人，尤其是上海人说起曾经的上海市委书记“徐老三”（即仅次于第一书记张春桥、第二书记姚文元），相信大家不会陌生而张、姚长年在中央，“徐老三”则成了上海名副其实的一把手。这位“徐老三”就是徐景贤 “文革”前一年，少年的我曾在上海少年宫，听过徐景贤的文学讲座。那时的他作派儒雅，说话慢条斯理；他写过报告文学《党的儿子穆汉祥》、话剧《年青的一代》、散文集《生命似火》等作品。在我心里，他是个文化人。有句话说得好：一个好制度能把坏人变成好人，至少可以更有效地限制坏人；一个坏制度却能把好人变成坏人，或者让好人违心地帮着干坏事。史无前例的“文革”印证了这一点。一时间，神州大地的人们造反、夺权，上演着层出不穷“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闹剧。有着很强“党的组织观念”的文化人徐景贤，也从市府机关冲出来响应造反。记得那是1967年夏天。我所在的控江中学，由于革命大联合搞得早，成了全市“复课闹革命”的典型。徐景贤代表市领导在学校礼堂讲话。在我眼里，依然清瘦白净的他却提高着嗓音、舞动着双手，嘴里的革命词汇一串连着一串；最后是举臂高呼：“革命小将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终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大家说对不对？”全场随即响起振耳欲聋的回应。也就在这时，才让我看到这位文化人，已经抺上了造反派的深深印迹。一年后，我在寒风昂扬、哭声嘹亮的氛围中，登上火车去插队落户。当时工宣队师傅激动地挨着车窗通知：市领导徐景贤同志、马天水同志要来欢送革命小将！我坐在车厢里木然无语，那种远离亲人的悲伤正在内心蕴酿，哪有闲心去关注徐景贤们？正当徐景贤们“无限风光在险峰”中夺权掌权时，我和知青们“坐地日行八万里”的战天斗地，恰似“两股道上跑的车”，毫不相干。后来，审判“四人帮”了，才重新关注起徐景贤。那时在大学里不容易看到电视。正好同寝室温良在吉大隔壁的兽医学院认识人，每晚跑过去看。尽管没几个镜头，但还是让我看清了站在审判席上的他：和十年前相比没了神采飞扬，多了满脸晦色。此后，徐景贤从我的生活里销声匿迹。世间的事有时就是巧。20年后，在一次朋友聚餐时，竟然与徐景贤同了桌，座位还紧挨着。这时的徐景贤，佝偻着背，全然失却了原有的挺拔（后来才知道，原1米8的个儿，缩小成1米6几）；走起路来一瘸一拐，是严重关节炎所致；眼睛凹陷得很深，拉长了的整个脸显得又瘦又瘪。然而他却是热情洋溢，满脸堆笑，虽说是七十开外的人了，但声音清晰，思维敏捷。当他知道我是搞房地产的，便询问了许多有关房子建造、销售方面的问题。我当时带了本自己写的策划小册子，便随手送给了他。可我心里在想：他也不过是逢场作戏，没话找话而已，对策划之类感兴趣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也就过了没两天，徐景贤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他读完了小册子。接着问道：“想请教一个问题，判断房子是不是物有所值，主要依据的是啥？”我说：“是地段，也就是土地价值高的房子，就这一项核心和关键的指标，决定了该房产的基本价值。” “哦，这就像购买数码相机首先要问像素，购买钻石首先要问几克拉，购买音响要关注最大不失真功率……”他一连说出了这么多形象通俗的比喻，不愧是学问人。最后他谦虚地说：“你的策划书写得很有文学性，给我补上了一堂建筑营销的课程。” 就这样，一本小册子成就了我和他的第二次第三次接触。虽说他过去担任的是党务工作，但毕竟是在工商业发达的大上海，加上他的聪明好学，所以，对于城市规划、环境营造直到建筑样式、市民需求，他都有自己的想法。因此，我和他有了不少共同语言。虽然有共同语言，但毕竟他有造反的历史与那18年牢狱的污点。因此，我不想走得太近。他家住天平路，我路过多次，均没有登门。徐景贤为人好客，有一次他让我上楼喝杯茶，我推托着没上去。其实，那时他已经是个公民，我这有色眼镜戴得是不是很没道理？因为十年“文革”，对于我是一个惨痛的回忆。可是，时至今日，还没将文革真实面貌完全公示于众，那这段历史在我心里更不能划上句号。可惜，有资格说清“文革”的，几乎没有给后人留下什么片言只语便撒手人间。徐景贤说，他屈指算算，也没有谁能够挑起书写的这副担子。