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岳:蒋经国对共产党的认识 我将近五十年来之政治生活,深切认识共产党乃是邪恶魔鬼,杀人凶手,所有威胁、利诱、欺骗、分化之伎俩,无所不用其极;尤其血气方刚之青年人以及苟且偷生之徒最容易上当,一入圈套即无法自拔。 凡此种种,实为此一时代人类之大悲剧,但是吾人皆应了解,邪魔乃无法久存, 最后必将被正义、正气所消灭,吾人只有以绝不妥协之态度抵抗共党,方能生存,方能胜利,而人类历史亦将会证明此一道路乃是最正确的…… ,,,,,, 列宁在1917年发动俄国的十月暴动后,不到两年就派人来中国组织共产党。列宁曾说:“从莫斯科到巴黎最近的路,是由北平经过加尔各答的。”可见他的野心就是要赤化中国、赤化世界。 共产主义思想的主要论点就是否定国家,否定民族的存在。这和中国的传统思想是相背的,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所以当年列宁无法在中国组织共产党,就派人到我们中国国民党来,寄生在中国国民党里面,想把国民党变成共产党,结果这个策略失败了。经过清党以后,共产党变成跟国民党敌对,也是跟中国人民敌对的一个党。 过去我们历史上有“邪恶”与“善良”之战,“黑暗”与“光明”之战。但共产主义较诸过去历史上所谓的“邪恶”、“黑暗”、“暴力”尤为狠毒。不同的地方是,它要毁灭整个中华民国,把这一千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作为它进入印度,欧洲的一条道路。所以我们对于共产党的战争,完全不同于打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面临的是一场保卫我们民族与整个国家生存的战争。我们胜利了,共产主义就失败了,共产主义在中国就失败了,它在全世界也就失败了。
为毛泽东尸体“保鲜”紧急处死一人做试验 徐景贤:有一天,刘湘屏通知我,说是需要上海找一具新鲜的尸体,在死亡以后立刻把他的面容翻一个完整的石膏面模,以便永久保存、因为遗体保存需要一个可供对比的“标准体”,以便观察今后的变化。可是,在老人家的脸上不能做翻模的多次试验,更不能对面容有丝毫 损伤,所以,希望上海在新鲜尸体先走一步,取得实验结果。 这可是一个难题,而且时间限得很紧迫,哪里去找无主的新鲜尸体呢?我在市委康平路小礼堂找到马天水、王秀珍商量了一下,我们三个市委书记决定:在法院已判决的死刑犯中立即执行一个,用死囚的新鲜尸体做试验。于是,我把市公安局的负责人老薛和成虎两人找来,布置了这项絶密任务。他们提出:如果执行枪决的话,流 血以后面容会有改变,所以准备和法医等商量一下,改为注射针剂致死较妥。我表示同意。他们做了充分准备以后,就和法院的人一起到监狱里去提出死刑犯,并不把他送到刑场,而是在押送车上就由医生用注射方法对死囚执行死刑,据说注射以后时间很短人就平静地死亡了。 押送车直接把尸体送到龙华火葬场,办完死亡手续,再通知上海第一医学院派人去火葬场按正当途径领取尸体,这一难题总算解决。这恐怕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 使用药物注射执行死刑,但在当时是絶对保密的。直至一九九七年,我在报纸上看到昆明首次采用注射方法对两名罪犯执行死刑的报导,报道中说:“这是一九四九年以来首次依法使用非枪决的方法处决罪犯,也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依法使用注射药物的方法执行死刑。”我当时想,这个纪录恐怕要归之于上海,因为早在二十一年前的一九七六年,已经采用注射方法执行死刑了。 尸体送到火葬场以后,火葬场的工作人员很奇怪,说是这具尸体的身体怎么是热的,他们不知道就在几分钟之前才执行了注射死刑。上海第一医学院取走的这具新鲜尸体非常管用,他们当即用了各种方法拓下了尸体的面容,翻成了标准的石膏面模,过了一天,第一医学院的研究小组给我送来一个像饼干筒那样的方木盒子,盒子上着锁,同时附来一个装着钥匙的信封,要我转送北京。我在办公室里独自用钥匙开了锁,打开木箱,只见里面塞满了棉花,取出棉花,我吓了一跳:原来就安放着那名死刑犯的石膏面模,年约五十来岁,瘦瘦的,闭看眼睛,上唇和下巴上还粘着几根他的胡须。这个脸部的面模翻得非常细致,逼真,连皮肤的纹埋和额上的皱纹都翻出来了,据说上海向北京通报了在新鲜尸体上翻模的方法和经验,北京赶紧要上海把模板送去看看。就这样,我把这个木箱锁好后交给机要交通员直送北京卫生部刘湘屏,并且叮嘱 交通员:“路上小心。” ---《十年一梦》
刘仲敬:1950年1月,邓小平向巴蜀各地派出二百万征粮工作队:随即便发生了大规模的“土匪叛乱”,征粮队遭到武力抵抗,许多县城被围困。关于这场“叛乱”,官方宣称乃国民党残余势力所为,实际上主要是农民及各种地方势力的自发反抗。农民之所以抵制新政权的征粮行动,是因为国民党政府早已收过1949年的公 粮,新政权其实是对农民重复徵收,而且徵收的数量大大高于国民党政府。 虽然官方宣称徵收对象主要是地主富农,然而,当地主富农的粮食被收缴一空后仍然不能完成征粮指标时,徵收范围便扩大到包括贫雇农在内的所有农民。 征粮开始后的一个月内,全川暴动的农民达到数百万之众,政府随即动用武装力量强力镇压。 在剿匪和征粮高峰的1950年春夏之交,川南区全区饥民达200万之众,占当时全区农业人口的20%,“饿死人的事情到处发生”。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对剿匪和征粮的态度十分坚决。川南区因征粮进度相对缓慢,邓在大会上对川南区负责人李大章、杜义德点名批评,迫使李大章等人一再做检讨。川南饥荒发生后,李大章等一再向西南局反映困难,并指出是征粮过多等原因所致,结果邓小平对李大章十分不满。 1950年3月,政务院决定四川外调20万吨大米,以支援华东地区特别是上海市,西南局遂责成川东、川北、川南三个行署立即筹集发运,直至当年6月政务院电令停调。重复徵收1949年公粮大获全胜之后,四川省的公粮徵收量逐年递增,1952年达到389.2万吨,比1950年的征粮数几乎翻了一番,足以供2,000万人吃一年。四川省的粮食高徵收和大量外调的格局从此形成。(东夫(王东瑜):《大跃进时期四川大饥馑的特殊成因》)毛泽东对他的组织纪律性感到满意,因为即使以列宁主义者的标准,他都是冷酷和苛刻的典范。秦基伟回忆说:“他不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而是抓住了你就得从严处理,那是一点也不含糊的。”(《秦基伟谈邓小平》,第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