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供

朱韵和
1个月前
董国和:大饥荒中的吃喝招待 《红尘冷眼》,是著名民主人士宋云彬的一部日记。这部日记共分十一个不同时期,《无愧室日记》从1960 年2 月记至1962 年12 月,前两年正是“困难时期”。但他所记述的宴会之频、酒肉之丰,尤其是出访中的款待之盛,真可称为“蝗虫”之行。 “困难时期”一路吃喝 歌舞升平 他第 一次出访到河南,时在1960 年2 月27 日:“九时乘火车赴洛阳,阿平送我上火车。”28 日“下午二时半到洛阳,住西工区国际旅社”;“旅社中饭菜甚佳,不免吃得过饱,有消化不良现象,吞服保和丸,殊少见效。” “菜甚佳”为2 月29 日所记,3月2 日则记云:“晚上有宴会,酒有多种、菜亦丰盛,以肠胃不好,不敢多吃也。宴会散后有舞会,我不会跳舞,当然不参加。” 3 月2 日,记有买生姜者一笔,此因“生姜在北京极难买到也”,可知北京的供应也是每况愈下。这次出访到16 日“乘车返北京”,期间还参观了三门峡、花园口等地,沿途也都受到盛情款待。但因他“饭量大减”,款待文字着墨不多;而其中闲笔,却颇有深意: “ 下午, 参观管城红旗人民公社。看敬老院,敬老院隔壁(西大街二十七号)住一七十多岁之老人,门口张贴一告白,中间大字书‘代写书信’,方有两行小字,其文曰:‘代写检讨、坦白、悔过各书,保证一定作用。’其人从前殆一讼师也。”此为3月12 日所记。 去浙江途经上海,1962 年1 月7 日:“在上海大厦吃午饭,有煮干丝、红烧划水等,好极。”此行访问先到杭州,晚“八时二十分”到达,“副省长任一万”等官员迎接他们,“九时半,吃夜饭,有鱼头豆腐、红烧肉。” 1 月19 日:“晚上,田县长宴请我们,喝了好多杯山西竹叶青。”1月20 日:“中午到宁波,宁波市委、市人委负责人请我们吃饭,有不少省代表和省政协委员亦在座,大悲和尚、尘空和尚及杜伟、胡耕民等都跟我热烈握手。” 1 月26 日:“上午,参观金星制笔厂、上海塑料制品三厂,午饭与圣陶等同吃,饮大曲一杯。下午,不去参观,乘车赴苏州,苏州市政协秘书长朱公亮、市交际处钱伯仁、市人委办公厅何介雄来接,住南林饭店四号房。南林饭店为苏州最高级之招待所也。晚饭在南林饭店吃。” 27 日:“晚饭饮洋河高粱。” 28 日:“上午游虎丘,照了相;看留园、西园,也照了相。中午,地委罗运来书记、市委凡一书记和茅玉一市长请客,座有王亚南、吴强,他们都说宋委员海量,于是大家来劝酒,喝醉了。” 29 日:“上午,参观城隍庙豫园,照了三张相。他们招待我们,吃了七种点心:糖粥、蟹壳黄、南翔馒头、八宝饭、鸭血汤、酒酿圆子、葱油面。同徐铸成一道回上海大厦,纵谈为乐。徐去而志行来,作长谈,留他吃夜饭,我又喝了绍酒。” 30 日:“七时,偕圣陶父子及伯祥赴和平饭店,应金仲华之邀,吃晚饭,陪客有金子敦、周予同。” 31 日:“下午四时上火车,住五号车厢,一号铺,与曹杰同房间。晚饭菜甚佳,喝了一瓶半啤酒。” 此次沿途款待,比上一次更丰盛也更热情,宋云彬因胃口好,记述的就更详细更生动;而他的胃口好,则由于“处境顺利,心情愉快”。“三年困难时期”,香烟也按票购买,但照样有特供。他嗜酒也嗜烟,1960年6月2日“上午与千家驹同车赴劳动人民文化宫公祭林伯渠”,“家驹谓政协可配售香烟,归来特致函政协询问”。 但询问结果,却是“无回音”:“上星期四瞿瓞初语余,谓曾接政协电话,问余之吸烟情况。今见郑洞国,我问他配了香烟没有,回说配到了两条牡丹牌。看来政协不会配给我了,而中华书局配来的都是不能吸的次等香烟。事情就是这样的可恶可恨,我却有一个好办法,就此戒了烟,岂不是件大好事!” 这件“大好事”,记于1960年6月12日。