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ang hai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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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月前

跟海星有過接觸他是一個沉穩和低調的人説到了黃雀行動他反對這個名字和叫法他說，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在這個事情中誰是螳螂誰是黃雀他是單槍匹馬行動到廣州去營救王軍濤陳子明結果消息泄露被捉將官里

#海星 #黄雀行动 #螳螂捕蝉 #营救行动 #广州 #王军涛 #陈子明 #消息泄露 #被捕

7个月前

我已年至耄耋，身患恶疾，随时可能走完生命的旅程。到死亡那一天，我对我的人生并无遗憾。我的人生很丰富，我经历过大跃进、大饥荒、文革浩劫那些疯狂和荒唐的年代，更经历过中共建政后有唯一的“黄金十年”之称的1980年代。在1980年代，我有过自己的理想，并为之奋斗，虽然未曾成功，并因我个人和国家改革开放的整体失败而辞国流亡。但人生的追求并非都有结果，只要为之奋斗过，就应该对自己的生命感到满足。我是一名职业记者，我人生和职业的使命是用文字记录我所经历、所了解的世界，但我却一直没有想过写一部自己的回忆录。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与人类的历史比较起来，微不足道，就像驾着一叶扁舟在大海中航行，身后留下一道水波，瞬间不见了痕迹。从古到今，人类每天写下数以亿万计的文字，能在世间流传的能有多少？我喜欢逛书店，二三十年前，我所居住的美国旧金山湾区有十几家中文书店，是我常常流连的地方。有一天我在一家书店中注意到，我熟悉的几位极负盛名的作家曾经热销一时的著作，热度过后，被丢弃在降价处理的书架上，一元钱一本，无人问津，最后将被作为废纸处理掉。我站在书架前面沉默良久，为这些躺在一元一本书架上的名著和撰写这些名著的作家伤感。于是我想到，如果我写一本回忆自己人生片段的文字，命运可能还不如这些躺在书架上一元一本的著作。以后每次逛书店，站在降价处理的书架前，我便一次一次的打消写回忆录的念头。我从事新闻工作五十多年，一半在我出生和成长的中国，一半在我的政治流亡地美国。在中国，我从广播电台到报纸，从广州的《羊城晚报》到北京的《人民日报》；从见习记者、记者、高级记者到中共海南省委机关报《海南日报》的总编辑；从采访农村、工厂、商店、学校、军队、党政机关，到1980年代报道和参与深圳、海南两个经济特区的创立与建设；从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到89六四血腥屠杀；从中共的高级干部，到辞国离乡、被列入禁止回国黑名单；从混迹于中国的上层社会，到挣扎于美国社会的底层；从充当中共的喉舌，到成为美国的媒体人，为美国政府资助的《自由亚洲电台》担任美西特约记者长达二十多年，我的人生大起大落，历尽沧桑，饱经变故，阅人无数。我大约二十五年中国大陆中共媒体人生涯，其中最有价值的，是见证并报道上个世纪的1980年代，就是被人们称做中国改革开放的黄金十年。我在1980年代中国新闻界中不算出众人物，更不是重要人物。重要人物是北京以赵紫阳为首、地方以梁湘为代表的中共党内改革派，而在新闻界则是高举新闻改革大旗的《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胡绩伟，以及扼杀改革的邓小平、陈云，等等。我只是改革阵营的一位普通成员，是改革先驱们的追随者。因为我是一名记者，使我有幸见证了、记录了、并且参与了，中国1980年代改革开放，从兴起、发展到失败的全过程。我80年代及80年代后的人生的跌宕与荣辱，都与1980年代连在一起。多年来，不断有朋友问我，为什么不把那十年的经历写下来？我把不写回忆录的原因告诉他们。一位与我一起从1980年代走过来的朋友说，我的想法从“留名”的角度可以理解，但从“留史”的角度则不可取。如今在中国，官方刻意的将1980年代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包括那个年代的人和事，就像他们不让人们知道中国曾有过土改、镇反、工商业改造、反右、大饥荒、文革浩劫、89民运和六四屠杀，年青人也不知道上个世纪的中国曾有过一个黄金80年代。朋友说：每个人活着要讲真话，死了要把真话留给后人，这对中国尤其重要。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谎言写成。上个世纪80年代的开始，80年代的过程，80年代的结局，都被中共的谎言掩盖着、歪曲着，不但后来者懵然不知，当年的亲历者也都渐渐淡忘。只有把那个年代的历史真相写出来，尽管写的只是历史的片段，也可告诉当今和后来人，中国的1980年代，是中共1949年建政后最好的年代，是唯一给中国人民以希望的年代、是中国共产党唯一有可能自我救赎的年代。那个年代的中国，人们精神振奋、思绪飞扬，每个人都感受到生命的意义；那个年代，也是我人生中唯一有机会一酬壮志的年代。如果那个年代延续下去，中华民族不至于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沦为愚昧、暴戾和流氓化的民族，中国共产党不至于成为如今日这样恶贯满盈、与人类为敌的犯罪集团。我是从中共体制内走出来的人，别人看来，我的脸上有一记中共体制的烙印，我并不介意，也无需掩饰。我与在中共体制外、长期遭受中共迫害的人一样，揭露和谴责中共的罪行，但我与他们中一些人的区别在于，我愿意理性的看待中国的1980年代，主张给予在那个年代抱有真诚的救国救民愿望、为中国寻找一条出路而探索、奋斗、牺牲的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中的革命者、改革者，予以正面的评价。我希望人们不要用今日中共党徒的无恶不作来否定中国共产党曾有过善良、正直、勇敢，为国家与民族无私奉献的人，不要用人们今日的大彻大悟来否定当年人们的混沌初开、大梦初醒。而且我还认为，中国的改变，在于推动中国共产党的改变；海外中国民运如果继续拒绝与中共党内改革派合作，仍将一事无成。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但历史常常以惊人的相似重现。未来的中国成为什么样，谁也说不准。我相信未来的中国不会永远像今天这样，也许变好了，也许更坏。当然，未来的中国，我见不到了。我辞国三十多年，被当局阻断了回国之路。我曾经对故国的河山、文化、亲友有过强烈的思念，但我思念的一切，都已经被中国越来越严酷的专制政治阻断了，我的思念也就逐渐的淡如轻烟薄雾了。现在的我，已经不为我曾经思念或爱恋的祖国所困扰、所折磨，但我对那个国家，对那个国家的1980年代，仍然珍存着与当今许多中国人完全不同的记忆。 1980年代，已经逝去，永远回不来了。那么就趁我生命仍未结束，记忆仍未消失，仍然能够思维和敲打键盘，就记录下我对1980年代的回忆吧。我不是史学家，没有能力全面记录那一段历史；我不是理论家，也没有能力对那个年代做理论的阐述；作为一名记者，我只能对那个年代我个人经历的人和事如实道来。历史会被人打扮粉饰，理论常常荒谬苍白，唯有事实永远闪亮。我的文字写给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他们可以从读我的回忆，缅怀当年他们所经历的人和事，唤回已经远去的理想和情怀；我的文字写给未曾经历那个时代的后来人，他们可以从读我的回忆，知道中共建政后也曾存在一个有诗歌与远方，有热血与浪漫，有漫天风华、遍地风流的年代；同时也写给我的无憾人生，即使我的这些文字被摆到书架上无人问津，在浩瀚的网络中无影无踪，我也不在意，我也很满足。六四，1980年代死亡的瞬间 1980年代的死亡，是在瞬间发生的，它猝死于北京的一次震撼世界的历史事件——六四屠杀。六四，是对和平请愿要求反贪污、反官倒的北京学生和市民的大屠杀，也是对1980代的大清算、大屠杀。我则在这场大屠杀后，告别了1980年代，辞别祖国和亲人，成为流亡海外的中国政治异议人士。（一）我目睹1980年代的死亡，不是在6月4日的北京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而是在《海南日报》总编辑岗位上。虽然在席卷全国的89民运期间，我没有参加游行示威请愿活动，六四屠杀后，我也没有被通缉、被追捕，我没有机会展现自己与首都大学生、市民和新闻工作者那样的风采。 89年4月初，我因心脏不适和严重的胃病住进了海南人民医院。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北京天安门广场风云乍起，我心中震惊、伤感、迷惘、悲痛，预感会有一场悲剧发生。我以焦虑的心情注视着天安门广场，但表面仍强作镇定。我无法一天二十四小时呆在医院里，每天晚上，我都自己驾车回报社，审阅稿件，安排版面，嘱咐各部门的领导和编辑记者们小心谨慎。我不希望《海南日报》在这个敏感时刻发生版面或者文字上的问题。海南大学的师生上街游行，声援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我只准记者去了解情况，采写“内参”，送交省领导阅读，而以“没有接到省委的指示”为由，拒绝公开报导，招致大学生们到报社门前抗议，指名道姓要我出来与他们对话；我指示报社保卫科紧闭大门，我没有勇气面对这些大学生。当时，我内心的冲突极为激烈：我是中共海南省委机关报的总编辑，我不能不忠于职守，不能逾越党为党报总编辑划定的底线；同时，我也有自己作为人的良知底线不可逾越；这意味着，逾越其中的一条底线，必须放弃另一条底线。我对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表达诉求的北京学生寄予深深的支持与同情，作为新闻工作者，竟然置身于一个重大事件之外，这怎么不令人感到痛苦。此时，我知道，如果坚守党报总编辑的底线，放弃人的良知底线，那么我的下半生就会在对自己的谴责和痛恨中度过；如果我坚守人的良知底线，放弃总编辑的底线，那就意味着失掉自己在中共体制内享有的地位和利益，自己以及自己的家庭将遭受无尽的苦难。 4月25日晚间，新华社电讯发来《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报社总编室主任赵希龙拿着社论电讯稿，火急火燎赶到医院。我当然知道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社论，传达的是邓小平的指示，必须将这篇社论放在报纸的头版头条位置，制作一个通栏大字标题，以表示对社论积极拥护的态度。但我却无法说服自己去理解、去认同这篇社论：明明是和平有秩序的请愿，为什么要定性为动乱？明明是为了清除腐败、推进国家的改革、开放，为什么要指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我的心颤抖了，我知道党中央有人起杀心了，他们的一个罪恶决定已经酝酿成熟。我不能再沉默，我感觉到自己可能守不住党报总编辑的底线了；我虽然没有“国将不国，夫子拍案而起”的勇气，我起码应该表明自己做人的良知。我略加思考，便告诉赵希龙，将这篇社论从头版头条位置撤下来，放到第四版去，以表达我们对这篇社论的反对。我对赵希龙说：即使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有过火的行为，但群众的一万个错误，也比不上党中央的一个错误对国家的危害更大；四十年来，共产党犯的错误太多了，现在又到犯错误的时候了。我说：我相信，民众不会同意这篇社论，历史迟早要否定这篇社论，为什么要等到将来呢？我们现在就否定它！那一天，从中央到全国三十个省、市、自治区的各类报纸，如此以否定的态度处理四二六社论，唯《海南日报》一家。我明白我把天捅了一个窟窿。第二天，我接到省委办公厅电话，要我列席省委常委四二六社论学习会。按照中共的传统，省委机关报的总编辑列席省委常委会议，会议室里有我的一个固定座位。那一天，我走进常委会议室，从进门到我的座位，不过五、六米距离，平时，几步就走到了，这一次却像是走了五六十公里。一进门，常委们每人一份《海南日报》第四版，所有常委用怪异的眼神盯着我，我如芒刺在背，但走到最后几步，我反而一阵轻松，心情出奇的平静，我用骄傲、凛然的眼神扫了常委们一眼，挺直了腰，坐到自己的座位上。那次常委会，常委们除了轮流做一番空洞的拥护四二六社论的表态，却没有人质疑《海南日报》为什么把这篇社论放到第四版；会后，省委书记许士杰和任何一位常委，也没人找我谈话。两天后，我在省委礼堂门口碰到省长梁湘，梁湘看了我半晌，想说什么却没有说；我也没说什么，对梁湘报之一笑。那一天的省委常委会议，是从4月15日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北京学生与市民前去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到6月4日，解放军端着冲锋枪、驾驶坦克车屠杀北京学生和市民，前后50多天的时间，我唯一见到许士杰的一面。会后，我曾走到许士杰跟前，想请他对《海南日报》作指示，他装作没看见我，掉转头走开了。《海南日报》是省委机关报，省委书记许士杰是我的直接领导，许士杰赋予我比一般部委、厅局领导更高的待遇，《海南日报》的重要评论和报道，反映的都是以许士杰为首的省委常委会的精神，有的就是许士杰本人的指示。许士杰很清楚，海南办大特区，《海南日报》全国瞩目，不仅各省市的党政机关订阅《海南日报》，中央领导，上至政治局委员、常委，下至部委办的部长、主任，都通过《海南日报》了解海南大特区的情况，这对海南省一众领导、尤其许士杰本人，极为重要。因此，我与海南的其他官员相比，面见许士杰格外容易。许士杰注重个人养生，他每天早七点起床跑步，每晚十点半入睡，十点过后，任何人，包括副书记、副省长，没有特别紧急的事务，都不可打扰他，唯有我例外：为了审阅根据他的指示和省委常委会议精神撰写的社论和重要报道，他常常等我到11点以后。