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特兰女记者怒吼:安提法有“安全屋”,还包吃包住!】🔥 💥波特兰独立记者凯蒂·戴维斯考特(Katie Daviscourt) 在白宫“反安提法圆桌会议”上当场怒批—— 企业媒体、地方政府、波特兰警方全在纵容恐怖分子! 她控诉: “我亲眼看到二十个安提法分子帮袭击我的嫌犯逃进他们的‘安全屋’, 就在移民执法局(ICE)大楼外一条街的地方!” ☠️那个所谓“安全屋”,安提法分子在那里吃饭、洗澡、休息、轮班换岗,简直像军事基地。 她说自己蹲点观察,发现这群人组织严密、后勤完善,背后还有互助基金会在提供资金。 😡更离谱的是—— 戴维斯考特被金属棍打到脑震荡、眼圈发黑后,报警三次, 波特兰警察就在附近,却拒绝出警,让嫌犯被安提法“护送”逃走。 她怒斥: “波特兰警局放弃了几条街的主权,把地盘让给了恐怖组织!” 😤据她透露,这场骚乱已持续四个月以上, 安提法分子连续攻击联邦警察、记者和普通民众, 而城市官员还在装死, 当地居民“被安提法挟持”,纷纷呼吁联邦政府介入。 她最后对川普喊话: “总统先生,请出手恢复法治吧!”💥 💪波特兰这片“无人区”,警方不敢管、媒体不敢报、暴徒还轮班上岗。 凯蒂记者一句话点破真相: “这不是抗议,这是占领。” 触目惊心啊,这不就是共匪养的暴徒,在暴力占领美国吗?尤其还有大批卖美贼做内应,治理乱世得用重典,该出手了❗️❗️❗️
董国和:大饥荒中的吃喝招待 《红尘冷眼》,是著名民主人士宋云彬的一部日记。这部日记共分十一个不同时期,《无愧室日记》从1960 年2 月记至1962 年12 月,前两年正是“困难时期”。但他所记述的宴会之频、酒肉之丰,尤其是出访中的款待之盛,真可称为“蝗虫”之行。 “困难时期”一路吃喝 歌舞升平 他第 一次出访到河南,时在1960 年2 月27 日:“九时乘火车赴洛阳,阿平送我上火车。”28 日“下午二时半到洛阳,住西工区国际旅社”;“旅社中饭菜甚佳,不免吃得过饱,有消化不良现象,吞服保和丸,殊少见效。” “菜甚佳”为2 月29 日所记,3月2 日则记云:“晚上有宴会,酒有多种、菜亦丰盛,以肠胃不好,不敢多吃也。宴会散后有舞会,我不会跳舞,当然不参加。” 3 月2 日,记有买生姜者一笔,此因“生姜在北京极难买到也”,可知北京的供应也是每况愈下。这次出访到16 日“乘车返北京”,期间还参观了三门峡、花园口等地,沿途也都受到盛情款待。但因他“饭量大减”,款待文字着墨不多;而其中闲笔,却颇有深意: “ 下午, 参观管城红旗人民公社。看敬老院,敬老院隔壁(西大街二十七号)住一七十多岁之老人,门口张贴一告白,中间大字书‘代写书信’,方有两行小字,其文曰:‘代写检讨、坦白、悔过各书,保证一定作用。’其人从前殆一讼师也。”此为3月12 日所记。 去浙江途经上海,1962 年1 月7 日:“在上海大厦吃午饭,有煮干丝、红烧划水等,好极。”此行访问先到杭州,晚“八时二十分”到达,“副省长任一万”等官员迎接他们,“九时半,吃夜饭,有鱼头豆腐、红烧肉。” 1 月19 日:“晚上,田县长宴请我们,喝了好多杯山西竹叶青。”1月20 日:“中午到宁波,宁波市委、市人委负责人请我们吃饭,有不少省代表和省政协委员亦在座,大悲和尚、尘空和尚及杜伟、胡耕民等都跟我热烈握手。” 1 月26 日:“上午,参观金星制笔厂、上海塑料制品三厂,午饭与圣陶等同吃,饮大曲一杯。下午,不去参观,乘车赴苏州,苏州市政协秘书长朱公亮、市交际处钱伯仁、市人委办公厅何介雄来接,住南林饭店四号房。南林饭店为苏州最高级之招待所也。晚饭在南林饭店吃。” 27 日:“晚饭饮洋河高粱。” 28 日:“上午游虎丘,照了相;看留园、西园,也照了相。中午,地委罗运来书记、市委凡一书记和茅玉一市长请客,座有王亚南、吴强,他们都说宋委员海量,于是大家来劝酒,喝醉了。” 29 日:“上午,参观城隍庙豫园,照了三张相。他们招待我们,吃了七种点心:糖粥、蟹壳黄、南翔馒头、八宝饭、鸭血汤、酒酿圆子、葱油面。同徐铸成一道回上海大厦,纵谈为乐。徐去而志行来,作长谈,留他吃夜饭,我又喝了绍酒。” 30 日:“七时,偕圣陶父子及伯祥赴和平饭店,应金仲华之邀,吃晚饭,陪客有金子敦、周予同。” 31 日:“下午四时上火车,住五号车厢,一号铺,与曹杰同房间。晚饭菜甚佳,喝了一瓶半啤酒。” 此次沿途款待,比上一次更丰盛也更热情,宋云彬因胃口好,记述的就更详细更生动;而他的胃口好,则由于“处境顺利,心情愉快”。“三年困难时期”,香烟也按票购买,但照样有特供。