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

太讽刺了!黑龙江大庆,女子一时冲动,将全家的500万血汗钱借给某房地产公司,对方承诺四个月就还,给20万利息,要是还不上,就用68套房子做抵押。谁知,借款到期后,对方丝毫没有还钱的意思,以各种理由一拖再拖。多次索要无果后,女子急疯了,将地产公司告上法庭。就在她准备申请强制执行时,公司突然宣布破产,68套房子没了。女子不甘心,一路为自己讨要说法,苦苦维权14年,可结果让她泣不成声。 2011年,37岁的胡女士,手里攥着父母一辈子做生意攒下的全部家底,正琢磨着怎么让钱生钱。 这500万,是全家的底气,她盼着能靠钱生钱,一来让自己生活宽裕,二来给父母攒点养老钱。 经熟人介绍,她认识了某房地产公司的负责人。 对方一开口就要借500万,还拍着胸脯保证,四个月就还,给她20万利息,要是还不上,就用他们正在开发的68套房子抵押。 胡女士翻来覆去盘算了好几夜,500万放出去,四个月赚20万,比存银行划算多了,就算对方还不上,68套房子摆在那,怎么也值500万,稳赚不赔的事儿。 一心想挣快钱的她没有多犹豫,咬咬牙,她把父母的养老钱、亲戚凑的钱全凑在一起,将500万打给了对方。 她还特意跑了好几趟部门,办了预售楼登记,就怕那68套房子飞了。 可四个月期限一到,对方丝毫没有还钱的意思,别说利息,连本金的影子都没见着。 胡女士一开始还安慰自己,说不定是对方资金周转慢,可连着打了十几天电话,要么没人接,要么就说“再等等”。 她急得饭吃不下、觉睡不着,头发一把一把地掉,这可是全家的身家啊,要是没了,怎么跟父母、跟亲戚交代? 她急疯了,到处找人,对方被她缠得没办法,就拿“再缓一个月”“马上到账”的话搪塞她。可一次次的承诺,换来的都是空等。 万般无奈之下,2012年她将房地产公司告上了法庭。 法院很快判她胜诉,还查封了那68套抵押房产,说要是对方还不上钱,就把房子折价或者拍卖了抵债。 拿到判决书的那天,胡女士喜极而泣,觉得自己的500万总算有着落了,悬了大半年的心,终于能放下来了。 哪成想,后来她申请强制执行的时候,意外突然来了。 法院居然受理了房地产公司另一个债权人的破产清算申请,2014年直接宣告公司破产。 这一下,胡女士的强制执行程序被硬生生中止了,手里的判决书瞬间成了一张废纸,那68套房子也跟着飞了,被纳入了破产清算的盘子里。 胡女士越想越不对劲,后来才知道,这家房地产公司早在2011年4月就被吊销了营业执照,但还在开发楼盘、借钱周转。 而且启动破产的那个债权人,仅凭一张欠据就被认定有800万债权。 可她一个普通老百姓,看着法院的破产裁定,除了在家急得直跺脚,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一等就是将近十年,2022年12月,法院突然撤销了当年的破产裁定,说当初的审计报告数额不准,公司到底资不抵债还不一定。 2023年8月,中院给她发了恢复执行通知书,她再次燃起希望,以为,钱终于要拿回来了,可现实又给了她当头一棒。 在她申请查封当年那68套房子时,得到的回复却是,61套早就在破产期间被卖掉了,只剩7套还能预查封。 胡女士的脑子嗡嗡的,九年的等待,就等回来这么个结果,她扶着墙,差点站不稳。 更糟的还在后面,法院刚要处置那7套房子,又冒出来几个案外人,说其中4套房子早在胡女士查封之前就被他们买了,处置程序只能暂停。 胡女士看着那些拿着购房合同的人,只觉得浑身发冷,自己守了十几年的救命稻草,怎么又成别人的了? 《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对破产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权利人,对该特定财产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胡女士已办理预售楼抵押登记,本应在破产中就抵押房产优先获偿。但公司2011年被吊销执照仍违法借款、破产程序存在瑕疵,导致破产裁定后被撤销。 破产期间61套房屋被违法处置、4套存在真实买受人争议,使其优先受偿权落空。 所以,2025年5月,胡女士收到了法院的裁定书,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法院只从房地产公司账户里扣划了12115.14元,扣掉82元执行费,最后到她手里的只有12033.14元。 从37岁等到52岁,14年的时间,500万的全部身家,最后只拿回了1.2万,太讽刺了。 现在,钱没了,房子也没了,她不知道到底该找谁要说法。 她也曾跑遍了大庆的法院,得到的回复却是“建议起诉破产管理人”。 可胡女士实在折腾不动了,14年的奔波,她的头发白了一半,背也驼了,精力耗得一干二净。 现在她能做的,只有把所有证据都交给法院,等待法律还她一个公正的结果。 对此你怎么看?
碎片化抗争不一定能成为引爆全国的导火索 通常来说,要产生全国响应的抗争诉求,需要有超出具体维权要求的更有普遍性的上升空间。这也是维权活动难以升级成社会运动、难以演变成革命的原因之所在。 另一种情况是:原本的普遍性诉求长期压抑和频繁找窗口喷发出来,也可能碰到一点儿火星就成燎原之势。 就目前中国社会来看,至今尚未形成普遍性的政治诉求,至今也没有因为具体的维权活动给长期积压的普遍性诉求大开喷发缺口。 我们说“形成普遍性的政治诉求”,这肯定跟一般维权活动不一样:维权活动往往是围绕具体的、局部的利益,也许引发其他社会群体同情,但不至于牵动他们以同样的形式出来抗争;但“普遍性的政治诉求”往往以反复抗争的形式不断通过口号表达出来。 维权活动是一种中国特色现象,对中共政权来说是对政权安全程度威胁最低的一种反抗形式,即使一些人指望层出不穷的维权活动消耗中共的维稳经费,但就中长期来看,大力消耗维稳经费并不足以推翻政权。 伊朗伊斯兰政权2022年以前的历次大规模抗争活动更像是民愤淤积太多形成的间歇性喷发,每一次都借偶然事件来发泄对政府的不满。其转折点是从2022年开始的,这一年伊朗示威者才开始公然以推翻政权为普遍政治诉求。这种情况到今年尤其突出。 但是政权更迭需要同时满足很多条件。中国目前既缺乏像伊朗那样频发的大规模的抗争运动,也缺乏普遍性诉求。但即便伊朗这两个条件都满足,其政权自身的内部团结又是防止崩溃的最后一道保险。中国也如此。 虽然民间对中共政权的怨恨在升级,但其政权关键支持者仍然稳稳地坚守政权。中国跟眼下的伊朗一样,都没发生社会精英和政治精英大规模跳船和割席现象,这种情况将不利于政权崩溃。 作为社会运动来说,往往最容易被人忽视的一点就是如何分离社会精英和政治精英对政权的支持——这是苏联东欧剧变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当大批精英主动放弃共产政权的时候,余下来的顽固派已经不足以坚守政权了。 普通人往往把注意力放在反抗活动上,这就像学习偏科,只想学一门科目就想通关高考。但对于普通人来说,缺乏专业知识,根本没办法引导精英撤回对政权的支持。这个需要通过立足长远的战略规划来实现,这是一般民众无法驾驭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