1980年代以及之前，主持党报编务与笔政的总编辑，都由资深新闻专业人士出任，都握有一支健笔，有倚马可待的本事；不像现在的总编辑，由党政官员出任，不懂办报，只懂监督报人办报。海南建省期，《海南日报》的重要社论大多由我撰写，一篇两千字左右的社论，从写第一行字到排出和校阅清样，大约两个钟头。按照报社的工作日程，如果是下午撰写的社论，晚上九点钟截稿前便可送许士杰审阅，不打扰他早睡；如果是晚上撰写的社论，要十点过后才能送审。许士杰知道这是报社工作的常态，他只有为《海南日报》改变自己的早睡习惯。但在四二六社论常委学习会后，我曾三次打电话，要求当面向他请示工作，都被他的秘书挡驾、拒绝。当我第三次被拒绝后，我恍然大悟，许士杰不见我，是在利用《海南日报》做一场赌博：如果中央以赵紫阳为首的一派与以邓小平、李鹏为首的一派就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博弈中，作为中共海南省委机关报《海南日报》支持赵紫阳的立场被博弈的最终结果证明是对的，这份功劳当然属于省委书记许士杰的；如果被证明是错的，那么许士杰就可把所有责任推到我身上，将来中央一旦追查，他的活动日程没有记录显示，他在这段时间与我单独见过面，或有任何接触。既然如此，我就只能自行其是了。那期间，《海南日报》就好像不再是中共海南省委机关报，而成了在我的主导下，我与我的同事们的同仁报。我并非执意要卷进这场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去。我亲历过暴戾而荒唐的文化大革命，我听过前辈讲述野蛮血腥的镇反、反右、大跃进，我预感到北京发生的民主运动，结局也许会比我经历或听说过的那些运动更悲惨。令我感到痛心的是，5月1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长阎明复代表总书记赵紫阳与天安门广场学生对话，要求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不要给邓小平、李鹏向学生动武提供理由，并且给党内改革派一些时间，与保守派周旋、较量，但遭到学生领袖们的断然拒绝，激进的学生领袖们绝不与中共党内改革派合作。我的心头被80年代的改革与赵紫阳的政治生命将毁于一旦的强烈预感笼罩着。葬送80年代与击败赵紫阳，是邓小平、李鹏与天安门广场激进的学生领袖共同完成的。但我并没有因此放弃对天安门广场学生运动诉求的支持，也坚决反对当局后来对和平情愿的学生和市民的血腥屠杀。也许是因为参与1980年代改革开放形成的坚定理念，也许是因为对新闻自由和新闻改革的强烈渴望，也许是因为对国家命运与前途的深度忧患，也许是因为受到人的良知的召唤，或许是因为邓小平、李鹏等中央领导人对天安门民主运动的态度激起我的愤慨。当5月19日首都召开党、政、军干部大会后，二十多万解放军端着冲锋枪、驾驶着坦克车杀进北京，实行全城戒严，让我觉得即使学生有一万个错，也不容遭受冲锋枪和坦克车的屠戮。 5月19日以前，我仍对中共中央寄予希望，期盼领导人与学生对话，中共党内改革派能够主导与学生的对话与合作，接受学生们提出的部分条件，作出政治改革的承诺，让学生们撤离天安门广场；但5月19日后，我知道中国改革派大势已去，天安门学生运动将陷入腥风血雨之中，我对共产党绝望了。我别无选择，我只能坚守自己的良知，在党和人民两者之间，站在党的对立面，我不能跟着这个党走向邪恶。我目前有手中掌握的《海南日报》，我决心让自己获得一点新闻自由，尽管自由是短暂而有限的，并且将会付出惨重代价，但却是中国的媒体人自1949年以来从未享有过，足以让自己的新闻工作生涯，让《海南日报》的历史，在1980年代黄金十年死亡前夕，写下最后的辉煌一页。正如中共海南省委给我下的结论，从此，我“就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二）我究竟走了多远？“六四”以后，中共海南省委派出七人工作组进驻报社，对我进行了彻底审查，写出一篇翔实的《关于程凯同志在北京动乱期间所犯错误事实的调查报告》。报告发布时，我已经离开海南，一位朋友将报告的文本转发给我，他说：这份《调查报告》，不仅仅是对我，也是对《海南日报》大多数新闻工作者，在89民运的洪流中，凭着自己的良知，作出历史性选择的记载。为再现这段历史，我将《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照录如下：《调查报告》指控我—— 5月19日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以后，政治分野已经清楚，形势已趋明朗，但程凯同志仍然通过版面编排，运用版面语言，坚持表达自己的思想情绪，制造了错误的舆论导向。 1、执意发表赵紫阳同志的照片。程凯同志不听劝告，在5月20日执意发表了赵紫阳同志看望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的两幅照片。关于如何处理赵紫阳的这两幅照片，副总编辑杨宗生当时提出，为慎重起见，赵的照片最好不发，如要发，是否不要两幅都发？但程凯同志认为，既然新华社对这两幅照片没有发来取消公鉴，说明赵紫阳还是总书记，两幅照片都要发。杨宗生回到宿舍就寝前对此仍感不安，又一次给程凯同志电话，提出这两幅照片还是不发为好，程凯回答：“你别讲了，我定了！”说完就放下了电话。这两幅照片就这样发表了。 2、借报导“匈”事件流露对戒严的不满情绪。5月22日，《海南日报》在发表戒严部队告市民书的同时，发了花边新闻：《匈牙利面临发生动荡的潜在危险》和《保证记者的正常采访》。一版副主编王属生在处理《匈》稿时，加上副标题：“应该不准任何力量利用军队来解决内政问题”。杨宗生发现后，将副标题删掉，并对值班的同志说：“如果这条稿要发一版，位置也不要放太多。”在场的同志都同意这个意见。当晚程凯来到总编室，看了版面安排，说：“这条稿可用，副标题照用，我负责。”还亲自把被删掉了的副标题重新写上，稿子也放在显着的位置上。 3、指导编排倾向性明显的版面。倾向性非常明显的23日一版，是在程凯同志指导下研究编排的。这个版面突出两条稿：一是消息《万里委员长说要保护广大青年的爱国热情》，放在头条，用大号黑体字作标题，新华社电讯稿的原标题中这有一句话：“要坚定地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被删掉；二是新闻特写《人民万岁》用特大号空体字作标题。这天，还有新华社播发的海南省委坚决拥护制止动乱致电党中央国务院的表态稿。从我省的角度看，这无疑是一条重要消息，但这条重要稿件却同另外两条简讯以新闻集纳的形式被放在两条大稿的左下角。 4、支持发表错误文章。《海南日报》从23日起，在第四版开始发表时事部编辑撰写的《当今世界三大趋势》三篇国际发展评述文章，并在同日报纸的一版以强化处理的手法发了标题新闻。第一篇《专制衰败，民主勃兴》，论述从拉美到东欧“民主勃兴”的趋势，以浓厚的兴趣重点介绍了波兰团结工会的斗争推动了“改革”，匈牙利尝试实现“多党制”，推动了“民主自由”的历史进程；苏联提倡的“社会主义的舆论多元化”和民主选举使“民主自由的政治空气空前浓厚”。值班的经济部主任张正坤发现这个评述文笔观点上有错误提出停发，程凯知道后，给时事部副主任冯锡锦打电话说，我看这个文章可发。于是这个鼓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中正在把自己作为剥削制度加以否定”的错误文章得以继续发表。 5、亲自选定发表《赵紫阳，您好！！！》的照片。5月24日，《海南日报》一版左下角发表了由程凯同志选定的海大师生高举着《赵紫阳，您好！！！》标语牌游行的两幅照片。这两幅照片是该报记者于21日拍摄的，次日是否见报，当晚已有一次争论。过了两天，即23日晚，记者要求发一些照片，有人选了游行队伍大场面的两幅，程凯同志看后不满意，于是亲自选定了《赵紫阳，您好！！！》和《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这两幅，并决定用三栏半宽的版位发表。同时，该报还冠以花边，用较大黑体字作标题在报眼发表了新华社稿：《泰国总理意邀中国领导人赵紫阳访泰》。这条消息的主题是谈柬问题，但编辑部根据程凯同志的意思以喧宾夺主的手法，做了突出赵紫阳的标题处理。着力渲染赵紫阳，是这天报纸的倾向。《调查报告》还对我的另一些“严重错误”进行了指控—— 1、支持上街游行。5月18日上午，报社部分新闻工作者酝酿上街游行，声援北京绝食学生，政文部一记者将游行的打算向程凯同志反映，立即得到支持。 2、反对向省委汇报情况。同日上午，记者部副主任王国雄获悉有人下午要上街游行的消息，即将情况告诉副总编辑郭泽福。郭找来人事部主任陈文安、社办副主任莫泽安、副总编杨宗生一起讨论，大家认为此事不妥，并由郭打电话给程凯同志，问知不知道游行的事，程回答：“知道了，刚才有人来我这里说了，我说你们去吧，我是支持他们的。”郭提出应该将此事向省委报告，程反对说：“不必要。要报告，就以你们个人名义，不要以我的名义，也不要以办公会议的名义。但我劝你们还是不要去报告。”接着他说：“我说三点，第一这个行动是爱国行动；第二游行要发消息；第三今晚我要去安排版面。” 3、亲自修改审定游行报导消息。同天下午三时半，程凯同志在他的办公室主持召开总编办公会议，他开始就说：“要不是开会，我也上街游行了。”这天晚上，程凯同志亲自修改本报记者来写的《海南日报》部分新闻工作者上街游行的消息稿，选定游行照片，并安排版面。 4、签署声援电文。 5 月18日下午编辑办公会议期间，全国二十家妇女报刊驻海南联合办事处的两个人带来声援北京绝食请愿的声援书，要求报社签名盖章。程凯同志接过声援书看了一遍说：“我看应该声援。”当时郭泽福同志表示不能以报社名义签名，程说：“这么多学生在天安门绝食，难道不能表示一下同情心吗？”他不听劝阻，在声援书上签了字，并说：“我负责。”然后叫社办副主任莫泽安在声援书盖上了海南日报社公章。 5、带头并动员领导干部在《同仁书》上签名。18日近中午时分，几名记者在政文部起草了《告新闻界同仁书》，呼吁：声援北京、声援海南、声援学生！并将《同仁书》分别张贴在报社大门口和食堂两处。程凯同志于下午一时左右，从宿舍下来，在张贴在食堂的《同仁书》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下午下班时，他对几位部主任说：你们为什么不签名？在程签名后，报社有7位处级干部也签了名。在《同仁书》上签名的主要是编辑部的同志，共计七十四人。 6、公开散布同中央精神相悖的言论。5 月23 日，也就是李鹏同志代表党中央在首都政军干部大会上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不得参与任何损害安定团结的活动，而且要在团结群众、制止动乱中发挥先锋作用”的第三天，程凯同志在报社全体干部群众大会上还坚持错误立场，说：“同志们参加声援北京绝食学生的游行是一种爱国行动，是被一种忧患意识激发起的革命热情。我为我们报社有这样多具有革命热情的同志而感到骄傲。”又说，对这次游行，“如果报社外面有人要来追查，我们把他顶回去。我们报社内部也不允许追查，如果谁要追查，我作为总编辑，我要运用自己的权力，追查那些主张追查的人！”程凯同志的这番话，使部分有错误思想倾向的人受到鼓舞，先后两次报以热烈的掌声。 7、《海南日报》社的问题出现后，先是省委宣传部，然后是省委对报社提出严肃批评，要求程凯同志认真总结教训，但他毫不在乎，充耳不闻。以致他回深圳养病后，6月8日报纸版面又一次出现严重错误。抄录完《调查报告》的主要部分，我作几点说明和补充：《调查报告》只列举我在5月19日以后的“错误”，回避了4月26日我把《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从第一版放到第四版的“错误”，我不知道这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其实，处理四二六社论，才是我最严重的“错误”，也可看做海南省委犯下的“错误”。我相信《调查报告》是由许士杰最后审阅批准，也许，海南省委、许士杰回避这一“错误”，不仅为我，更是为自己，他们承受不起公开这一“错误”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调查报告》称“6月8日报纸版面又一次出现严重错误”，指的是当日《海南日报》刊登了新华社的一则电讯：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说“六四期间死亡的学生和市民只有二十三人”。这是中共政府向全世界撒下的弥天大谎。《海南日报》不敢不刊登他的谎言，编辑却在废稿堆中发现6月6日新华社发来的的另一则电讯《国家统计局长指出：对谎报数字者要绳之以法》，于是编辑又一次运用了他们的版面编排技巧，将两篇稿子同时见诸报端，安排在邻近位置上，其版面语言之鲜明，不言而喻。另一次“错误”《调查报告》没有提及：6月4日新华社发来解放军强行开进天安门广场清场的电讯，编辑们知道，北京流血了，电讯稿掩盖了这一最重要的事实。如何把流血的消息告诉读者？恰在此时，海口发生一场车祸，有人在车祸中死亡。按往常，这是可报可不报导的消息。但这天，编辑们却把这个消息排上版面，标题只一个字：“血！”与清场的消息相对应。凡智力健全的读者，都明白《海南日报》在告诉人们一件什么样的事情。至于我离开中国以后，海外有些报刊说我已经准备好了出版李鹏下台的“号外”，并且亲自拟定欢呼李鹏下台的新闻稿。工作组也曾为此事审问我。但这完全是没有的事，我不是赌徒。整个89民运期间，我所主持的《海南日报》，所有版面，都是经过审时度势后安排的。【回忆录】程凯：我的1980年代程凯生于1946年，生前曾担任中国《人民日报》社驻深圳记者站站长及《海南日报》总编辑。此外，他曾为自由亚洲电台担任过多年的特约记者。 (程凯家属提供) 责编：陈美华原載新世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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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玲 #櫻花 #美學 #凋零 #自然之美

