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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月前
朱韵和
3个月前
明哲保身岂是愚,违道顺上更非忠 《晚年周恩来》里写道:76年元旦过后,周的病情继续恶化,已近弥留阶段,偶尔从昏迷中醒来,还要身边的工作人员给他念毛泽东诗词,“当读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甚至露出笑容,还喃喃自语道:‘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啊。” 怎样解释周的临终表现呢?太做作了。在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紧锣密鼓中,毛对周的猜忌嫌恶几乎不加掩饰,“据身边的医护人员说,周在生命最后的一段日子里,一直让播放越剧《红楼梦》中的‘黛玉葬花’和‘宝玉哭灵’这两支曲子”。如此形势,如此心情,周怎么还能闻毛诗词而露出笑容,怎么还能念念不忘歌颂毛?当然是演戏。这出戏越演到后来越走调,演员也越演越吃力;可是没办法,只有硬着头皮演下去,演到底。这就叫“保持晚节”。周在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销。” 于是许多人便认为,周恩来是以传统的君臣之道来处理他和毛泽东的关系,周恩来晚年的行事作为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忠君思想的现代翻版;“君可以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简言之,周恩来是毛泽东的大忠臣;周的忠诚甚至到了愚蠢的地步,可谓之愚忠。我对这种观点不以为然。我认为这是对传统君臣之道的误解,也是对传统观念里忠臣和忠君思想的误解。 周恩来愚蠢吗?不,当然不。周恩来在文革中谨小慎微,拿捏分寸,见风使舵,机敏精巧,明哲保身。这哪里是愚蠢? 至于说到忠诚,我们必须懂得,忠诚并不等于顺从。周恩来对毛泽东坚持顺守哲学,这决非中国传统的为臣之道。按照孟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非为臣之道。中国古代是讲究身份的。同一个“忠”字,用在不同身份的人身上,含义是不同的。奴仆的忠诚和大臣的忠诚,其内涵是不一样的。李志绥在回忆录里写道,毛要去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周跪在铺在地毯上的地图给毛指点行车路线。李志绥当时心里就想:“以堂堂一国的总理,怎么能举止象个奴仆一样呢?”林彪有一次当着汪东兴面批评周“象个老当差的,不管谁当了领导,周都会唯唯诺诺,毕恭毕敬,唯命是从”。周的表现可以算得上忠奴或忠仆,但算不上忠臣。 何谓忠臣?汉代的荀悦说:“违上顺道,谓之忠臣;违道顺上,谓之谀臣。”忠臣意味着坚持“道”即仁义原则,为坚持“道”敢于违反君主的意志。忠臣就是要敢于对君主的过失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所谓“文死谏”,“谏”是指给君主提意见,规劝君主改正错误。“死谏”的意思是:宁可冒着激怒君主,被君主杀头的危险也要坚持仁义原则,也要坚持批评君主的错误。古代忠臣的典范,如比干,屈原,魏征,海瑞等,都是冒着杀头风险也要直言进谏的。忠臣的意思和现在人们说的“忠诚的反对派”有几分类似。忠臣意味着在恪守君臣分际,也就是承认君主权力合法性的前提下坚持给君主提出批评意见。问题是,如果你明明知道皇帝是昏君是暴君,不但听不进你的逆耳忠言,反而还要对你打击迫害,你为什么还要承认他的权力,还要对他继续尽心尽力呢?所以,有人把这种忠诚叫做愚忠。 周恩来不是忠臣。因为忠臣的定义是敢于“违上顺道”。忠臣是个褒义词,单单是卖力地为君主效劳未必称得上忠臣,还要看你的效劳合不合乎道即仁义原则。所以,我们说东林党人是忠臣,我们不会说魏忠贤是忠臣,我们都说魏忠贤是奸臣,是奸阉。江青自称是“主席的一条狗”,狗的特性就是忠于主人,但是我们并不说江青是忠臣。当然,说江青是忠臣的也有,不过那只是某些至今仍坚持“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一派人的立场。可见,人们其实都明白,忠臣的定义是和“道”,和政治正确相联系的。周恩来对毛泽东百依百顺,明知毛是错的也一味顺从,正所谓“违道顺上”,所以周不算忠臣。 孟子曰:“长(助长——引者)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按照朱熹的解释:“君有过不能谏,又顺之者,长君之恶也。君之过未萌,而先意导之者,逢君之恶也。”岳飞决心收复失地,迎还二帝;高宗却担心若北伐功成,二帝回朝,自己就当不成皇帝了,秦桧知道皇帝的心事,设计害死岳飞。这就是逢君之恶。一般人只是责骂秦桧,明人文征明一语破的:“笑区区一桧有何能,逢君欲。” 