于是，他反思，他忏悔：他向剧作家、演员认过错；他向普通市民、青年学生道过歉；他不怕触及禁区，他要将一个自己知道的真实的“文革”完整回忆起来，这是他心灵上的一次洗礼。经过几年的案头准备，写成了一部回忆录：《十年一梦》。这本《十年一梦》，让他剖析了自己“愚忠”的一生，重新让自己的“脑袋长在自己的肩膀上”。我读了两遍《十年一梦》。由于是作者一人的回忆，不免有它的局限性；但作者勇于反思的精神，却让人耳目一新。我开始关注、接近了徐景贤。十年“文革”，是在把一个民族不断地推向野蛮的深渊：那是物质生产力与人文精神的全面倒退。期间，上海的“徐老三”，也曾经书写过推波助澜的造反宣言，也曾经组织武装民兵“誓死保卫党中央”。正如俗话所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中外无不如此。上帝呼唤人走向高尚，魔鬼却诱惑人走向肮脏。确实，徐景贤在“文革”中做过不少“肮脏”的事，但他也曾展现过“高尚”的行为。 “文革”中，他一人“得道”，亲朋好友并未“升天”。连他自己唯一的亲弟弟在湖北恩施插队好些年，他也没让调回上海；亲戚中有人想参军，他也不给开后门；父母在破旧的石库门倒马桶倒了数十年，没煤气卫生设施，他也始终没有改善父母的住房条件。一次闲聊，作家程乃珊告诉我40年前的一件事：她的一位同事早晨骑车上班，不料车身擦到了旁边行驶的小轿车后轮部位，这位同事赶紧刹了车，幸好人没摔倒。这时，从小轿车里下来了徐景贤，身为市委书记的他弯下腰来看骑车人的双腿受伤了没有，并且一个劲地赔礼道歉……就这样一件小事，让大家对徐景贤有点肃然起敬。也有我亲眼所见的。一次聚餐，在饭店门口的垃圾箱旁边，散落着几只塑料瓶，先到的徐景贤弯着腰吃力地拾起一只只塑料瓶将它扔进垃圾箱里。一个小动作让我看到他的良好品质。因“文革”犯有罪行，徐景贤1976年10月被逮捕。但由于他交代清楚、态度主动，尤其是他恪守“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中央原来估计接管上海“斗争将十分复杂，任务将十分艰巨”，为此组成了有17名省部级、58名司局级的强大阵容；但接管的实际过程却非常顺利、平稳。这其中不能抹杀徐景贤等人服从与配合的作用。法庭准备对他作出不予起诉的宽大处理；将马天水作为上海的首犯判处18年徒刑。谁知马天水突发精神病，不能判刑。但上海是“四人帮”的重镇，要落实一名首犯须重判。当时上海还有一位市委女书记王秀珍，原是一名工人，文化水平有限，让她充当首犯说不过去。故首犯的帽子就落到了原本不予起诉的徐景贤头上：判了18年。徐景贤关在上海的提篮桥监狱。他屡屡说起：要不是家庭的温暖，他是无法熬过那漫长的牢狱生活；而他的家人顶着常人无法想象的压力，只是为了换回18年刑满后的团聚。太太葛蕴芳知道他喜好读书，由他事先开出书目，她就四处去借，然后瘦弱的她背着沉重的书袋，从徐家汇换乘3辆公交车到杨树浦，每月一次的探视从没间断。是解渴的书籍，是亲情的力量，在他心灵上支起了强大的支柱。是的，他总觉得对不住妻子、对不住一双女儿。妻子葛蕴芳曾任夏衍的第一任秘书，也是个老资格干部；可现如今受到丈夫的牵连，党籍没有了，保留离休（降低到一般离休干部的标准，没有享受原来的处级待遇）。女儿们正是中学毕业，父亲的入狱，让她们上大学无望，大女儿患病由农场病退待业两年后，分配到食品生产车间当学徒；三年后转正当工人，从事糕饼月饼等点心加工。两个女儿在八十年代中期成家，两个外孙也相继出生。他说，当他在监狱里知道两个女儿都成家了，当他看到了小外孙的照片了，他形容自己：就像六月酷暑喝了一大碗冰镇汽水似的痛快淋漓。 1990年代，同他一起关押的“四人帮”头目，死的死、放的放，唯独徐景贤拖着严重的关节炎还在狱中服刑。葛蕴芳大着胆子，给前后两任市委领导写信，都石沉大海；后来直接给邓颖超同志写信，因担心中途被拦截，故信封上写“赵炜同志亲启”，在内页写明了请她帮忙转交邓大姐。葛蕴芳还记得，1972年，邓颖超大姐到康平路市委领导家属院来，前后去了姚文元家，去了王洪文家，也去了徐景贤家（只是没去张春桥家，因为当时说张的妻子文静历史上有问题）。邓大姐握着葛蕴芳的手说：“小葛啊，景贤同志紧跟主席干革命，你们可要支持景贤同志，和他一起，好好跟着主席他老人家干革命啊！” 邓颖超秘书虽与葛蕴芳只一面之交，但不势利，有同情心。她乘患病的邓大姐短暂清醒之际，将徐景贤的情况告诉了她，邓大姐随即提笔批了“请上海市委酌情处理”几个字。就是这几个字，没几天就让徐景贤保外就医，那是1992年6月。