7个月前

這人倒霉，喝涼水都塞牙。一個不留心，把手腕給整骨折了。那天打籃球，對手冲過來，一防，一個屁股墩，左手一扶地，咔嚓一聲，大叫一聲不好，眼冒金星，掙扎起來，用右手扼住左腕，有汗水流下。臉色如何，不知道。球友找來了冰塊敷上，撤退回家。歲月不饒人，畢竟年紀在那裏擺著。找出各種狗皮膏藥，雲南白藥，先貼上再說。夜裏，手腕手背，腫成饅頭狀，殃及整個小臂和肘部，整個小臂無法擡起，順著肘部一直摸到手背，似乎哪裏都痛。即使這樣，獨臂駕車，還去了一趟南方旅游幾天，包括“擅闖”南卡的勒融軍營，誤入歧途。轉眼十天過去了，膏藥貼了半打，腫脹仍清晰可見。無奈只好看骨科醫生。 X光一通下來，他宣佈你骨折了。好嘛，這個骨頭這麽不結實啊。骨質酥鬆，一定的。一把老骨頭了，年輕時再折騰也很少這樣慫。不光左手腕，甚至整個左小臂，都發生了問題，多處有問題：斷裂，錯位。打了石膏，吊起了綳帶，固定住胳膊。醫生囑咐，這種狀況，起碼四個星期。兩個星期后來復查。如果康復順利，再繼續觀察一個月。千萬別提重物。傷一隻胳膊，等於半個殘疾，武功儘廢：你無法穿衣，無法痛快洗澡（醫生囑咐不得弄濕石膏綳帶），甚至吃飯都成問題。打字成了問題。只能一隻手敲鍵盤，一篇東西，能寫半年。養病千日，去病一時，希望如此。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抽絲中，感到了漫長，無奈，恐懼，抑鬱，甚至絕望。想想肖生客的救贖理想豐滿，現實骨感。傷筋動骨一百天，照仨月招呼吧。今年是我的本命年？按照村裏習俗，腰裏要繫一條紅褲帶。不過，我也有學習榜樣：球友韋恩，那天也是摔倒手臂幾處骨折，人家兩個月后，就又出現在球場。老兵不死，只是凋零。

#意外 #骨折 #運動受傷 #篮球 #年紀 #康复 #扭伤

8个月前

如果说原39军军长吴信泉这位开国中将对轰轰烈烈的“保家卫国、抗美援朝”之回忆认知是囿于水平所限，那么开国上将洪学智——这位全程参与抗美援朝之战的志司首长，该不会也是“井底之蛙”吧！洪学智上将在其晚年访谈录中，对昔日的峥嵘岁——朝鲜战场，是这样回忆的：“我们误判了华盛顿！第三次战役之后，我方应顺势谋和。即使不选择谋和，也不应盲目自大，选择继续攻击前进。第四次战役，实际上是毛主席拍板的，前线的一切行止是彭老总定夺的，下面的军师团三级干部只是执行命令。第四次战役打响后，在原定的‘西顶东进’战术推进中，遭遇美军的强烈反扑。仅五天时间，我方的38军和39军这二个王牌军就被拼光了！仗打到第七天，若非41军及时回补和天降大雨迟滞了美军的机械化部队，整个志愿军司令部在仅有一团兵力的护卫下，极有可能被美军连锅端掉！我连夜驱车回到志司接彭老总时，他连军装都没穿，一条大裤衩子就上了我的车。战后，上千名军官在李震(开国少将)的领衔下，要求问责彭老总。之后，彭老总也是老泪纵横！再往后，就是坑道战为主了，以守为攻，一直相持到双方停战！” 轉網文

#抗美援朝 #朝鲜战争 #洪学智 #误判 #保家卫国

8个月前

請問，這個女士，是劉俊囯先生的女兒嗎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

#刘俊国 #家族 #名人后代 #人才辈出

8个月前

全蘇聯（俄羅斯），只有倆地方供應最好：莫斯科跟列寧格勒（聖彼得堡），從斯大林時代起就是這樣，這倆城市的“戶口”，賊拉值錢。雷光漢在其書中說，七十年代，勃列日涅夫當政時，這倆城市不許沒入籍的華人居住

#俄罗斯 #莫斯科 #列宁格勒 #斯大林 #勃列日涅夫 #户口政策 #七十年代

9个月前

因爲肯尼迪遇刺案，我對殺手奧斯瓦爾德做了一些研究，主要信息來源是美國學者麥克米蘭的一本書：李和瑪麗娜（奧斯瓦爾德和他的蘇聯妻子）。在書中，奧斯瓦爾德被描述成一個社會主義者。射殺肯尼迪后，他被抓捕，提出第一個要求就是要求美國共產黨的首席辯護律師成爲他的辯護律師。出於信仰，他在19嵗復原之後投奔了蘇聯，兩年多后又囘到美國，這次帶著他的蘇聯妻子和襁褓中的女兒。在美國，他四處宣傳社會主義，關注古巴，還去過墨西哥，希望能再度囘到蘇聯。他在新奧爾良等地上街宣傳社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企圖射殺他心目中的“極右派”將軍，此等爛事做了一籮筐。這些FBI瞭如指掌，但最後都“放過了”他，導致他最後一發不可收拾，釀成驚天大案。看完這本書，我深深感到，美國這個地表上最强大的國度，還是有奧斯瓦爾德這類人的，儘管他們的數量，很少很少。美共總書記白勞德三十年代兩次代表美共競選美國總統，所得不過幾萬張選票，可見社會主義在美國，不管你咋折騰，縂還是不得人心的。我家附近電綫杆子上發現的這種馬列宣傳畫和標語，讓我想起了在美國讀書那個年代：經常有社會主義者在學校附近轉悠，希望能convert一些傻叉大學生們，加入他們組織，為民請命，為萬世開太平。我每次都接下他們的傳單，然後轉手就扔進了垃圾箱。

