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责任

4周前
网文:赵紫阳关于六四的谈话(记录稿) (为了避免麻烦,与赵的谈话人和记录稿整理人的资料暂不公开。) 六四问题 当年要求开枪镇压态度最坚决的是李鹏,陈希同,不在位的老人中是王震,邓小平是最后阶段才下决心的。可是他们都不愿出头,当然要我这个总书记,军委副主席下令开枪。为了他们的特权,由 我来当历史罪人,这是血债呀,我哪有那么糊涂。从根本上我就是反对开枪的。看我不从,一定要把我拿下来。宁肯丢官坐牢,我也不能下令开枪。 我是绝不后悔,绝不检查检讨。如果你开枪是问心无愧,为什么不愿年轻一代人知道这件事,你们是干了一件好事就要宣传十年二十年的。 我现在也不抱希望重新评价六四和给我恢复名誉,但相信这是迟早的事。现在领导班子里没有人有这个认识, 有这个能力和魄力,没有历史责任感,民族责任感,使命感。更多的领导人越来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放手让老婆孩子利用自己的影响经商捞钱,不限制,说是为了稳定。不内疚,不自责,还心安理得。 我们党是从来不认错的,实在说不过去了就找替罪羊,将错误都推到他们身上,如林彪,四人帮。找不到替罪羊就说是自然灾害,如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纯粹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错误。找不到替罪羊,又怨不到老天爷,反正不认错,硬说有必要,如57年反右。直到1979年,22年后仅仅承认反右扩大化,先定调不许给几个人平反,以示有必要。冤枉几十万人,扩大十万倍,再加上亲属,那就是几十万倍呀,几百万人受歧视。把那几个人当年说的话拿出来让大家评论一下,人家说的还是很中肯的。再有就是我们党从来不道歉。 1949年以来的冤假错案不计其数,家破人亡,人财两空,数以百万计,从来不对受害人说一声对不起,最多是公开平反,还要人家感谢你。更多的是不了了之。这样就伟大光荣正确了。 上面说,没有六四开枪,就没有今天的经济大发展。我说没有开枪镇压,今天的发展会更迅速,更全面,更健康,更有持久性,人民的觉悟更高。镇压后为了平民怨,只能以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来转移民众视线。经济是发展挺快, 但是代价是太大了,这个代价何时能还完?贪污腐败大面积扩散并向纵深发展,水陆空严重污染,自然资源杀鸡取卵似的开采,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过度依靠加工出口这种廉价密集劳动力的生产方式,贫富差别加大。中国人民有吃苦耐劳,忍受长期艰苦工作生活的能力,但还能持续多久?领导人心安理得?更为严重的是共产党的说教在人民心中,在广大干部心中已经被抛弃了,只是在表面上还维持着。这不是思想教育问题,是事实教育问题。自上而下说一套做一套,大家也只好口是心非,谁不这样谁倒霉。大家更信的是权和钱,为了这两样,寡廉鲜耻都无所谓。清朝末期腐败,继而军阀混战,国共内战,日本入侵,再内战,可是我们中国人的良心,道德仍在,是非曲直一清二楚,直到1989年都没变。 89年开枪,历史上哪个政权敢下这种毒手。结果怎样,人们的灵魂正在被腐蚀。这是最严重的,最难治理的污染,这才叫精神污染。 ,,,,,, 怎样看邓小平 邓是革命家,改革派,是现实主义者,又是当前中共利益的坚定的维护者。 1957年他主管抓右派,打击知识分子,文革后反对精神污染,反自由化,坚持四项原则,六四开枪镇压,不容忍对党不利的言行。但是三年困难时期,他认识到了毛主席的错误,和刘少奇一起对毛主席阳奉阴违,推行三自一包,立刻见效。