到了1995年5月刑满释放，1999年恢复公民政治权利。刑满后，没有单位的他，又出现了一个头痛的问题：关系落在何处？养老金谁来发？同案的王秀珍原是工厂工人，出狱后就落在原单位国棉三十一厂，由厂里发放养老金；而徐景贤原来是市委领导，刑满后怎么还能占着干部的编制？最后只好由市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每月发放生活费：一开始只有几百元，后来加到一千元，还是不够开销。他喜欢看书、读报，光这两项就占去了大部分生活费。为了补贴家用，徐景贤与老伴只能相随女儿们一起生活，空出房子租了出去。有一次徐景贤悄悄告诉我：家里大女儿身体不好；小女婿刚辞职还没找工作，能不能帮个忙，替他女婿介绍个工作？我见他确实困难，尽管当时没有把握，但还是一口应承。后来他女婿在我的一位朋友公司里工作，由于工作出色，一直在公司管理层担任项目经理、部门经理。徐景贤夫妇对我很是感激。我开玩笑地说：“徐老师是原市委书记的职务，那是部长级头衔啊。想当年我要帮忙都不知道门在哪儿呢？现在成了朋友了，面对面没了距离事情反而好办了。” 每个人，不管贫富，不管贵贱，上帝都是以一个“生”字展览了他的所有作品，然后又以一个“死”字统统予以收回。干净而利落。 2007年10月31日上午，徐景贤独自一人出门去与朋友相聚；午餐还与朋友们一起举杯庆贺。下午两点回家，睡了半小时，便在沙发上看书。太太葛蕴芳正在厨房间，听得外面一声奇怪的叫声，急忙跑出来，只见徐景贤已经瘫在沙发上不醒人事，任凭妻子大声呼唤，他始终没有醒过来。手里还捏着他爱看的那本书。他没能够等到一个月后的75岁生日。他走了，亲人们按照他的遗愿，将他的遗体全部捐献给医学事业。说走就走，尽管这是人生最完美的从容；也是人生最潇洒的谢幕。但他仍留有不少遗憾。记得徐景贤曾告诉我：《十年一梦》只写出了60%的事实，还有40%在肚子里。我理解他不能完全写出来的原因。我问徐景贤：当时你做的很多事情都有上面的指示，尤其是“一月革命”，那夺权的全过程更是上面亲自部署直接指挥，你只是个执行者啊。他答非所问道：“谁让执行者没有了精神呢？”他压低了音调，自言自语道：“当年，因为丢失了精神，所以才做了那么多错事……” 我读懂了他的话。这种精神就是一种高尚精神：是屈原追求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是陶渊明坚守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哲学家杜威说过知识分子的特性：“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眼睛、脑力当成自己的耳朵、眼睛、脑力；二是个人对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头，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利害。” 一场“文革”让这些精神都丧失了，我们的知识分子、我们的民族都沉沦了。这环境因素起了多么大的作用啊！在“文革”的环境里生活过，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应该反思？见证“文革”的徐景贤走了。他的反思却留给我们太多的深思。回首往事，我们不能让全民族遗忘“文革” 作者简介：范文发，上海控江中学68届高中，1969年到吉林延边珲春插队落户，1977年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当过大学教师，干过企业管理。业余喜爱创作，出版《白山黑水》《重做上海人》《边城盛放金达莱》等纪实文学多部。原文配發照片 1：1967年夏，周总理在文革中第一次视察上海，会见徐景贤等人 2：2006年，作者（左一）与徐景贤（左二）等合影

#徐景贤 #文革反思 #《十年一梦》 #上海 #知识分子精神

4个月前

剛剛結束的中國象棋“世界錦標賽” 越南人賴理兄拿了冠軍越南象棋當局獎勵其10億越南盾相當3萬8千美元教練獎勵2億盾這是中國象棋國際大賽上第一把交椅頭一次花落別家被一個歪果仁坐上這扯不

#越南象棋 #赖理兄 #世界锦标赛 #冠军 #中国象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