#肯尼迪遇刺案 #奧斯瓦爾德 #社會主義

9个月前

關於川普是否真的表示將於明天（即2025年3月18日）解密8萬份與肯尼迪總統遇刺相關的文件和檔案，目前無法完全確認其真實性，因為這涉及到當前時間點（2025年3月17日）尚未有官方可靠來源或主流媒體報導證實這一具體聲明的準確性。我將根據現有信息和背景進行分析，並說明可能的真實性評估。首先，川普在過去確實多次表達過解密與約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遇刺相關文件的意願。早在其第一任期（2017-2021年），他曾於2017年10月允許公開約2800份相關文件，並表示希望全面透明以平息陰謀論，但當時在情報機構（如CIA和FBI）的壓力下，部分文件仍被保留保密。此外，他在2024年競選期間也重申，若再次當選，將推動解密這些檔案。2025年1月23日，據報導，他簽署行政命令，要求國家情報總監在15天內制定解密肯尼迪遇刺文件的計劃，並在45天內處理羅伯特·肯尼迪及馬丁·路德·金遇刺相關檔案。這顯示他對此事有持續興趣和行動。其次，X平台上有用戶於2025年3月17日發帖稱，川普宣布將於次日（3月18日）公開8萬份未經刪節的肯尼迪遇刺文件，並引用川普說：“人們已經等待這一刻幾十年了。”還有帖子提到“約有8萬頁”，並稱這將是“非常有趣”的公開。然而，這些聲明目前僅見於社交媒體，並未得到白宮官方聲明、川普本人公開演講或主流新聞機構的即時證實。考慮到當前時間（2025年3月17日下午5:54 EDT），若真有如此重大的宣布，通常會在當天早些時候由官方渠道或大型媒體報導，而非僅限於X上的零散帖子。再者，文件的數量“8萬份”或“8萬頁”是否準確也值得商榷。歷史上，肯尼迪遇刺案的檔案總數龐大，已公開的超過數十萬頁，但仍有數千份未解密。例如，拜登政府於2022年12月解密一批後，據稱99%的檔案已公開，剩餘未公開的僅數千頁。川普若要公開“8萬份”，可能是誇張的說法，或包含了更廣泛的相關文件（如羅伯特·肯尼迪或馬丁·路德·金的檔案），但這需要具體證據支持。從時間線看，1月23日的行政命令要求15天內提交肯尼迪檔案解密計劃（即2月7日前），若計劃已通過並執行，3月18日公開確有可能。但“明天解密”的說法若為真，應伴隨更廣泛的官方預告，而非僅靠X帖子傳播。此外，解密過程涉及多部門協調（如國家檔案館、情報機構），8萬份文件的準備和發布是一項複雜工程，通常不會在一天前才突然宣布。總結而言，川普有意解密肯尼迪檔案的背景是真的，且2025年初的行政命令支持這一方向。但“明天（3月18日）解密8萬份文件”的具體聲明，目前僅基於X上的用戶帖子，缺乏官方或權威來源的即時證實，因此真實性存疑。可能是社交媒體誇大或誤傳，也可能是川普確有計劃但尚未正式公布。建議關注白宮官方聲明、川普的Truth Social賬號或主流媒體的後續報導，以確認此事是否屬實。 ---Grok

#特朗普宣布解密肯尼迪与马丁·路德·金遇刺案档案引发关注· 50 条信息

#肯尼迪遇刺案 #川普解密文件 #信息真实性存疑

9个月前

我胡漢三，正在城樓觀山景

#胡漢三 #城楼 #观山景

9个月前

有位反共且極端厭惡烏克蘭的網友，歷數了烏克蘭十大惡行，其中包括一項：大力援助中共，包括提供核能力和第一艘航母，云云。我想再說一次：瓦良格號是半成品，報廢品，躺在敖德薩尼古拉耶夫造船廠船塢上數年不動，早已成爲報廢資產起碼負資產。甲板以及各處銹跡斑斑，發動機渦輪機部分都沒裝好，這才讓廣州澳門香港居民徐大校，以兩千萬美金買去（背後是中國政府支持）。出黑海過土耳其管控的博斯普魯斯海峽被卡住，要求繳納各種費用，中國走後門給了土耳其好處才得以過關。這艘破船本身沒動力，是雇用拖船拖囘中國的，歷時一年，耗資一億美金。當然，按照合同，烏克蘭把該艦的設計圖紙給了中國。大家仔細想想，在中國改開發展道路上，它能走到今天，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軍事政治經濟科技上，成爲可以跟美國掰手腕的龐然大物，誰的貢獻最大最多，還不是美國，日本，德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台灣香港韓國這些國家和地區，對了還有以色列，當然還包括蘇聯和后蘇聯。他們在諸多方面，都給與中國巨大支持，跟這些國家和地區相比，烏克蘭的貢獻，可謂九牛一毛。爲何這些網人，在烏克蘭遭難之際，盯著烏克蘭幫助中國不放呢

#反共 #乌克兰十大恶行 #中共援助 #核能力 #瓦良格号 #报废航母 #黑海 #中国政府 #博斯普鲁斯海峡 #土耳其

9个月前

既然彭德懷出席了簽字儀式，最後他簽字了沒有？好像胡老師說他沒簽，但是，GROK是這樣說的： 1953年7月27日，朝鮮戰爭的停戰協議在板門店簽署，正式名稱為《朝鮮停戰協定》。簽署該協議的各方如下：朝鮮人民軍（北朝鮮）：代表是朝鮮人民軍總司令金日成（雖然他本人未親自簽字，而是由其代表簽署）。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是彭德懷，時任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聯合國軍（以美國為首）：代表是威廉·哈里森中將（William K. Harrison Jr.），他是聯合國軍司令部的首席代表，當時由美國主導聯合國軍。具體簽字人是：南日（Nam Il）：朝鮮人民軍總參謀長，代表朝鮮方面簽字。彭德懷：代表中國人民志願軍簽字。威廉·哈里森中將：代表聯合國軍簽字。值得注意的是，南韓（大韓民國）當時拒絕在停戰協議上簽字，因為南韓總統李承晚希望繼續戰爭以實現朝鮮半島的統一。因此，南韓不是停戰協議的直接簽署方，但作為聯合國軍的一部分，其利益由聯合國軍代表。這份協議結束了朝鮮戰爭的戰鬥行動，但並未正式結束戰爭狀態，至今朝鮮半島仍處於停戰而非和平條約的狀態。如果這是事實，朝鮮的做法就是狗屎一堆：）

#停战协议 #朝鲜战争 #彭德怀 #板门店 #中朝关系

10个月前

陶傑先生的文章，歷來犀利，這沒得說。他的最新有關美歐關係俄烏戰爭的文章，我大都贊同，但有一點，我覺得他説的有點問題。網上討論，幾個原則：一家之見，一管之見，純屬務虛，儘管百無一用他說：“俄烏戰爭今日烏克蘭還沒有輸，澤連斯基的軍隊仍在前線英勇作戰。只要英法德三國有軍事援助烏克蘭的誠意，包括出兵，馬上可以將俄軍由烏克蘭境內全部驅逐。” 這可能嗎？即便英法德有軍事援助，也出了兵，就可以“馬上可以將俄軍由烏克蘭境內全部驅逐”？有這麽簡單嗎軍事援助，多少出兵，多少，就可以達到這個目標出兵就不怕普京的核武器了？目前，或戰爭以來，英法德，國内條件、氣氛、局勢和民意適合他們援助多少，出多少兵？

#美欧关系 #俄乌战争 #军事援助 #国际政治 #陶杰评论

10个月前

俄羅斯烏克蘭戰爭，由於川普總統介入當裁判居中調停而產生新的問題：北約問題再度浮出水面。北約東擴？烏克蘭是否應該成爲北約成員，俄羅斯因北約東擴所以侵略烏克蘭有理等觀點再度引起討論。我提到了普京當年申請加入北約沒有成功的例子。我認爲，普京後來對烏克蘭動粗，是想報復北約：你不讓我入，那麽，我就掀桌子，一拍兩散，大夥兒都別玩！北約爲何成立，我們的前輩和今天的我們，都心知肚明。在蘇聯解體后的三十多年，有無東擴，有。東西南北一起亂擴：北約如今有31個成員，蘇聯解體后增加了14個，最新成員是瑞典，2024年加入。2023年，芬蘭加入。按照東擴必須拿下的普京心態和行爲，1940年跟蘇聯打了一場血腥邊界戰爭的芬蘭，是不是2023年就該拿下。下面是蘇聯解體后加入北約的國家：捷克共和國 - 1999年匈牙利 - 1999年波蘭 - 1999年保加利亞 - 2004年愛沙尼亞 - 2004年拉脫維亞 - 2004年立陶宛 - 2004年羅馬尼亞 - 2004年斯洛伐克 - 2004年斯洛文尼亞 - 2004年阿爾巴尼亞 - 2009年克羅地亞 - 2009年芬蘭 - 2023年瑞典 - 2024年除了芬蘭瑞典，大多數新成員國是視蘇聯為龍頭老大的前共產黨國家，要按照某歐洲囯加入北約，莫斯科必然要戰爭的理論，從兩千年開始，莫斯科應該打多少場戰爭。加入北約，難，對普京來説，對烏克蘭來説。因爲北約章程規定申請囯不得有領土糾紛。烏克蘭2018年就開始申請加入北約，18年了，一直被拒之門外，2023年遭到侵略再提加入北約獲得保護，依然不得要領。大概是九十年代末期，也就是捷克匈牙利波蘭加入北約那段時期，俄羅斯也開始申請加入北約：普京可能認爲：我們的宿敵波蘭以及我們曾經滅了的匈牙利捷克都加入了，怎麽反倒我們被拒之門外。我說到了北約在這個問題上很多的道理和擔憂，但忽略了很重要的一點，那就是，北約章程規定，申請囯不得有領土和主權糾紛，烏克蘭因此而不得加入。那麽，俄羅斯也有同樣的問題：一：它同烏克蘭有領土糾紛；二，它同車臣也有領土紛爭。就在普京申請加入北約時，俄羅斯跟車臣的第二次戰爭，理論上還在進行，而且一直到十年後，才算正式結束。

#俄乌战争 #北约东扩 #普京 #特朗普 #乌克兰 #北约问题

10个月前

理論上，胡平老師是對的但具體誰來監管比如，這次DOGE具體查USAID 相應的國會主管單位是什麽 X機器人GROK的回答：美國國會確實有監督各政府部門預算和執行的機制，包括對於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的監督。以下是具體負責監督的部門和單位：參議院：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負責監督與外交相關的政府部門，包括USAID。該委員會可能通過聽證會、調查和報告來檢查USAID的預算使用和項目執行。眾議院：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與參議院的同類委員會相似，負責監督USAID和其他涉及外交和國際發展的機構。其他重要單位：政府問責辦公室（GAO）（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作為國會的調查機構，GAO經常進行審計和評估，以確保政府資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它對於USAID這樣的機構會進行詳細的財務和績效審查。總稽核署（OIG）（Office of Inspector General）：每個聯邦部門都有一個OIG，負責內部監督和檢查。USAID也有一個獨立的OIG，專門負責對該署的各種項目和運作進行監督，確保資金的合規使用。小組委員會：在上述主要委員會下，還有專門的小組委員會，比如"亞洲、太平洋、非洲、全球健康與全球人權小組委員會"等，這些小組會針對特定地區或主題進行詳細的監督。這些單位通過各種手段進行監督，包括：預算聽證會：在每年的預算週期，國會會舉行聽證會，審查和討論各部門的預算請求。監督聽證會：針對具體的項目或問題進行專門的聽證會。調查報告：GAO或OIG發布的報告，分析和評估USAID的運作情況。立法監督：通過修改或創建法律來影響和監督USAID的運作。我們在等待誰來發佈什麽報告是上述這些部門吧