10月29日他被“摘帽”,老友张阆声贺诗说“孟嘉仍是旧丰神”。而在11月24日,就记有“人事组给我十一月份一斤半高级油票”;此前在21日已记有:“政协服务组来电话,谓购煤事已解决。余不需购煤,问之彬然,始知人事组用余名义向政协请求,用来调剂缺煤之同事也。”这“用余名义”,正是“丰神”的最佳写照。 “丰神”如故,又可以发表文章了,这就有人来约稿。他于2月1日晚抵京,“二十多天的参观访问,相当劳累”。然而就在这一天,“中国新闻社寄来征稿信,约我写参观访问感”。此后在2月21日,他又记上一笔:“上午,偕彬然等赴南河沿文化俱乐部,座谈号码检字法,即在俱乐部午餐。昨天与潘光旦、费孝通约定今天下午二时半在民盟中央作谈话录音。”因中间有变,“五时许,民盟用汽车接我到文化俱乐部,我和潘、费作了谈话录音,谈的是这次访问苏州的一些观感,据说将由中央广播电台向台湾广播云。”由此可知,这次出访,他们还要畅谈“到处莺歌燕舞”。 1960 年4 月8 日记:“大会讨论,张修竹、荣毅仁等发言。中午有熊掌,乃哈尔滨市委所赠也。生平第一次吃到熊掌,据黄洛峰言,烹煮熊掌须历六七小时云。”这是他在出席政协会议时,所品尝的口福。 邵燕祥在《公祭勿忘那些普通死难者》中写道:“例如包括我在内的,从那个年代活过来的城市中人,特别是大城市中人,当时是靠特别调拨的粮食得以维生,虽有小不足,饥肠辘辘,面有菜色,甚至浮肿,但不致命。我们的存活是以几千万人饿死为代价的,换句话说,几千万饿死和非正常死亡者是替代我们死去的。”而“其中许多死者已是没有后人的绝户”! 邵先生的反思振聋发聩。在一碗稀粥就可救一条人命之时,“无愧室”所记真可谓春秋之笔。
朱韵和
2个月前
其间最为辛苦的,要数庐山的工作人员。最难张罗的,是各种五花八门、违背时令的食品。中共大员们来到山上,各住一栋小别墅,各有各的生活习性。 有一回,少林寺和尚出身的中共著名将领、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上山避暑,庐山宾馆的一级厨师出于一片至诚,使出浑身解数,制作出了一席小碗小蝶的精美餐 点,恭请许司令员享用,大师傅一边站在餐室门口,净了双手,静候首长握手道泛。可是身体肥胖的许司令员一到餐室,见了餐上的小碗小蝶,便勃然大怒,一挥手,将满席菜肴扫到地上,骂道:“你们要喂猫呀?叫俺来吃你们的猫食?” 骂着一甩手回了房间,还气不打一处出。倒是许司令员身边一位秘书模样的人,忙向赫坏了的宾馆负责人解释:许司令军武出身,习惯用大餐,在中共的领导人中,以朱德、陈云、周恩来三位生活最为简朴,待人最为平易; 可是曾经在庐山管理局服务过二十余年的张先生却说:“我们最尊敬的德高望重的朱德总司令。他老人家几次来庐山,都是在七八月份。他老人家生活的确简朴,吃得也最节俭,规定中餐和晚餐,各要吃一个新鲜的蒸红薯。可是江西地方,包括整个中国南方,地里的红薯正在长藤,而上一年埋在地窖里的红薯又都早长了芽,不得不请党中央派专机去东北运来;红薯到手,已成了金红薯了。” 我们也晓得,在党中央领导人中,陈云副主席是真正的工人阶级出身,参加革命前是上海的印刷工人。他来庐山,从不要求给做特殊菜肴。基本上是大师傅们做什么,他就吃什么。他只是有一个习惯,大师傅每上一道菜,他必定要十分严肃递上一双筷子,让大师们自己吃第一口! ---灵犀青眼:舌尖上的“中共伟人”周恩来
朱韵和
10个月前
