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慎坤
5个月前
7月7日凌晨,知名教育学者、历史学者、作家傅国涌在杭州打铁关家中,因突发心梗去世,年仅59岁。之前,傅国涌还在更新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宣传即将重版的《寻找语文之美》。 傅国涌去世的消息震惊文化圈。我最早看到旅居日本的赵国君发的贴子,知名评论家徐迅雷也在朋友圈发文悼念。专栏作家廖保平在网易上发表文章表示,“之前我还看到他在发朋友圈,总是那么的乐观的样子,太不敢相信了,没想到转身就离去。” 傅国涌1966年生于浙江乐清,后来定居杭州。多年来,他关注中国近代史、孩童教育。 2017年,傅国涌回归母语教育,在杭州创办“国语书塾”,实践以母语为中心的人文教育。 傅国涌曾因参加八九六四学生运动被判刑二年。1997年11月19日,又因在美国《北京之春》发表名为“民主阶段论”的文章被判刑三年。 2011年10月10日,傅国涌在《中国经营报》发表《1911年、清朝灭亡前夜》一文,暗示中国正处于大变局的前夜。 文章说:“进入1911年,北京所有掌权的人们,没有一个想到他们快完蛋了。我看到那个时代掌握大权的人留下来的日记,包括他们的回忆、他们的书信,没有一个人在10月10日之前想过大清朝快完蛋了,从上到下都没有。他们的日记整天记录的就是吃饭送礼,看上去似乎真是繁华的‘盛世’。” 但是在大清朝垮台之前,其实出现了很多神祕的预兆,文章举例说,“老百姓中纷纷传说天上将会出现一颗慧星,慧星现,朝代变。从1908年到1911年,短短的两三年间,民间到处传言大清朝要完结了。” 傅国涌分析说,大清朝为何脱轨?第一个因素就来自这些神祕预兆,其背后是人心的变动,人心思变。“很多人当时的日记裡每天都是不同的谣言记录,但过了几天,谣言统统都变成了事实。比如说今天写的‘太原沦陷’,明天写的‘西安沦陷’,过后一个星期都变成事实。”
丁东、小群发布:“今天早晨,忽闻傅国涌心脏病突发去世的噩耗,悲痛万分。他生于1966年11月,还不满59岁啊! 我和傅国涌相识于20世纪末。当时,他刚刚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和他一起承受厄运的陈平,和我是朋友。陈平告诉我,有一个年青朋友,名傅国涌。失去了工作,没有经济来源,准备撰稿谋生。陈平给我看了他的一些手稿,我感到才华思想俱佳。受陈平之托,我在与国涌谋面之前,便将他的文章推荐给相识的报刊编辑。有的编辑比较识货,登了几篇。有的报刊不敢署傅国涌的名字,便署他的儿子傅阳。傅国涌写作速度很快。发表了几篇文章以后,便不管认识不认识,只要觉得刊物对路,就广泛投稿,两三年的功夫,他的文章已经在国内有影响报刊遍地开花。2001年,我应夏中义之邀,参加《大学人文读本》编选工作。这个读本选文三分之一来自世界哲人,三分之一来自中国现代先贤,三分之一来自国内时贤。我将傅国涌的半篇随笔命名为《华盛顿的选择》,向编委会推荐,大家同意收入其中,让国涌也进入时贤行列。读本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后,风行一时。傅国涌很高兴。接着他找来朱锦东投资,约我和谢泳、王丽等朋友选编《中学人文读本》,拿到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并在自己的著作《脊梁》一书中对我有所评述。由此成为朋友。 我妹妹丁宁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编辑。该社有一套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已经出了二十余种。在策划《胡适传》和《金庸传》时,我妹妹问我有什么合适的作者,我说,那些功成名就的老专家太忙,很难按时交稿,不如请一些正在崛起的学界新锐。于是向她推荐了南京的邵建和杭州的傅国涌。邵建研究胡适很有心得,却不愿意按别人规定的节奏写作,推掉了《胡适传》的约稿。傅国涌承担了《金庸传》。他只用了五个多月的时间就写成了这部书,而且那五个月的写作时间只有每周的周末,因为星期一到五他还得去一家公司打工。在撰写此书之前,傅国涌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新闻出版史下了很大的功夫,完成了一部专著但没有机会出版。所以,当他进入金庸的报人生涯时,就显示出自己的优势。金庸以武侠小说出名,但他的武侠小说只是办报的副产品,本来是为了扩大报纸的影响而写。