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ang haitao

编者按：本文作者周七月是著名音乐家周巍峙与歌唱家王昆的长子。在文革中，周七月被判过“死刑”，冤坐了10年牢。30岁出狱后，周七月一直从事编剧、导演工作，是电影《火龙》，电视剧《林海雪原》、《牛虻》、《江湖兄弟》的编剧，电影《双雄会》、《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的副导演。文章所写的俞强声，是江青前夫黄敬（俞启威）的儿子，黄敬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天津市长。俞强声母亲范瑾是北京日报创始人，后任北京市副市长。俞强声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曾在公安部门任职，后被发现为美国间谍，叛逃。 人的一生会发生许多种人际关系，亲人，生活，爱情，友谊，工作，斗争……有人你认识，有人认识你。但有一个人，我说不清我们是什么关系，也不知道他认识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他！ 这个人就是俞强声。 ◇　他倒也很耐心，从不催促 １９６８年３月初的一个星期五，晚上九点多钟，我已上床，但还没有睡。那时我们家已经被查抄六次，五次是父母机关造反派干的，一次是我们同班同学来抄的。说“抄家”，也不准确，因为这次完全不是为了抄什么反党证据或资料，仅仅是来将我一次一次整理好的东西再乱翻、乱扔一通，泄愤而已。我们家那时只剩两间屋子，一间留给父母，虽然他们长期蹲牛棚，几乎不回家，另一间也说不上是干什么用，因为我父母既不能会客也无权工作，所以不是客厅，也不是办公室。我要是在家，就在这里搭一个行军床，白帆布的，木头架子，据说美国军人当初就是这样睡觉。 忽然走廊上穿来重重的纷乱脚步声。还没有容我判断，一群人已经冲入房间，为首的是东方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宋金福。其他几个演员我都认识，因为我常常在暑假看他们练功、排练和演出。 宋金福是我母亲王昆非常看重的年轻人，刚刚介绍他入党，“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还有五六条我不认识的壮汉。 宋金福严肃地站在我床头，勒令我跟他们走。 我没有其他的选择。 我跟他们乘车来到中央戏剧学院，走上迎门大楼的四楼，小排演场东侧的一个房间。 他们让我坐在一张已经准备好的椅子上。大多数人退了出去，只剩下宋金福和另外几个我不认识的人坐在我对面的长桌后面。后来知道他们是刘勇、周×、王明智等。还有一个男人戴着戏剧学院的白色校徽，应该也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吧。但那时人都戴毛主席像章，不兴戴校徽。他戴校徽，使我反而注意他。去家里抓我时他就在那些人中间。这时他并不坐在桌子后面。他固定坐在与桌子保持一点距离的地方，不面对我，而是侧坐，也从来不问话。这也很有趣。 审讯开始了。和《水浒》中描述的一样，先是五百杀威棒。他们不用棒子，都是拳打脚踢。动手的人一般是王明智和刘勇。宋金福、周×问问题。有时只是周×。 审讯都是晚上，程序也差不多，几句话问下来，就看刘勇开始摘手表，然后就是他和王明智上来披头盖脸地打。有时旁边有看热闹的人，也上来打，好像是一种占便宜，人人有份的事。后来我只要看见刘勇摘手表，就条件反射地发懵，后面的事基本上就不知道了。 以后看过小说《红岩》中华子良的原型写的回忆录，说敌人上刑也只是一开始难忍，只要习惯了，上刑时像灵魂出窍一样，什么都不知道。这个我懂。 其实所谓审讯也仅仅是要口供而已，已经有人全“招”了。他们审讯的方法很多，除刑讯外，还有当面对质和指认，也有秘密对质。比如后来我才知道我母亲王昆那时也关在中央戏剧学院，有几次是强迫她垂帘听讯，隔着一个布帘听他们怎么打我和审我。 那个戴白校徽的男人始终在场，始终不说话，始终面无表情。但时间长了，我发现他的眼神是最权威的。那些凶神恶煞般的年轻学生和演员，常常要看看他才动手或收手。他侧坐的原因恐怕就是要兼顾两头：审讯者和被审讯者。 每天早晨听大喇叭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广播体操。三个月的“群众专政”很慢才过去。 １９６８年６月７日又是一个星期五，将近中午时，那个戴白校徽的人忽然进屋来让我收拾东西跟他走。其他人都没有上前来，在门外站着，仿佛这事跟他们无关。 我下了楼，上了一辆军绿色的吉普车——其实那是苏联嘎斯系列而不是美国吉普系列的车，只不过大家都习惯叫这类车为吉普，从抗美援朝战争来的称呼。 车左转右转，进了一道道的门，还有一道是电动的大铁门。我第一次见。后来才知道，这里就是半步桥４４号，北京市看守所。离我的小学不远。 那个人下车，也让我下车。然后就是搜身，解裤腰带，抽鞋带……一套标准程序。从他和别人说话中我知道了张郎郎在我前面已经被他送来。 哦，我这才想到他可能是个公安！ 