文革中被打倒,对主席保证永不翻案,复出后实际上搞全面翻案。有骨气,是为了人民,为国家敢跟领袖对着干。文革结束时,国家的经济快崩溃了,从上到下又背着马列毛这些沉重的包袱,必须改革。谁敢挑头干?只有邓小平集权威,权力,见识,魄力于一身,担起了历史的责任。还有谁行?华国锋,剑英,陈云,先念都不行。所以我还是十分敬重老爷子的。我和耀邦都是拉大旗作虎皮,没有老爷子的令箭,当时要改革是寸步难行。当时高层中,元老中,保守势力很强大。中国的国情就是这样,没有合法的反对党,大家就只好在一个党内搞内斗,还要靠一个太上皇来压住阵脚。 邓的改革有底线,一是不能触动老一辈革命家和他们子女的利益,二是马克思毛泽东的旗帜不能倒。所以只准许搞经济改革,政改不动。用旧的政体保护特权,用马克思毛泽东旗帜以示合法。这是邓的局限性,为腐败设立了温床。在他看来,耀邦和我都踩了底线,而且要越过底线。六四以后,邓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发展经济,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方面上,确实有效果 人们说毛主席晚年内心很凄凉,狡兔死,走狗烹,身边的人众叛亲离。我看邓也有相似之处。原来的老战友都指望不上,而且常扯改革后腿。我们这些改革干将都靠边站,军中老帅们,老将军们不满对人民开枪,剩下围着他转的人都想利用他的权威达到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他心中明白。如果当时他不管事了,经济改革和政治上的松动都会停滞不前并且后退。因为在台上的人迫不及待地打出了防止和平演变的旗号,重提阶级斗争。老爷子没办法,只好亲自出马,安排南下,发表讲话,严厉警告台上的人,谁不改革谁下台。 江泽民是别人推荐,小平同意的,他自己找不到合意的人了嘛。我看邓选接班人第一条就是不能重新评价六四,这是他的心结,知道党内党外绝大多数人是不同意开枪的,最不愿意死后不久便翻案,江在这点上是没问题的。但是邓观察了不长的一段时间,毫不犹豫地指定了隔代接班人,用意很明显,防止江之后的政坛乌烟瘴气,拉帮结派。隔代接班人也不能为六四翻案,经济改革不能往后退。胡锦涛是个合适的人选,能左右逢源,格守前人定下的规矩。不管人们说邓小平是太上皇,这步棋不得不走,说明他心里很清楚。 邓制定了刑不上大夫的规矩,又家长式地指定两代接班人,接班人在上层没有人事基础,权威不够,就要用特权腐败来拉帮结派,掌控人事。你怎么能指望他们彻底反腐呢?邓种下了祸根,后人浇水施肥,搞到现在树大根深,盘根错节,后人想改也难。 图:1987年11月1日,赵紫阳(右)和邓小平(左)在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闭幕会议上。 (John Giannini / AFP)
贸易战仍在继续,中共国民企正在死去,中共国打工人正在支付代价,陷入失业失婚失去希望的绝境。 那么在中共国体制内谁会付出代价呢? 是坚持“不跪”的习近平吗? 是似乎已放弃对细节的操控,只作方向性决策的习近平吗? 当然不是。如果不打破常规,按中共一向以来的政治逻辑,背锅的人当然是干活的人。 贸易战失利的政治责任,造成经济危机的政治责任,会归于干活的人。 而经济后果当然也由“干活的人”承担,由亿万打工人,无数民营企业,各行各业懂技术却不懂政治的人承担。 所以不必支付代价的人会乐见贸易战的持续,会乐于看到自己在官场里的对手左支右绌,会因此放任事态发展,让这场贸易战继续打下去。 他当然不急。 该急的又不是他。 川普急,是因为川普必须急美国消费者之所急,急美国投资人之所急,急构成他执政基础的美国选民之所急。 受影响的企业,包括中共国企业和美国企业、欧洲企业都会急,是因为企业无时无刻都在面对市场上的竞争,竞争压力令他们渴望消除哪怕最微小的不确定性。 