说说毛晚年的一件事——毛泽东一个人的电视台。 毛泽东一个人有过特供毛瓷,有过特供毛食,有过特供毛烟,他还有过特供电视台? 按理说,毛泽东一个人有这么多“特供”,已经不怎么好了,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领袖这么搞已经很不好了,你想看什么,还得为你专门办个电视台,就更不好了。 “1974年,根据中央的 指示,台里决定由我们临时组成一个摄制组,必须在几天之内做好一切准备,连同一整套设备,月底赶赴长沙‘执行任务’。领队是当时的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国家广电部副部长王枫。10月29日我们抵达长沙。路上,我才知道我们此行的任务是为毛泽东提供电视节目。毛泽东当时正在长沙。”〔《为晚年毛泽东提供电视节目》《钟山风雨》2006年第一期〕 为毛泽东特供的电视节目录好了,得通过湖南电视台住外发射。 “有一天,刚刚播完一个节目,老人家打电话要求马上重播一遍。……节目还没播完,电视台就接了好几个观众电话:‘你们怎么搞的,没有节目播了吗?’”怎么解释?——“安排失误,接受批评”。 但从电视台往外播出的节目再集中再好,不过“革命节目”,毛不看这些玩艺儿,毛想看不革命的。 然而,不革命的电视节目怎么往外播呀!便单独开个频道。可单独开个频道。万一观众偶然收到了怎么办?毛要看的也不能让老百姓看到呀! 没办法,那也得播。 “1975年元旦这一天,“第五频道”首次播出了《打渔杀家》、《野猪林》、《借东风》等几出传统戏,质量很好,接收效果也不错。汪东兴打来电话转达了毛泽东的意思:第一,对节目表示满意;第二,对全体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和问候。” 但毛泽东满意了,电视台来事儿了。 紧接着“湖南电视台接到几个电话,观众质问为什么播旧戏?电视台推说可能是收到了香港台的信号。观众说,绝对不可能,我们明明听到的是湖南电视台播音员张林芝的声音……为此,我们再也不能装糊涂了,看来必须另寻途径,不能搞发射,只能搞有线电视。” 文化大革命,一个标志性的口号就是破四旧、立四新。亿万老百姓天天八个样板戏,看的直反胃。但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人却不看老婆的“新戏”,这就不是一般的特供些什么了。 不正常播出就得有不正常手段,总撒谎哪行! “1月2日,我们摄制组连同剧团演员全部进驻湖南省委接待处。这里与湖南第九招待所只一墙之隔,离毛泽东下榻的六号楼只有几十米,架设电缆线很方便。我们在墙外大会议室里摄制节目,同时毛泽东在墙里面通过一台26英寸监视器收看。这样,再也不会惊动观众……”〔《为晚年毛泽东提供电视节目》《钟山风雨》2006年第一期〕 各位,这段描述的最后这句用得多巧妙!多恶心!明明是愚弄老百姓,却来了个“不会惊动观众”。文化大革命你把老百姓都惊成啥样了! “1975年初,毛泽东的精力还是比较充沛的,老人家几乎每天晚上看节目,而且都要看到深夜,中间从不休息,有的戏要连续看四遍。记得有一天已是深夜一两点钟了,大家都已经进入了梦乡,突然一阵哨音把我们惊醒,接待处打来电话要求马上送节目。我们像部队搞紧急集合一样,大家边穿衣边拿剧本边揉眼睛,跑步来到会议室……” “1976年初,我们奉命第二次南下长沙:这一次任务仍然是为毛泽东录制家乡戏。所不同的是,1974年他是在长沙看,1976年是在北京看。我们每天录制的节目,都是由第二天的专机送往北京。” 看看吧,毛泽东想看戏都得专机送,这和当年杨贵妃想吃荔枝,“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有什么两样? 1976年7月16日,“毛泽东一个人的电视台”结束了近两年的特殊使命。为什么?不必说了。 ---毛泽东一个人的电视台 作者: 大山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