果然，我后来的几十场审讯都是他主问。他也不再戴校徽了。 他的审讯无非是重复群众专政时的问题，将口供抄在标准的审讯用纸上而已。另外的不同就是要按手印：抬头按，中间修改的地方按，结尾签字的地方还要按。我这人比较认真，修改供词很仔细，所以往往手印连手印，白字写黑子，然后就是红手印一个接一个，连成一片。他倒也很耐心，从不催促。很职业。 第一阶段结束后，他就再也没有出现。几个月后的反覆审讯，都是别人。我大致计算了一下，进看守所后审讯过我的有七十多人。现在让我回忆，我一个都记不起来。印象深的只有他。 １９６９年５月，我被解到看守所对面干部院里，进了学习班，留起了头发。干部个别谈话说是要释放我，但因为我是被革命群众扭送进来的，要做群众的工作，让他们接受我参加复课闹革命，所以还要等一等。在学习班期间，也陆续有人被释放，我也就兴致勃勃地等待自由了。 但我还是想不通，我怎么会是群众扭送进来的呢？明明是那个戴白校徽的人操控审讯，并由他非常得体地带进来的嘛。群众仅仅是打手而已。 张郎郎也在学习班。他自小是一个交际家，认识人多，他说那个人就是俞强声，他认识。俞强声是黄敬的儿子。妈妈是范瑾。范瑾我倒是知道，文革初期就被打倒，被报纸早早地点名批判，是彭真黑帮干将之一。张郎郎说黄敬是江青的丈夫，后来离婚。范瑾住的红霞公寓是那时候北京比较新的干部宿舍，在王府井边上。那时批斗大会盛行，往往是范瑾被大会批判后，俞强声再领着红霞公寓的小孩们在院子里补斗一次…… ◇　在门口收票的居然就是俞强声 我对俞强声的了解就是这么多。 本以为这个人与我再无干系了。可没有想到，我们还真又遇到了。 １９７６年北京“四五”天安门事件时我还在监狱里，已经在生死之门下钻来钻去几个来回。那时看报纸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数，每天都要从报缝里看出个一二三才甘心。看天安门事件受奖名单时，我居然在北京市公安局的受奖人员中发现了俞强声！三等功。 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８日我出狱。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要重新审我的案子：北京市当时的当权者还想将我送回监狱。 那时真是又高兴又紧张。高兴是“四人帮”被抓，国家有了希望；紧张是我并不安全，尚在监狱里的同伴继续证明我有罪，在法院我是百嘴难辩的。 好在那是向上的时代，好人多，人心善的一面也容易发挥和表现出来。公安局和法院的许多领导和干部都主动帮助我。 早春的一天，一个公安干部给我一张电影票，说是“内参片”，好看。我骑着自行车就去了公安部礼堂。没有想到，在门口收票的居然就是俞强声。十年没见，他一点都没有变，还是那么从容不迫的，在寒风中兢兢业业地收票。我镇静了一下，举起票，迎着他走去。他撕了票，无任何特殊表情。那天的片子是法国的《决斗者》，画面极美。但我的心情一直静不下来。我不知道他当初是一个工具还是一个自觉迫害干部子弟的人；我不知道他是否认出了我；我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我，亦或我只是他职业和工作对象之一，他已经忘了；他根本不会在意我的生命和前途的……就像他在天安门事件中立功。唉，无论世道如何，俞强声总是能找到好位置的。 第二天，我找到给我电影票的人，问他是否认识俞强声。他当然认识，只是不知道是他抓的我。他说俞强声虽然“文革”中表现积极，但由于他父母的原因，他并没有得到重用，甚至没有能入党。“文革”结束后，他母亲是最早得到平反的干部之一。因此他又成了干部子弟，受到提拔和重用，还入了党。 到１９７８年５月，我正式得到法院平反的裁定书。俞强声们对我再没有威胁了。除非再来一次“文化革命”。 ◇　俞强声请假说乳母病重 以后听说俞强声被调到安全部，再以后，就是他叛逃的消息了。 巧得很，我后来遇到了一个很熟悉他的人。那人说，俞强声有一天请假，说是自己在平山老根据地的乳母病重，他要去看看。到期他没有回来，大家也不奇怪，因为那个部门的人本来就不太过问彼此的事。但几天后有一个重要的会要通知他参加，联系不上本人，就找他妈妈范瑾。范瑾听说后立即对来人说“坏了”，因为那个乳母早就去世了。再查，俞强声已经通过香港到了美国。往后的故事就是报刊上公开谈论的那些。 想起俞强声，我最感慨的是他的可怜。他要革命，要进步，已经到了大义灭亲斗自己母亲的地步；他不择手段要将我们这些当时还是中学生的孩子打成“反革命”，“叛国分子”，毫不留情，哪怕他认识其中的人；他不会不明白天安门事件的参与者真正目的是什么，但他毅然选择了镇压一方，并立功；“文革”结束，当权者对他不薄，但他还是选择了背叛！ 他从容不迫选择的正是他当初用暴力强加给我们的罪行。几个家庭因此面临家破人亡，我几乎当他面被打死，后来又几乎被枪毙，前后坐了十年“文革”的毫无人道的大牢。 而他呢？最初选择的是背叛，背叛了他的家庭和群体；最后选择的还是背叛，背叛了他的家庭和祖国。 多么大的讽刺呀。 除了极端自私，还能有别的解释吗？手上沾有无辜者的血，不知道他现在生活得是否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