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作为,大多属于“长君之恶”。但也不尽然,林彪的副主席是周提名的,江青的中央文革副组长也是周提名的。这两件事都是毛没有说出口,周揣摩出毛的意思主动提出来的。类似的事情还有一些。正如高文谦分析的那样:“毛在党内虽然早已是一言九鼎,但很多具体事情还是需要有人来办,特别是象周氏这样在党内既有影响又善于排难解纷的人。在一些棘手而毛又不便于出面的问题上,由周出面斡旋,贯彻毛的意图,更能收到别人难以起到的效果。”这就不仅仅是长君之恶的问题了。 长君之恶也罢,逢君之恶也罢,周不是忠臣,这一点总是肯定的。高文谦引用权延赤《走下神坛的周恩来》里的一段话,邓颖超“曾对中共党内一批总想‘扬周贬毛’的老干部说过这样的话:你们不要这么搞,恩来什么时候反对过毛主席?他这个人你们不是不了解,路线对了,他就对了,路线错了,他就错了。你们那样说,那样搞,无法向历史向后人交代么”。林彪说的好:“什么路线,就是毛线。”周是跟毛不论对错,明知毛错了也跟。换言之,周从不曾“违上顺道”,只有过“违道顺上”。这就是说,即便按照中共自己的道德标准,周也算不上忠臣的。 ---胡平:《解读晚年周恩来》
朱韵和
3个月前
云雾里的哭声 周秉德所写《我的伯父周恩来》有一段文章很有历史价值,笔者不厌其烦,转录如下: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飞机外逃,……为了处理这一突发事件,伯伯吃住在人民大会堂,几乎整整三天三夜没合眼。……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派人带回的照片,证实了林彪的确折戟沉沙、自取灭亡之后,不断有面色 严峻的国家领导人脚步匆匆进出于人民大会堂,弥漫着高度紧张气氛的东大厅里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其他人都已经如释重负地离开了,屋里只剩下周恩来、纪登奎。突然,一阵嚎啕之声如江水崩堤猛然爆发,这是一种长久的压抑到了极限,终于无法再压抑而爆发的哭声,一种痛楚无比撕肝裂肺的痛哭。纪登奎一下呆住了:不是亲眼目睹,他压根儿不会相信,发出这种哭声的不是别人,正是面对墙壁双肩颤抖的周恩来!就是刚才还和大家一样露出久违的笑容,举杯庆祝这不幸中的万幸的周恩来!……这样的失控,纪登奎是第一次看见,真感到太意外了,太震动了,以至于平时反应敏捷极善言辞的他,此刻也乱了方寸,话说得结结巴巴:‘总理,总理,林彪一伙摔死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应该说是最好的结局了,您该高兴,对不?!’讲完他自己才意识到,自己分明在重复着总理刚才讲的话。周恩来回过身来,双肩依然在颤动,脸上老泪纵横,他摇着头,用嘶哑的声音反复说:‘你不懂,你不懂!’” 中共高级干部躲起来偷偷地哭鼻子,周恩来不是第一人。笔者记得的就有两次。其中一次是从文革中的小报上看来的。这场哭发生在文革之前,在文革中被叶挺将军的儿子叶正光“揭发”出来,他当时是北京七机部(今日航天部的前身)一派群众组织“九•一六”的头头。七机部在北京有几个研究院,人口众多,财力雄厚,可以出动卡车一个晚上把北京大街小巷盖满他们的大字报和标语。文革中有许多事,现在已经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不知是否有人还记得当年曾有过一段批判所谓“多中心论”的运动,大家都知道是冲着聂荣臻去的。叶正光是在聂家长大的,他在批判聂荣臻的大字报里揭发,五九年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几位元帅(记得他提到了刘伯承、罗荣桓)下山回到北京,在聂家聚会“抱头痛哭”。这件事虽未广为流传,却因为它同本人当时心目中的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形象反差太大,留下了至今不忘的印象。 另一次发生在文革中的“二月逆流”期间,是当时的副总理谭震林、李先念大闹怀仁堂时发牢骚自己透露出来的。那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中央碰头会上,谭老板冲着中央文革的人发火:“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最后他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跟前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只能背地流眼泪!”李先念跟着说:“我也哭过三次。”看起来聂帅他们比谭老板少了一点心眼,不知道哭应该避开自己家里的孩子。 毛泽东在世的时候,话说得很好听:“要造成既有集中统一、又有个人心情舒畅,这样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从元帅之哭到副总理之哭,再到总理“九•一三”之夜的嚎啕大哭,都说明这种政治局面不要说老百姓没有福气享受,就是在最高领导集体内也从来没有存在过。 