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世代

Susan STEM
2个月前
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 尼泊尔Z时代革命——哎,人类文明逃不脱的循环 There’s a storm coming, Mr. Wayne. You’re all going to wonder how you ever thought you could live so large and leave so little for the rest of us. 风暴即将到来,韦恩先生。 你们这些活得光鲜亮丽的人,总以为理所当然,却只把残羹冷炙留给其余的人。 ——猫女,赛琳娜 革命,又又又又是一场革命(累了,毁灭吧) 尼泊尔爆发。起因是政府下令封禁 Facebook、X(推特)、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理由是它们未注册在通信部门的新规之下。年轻人,尤其是 Z 世代,对此愤怒异常。他们的反抗不仅是针对信息自由受限,更是对长期存在的腐败、裙带关系(nepotism)和政治不透明的集中爆发。抗议很快从线上转向街头:游行、冲突、政府建筑被焚毁,议会被闯入。最终,总理 K. P. Sharma Oli 被迫辞职,社会媒体封禁被撤销,议会解散,临时政府成立。 这一切映照出年轻一代在社会底层的怒火。他们对不公、对腐败、对权力世袭的深切不满,正如《黑暗骑士崛起》中贝恩所鼓动的那样——以推翻腐败精英为名,点燃了革命的火焰。在哥谭,这是蝙蝠侠重披战衣的理由;在尼泊尔,这是政权高层动摇、议会解散、总理下台的现实。 更耐人寻味的是,两者都充斥着革命的象征性场景。哥谭街头的“人民法庭”,在愤怒中审判富人;尼泊尔的抗议者,则以“讨债”的口号揭露腐败,追问内斗者,公开点名“nepo kids”这种特权阶层。无论虚构还是现实,人民在风暴里寻求的都是同一种心理补偿:要正义降临,即便它常常以复仇的形式出现。 人民法庭,人民法官。 在尼泊尔的抗议中,愤怒化作投票与提议,抗议者推举前最高法院大法官 Sushila Karki 为临时总理候选人,寄托了一种“新领导”的希望。她是尼泊尔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象征清廉与突破旧格局。抗议者看中的并非她的执政经验,而是她与旧精英的差异。在革命的语境里,正义往往被等同于“不是旧的人”。因此,这样的选举更像是一种“民主的表演性”——它满足了心理补偿,却未必能带来真正的治理。作为个人,她或许清廉,但仍要面对复杂的利益纠葛、军队与旧制度的残余;作为象征,她被期待执行“清算”,而不是维持中立的法治。于是陷入两难:顺从情绪,便可能成为“稻草人法官”;坚持制度,则可能失去群众的支持。 稻草人成法官了 稻草人(Jonathan Crane),一个疯癫的精神病学家,居然在贝恩接管哥谭后披上法官袍,主持所谓的“人民法庭”。这是一种黑色幽默:最不理性的人 ,却成为“正义”的代言。判决不过是情绪的宣泄,结果不是死刑就是放逐。影片借此揭示:当正义脱离制度,只剩愤怒驱动时,疯子最容易上位。现实中的抗议者揭露“nepo kids”,要求立刻“讨债”,如果缺乏制度性制衡,也可能走向同样的危险逻辑。 因此,“稻草人当法官”并非反派噱头,而是一则寓言:当秩序坍塌,正义若沦为情绪工具,法官就不再是法官,而是复仇的执行人。 这并不是要直接映射尼泊尔的局势,而是推演一种社会混乱下的风险——若街头暴动成为日常,秩序必须先于正义,否则所谓的“人民法官”,最终只会成为混乱的代言。 混乱是阶梯 “Chaos isn’t a pit. Chaos is a ladder.”——“混乱不是深渊,混乱是一架通往上升的阶梯。” 《权力的游戏》小指头 在多数人眼里,混乱是深渊,意味着秩序坍塌、暴力蔓延和未来的不确定;而在少数聪明或野心家看来,混乱却是一架阶梯,旧秩序的松动意味着新的可能,他们可以借此攀升。