可习近平不需要急,他只要稳坐钓鱼船笑看风云变,看着技术官僚们穷思竭虑却无计可施就好,他只要坚持不给出明确指令,并一次次把失败的责任推给具体执行部门,斥责永远不会缺的背锅下属就好。 至少他是这么以为的。 在中共国作为经济体已处于濒危状态的时候,核心决策层还在内耗。 内耗的结果就是在贸易战持续进行时,中共政权并不会作出有意义的应对,不会拿出资源和决心“救经济”。 因为这对习近平不利,也因为拿出资源和决心并承担相关政治风险,虽然整体有利于改开受益者群体,却对站在风口浪尖的技术官僚们个人不利。 是的,从利益牵扯和人性基本盘角度分析你会看到,拖,等别人出手,等事态发展到无可挽回,是中共内部的“一致意见”。 在贸易战议题上,他们会拖,在拿掉习近平,彻底推翻中共中央这类事项上,他们也会拖,奇妙的是在迅速朝鲜化以求建立新维稳模式等事项上,他们还是会拖。 他们没有勇气面对改变。 而没有勇气面对改变等于拱手让出对未来的主导权。 让给谁? 让给积极应对的人,让给美国人,让给在已经成型的全球化经济基础上正悄然涌现的新秩序。 双链争持,阵营分化,当伤害链阵营应对迟缓走向衰落,产业链阵营的崛起就无可阻挡。 当中共国体制内人士没有勇气在贸易战中作出积极应对,并由此争得一份话语权,对新世界新秩序的主导权就会由那些积极行动起来的人拿到。 首先,是对个人命运的主导权。 这份权利会属于积极改变自己无力处境的人,包括润出去的打工人,及时转移方向的投资人,快人一步搬厂搬家的老板们。 在这样的情势中,尽快逃离中共这条将沉的大船才是当务之急,尽力保住自己与产业链阵营的联系,才是求存之道。 其次,是对未来地区发展方向的主导权。 如果一个人能理解现在正发生着什么,理解在中共的持续内耗下,在现政权对经济危机坚定不移的不作为之后,经济危机一定会召唤出社会危机,并由此召唤出社会对新秩序的需求,他就能理解,这对敢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提供新秩序的人来说是怎样的机遇。 只要敢登高一呼,你就会要人有人要枪有枪的时刻,快要到了。 最后,则是与新秩序下的全球各国谈合作谈交易时的主导权。 “列强想瓜分中国”这话已经被中共宣传系统念叨了许多年,恐怕是快要成真了。 但这瓜分并不是领土意义上的瓜分。 在中共逐渐丧失其社会治理能力后,在全球贸易体系需要“世界工厂”,但中共政权已经不受信任,中华沦陷区不可能在政治上不作改变而继续担当“世界工厂”职能之后,列强会在盘整、重构产业链的需求下,瓜分现在仍滞留在中共国境内的各种资源,那些对各国振兴其本国制造业有价值的资源。 想承接中共国制造业“遗产”的国家会瓜分掉中共国正在萎缩的产业生态里残存的技术骨干、创意人才,会瓜分掉可以搬向亚非拉地区的生产线软硬件各项设施。 列强会瓜分掉中共国在改开时代培养出的“能干活的人”。 除了特权阶层和纯种牲人之外的一切有价值人口都会被瓜分。 只是瓜分的形式,除了移民,还有索性在沦陷区拿下一块区域的控制权原地恢复生产能力这个选项。 还有扶持想要的原中共国制造业重镇实现地方自治乃至独立建国,把超大型工业园区建成亲欧亲美的政治飞地这种选项。 从中共当前对贸易战的应对无力向前推演,最终事态发展到列强瓜分中共国制造业残存资源,几乎是板上钉钉。 只是,选择把残存资源“搬”到列强本土还是把残存资源“留”在列强打造的飞地,就要看哪种方式性价比更高了。 在这样的抉择时刻,残存的制造业资源是“搬”还是“留”,主导权并不会完全落在欧美列强手里。因为性价比取决于在届时的沦陷区,在特定地区内构建秩序的难度。 是把一座工业园整体搬迁到欧美更昂贵,还是向这座工业园派出一支护卫队更昂贵,取决于届时决策者对军事风险和政治风险的评估。 而在降低“留”这个选项的军事风险和政治风险上,在地的行动者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