#國會監督 #USAID #DOGE #X機器人GROK #外交關係

10个月前

历史需要补课

#历史 #补课 #教育

10个月前

薄熙來身高1.82米記得他受審時，身後兩名法警，都比他高出不少有一位“法警”，有人認爲，是中國國家男籃的鞏曉彬，他身高2.03米：

#薄熙來 #身高 #鞏曉彬 #法警 #受審 #中國國家男籃

10个月前

現在美國當局驅趕非法移民，有些X網友反對這種做法，提出：當初五月花號來美國，也是非法移民。不能自己上了車，就関車門，反對別人上車。我覺得這種説法還有點代表性或意義，值得討論五月花號來美國時空背景，不少網友都知道。那是1620年。1620年是個啥年代，英國這130多分離主義者，為追求更好的宗教和經濟自由和機會，在11月21日踏上了麻省科德角土地，頭一年嚴冬，102船民一半病死，活下來的50人，建立了美國第一個英國移民居住區。這些人在船上航海期間，簽署了五月花號公約，成了160年后的美國憲法精神基礎。非常清楚，美國憲法，現在大家敬仰的國家大法，是五月花號上岸160年之後發生的事情。現在美國的所有法律，刑法，刑事訴訟法，等等，等等，都是這部憲法之下的衍生品。現在大家執行美國的法律，跟1620年的五月花號登錄美國時“當時的這片大地上的“法律和制度”，有多少關係當時的這片美洲大地是什麽狀況？五月花抵達美國（確切說美洲這嘎達，因爲當時並沒啥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一説），並沒有啥“美國”，當時這嘎達，大部分地域都是原住民印第安人在活動，種田狩獵打魚，獵殺入侵的白人和其它種族人，或者跟後者友好互動，互通有無。當然，也不全是，也有少數歐洲殖民者建立的colonies,比如1513年西班牙人胡安.龐塞早在1513年，就踏上了現在的佛羅里達，隨後，西班牙建立了如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這樣的殖民地，但主要集中在南部地區。英國的殖民活動開始於1585年，羅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在現在的北卡羅萩納州建立了羅阿諾克殖民地，但這個殖民地很快就神秘消失了。1607年，詹姆斯鎮（Jamestown）在弗吉尼亞成立，成為了第一個持續的英國殖民地。英國的殖民主要集中在東北部海岸。法國在北美的活動主要集中在加拿大和密西西比河流域，建立了如魁北克（Quebec）這樣的定居點。法國人與原住民有較多的貿易和交流，但直到五月花號抵達時，法國在現在的美國本土上的存在相對有限。總之，當時的美洲這嘎達（不談加拿大和墨西哥）還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政治體系。各殖民地有自己的管理方式，通常由殖民地的總督或類似的官員管理，這些官員受歐洲本土政府的控制。原住民部落有自己的領袖和政治結構，與殖民者之間的關係複雜，有時是衝突，有時是貿易和聯盟。經濟情況：殖民地的經濟主要依靠農業、毛皮貿易和與原住民的貿易。英國殖民地如弗吉尼亞以種植煙草為主，這是其經濟的基石。西班牙則主要從事金銀開採，特別是在中美洲和南美洲，但也影響了北美殖民地經濟的發展。法國在北美的經濟活動主要是毛皮貿易，這也促進了與原住民的互動。五月花號於1620年抵達，這是一個重要的標誌，象徵著普利茅斯殖民地的建立，後來成為了新英格蘭的基礎。這次抵達不僅帶來了更多的英國移民，也開始了美國歷史上重要的宗教自由和民主制度的萌芽。 1620年之前，美洲大陸存在原住民文化和殖民者的鬆散的歐洲法律和政治管理制度，五月花號上的英國移民，靠自己的努力，融入了這種多樣化的制度，最後得以生存發展和壯大，他們制定的五月花號協議和他們的後代推出的美國憲法構成了今天美國的主要立國基石。美國憲法在1789年推出，也就是天安門事件兩百年前。美國聯邦幾次大的購地行動：1803年，路易斯安那。從法國購買領土: 從密西西比河到落基山脈，從加拿大邊境到墨西哥灣，包括現在的路易斯安那、阿肯色、密蘇里、愛荷華、內布拉斯加、堪薩斯、奧克拉荷馬、明尼蘇達的大部分地區，以及北達科他、南達科他、蒙大拿、威斯康辛、密歇根的一部分。這一購買使美國幾乎翻倍。佛羅里達購地（Florida Purchase）: 1819年，從西班牙購買，條約簽署；1821年正式轉讓阿拉斯加購地（Alaska Purchase）: 1867年購買對象: 俄羅斯夏威夷：1898年（這次是并入，沒購買）維爾京群島購地（Virgin Islands Purchase）:1917年從丹麥購買美國這趟“大篷車”，上車，一直有人在上，只是司機和售票員查票方式，隨著總統和時代的變化，而有所不同。對於乘客來説，並不存在什麽先上後上和關門的情況。紐約愛麗絲島大門永遠敞開只是你有沒有機會，有沒强烈願望和動力而已從80年中美建交以來，多少中國人趕上了這班車

#美国 #非法移民 #五月花号 #移民政策 #历史背景 #宗教自由 #经济机会

10个月前

在克里姆林宫走廊上，勃列日湼夫和苏斯洛夫(苏共中央书记之一)碰面了，苏氏问勃氏：“你为什么一只脚穿黄皮鞋，另一只脚穿黑皮鞋呢?”勃氏回答：“我早发现了，想换双同样颜色的皮鞋，可是朝鞋架上看，上面也是摆着一只黄的一只黑的。” ---雷光漢雷光漢偷渡到蘇聯，是1970年一打三反的時候，他忍受不了迫害，就游過了界河。那個時代，還是勃列日尼夫時代，政治笑話一籮筐。他的那本“蘇聯流亡記”，羅列了很多這樣的政治笑話，這是其中一小段。我記得當時中國因爲“反修”，參考消息上，每天也是一堆這樣的政治笑話。一段時期連載日本人寫的東西：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嗎，就不斷刊登這種笑話。笑話，使人長壽笑話，促進社會變革人是鉄，飯是鋼笑話，是合金鋼特殊鋼希望大家笑口常開：）