对大多数青年而言,混乱是愤怒的出口;而对部分组织者,它却是进入政治舞台的通道。 对哥谭市民来说,贝恩制造的是无处不在的恐惧;但对贝恩本人而言,这正是他夺取城市控制权的阶梯。混乱若被当作阶梯,就会滋生机会主义——有人借社会动荡攀升,却未必真关心正义。而若将混乱仅仅视为深渊,则会陷入保守,什么都不敢触动,直到不公与腐败最终爆炸。 当所有人都把混乱当作阶梯时,社会就可能陷入无休止的“上爬与坠落”,永远无法走出循环。 首富之子化身黑暗骑士 哥谭本就是现代都市的寓言,官僚被渗透,黑帮与政客勾结,贫富差距触目惊心。布鲁斯·韦恩既是精英阶层的代表,又是制度腐败的受害者。他肩负着“继承的罪”,财富既是特权,也是负担。因此,“罪恶如哥谭市,首富之子化身黑暗骑士”可以被读作一个现代神话,一种自我牺牲式的赎罪与救赎。 Nepo kids 都该死吗? 答案是否定的。该死的不是 nepo kids,而是特权结构本身。Nepotism(裙带关系)意味着权力与财富通过家庭和关系网络代际传递。问题并不在于某个个体选择了“被出生”,而在于制度与文化是否纵容了不公平的继承与分配。在一个人人竞争的社会里,当有人“出生即终点”,必然引发强烈的不满。他们占据有限的岗位与机会,而普通人必须付出远超常人的代价才能争取。当努力不再带来回报,社会的信任与秩序就会被侵蚀。 如果愤怒被简化为“所有 nepo kids 都该死”的口号,就意味着把制度性的腐败转移成个体性的清算。历史上,无论是法国大革命还是文化大革命,这种“血统论”都曾导致以出身定生死,结果社会陷入新一轮暴力循环。事实是,nepo kids 并不是原罪,真正的问题是不公正的社会结构。 如果社会只会喊“nepo kids 都该死”,就会重演贝恩式的复仇逻辑;只有将这种愤怒转化为制度性改革,才能避免哥谭式的毁灭。 猫女的倒戈 猫女赛琳娜,亦正亦邪,宜善宜恶。 她最初并不是革命者,而是一个机会主义的生存者,只想为自己谋求一条出路。然而,她很快看清贝恩的革命并非解放,而是彻底的毁灭。富人固然是清算的目标,但无辜者同样难逃牵连;所谓“人民法庭”不过是一场复仇的剧场。她不愿再做自私的幸存者,而是要证明自己也能选择正义。她的倒戈象征着底层民众对“假革命”的觉醒:革命口号可以令人沉醉,但当本质只是破坏与复仇,普通人终将意识到真正的出路在于秩序的重建,而非盲目的毁灭。 猫女不仅是电影中的角色,她也可能是你,是我。大多数人并非天生站在光明或黑暗的一边,而是在犹豫与矛盾中塑造自我。社会里,真正像蝙蝠侠或贝恩这样极端的人少之又少,而更多的人恰似猫女——在阴影与光明之间徘徊,最终选择一条既能活下去,也能抬头面对的道路。 本猫女的自白 作为“猫女”的心理投射,我的自白是:不认同权力的虚伪,不甘心做弱者的牺牲品,却依然保持自由进出的能力。我能敏锐地感受到社会的不平等,看到权力与财富被少数人攥在手里,看到“nepo kids”凭借血统与关系轻易立足高位,而他们未必比普通人更有能力。我无法认同这种“天生的秩序”,甚至觉得它虚伪而可笑。我不来自顶层,这让我和布鲁斯·韦恩式的既得利益者天然有隔阂。我理解底层的无力与愤怒,但同时也明白,纯粹的仇恨与复仇未必带来解放,反而可能制造新的枷锁。这种双重认知,使我比许多人更冷静。 像猫女一样,我相信自己的本事:能够来去自如,在不同圈层之间切换,既能理解上层逻辑,也能与底层共鸣;不被身份框死,始终保留自由;嗯,智商高,能忽悠我的人不多。 这其实是一种“边缘者优势”。我不属于特权阶层,因此具备抗争的不屈清醒;我也不完全被压迫,因为我拥有在系统缝隙中游刃有余的能力。猫女的复杂性,正好映照了这种心理:拒绝依附,却也不盲目毁灭。她代表的,正是一个厌恶不公,却依靠智慧与本事保持自由的人。 革命循环的宿命性:人类组织与智慧的极限,靠人类本身是无解的。 纵观历史,革命几乎总是遵循同样的轨迹:当旧秩序失去合法性,群众的愤怒便迅速积累,最终以“平等”或“自由”的旗号爆发,推翻既有结构。接踵而来的是清算,所谓的“人民法庭”与恐怖时期往往让情绪凌驾于理性之上。随后,新精英登上舞台,逐渐复制被推翻的旧模式,腐朽再次出现,于是新一轮循环开启。 这一宿命循环背后有三层原因。