毛通过延安整风到庐山会议又到文革这几十年的经营,所造成的局面是,谁要敢向他老人家表示异议,不管是党外的知识分子还是党内的高级干部,都要把他斗倒斗臭,让他死无葬身之地。偏偏那些年里他老人家犯的错误又特别明显而且后果严重,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奇怪的局面:社会上“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响彻云霄,因为老百姓看不见云遮雾障里的事情。和“舵手”同在云雾里的那些党的高级干部,眼里却看得一清二楚,这位舵手正在把大家引向何方。他们中刚直一点的像彭德怀,把异议端到台面上,下场自然是自取灭亡;心机深一点的如林彪,就投其所好,用“最最最”的语言把毛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以此来谋取权位。不过大忠大奸者总是少数,多数高干眼看这个他们集体捧上台的人为所欲为,无可奈何,只能像小媳妇在婆家受了气那样,找个没人看见的地方偷偷地哭一场。他们中有些人也许存着“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的想法,而且后来也真有当上了婆婆的。被历史称为“八老”的,多半就是这样的人物。 不过,有一个人是很难熬出头的,他就是周恩来。自从在遵义会议上他把领导权交给毛泽东以后,就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自己成为毛的主要竞争对手,而让张闻天、王明这些人充当党内第二号人物,使自己避开毛的斗争锋芒。即使如此,在延安整风期间,他也差一点同王明一起倒台。根据莫斯科一九八六年公开的文件,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正是延安整风如火如荼开展的时候——发出一份要毛泽东亲启的电报,电文中说: “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它过去的任何领导人都不得干预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但是从私人友情考虑,我又不能不告诉您我对中国共产党党内状况的担忧。……我认为,发动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指控他们执行了共产国际推荐的民族统一战线,说他们把党引向分裂,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不应该把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排除在党之外,而应该把他们保留在党内,千方百计利用他们为党工作。” 这份电报清楚地表明了周恩来和王明当时的处境何等险恶,已经到了被“排除在党之外”的边缘。如果不是季米特洛夫(背后是斯大林)出面保护,以及在党内军内的深厚基础,周大概过不了延安整风这一关。 中共“七大”以后,刘少奇坐上了第二把交椅。此后的岁月中,周恩来在毛前面几十年如一日低声下气,连李志绥医生看在眼里都有点瞧他不起。周恩来何等明白之人,当然知道人家会怎样想。但是正是凭着这委屈求全的姿态,虽然失去了莫斯科的保护,亏得有刘少奇这堵墙承受了毛的大部分斗争锋芒,他总算过了一段相对安全的日子。当年为了同“机会主义头子”周恩来、王明斗争而被毛提拔起来的刘少奇,反而成了周恩来的挡风墙,这恐怕是毛、刘、周当初都没有预料到的。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到了一九六六年,毛的狂风吹倒了刘这堵墙。林彪坐上第二把交椅,正是周恩来求之不得的又一堵挡风墙。可惜好景不长,才过了五年,这堵墙也倒了。周恩来环顾四周,党的高层死的死,倒的倒,已经再也找不到一个有分量的人物可以充当第二号人物了——他几十年来甘居人下、东躲西闪、克己奉毛,目的都是避免同毛发生冲突。没想到了古稀之年,他仍然逃不了直接面对毛泽东的命运。 于是,经过了五十年斗争的大浪淘沙,中国共产党内尸横遍野的战场上,只站着两个人物,周恩来面前的那个对手,信奉“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哲学,他的斗争原则是——用林彪替他总结的话来说——“一旦得罪,得罪到底”。所有他想得罪的人,不管是因为向他挑战,或者仅仅是表示异议的人,张国涛、王明、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没有一个不一败涂地。等待他周恩来的是什么下场呢?瞻念前途,不寒而栗,不禁悲从中来。这恐怕才是纪登奎听到的那“一阵如江水崩堤猛然爆发的嚎啕之声,一种长久的压抑到了极限,终于无法再压抑而爆发的哭声,一种痛楚无比撕肝裂肺的痛哭”的真正原因吧?