#苏联历史 #政治笑话 #勃列日涅夫 #苏联流亡记

11个月前

按：本文系作者提交给北京“九一三”40周年文史研讨会的书面发言。作者向红是周宇驰的女儿。据“维基百科”等资料：周宇驰（1935年－1971年9月13日），河北乐亭县人，曾任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是“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之一。1971年9月13日，在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飞机起飞后，周宇驰、于新野及李伟信在北京沙河机场乘直升机出逃迫降，周宇驰及于新野开枪自杀身亡。 ---太長，轉者有所刪減--：我终于明白了父亲为什么调来调去：他给刘亚楼当秘书时，有一次上午到的大开本《参考消息》，他下午才送给刘司令看。刘批评了他。他解释，这只是一本《参考消息》，不是文件，并没耽误工作，遂不肯认错。刘的性格很闻名，岂能允许别人反驳和异议，尤其是自己的秘书，就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再次批评我父亲，好像说他工作“踢皮球”。但我父亲也很倔，有些不识时务，坚持不认错，刘亚楼大为光火。我父亲那时是少校，刘为此在空军出台了一条新政：凡是少校军衔没有担任过指导员或教导员等职务的，一律下放一年，补课。这就是我父亲后来下放到江苏盐城高炮某部，担任了一年营教导员的前因后果。据我哥哥了解，“文革”前我父亲曾经被借去上海党校讲过课。我也记得他在空二师五大队当政委的时候，五大队的宣传搞得有声有色，我父亲和飞行员的关系很好，经常谈心。父亲还有副好嗓子，他喜欢唱《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我们走在大路上》这一类激扬、向上的歌曲。“文革”期间他被评为空军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在大院里进行心得讲用。他身体很棒，在一航校时拿过东北军区速滑的名次，刚回大院还在灯光球场打过篮球，那应该是林立果还没到空军的事了。于新野叔叔的父母都是新四军，是革命老干部；他父亲在解放初是安徽省人民广播电台的创始人，后来担任过上海市人民广播电台理论编辑部的领导，1958年支边调到宁夏省电台工作。我也还清晰地记得林立果刚到空军时，穿着新军装，寡言少语地坐在我家床上，见我进来，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后来他成熟了，也胖了，像个干部的样子了，到哪儿都能听见歌颂他父亲和赞美他的话，每逢此时，他只微微一笑，颔首致意，应付自如，并不张狂，平时依然寡言少语，好像总是有事可做，从未见过他懒散的样子。记得是1970年5月20号，早上程洪珍开车到中山医学院，把我接去度周末，“调研小组”的人当时都驻在广州白云山机场招待所。因为他们那里可以看到香港报纸和很多的外国杂志，所以我去了就会翻看，对报纸上连载的言情小说很痴迷。一个上午，别人都各自忙碌着，洗衣机放在翻译陈伦和房间的卫生间里，哗啦哗啦地响，我好奇地去看，顺便帮忙。他们住的楼层上有一个大饭厅，里面有部电视机架在那里，平时大家可以聚在里面看电视。那天我看见饭厅没有人，椅子都折迭好靠在墙边，只留了一把椅子正对着电视机摆放着。电视里开始转播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五二O”大会，我坐着椅子上看了看，就走开了。一会儿，该林彪讲话了，林立果从房间里出来了，有人很默契地开了瓶橘子汽水递给他，他就坐在那张椅子上，聚精会神，边喝边看，别人都走开了。我见大家都不进去，也不好贸然进去，就在门口看了一会儿，记住了林彪讲话中“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那个“助”字的湖北口音特点。林彪讲完话，大会还没结束林立果就站了起来，还是一副没有表情的表情，回房间了。我目睹了这一切，就自己一个人胡思乱想起来——不是说干部子弟应该谦虚吗？他只听自己爸爸的讲话，算什么呢？可是他父亲是林副主席呀！原来他和他父亲的关系会这样啊……要是爸爸在台上讲话，我好不好意思听呢？后来跟林立果见面次数很多，但仍然完全不能把他和《五七一工程纪要》联系起来。我们一直在想：是什么让我父亲从当年一个学习毛选、宣讲毛选的“积极分子”，和那些空军党办的精英们，变成了后来的他们？可以说他们都已经有家有业，也有一定权势，他们还想干什么？怎么就愿意冒死跟着林立果干出这样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来呢？难道是贪图更多的权益？难道是脑子一热、自我膨胀？或是上了“贼船”下不来了？林立果还折腾什么呀？林彪不是已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吗？一开始怎么也想不通，第一次觉得熟悉的父亲那么的陌生；后来慢慢想通了一点，逐渐地，我们开始走近我父亲。我清楚地记得1971年9月5号，是个星期日。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我像往常一样，和要好的几个同学去广空参谋长顾同舟家里玩，主要为了能解解馋。学校把我们部队学员的伙食费和地方同学平摊在一起，所以伙食不好，我们这帮孩子正在长身体，胃口大得吓人，加上是北方人，吃不惯广东的大食堂。忘了是饭前还是饭后，女孩子们叽叽喳喳地都聚在客厅和张亚青阿姨说笑着，顾伯伯把我单独叫到客厅外面的走廊，脸上还挂着和我们聊天时的笑容，四顾无人，很亲切又神秘地压低了声音，说：你爸爸12号就要到广州来了！到时候我派人去学校接你！我不太理解他为何这样，但因为他一直很关心我，跟林立果他们关系又好，在那时“亲不亲，线上分”政治观念里，他和我父亲是一条“线”上的，可能是想回避不让其他同学听见；于是我很有礼貌地应答，但我的性格内向，就爱胡思乱想，心里依然感到些许疑惑——广州是父亲常来常往的地方，这有什么好神秘的？也就认为他是一片好心，了解我们父女的感情，所以当成个好信息告诉我。事后才知道，其实就在那两天的前后，刘兴元给广州军区传达毛泽东南巡“吹风”的内容。 12号我没有请假外出，怕来人找不到我，一直在学校等消息。但并没有人来找我，也没有电话来。我并没有觉得特别奇怪，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林立果和父亲他们神秘、机动的工作特点，反正我也没什么事情要办，正好休息一天，我在学校只接过妈妈打来的长途电话，但打不了，所以我也没打电话给任何人。大概又过了一周左右，同学汪京群（汪东兴的女儿）吃完晚饭和我在校园里散步。她悄悄地告诉我：一个大官坐飞机跑了，下落不明。我们俩就海阔天空地猜想，会是谁呢？其实我根本无从猜起，都是听她说。最后她说，可能是许世友！这个人最不听招呼了！我根本对什么叫“跑了”没有任何概念，对中央的事情更是一头雾水，所以听了京群的分析，就觉得有道理，听说许世友的脾气很大，谁也不服，随身老带着枪，“文化大革命”期间就曾经跑到山里躲了起来；所以这次跑的大官很可能是他。何等的天真烂漫。在广州听完传达“九一三”的中央文件，我和全国人民一样，对此事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尤其是文件说他们都死了，我根本不相信，感觉头晕耳鸣，全身麻痹。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是“这是‘笔杆子’在搞鬼！”我旁边坐着的是学校里睡在我下铺的广空副参谋长的女儿，她悄悄地问了我一句：那个周什么的女儿是谁呀？我挣扎着回答：是我……声音极低，极粗，极哑，根本不像我平时。她一定是被我吓到了，马上搬着櫈子往旁边挪了一下。传达完文件，李先念接见我们这些父亲在文件上被点了名的子女。他特意点了我的名，他问我：你知不知道他们的事啊？你能不能象林立衡那样划清界限，大义灭亲啊？你要是知道了他们的阴谋，你会怎么办呢？向谁举报啊？我根本回答不了这种问题，但全场的人都在盯着我看，我勉强站起来，眼冒金星，感觉喘不上气来，眼前黑压压地一片人头，我跳过了前面的几个问题，朝着两步远的李先念，哑着嗓子说了三个字——吴法宪。显然这个答案令他很不满意，他也不让我坐下，就转过脸跟另外一个方向的子女们讲起话来。我既紧张又非常尴尬，也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刚才听文件的时候隐约感到吴司令这次也要倒台了，但我说的是实话，谁让我听见林立果他们背后跟吴法宪叫什么“吴胖子”呢？谁让我什么都不知道呢？不向他举报向谁举报？空军大院最大的干部就是他嘛！何况我在广州上学，更不知道该怎么举报；就算我去过几次毛家湾，但是坐车去的，根本不知道地址，再说这次连林彪也死了呀……幸亏我还知道人民大会堂是开大会才用的地方；天安门是节日或接见群众时才用的，平时上面没有人；“中央”二字对我而言，就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应该在长安街上的新华门里面。何等的幼稚可笑。广州军区委托广东省军区把我们这些子女留下办学习班，而这四天我自闭了，像张春桥在特别法庭上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学习班结束的总结会上，其他子女代表都表了态、表示紧跟、要划清界限。我则被广州军区政治部于主任点了名，“听说这四天学习你没说过话，你是怎么想的？今天你要表个态。”我一咬牙站起来，没头没脑，倔倔地说了两句，第一句：中央文件是机器印的！第二句：我要看温都尔汗的照片。这两句和当时会议气氛大相径庭、完全逆反的话，让于主任措手不及、极为不满，后果可想而知。从此，就给组织上留下了我“态度不好”的史话，以至于1974年我复员后被空军流放到南苑空司生产队去，时任空军司令员马宁去那里劳动遇见了我。一开始以为我是哪个空军招待所去南苑轮流劳动的服务员，吃午饭时还专门坐过来，和颜悦色地跟我聊天，问东问西。然而，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生产队长在一旁陪坐，几经犹豫，还是很尴尬地当着我的面把我的身份告诉了他。马司令立即把碗往桌子上一放，对我翻脸了！大声斥责道：你要划清界限，好好改造！我也把脸一绷，二话没说站起来，把没吃完的饭菜往碗里一扣，在众人的注视中傲然离去，身后的食堂里一片寂静，鸦雀无声。事后我越想越绝望：我到底是谁？我代表我父亲吗？我竟如此之臭名远扬？空军司令竟如此没有水平？党的政策竟如此之遥远？尽管“九一三”时我未满17岁，但我真的不应该这么天真、单纯，因为就在“九一三”前夕的暑假里，因为家里的事情，我很生气，就给江腾蛟伯伯打电话，问有没有去广州的训练飞机，要回学校。父亲得知后匆匆赶回家来，大概因为我这个从小到大最听话、最让家长放心的孩子，在气头上居然跟他说了一句“再也不回这个家了”的话，让他很是意外和伤心，他坐下来耐心地听我把情况说完，长叹了一声，和我做了一次长谈。就是这次谈话，吐露了他们的一些迹象，只不过我没有真正领会而已，现在看来那就是一次“路线交底”，而且是唯一的一次。他对我说，你不要看咱们家现在这些条件，以为我们和吕果（指林立果）一起工作，一切都风平浪静，路线斗争很激烈，有人要整林副主席，随时都有风险。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像林副主席这样打下大半个中国，这么大功勋的人还要被整，是卸磨杀驴啊！他眼里含着泪，空气很凝重。第一次见到父亲流泪，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同时也被这些话的内容镇住了，我不再抽泣。凭着自己的那点文学知识，脑子一个劲儿地思索着，怎么把成语与现实结合起来：谁是狡兔？谁是走狗？“文革”时期的思维模式使我根本不敢大不敬——谁把林副主席当“驴”？但还是怯怯地问了父亲一句，谁还敢整林副主席啊？后面的谈话里他提到了江青的外号“白花蛇”，张春桥的外号“眼镜蛇”，姚文元的外号“响尾蛇”……说要“清君侧”；他说“现在军队受压”，“国民经济倒退”，“笔杆子要压倒枪杆子”，形势“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他还说“上面”“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是“二桃杀三士”；他对着周围一挥手，说：“今天是座上宾，明天就可能是阶下囚！这一切，说没有就没有了！” 我虽然懂得“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和“卸磨杀驴”这两句成语的含义，但仅停留在字义上；对“二桃杀三士”则不太明白，父亲耐心地给我讲了典故，解释是借刀杀人的意思。父亲对子女要求一向很严格，很注意督促我们学习、看书，看完了还要让我们谈读书心得，比如我们入伍前都是在他要求读完《共产党宣言》，并且谈了心得，通过了之后，才同意我们走的。此时此刻的讲解，使他刚才流露出来的义愤和忧虑缓解了许多，又恢复到了平时对我们循循诱导的状态，但仍然流露出一丝疲惫。这是与平时不一样的一次谈话，父亲和我是平等的，我倾听了他的内心，他跟我讲了他的工作，虽然不能分担什么，但我不再是以孩子的身份。可惜我“只缘身在此山中”，除了记住了“路线斗争很复杂”、“很激烈”这一类平时也听到过的话，并没有感到事态严重。时值8月底，从这次谈话来看，林彪已经被整，是在“九一三”前就感觉到了。《纪要》里他们对“四人帮”的反感，已经到了针锋相对、你死我活的地步。至今还没有令人信服的完整史料，能反映林彪对此的立场和态度；那几个充满了悔恨的不祥成语，倒是反映出深知林彪在文革期间是被毛泽东“利用”了的无奈境地，只是出自我父亲之口，不知道悔恨的是林彪本人还是林立果，起码是林立果吧！事后我明白了，庐山会议之后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发生了动摇，军委办事组势力由盛到衰，跟着汪东兴积极发言的军队干部全部吃瘪……林立果他们感到大势将去，所以才有了后来“破釜沉舟”的一搏。而我的暑假里的那句气话，竟不幸一语成谶——从此无家可归。很多人描述过那一夜，都会使用“惊心动魄”一词。我不会，因为当时我在广州上学，没有和家人一起亲历北京那一夜。但从他们的描述里，我听出父亲除了一如既往的“忙碌”、“疲劳”，也听出了没有过的“紧张”、“情绪低沉”，但至今我都想不好用哪个词去形容家人面前的父亲，因为他不是“党办的周副主任”，他只是一个同时兼有儿子、兄长、丈夫、父亲身份的普通人。接下来的40年里，这种痛彻心扉的感觉挥之不去。 9月10号，接到我父亲拍去“母亲病重”的电报的二叔，带着三岁多的女儿从外地赶到了我家。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父亲已经常常忙得夜不归宿了。但那天晚上，我父亲特地回来见他，神态很正常。二叔问他，妈没病呀，你怎么拍电报说妈病了？他说，最近要开九届三中全会，开四届人大，这是一个权力再分配的会。江青、张春桥要整军队这些人，形势比较紧张，北京是个火药桶，我因为和林立果的关系，已经卷到他们的纠纷里去了。今后我就顾不上家，也顾不上管妈了，你把妈带走，以后你要多照顾弟弟、妹妹们。这个“他们”是谁，当时二叔没问，他知道搞政治的人，忌讳别人问。二叔问：我什么时候走？我父亲说，不着急，先在北京玩玩，过两天再走。还说：你不用惦着我们，我们跟林副主席到广州去。家里你想拿什么就拿，有猎枪嘛，你拿走。他知道自己弟弟的爱好。二叔看他情绪一点也不紧张，就像平时的样子，也没觉得情况很严重。他俩谈话时间很短，谈完他就走了，看来是专门回家跟弟弟交代怎样安置母亲的事情来了。 9月12号晚上我父亲又回来了，他跟二叔说，你和妈准备准备，收拾收拾东西，明天早上有人给你们送车票来，把你们送到车站。我们也收拾东西走，去北戴河，然后和林副主席一起去广州。说着他把家里所有的积蓄大概有三千元，给了二叔，说是让他以后用来照顾老母亲。后来二叔被办班时，这笔钱都被搜走了，同时被搜去的还有一块林立果送的劳力士金表，据说世界上只有60只，至今都没有归还。我哥哥和弟弟听说要去北戴河，很高兴，因为能见到林副主席了。接着他告诉我奶奶：妈，我睡五分钟，你叫我。看上去他很累了。我父亲和我妈妈收拾东西时，二叔不放心，怕眼下这事是因为军队之间的派系斗争闹的，就过去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说，你不要问。二叔还是问他：主席的态度是怎么样？是不是支持你们呢？他冲口而出：都是他搞的！二叔是他们兄弟中唯一的大学生，1957年一上大学就赶上“反右”，所以历来对政治没兴趣，淡泊名利。这在我父亲看来属于政治上不要求进步，以前哥俩碰在一起就经常辩论。 1969年九大以后，二叔来北京出差。后来他告诉我：那次我想打听一下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和你爸谈到政治上的、国内的、文化大革命的事情—— 我问他：国家这么搞，不是胡来吗？他说：都是主席搞的。我问：将来怎么办？他说：他搞的，将来他负责嘛。我问：你对像章感兴趣吗？他说：不感兴趣。我又问：将来林副主席上台是什么政策？他说：搞经济建设，搞科学技术。我问：对知识分子什么政策？他说：将非常重视知识分子。他根本不同意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观点，……但是谁给他（指毛）提意见他打倒谁，就整谁，像彭德怀、陈毅……江青和张春桥历史上有问题。我父亲告诉他，有一次他和我妈妈到林彪家里去看了两个电影，其中有一部是苏联电影《祖国在召唤》，讲的就是国家建设需要知识，国家需要知识分子。二叔的话，让我想起“调研小组”的一位叔叔也跟我讲过，我父亲跟他们讲过，林彪对“文革”的“看法当然有，跟毛泽东完全不一样。林说……马上改革！” “九一三”事件之后传说毛家湾有一书法条幅：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我不知道父亲讲的是不是真的，也可能是出自于林立果之口。这些话虽然听了真会“惊煞人”，但仍然使人感到那么有希望，那么真实，那么好！此时，他只有安慰哥哥说：咳，这都是阶级斗争嘛。我父亲听了情绪有些激动，他反驳道：什么阶级斗争？他们完全就是整人！争权夺利，整人！你知道吗？中国有多少人是冤枉的，是被他们整死的！？我父亲接着说，我已经登上历史舞台，我是下不来了，只有尽力去干了！二叔听了他的话，知道哥哥这回真的是卷进政治漩涡里去，想出也出不来了。我妈妈在旁边一边收拾一边也说，他们都想打倒（指林家），想把林家斩尽杀绝！我父亲接着我妈妈的话说：他们也好不了，将来也会有人收拾他们！我妈妈又补充了一句：他（指毛）听江青的。我妈妈是个医生，是个非常本分、老实到木讷的传统女性，家都交给婆婆管；她很信任我父亲，也从来不过问我父亲的事情。可能是因为我们和父母一直是传统的子女与长辈的关系，从来也不交谈这些政治上的问题，也没见过他们彼此之间交谈。我听了二叔的描述，很难相信他讲的是我妈妈——从什么时候开始，她也明白这些事情了？我很震惊，但二叔的话我是相信的，暑假时父亲不也给我打“预防针”了吗？他要是不跟我妈妈“交底”，我妈妈怎么跟他走呢？ 1971年9月12日的那个夜晚，他们的几番交谈揭开了中国红色铁幕最深的一角，揭示了一个涉及国家的最高机密。多年来，它犹如闷雷一直在我心头滚动。直到后来在里屋接了一个电话，我估计是林立果让我父亲“北上”的那个电话，他才显得有些着急了。他匆匆忙忙带着我妈妈和我兄弟走了，家里安静下来，就剩下二叔陪着奶奶，他的小女儿早就睡了。谁知没过多久他们又回来了，我父亲自己上楼来，二叔问他，你怎么回来了？他说吴法宪在机场呢，走不了了。二叔当时也不懂“吴法宪在机场”是什么意思。他要马上送二叔去火车站，并且说：你把向阳带走吧！我把你们送走，你们买明天早上的车票走。妈就留下吧，要不家里没个人。在去车站的路上，我父亲说：到时候什么都顾不了了！谁也顾不了了！我二叔当时就明白他的意思：不行就逃到国外去。“到时候……谁也顾不了了”，这个“谁”指的就是家人。要是我听见了这句话，无论如何也猜不到它的真实答案，我妈妈可能也是如此。我父亲从火车站回来，在我家楼下让妈妈和弟弟下车，车没熄火，马上又开走了，妈妈很不放心，匆忙中问了他一句：什么时候回来？他的回答淹没在汽车马达的轰鸣声里，妈妈隐约听他说了一句：别等我了！这句话就成了我父亲留给我妈妈的临终遗言。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据我哥哥回忆，我父亲在9月12号晚上已经有了赴死的准备了。因为没走成，他知道事情已经败露，前途叵测，肯定是凶多吉少，从西郊机场回来的路上，他的心情可想而知。他一边开车一边说：过去都说，人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我现在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了。他是准备去死了。于新野叔叔的爱人李雯阿姨也告诉我们——她在1971年暑假结束回西安第二军医学院以后，收到过一封“九一三”前于叔叔发自广州的信。信上说，如果以后有什么事，两个孩子就交给你了，口气挺内疚的。以前他们俩人之间就经常开这种玩笑，李阿姨说：我如果先死了，两个孩子交给你哦。于叔叔也说：我要是先死了，两个孩子就交给你。两人笑着，说：那就看谁先死吧。于叔叔最后这封信，等于是他的遗书，是向李阿姨交待后事。他也准备去死了。 “九一三”事件中每个人的行为举止以及整个过程，对我无疑也是陌生和突然的，所以我一直希望读懂他们。我走访过一些父亲以前的领导和同事，他们对父亲本质和能力的评价使我宽慰。正像于新野叔叔曾经说过的那样：革命就不怕流血，怕流血就不能革命！在我心目中，他们怀着美好而壮丽的理想，做着自己认为是反独裁、正党风、平天下的大事，是明知会牺牲也义无反顾的革命者，他们舍生取义，是现代的荆轲，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倡导改革开放的先烈，他们用生命谱写了对国家和人民的大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青涩过、失落过、迷茫过，但从来没有“破罐子破摔”。一路走来，我始终认为：人活着就要追求人生的正面价值，要活得有意义，不能蝇营狗苟；对正义的东西应该坚持；父亲是尽力了，他想做到忠孝两全。我遐想，如果我当时也在北京，说不定我会不下车，和父亲在一起，去遵循道义，说不定也会跟他一样向妈妈高喊一声“别等我了！”绝尘而去……“虽千万人，吾往也！”虽死犹荣。 40年来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从未平息过，随着客观环境的改善，随着真相的不断披露，学者和世人们已渐渐脱离了固有的模式去解读他们，对他们留下的令人震撼的文字资料的研究也越发深入，这是令人欣慰的。每个时代都有领先于时代的进步思想存在。从《五七一工程纪要》中不难发现，除了可以读出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外，其愤慨的后面，更多的是对国家大政背离了1945年中共七大就提出的“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这一理想的失望，以及对当下时局的焦虑。他们曾经抱着这一理想入党、参军，抱着这一理想出生入死。《五七一工程纪要》之所以在过去的40年里一直被否定、被批判、被鞭挞，就是因为它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说了真话，和它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反封建主义、反专制的精神。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越来越善于独立思考，终将难掩其独特的锋芒。孟子云：“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陌路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今天，即使作为反面教材，它的历史使命也没有终结，对于专制的统治者们来说，依然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四十年来，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也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我想，父亲他们在天有灵，一定会满怀眷恋地俯瞰这片大地，一定会深深关注这片大地上的四季风云，他们一定希望党是健康的，一定希望国家有序发展，一定希望军队越来越强大，一定希望老百姓能真正富裕起来。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人民额手称庆，重新有了安定、富裕的希望，这正是林立果和我父亲他们没有完成的心愿。请让我们共同记住这个40年前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我们命运的日子吧！《新史记》第4期