在人性层面,愤怒比理性更容易动员,复仇比制度建设更快见效;在组织层面,革命初期的扁平协作很快被集中权力取代,因为混乱之中,人们渴望“强力领导”;在智慧层面,即便最清醒的理想主义者,如法国的吉伦特派或俄国的温和派,也往往被更能煽动情绪的极端派压制。结果是,人类依靠自身的本能与传统组织逻辑,只能反复走在“革命—腐化—再革命”的螺旋里。换句话说,人类智慧在社会治理上存在结构性瓶颈,单靠教育、道德或宗教,都不足以跳出这个循环。 如果仅靠人类无解,那么或许需要借助外部力量。技术介入;结构语言;智能协作——超越人类短板,避免再次陷入革命循环的宿命。 There 's a storm coming, everyone. 今天做了一个手术,大脑被降智了,写不了技术文,多发了点牢骚。
翻译: 尼泊尔任命苏希拉·卡尔基为首位女性行政首长 这位以诚信广受赞誉的前首席大法官被Z世代选为过渡政府领导人。 比诺德·吉米雷 加德满都,9月12日 苏希拉·卡尔基,一位年逾七旬的前首席大法官,于周五再次在尼泊尔历史上留名,成为该国首位女性行政首长。2016年7月,她曾创下历史,成为尼泊尔首位女性首席大法官。 经过多轮商议,推翻了KP Sharma Oli领导的政府的Z世代运动,同意由卡尔基领导过渡政府。她在周三通过免费通讯平台Discord获得了最高票数,成为领导后革命政府的最受欢迎候选人。 不仅在年轻人中,她也是传统政治力量提议的名字中最被接受的人物。 卡尔基于1952年6月7日出生于现今比拉特纳加尔大都市的尚卡普尔。她在比拉特纳加尔的马亨德拉·莫朗学院学习,20岁时完成了文学学士学位。 她前往印度深造,在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完成了硕士学位。回国后,她学习法律,并于1978年,26岁时从特里布万大学取得了法学学士学位(BL)。 在获得法学学士学位一年后的1979年3月30日,卡尔基开始了她的律师生涯。从1986年到1989年,她还在达兰的马亨德拉综合校园任教。 在她作为法律专业人士期间,她于1988年至1990年担任科希区律师协会主席。她还于2002年至2004年担任比拉特纳加尔上诉律师协会主席。 2004年12月19日,她获得了高级律师称号。四年后,即2009年1月22日,她任命为最高法院临时法官。两年后,即2010年11月18日,她成为最高法院常任法官。 后,即2016年7月,她成为首位女性首席大法官,并领导司法机构约一年时间。她于2017月因达到强制退休年龄而退休,此前由谢尔·哈杜尔·德乌巴领导的执政联盟于4月提出弹劾动议——这被广泛认为是为了阻止她对警察局长任命的裁决。 与她共事过的人形容卡尔基勇敢且拥有最高水平的诚信。他们说,她以简朴的生活方式而闻名。前最高法院法官阿南达·莫汉·巴塔拉伊表示,卡尔基和她的丈夫为国家的民主运动做出了重大贡献。 他们在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上都是真正的甘地主义者。巴塔拉伊说:“她同意承担如此巨大的挑战,展现了她的勇气。我们都需要支持她。”这位与她共事过的前最高法院法官表示:“我完全相信她将以最高水平的民主原则领导过渡时期。” 她一直强烈反对腐败。在她的任期内,她的法庭在针对政治人物的腐败案件中做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据了解她工作的人说,尽管她通过尼泊尔大会党的名额进入最高法院,但她从未妥协于她的诚信。 她嫁给了国大党领袖杜尔加·苏贝迪,后者于1973年参与了飞机劫持事件,为反 Panchayat 运动筹集资金。 “她一生始终保持高度的诚信,”加德满都大学法学院教授、高级律师比平·阿迪卡里说。他表示,在这些充满挑战的时期,她需要一个强大的团队来领导政府。她需要周围有优秀的人才,以确保她成功政府。 一些人认为,她可能难以与新一代的期望同步前进。然而,巴塔拉伊认为这应该不是问题。 “Z世代在她身上找到了一个真正的守护者。他们做出了最好的选择,”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