朱韵和
3个月前
大跃进浮夸妖风裹挟着“全民大炼钢铁”的滚滚热浪,从中南海刮起一路向南,直刮进大上海一座高级静谧的院落,惊动了庭院深深、岁月静好的一位“非凡”女性——“国母”宋庆龄。 宋庆龄当时的职务是国家副主席、人大副委员长。令人意想不到是,她竟然能放下自己的身段,犹如鬼使神差,动员众家丁在自家后花园 里砌了个小型“炼钢炉”,也凑热闹加入了炼钢大军。 宋庆龄是1893年生人,从小家庭条件优沃,堪称小姐中的小姐,千金里的千金。况且当时的她,已经65岁了,像炼钢这种苦力活儿,她哪里干得来呀!然而她却“鸭子不赶自上架”,在宋庆龄的“鼓励和垂范”下,家丁们摇身一变成了临时“炼钢工人”。据说,他们从早上六点开始,一直干到夜晚,持续了一个多月。 一张拍摄于1958年11月的照片风传网络,拍摄地点是上海宋庆龄的家里。照片中,宋庆龄身穿黑色衣物,戴着墨镜,站在炼钢炉锻打台前,双手紧握一把长长的钳子,脸上挂着笑容,亲自参与到炼钢活动中。据当时的报纸记载,他们不仅炼成了,而且质量还很好,炼法还省煤。 明眼人心里都有数。炼钢不是过家家,锻打不是揉面团。报纸所说的一番溢美之辞,不过是只因为她叫宋庆龄。 ---中共大跃进“浮夸风”背后的红色魔鬼 作者: 掸封尘
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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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伟大领袖”8次宠幸的红卫兵小将们,大脑膨胀,热血沸腾。北京红卫兵响应号召,率先掀起所谓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破四旧运动”,抄家之风很快席卷全国。 在北京宣武区有个“丞相胡同”,当年住着6家“丞相级”的人物,在红卫兵的抄家中无一幸免。 其中一家“丞相府”是历史罕见的皇 城显贵,据说,其祖上在明、清两朝均有人官至兵部尚书。日军侵占北平时,因驻华司令官钦佩其家族名望而未受骚扰,但在红卫兵抄家中却被洗劫一空。被劫掠的文物古董、明清家具等各类物品装了17卡车;古籍3卡车。其中包括三眼顶戴花翎;一张本应由清朝政府保存的中印边界走向定位地图。这张地图上清楚地标明根本没有所谓“麦克马洪线”,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 著名文物专家史树青提及此事时,十分惋惜地说:这家人我知道,像这样一个能一直延续600年而未遭破坏的大家,本身就是个奇迹,它的每件历史遗物都有十分可贵的历史价值,可惜呀,在文革中被破坏了。 据不完全统计,从破四旧开始至10月初,全国红卫兵收缴的现金、存款和公债券就达428亿元,黄金118.8万余两、古董1,000多万件。抄家过程中,红卫兵私自批斗,私设公堂,滥施酷刑,打人致死。 ---“文革”浩劫中的三则天下奇闻 作者: 掸封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