#九一三事件 #林彪反革命集团 #文史研讨会 #周宇驰 #历史事件

11个月前

李月久吳佳妮，是我們那一代人的偶像，練體操的，戰果輝煌。也很早就知道這倆移民美國了，在西部科羅拉多還是哪裏，辦俱樂部，教“書”育人，發展體育運動，增强人民體質。中國體育界，有一大票像他倆這樣的運動員，優秀運動員都移民美國或西方了，不一一列舉了。這不，有網友說這夫婦倆犯事了，涉嫌虐待跟她們學體操的孩子們，這怎麽說呢。誰還記得有中國體操教練，在澳洲犯事的事情，那情況，也跟這次李吳夫婦犯事的内容形式，一毛一樣：辦起了體操俱樂部，家長抱怨教練虐待了孩子，教練最終被罰，如果還沒有惹上刑事犯罪的話可是，可是的可是，按照中國隊那種訓練水平和程度你這小孩，不打不駡，不嚴酷訓練，冬練三九，夏練三伏，起早貪黑，頭懸梁，針刺股，你能訓練出來嗎，你能出人頭地嗎，你想永遠在賽場上拿最後一名嗎，木人想。記得中國武生泰斗蓋叫天先生，曾在其回憶錄粉墨春秋中寫道，他初入梨園，師傅那個嚴格，一些動作稍微不到位，大冬天稍微起慢起晚了一點，師傅那是劈頭蓋臉，真打啊一次我在火車上，遇到一個帶七、八歲女孩的女士，一同囘家鄉她跟我聊起了，她是帶孩子到國家體操隊“面試”或者培訓的，能留在國家隊？不知道啊，媽媽說留不下來，怎麽辦能咋辦，回去再說吧，能留省隊留省隊，不行到市隊若都留不下呢？轉行唄孩子練得也是在太苦了，當媽的看著心疼啊，如果她不是那塊料，只能轉行幹其它好在現在還不是太晚這位媽媽說：現在像她女兒這種，烏央烏央，一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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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个月前