他嗜酒也嗜烟,1960年6月2日“上午与千家驹同车赴劳动人民文化宫公祭林伯渠”,“家驹谓政协可配售香烟,归来特致函政协询问”。 但询问结果,却是“无回音”:“上星期四瞿瓞初语余,谓曾接政协电话,问余之吸烟情况。今见郑洞国,我问他配了香烟没有,回说配到了两条牡丹牌。看来政协不会配给我了,而中华书局配来的都是不能吸的次等香烟。事情就是这样的可恶可恨,我却有一个好办法,就此戒了烟,岂不是件大好事!” 这件“大好事”,记于1960年6月12日。10月29日他被“摘帽”,老友张阆声贺诗说“孟嘉仍是旧丰神”。而在11月24日,就记有“人事组给我十一月份一斤半高级油票”;此前在21日已记有:“政协服务组来电话,谓购煤事已解决。余不需购煤,问之彬然,始知人事组用余名义向政协请求,用来调剂缺煤之同事也。”这“用余名义”,正是“丰神”的最佳写照。 “丰神”如故,又可以发表文章了,这就有人来约稿。他于2月1日晚抵京,“二十多天的参观访问,相当劳累”。然而就在这一天,“中国新闻社寄来征稿信,约我写参观访问感”。此后在2月21日,他又记上一笔:“上午,偕彬然等赴南河沿文化俱乐部,座谈号码检字法,即在俱乐部午餐。昨天与潘光旦、费孝通约定今天下午二时半在民盟中央作谈话录音。”因中间有变,“五时许,民盟用汽车接我到文化俱乐部,我和潘、费作了谈话录音,谈的是这次访问苏州的一些观感,据说将由中央广播电台向台湾广播云。”由此可知,这次出访,他们还要畅谈“到处莺歌燕舞”。 1960 年4 月8 日记:“大会讨论,张修竹、荣毅仁等发言。中午有熊掌,乃哈尔滨市委所赠也。生平第一次吃到熊掌,据黄洛峰言,烹煮熊掌须历六七小时云。”这是他在出席政协会议时,所品尝的口福。 邵燕祥在《公祭勿忘那些普通死难者》中写道:“例如包括我在内的,从那个年代活过来的城市中人,特别是大城市中人,当时是靠特别调拨的粮食得以维生,虽有小不足,饥肠辘辘,面有菜色,甚至浮肿,但不致命。我们的存活是以几千万人饿死为代价的,换句话说,几千万饿死和非正常死亡者是替代我们死去的。”而“其中许多死者已是没有后人的绝户”! 邵先生的反思振聋发聩。在一碗稀粥就可救一条人命之时,“无愧室”所记真可谓春秋之笔。
李肃:当初不开仓放粮的决定是地方上做出来的,还是中央做出来的? 杨继绳:比如固始县县委书记石绍举跟我说,当时饿死人的时候,他跟县里管的粮食局局长说,能不能借300万今粮食给我,等秋后我再补上。粮食局长说,石书记,我没这个权力,这粮食是吴芝圃同志管的,我一粒粮食都不能动。所以看着人 就饿死了,就救不出来。 李肃:您在调查过程中有没有其他的要求开仓放粮的? 杨继绳:私下的有。比如我们县的副县长放了一部分粮,我前年才听说,我当时不知道,后来这个人到新疆,不是干部要到新疆吗,后来就没消息了,可能在新疆就死了吧。还有个别地方我们《炎黄春秋》发过几期,在极个别的小地方,这样的干部挨整了以后,后来又平反了。这也有,不是很多。如果很多的话,就不至饿死人了。 李肃: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中央一层谈到是否开仓放粮? 杨继绳:中央没有。中央如果有开仓放粮的话,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李肃:也没讨论过这个问题? 杨继绳:毛泽东有句话,不但不放粮,还要增加粮食征购。1960年1月份,大饥荒严重,大批农民正在饿死的时候,执政者反而刻意增加粮食库存。中共中央在粮食部的一份报告中说,粮食征购从59年夏粮登场的时候计算起,到59年12月份已经收得1142亿斤贸易粮,比中央批准的1075亿斤还超过了6%。按粮食秋季计算,到59年12月25日,已收粮1016亿斤,完成94%,加上60年的夏粮,肯定可以超额完成计划。我们预计59年到60年粮食年度收购1200亿斤粮食完全是可能的。中央在批转这个报告时说,不知道是邓小平,还是毛泽东在批转这个报告时说,中央认为,在今后粮食生产继续跃进的基础上,逐渐增加国家粮食储备,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李肃:这正是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候。 杨继绳:最严重的时候,就是在饿死人最多的1960年,国家还有数百亿斤的粮食库存,却没有大规模地开仓放粮,还在想办法增加库存。 ---解密时刻:大饥荒 - 天灾还是人祸? 美国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