聊聊金日成五十年代整肅“階級異己分子”--蘇聯派和延安派，蘇聯派這裏先按下不表，主要説説延安派延安派，顧名思義，都是跟著中共從延安出來的朝鮮籍老幹部。抗戰勝利后，回到了朝鮮，跟著或輔佐金日成打天下坐天下，最後結局凄慘，非死即逃。其核心人物有一些，挂一漏萬，大概profile如下（主要來自維基百科百度百科，還有一些英日文網站）武亭（1905—1952）本名金武亭，朝鮮將領。1905年生於朝鮮鹹鏡北道鏡城郡，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全程走過長征的朝鮮人之一，中共炮兵創始人之一，也是朝鮮早期的第二號領導人，1950年武亭被撤銷一切職務。尹公欽出生於朝鮮半島的平安北道，並在中國南京軍官學校接受軍事訓練。1934年6月，他從中國返回朝鮮，參加抗日運動，曾被日本當局逮捕。1945年，日本二戰投降，北朝鮮建國，尹公欽就任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1952年獲委任為商業部長。1956年，他在中央委員會會議中試圖挑戰金日成，並批評他施政上的失誤，但被金日成和其支持者反駁。同日，尹公欽在被開除黨籍和撤銷所有職務的情況下逃亡到中國。方虎山（1916-？），朝鮮軍事家。曾加入中國共產黨、朝鮮獨立同盟、朝鮮勞動黨。九一八事變後加入東北抗日遊擊隊，後赴蘇聯留學，1939年來到延安。1945年赴東北參加對日反攻和解放戰爭，1949年率部奔赴朝鮮。朝鮮戰爭期間，曾率其部橫掃朝鮮半島，打到朝鮮最南端的全州，朝鮮戰爭結束後，被金日成打成反革命鬥死。张平山（韓語：장평산，？—1958年），北韓政治人物及共產主義者，延安派之一，1958年3月被處決。（維基百科）張是朝鲜族，是林彪四野156师参谋长，38年加入中共。46年囘了朝鮮，為金日成在朝鮮戰爭中貢獻良多。他參加了板門店和談，停戰后擔任人民軍副總長，中將，但58年突然“人間蒸發”。据認爲是被金日成鎮壓了。崔昌益（최창익 ，Tse Chianguikku，1900-1957），1900年生，朝鮮鹹鏡北道鐘城郡人。1924年參加朝鮮青年同盟。1925年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1927年任朝鮮共產黨幹部。1928年在漢城發生的統一共產黨事件中被捕入獄六年。1934年被釋放。1935年到中國1936年到延安，任教抗日軍政大學並加入中共，在延安參加中共七大。1945年11月返回朝鮮。48年中央常委，内閣財相、副相。56年8月因“宗派”事件被踢出中委，米高揚彭德懷訪朝后恢復中委，但一年多后被雙開。一説58年死在獄中。 zhaop 樸一禹（박일우，Park Il Woo，1904年—？），平安南道（一說鹹鏡北道會寧市）人。早年加入中共，在華北參加抗日，任朝鮮義勇軍副司令。曾出席中共七大。1946年，回到朝鮮，任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任內務相、遞信相等職，是所謂“延安派”的重要人物。1955年，被指控為“宗派分子”，開除黨籍，人間蒸發。朴昌玉（韓語：박창옥，？—1958年 )，北韓政治人物，蘇聯派，曾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1956年因“宗派”而被處死。朴昌玉畢業蘇聯伯力朝鮮師範大學，1945年二戰結束後返回北韓。1948年3月為中委宣傳部部長內閣副相。1953年，蘇聯派領導許歌誼被金日成迫害至死，朴昌玉被推舉為蘇聯派首領。1956年，朴昌玉和延安派的金枓奉和崔昌益等人試圖在中央委員會批評金日成而失勢。不久後，他被撤銷所有職務，並被投進集中營，在1958年被處死。李弼奎（韓語：이필규，？—？），朝鮮政治人物，延安派人。1956年遭整肅而逃亡中國，蘇聯檔案記載他於16歲時參與“中國革命”，後回到朝鮮1948年至50年間於到蘇聯黨校學習。回國後曾出任朝鮮人民軍副總參謀長和內務省第一副相。然而，1955年內務相朴一禹被金日成打倒，與朴關係親密的李弼奎也受到牽連而被調離內務省，改為出任化學省副相，其後再被貶為建材部長。1956年8月，因不滿金日成，他聯合崔昌益、金枓奉和尹公欽等人在中委會批評金日成遭打壓逃亡中國。具體離世時間不明。金鬥奉為朝鮮勞動黨原中央常委、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原委員長（繼任者是崔庸健）。朝鮮政治家、黨務和國務活動家。1958年，金鬥奉受“八月宗派事件”牽連，被逐出權力中心。1961年，跟保羅丁下場一樣，死在農村勞改營。由於其中國革命經歷，他屬於朝鮮“延安派”，因此遭到整肅。金抗日期間曾在八路軍太行軍區，跟中共高級將領劉伯承、李達、蔡樹藩、秦基偉、範子俠、賴若愚等都有不錯交情。金雄（韓語：김웅，1914年—1956年），中國名王信虎。生於日治朝鮮慶尚北道，延安派之一。朝鮮戰爭開戰時任第2軍軍長。金雄30年代來到中國，曾入黃埔軍校學習，1937年，進入延安抗日軍政大學並加入中共。后為新四軍第3師敵工科的幹部，成為新四軍中地位最高的朝鮮人，1947年回國。 1948年任第1師少將師長。1949年5月金雄和金光俠赴中國東北接收朝鮮族部隊，率領由21000名朝鮮族組成的第164師和166師回國，分別整編為朝鮮人民軍第5師和第6師。1950年6月任第2軍中將軍長，10月任前線總司令部參謀長。12月4日任中朝聯合司令部副司令員。1951年1月底開始的第四次戰役任中朝聯軍「金集團」（也稱「金指」）司令員。1953年2月5日，崔庸健次帥接替金雄擔任中朝聯合司令部副司令員。金雄晉升為大將，出任民族保衛省副相。 1956年3—4月，金雄大將率人民軍代表團訪華，在回國後即從朝鮮政壇上消失。他被金日成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將朝戰初期的失敗、仁川登陸的失誤、「傷心嶺」和「血染嶺」的失守皆歸罪於他，其最後結局不明。後據朝鮮流亡者稱，金雄於回國後遇刺，數日後傷重不治。西方資料稱其為朝鮮最有才幹的將領，也說他性格粗暴，部下都敬而遠之。徐輝（韓語：서휘，1916年—1993年），朝鮮政治人物，延安派人。他於1956年因挑戰金日成失敗而逃亡到中國。出生於咸鏡北道。徐輝自1948年朝鮮建國起即成為該國的重要官員。當時，除了是朝鮮勞動黨平壤市黨委員會委員長外，也身兼朝鮮職業總同盟委員長等要職。1956年，他與尹公欽等人在中央委員會會議中試圖挑戰金日成，但失敗而歸。同日，徐輝遭撤銷所有職務。成功逃亡到中國。逃亡後一直到湖南省岳陽市的錢糧湖農場藏匿隱居，之後在1966年8月移送到西安療養院。在1993年逝世。朴孝三（韓語：박효삼，1904年—？），朝鮮政治人物及共產主義者，延安派之一，後來消息不明。1904年，出生於朝鮮咸鏡南道，1925年來到中國。1926年10月,黃埔軍官學校第四期歩科畢業,擔任第6期歩科第3中隊部第1區隊上尉隊長。參加西北軍,1938年前往延安，後參加朝鮮義勇軍。1945年來到中國東北，1946年2月回到朝鮮，6月擔任中央保安幹部學校校長，8月當選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委員，1948年3月擔任北朝鮮勞動黨黨中央副部長。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出任朝鮮人民軍第9師師長、第1軍軍長。後晉升中將軍銜。1969年11月出任咸興市黨委員會書記，最後消息不明。--維基百科如果他69年去世，那麽，就説明他逃過了56年金日成對延安派的大整肅，而死在了中國文革年代。金漢中（김한중，1913 年 - 去世年份不詳）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朝鮮獨立活動人士、政治家和軍官。他的筆名是陳漢俊（진한중）。延安派。出生於 1913 年。 1937年12月考入中國中央陸軍軍事學院，1938年5月畢業。1939年春，他在湘北前線開展抗日宣傳活動，因將一名受傷的中國陸軍連長運送到安全區，受到抗戰第九戰區的嘉獎。 1941年初，身為朝鮮志願軍第一區隊員、朝鮮民族革命黨黨員，活躍於洛陽地區。同年夏，轉戰華北八路軍地區，任朝鮮志願軍華北支隊第一軍團政治指導員，活躍於安陽、資縣地區。 1942年7月，隨著中朝獨立同盟的成立，他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抗戰后回到北韓，任朝鮮共產黨平安南道組織部長。 1948年3月在朝鮮勞動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時任內務局黨委會主席。 1948年8月25日當選為最高人民會議第一代表。作為預備役師長參加了朝鮮戰爭。 1959年3月14日、同年8月14日任城市建設管理部副部長。在1950年代末，被“清除”。人民軍，打仗好不好另説，起碼裝備皮靴杠杠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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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个月前

卡特總統以百歲高齡駕鶴西歸，網上一片唏噓。他主政期間，跟台灣斷交，和大陸建交。當時，陸以正在美國當台灣駐美公使，他後來談到了當時的情況本文是他接受媒體采訪中談到美中（華民國）斷交的這一段，摘錄如下： 1966年左右本来要叫我回去做新闻局长，但是那时候周书楷不放人，打电话给蒋介石说这个人不能放，放了这里就没人帮忙了，周书楷为了表示安慰我，就升我做公使，但是事实上我还是纽约新闻处主任，拿新闻处主任的薪水，只是头衔上多了一个公使。 “中华民国”的官没有做这么久的，16年，但是没有办法升了，公使再上去就是大使，那就是属于外交部的人了，所以这样一来，等于是在新闻局做了25年。问：后来也因为这样子，您才真正从新闻局转到了外交部？答：是的，不过是从后门进去的。一个人的很多际遇，都是偶然的，现在回想起来，要感谢卡特(当时的美国总统)，我那时完全是出于无意。因为卡特在1978年12月15日晚上9时宣布1月1日开始与中共建交，与“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断绝，当时有很多人来找我，纽约有个报纸叫DailyNews，我曾邀请该报的总主笔访台，他拜托我一定要帮他写一篇评论，后来在飞往华府班机上，向空中小姐要了两张白纸，利用40分钟的时间写完，请华府的大使馆秘书帮忙打字交给DailyNews。当时美国有很多人对卡特此举不以为然，因为他是趁美国国会休会的时候宣布断交，所以美国各报自动转载，美国有卅几家报纸转载，华盛顿当时只有两家报纸，其中一家也转载了，卡特因而非常在意，美国务院就派人找了台湾当时的公使，希望台湾当局一星期内将我召回，不然美国方面将采取行动，将宣布我是不受欢迎的人物。杨西昆那时以外交部次长身份，正在纽约主持断交相关事务，杨西昆第二天就打电话要我到华府，很激动地告诉我此事。我是学外交的，知道在外交上，一个国家的外交官在驻在国享受治外法权，不用缴税、警察不能抓你，但是，驻在国的政府可以随时说，你不受欢迎，你就得马上走，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大势已去问：您提到1971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的那段历史过程，那时很多人误以为是蒋氏父子片面、断然拒绝所谓的「双重代表权」，在您的书里提到…? 答：那本书《微臣无力可回天》，套用邱昌海的话孤臣无力可回天，因为事实上自从1971年退出联合国，季辛吉1972到大陆访问，大家都看得出来美国和大陆的关系正常化，不可避免也就是趋势，为什么我们可以从1972拖到1978呢？这要感谢水门事件，因为美国总统尼克松闹出水门案自顾不辖，等到尼克松下台后，福特做总统，他是从国会出生，一辈子在国会里做了三十多年国会议员，莫名其妙的当了副总统候选人，最后变成了总统！他对国会比较尊重，他知道国会里面还是一面倒地支持“中华民国”，所以他也没有采取行动。一直到卡特上台，他1976年选上美国总统，第一年他完全是个局化人，卡特当选有很多人都不记得，他当时是…他不但是批评共和党也批评民主党，对于华盛顿的政客，他称这些人叫华府这群人，不知道在搞什么？！他最引人注意的是零预算制度，我们现在的预算是看你去年预算多少今年多加一些点，卡特不是这样！他是你去年预算多少？为什么你去年会有这点预算？他把一样样东西从头来看，所以他在华府，得罪了很多人！第二年，卡特专心做他的内政，我们也苟延残喘，但已经很不好了，为什么道理呢？在1976年那是美国立国两百周年，我们双方有邦交但是美方告诉台湾，说希望你那个时候不要派特使来庆贺！我们在美国每一年都有带台湾团去表演，国剧的、舞蹈的，都是我带去的！但他说你不要带团体来，他说我们这个国庆节，你别再里头起哄！所以那个时候已经看的很清楚，大势已去了。然后呢，在1978年底，1979年开始，卡特准备竞选下一届连任的时候，在年初的时候，他的构想是要在外交部份达到几件事情，首要的是要达成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和解！但以巴到现在还是没有和解！所以当时卡特就动脑筋动到我们身上，他总要有点政绩作为他竞选的本钱！在这个以前，我看这个事情已经大势已去了，所以我每次回来，蒋公（蒋中正先生）和蒋夫人都召见我，常常一谈就一个小时，蒋公非常能倾听，我最后一次向他报告，讲美国的一些情势已经是无可救药了，那个时候，我在美国都透我的朋友向国务院去试探，试探美国对两个中国的态度，即：你可以承认中共但也不要和我们断交。美国国务院起先还有兴趣，因此和我那个朋友谈，但谈了第三次之后他就对我朋友说，你也是个美国人，我和你谈了半天也不知道谈什么东西，你背后什么人你带来说出来，于是他马上就和我讲，我马上就急电，透过周书凯委员报告蒋经国先生。

#卡特总统一生 #美台关系史 #中美建交 #台湾驻美公使 #蒋介石 #周书楷

11个月前

陸先生的著作：微臣無力可回天，看完，諸多感慨

#读书感悟 #微臣無力可回天 #陸先生著作

11个月前

清邁那點事這些年，騙子不夠用是因爲上當者衆眼吧前紐約那個世紀大案，一幕幕展開，大家都看到眼裏，冷暖自知有人說，你這是站著説話不腰疼，不替受害者思考和説話我就被親人殺過熟，損失多少，不說了吧，丟人也有親人被“國家銀行”騙去數萬血汗錢甚至有個親人，被騙子騙到脚軟，腦袋都騙出個大窟窿，連家傳的珠寶都被騙走了，不可謂不慘那一年，有個北京朋友，也算是這圈中人吧，名字姑且略去他當面告訴我，另一個名聲比他還大的圈中人，毅然決然竟然突然果然斷然殺熟殺到他府上，推銷什麽產品，好像他也買了明朝那點事，當朝那點事那幾年，剛發生了一點事，大家夥都被盯得很緊不讓你發大財，結果，大家夥只好“近親繁殖”“圈内殺熟” 這個事情，大家夥還記得吧這才過了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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