金庸首先是一个报人。创办《明报》,付出了他一生中最好的年华。《明报》创办于1950年代末,发展于1960年代中。当时正是中国大跃进到文革的那一段。金庸主持《明报》笔政,定位于以“公正与善良”为宗旨的中立立场,由小到大,成为香港舆论界举足轻重的大报。尤其是文革时期的社评,以善于预见事态的发展见长。历史已经证明,在大多数问题上,《明报》的见解是对的,而一味紧跟大陆的报刊,时过境迁,便站不住脚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旁观者清的金庸成了大陆的座上客。金庸虽然早已告别报界,但他当年的报人生涯,仍然不失现实意义。傅国涌这方面的发掘,可谓独具只眼。 《金庸传》在市场上畅销之后,我又将傅国涌的书稿《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推荐给出版家刘硕良,出版后又在市场上畅销,出版社和书商纷纷找上门,从2004年到2006年,他多年积攒的书稿纷纷付梓。接着,他又不断拓荒,从现代报业、出版业的历史,到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从现代民族企业家的历史,到现代律师的历史,从现代中学的历史,到现代小学的历史,他从一个领域进入另一个领域,筚路蓝缕,开启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的新天地。二十几年的时间,他在国内和海外,先后出版著作数十种,真正实现了著作等身。  有一段时间,地北天南,不少机构请他演讲,他一度甚至成为电视台追捧的对象。在纸质媒体兴旺的年代,他还成为时事评论高手。一些风格新锐的日报和新闻周刊,遇到突发新闻事件,争相约稿,希望以他的时评为媒体增色。他面对国内发生的许多大是大非问题,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热烈地是其所是,鲜明地非其所非,他从百年中国言论史的研究者,又变成以言报国的实践者。他以一介布衣之身,完全凭自己的正气、热情和才华,在公共领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后来,报纸杂志媒体式微,出版空间日益逼仄。傅国涌再次转型,潜心于教育,特别是儿童作文。他招收了一些十岁上下的孩子,传道授业解惑,还开门办学,带着孩子们,远赴俄罗斯的皇村讲普希金,波良那的庄园讲托尔斯泰,到英国的哈什福德讲莎士比亚,到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讲文艺复兴,甚至把国语书塾开到东京,桃李遍天下。  七年前,我在公众号上发文写他。他当时留下感言:“感谢丁东先生,与他的相遇也是我生命极为重要的相遇,转眼近二十年了。假如没有遇见他,一定不会有我的《金庸传》,我的小文《华盛顿的选择》也不会在十八年前入选《大学人文读本》,并选入山东人民版的高中《语文》课本。是他将我带到李鋭先生家,请李老给我写序;将我引荐给何方等许多老先生……他带我认识老出版人刘硕良先生,推动了《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的问世。十六年前,他应我之约主编了《中学人文读本》。从1999年到2004年,在我早期的研究写作生涯中,处处有他无私的帮助。”
【首发】 王安娜:九十华诞松树长青--来自故乡雪域高原对达赖喇嘛尊者的致敬与祝福   ---纪念一位伟大精神领袖的智慧、慈悲与坚忍 达赖喇嘛尊者1935年7月6日诞生于青海省西宁市红崖子村,作为来自尊者家乡——青海西宁的一员, 能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与我故乡千千万万生活在中共严酷控制下的藏汉同胞不同,而能在此自由地表达对尊者的敬意与祝福,令我倍感荣幸。 我从中学时代起就与藏族朋友结下深厚友谊,他们让我了解了藏族历史上曾经的辉煌与现今的苦难,尤其是1958年西藏大起义的悲壮历史,以及随后中共以“平叛”之名对藏区人民展开的残酷镇压。 从1956年起,勇敢善良的藏族人民在尊者达赖喇嘛的领导下,在整个藏区兴起了中共建政后境内第一个全民性民族起义,以对抗中共暴政,保护自己的文化和信仰。这次起义虽然最终未能成功,但却展现了藏族人民无畏强暴、誓死捍卫民族尊严的坚毅精神,值得永远铭记。起义失败后,尊者被迫流亡印度,在此他积极推动藏族民主政治改革,建立流亡政府议会制度,接轨现代文,他对藏族文化的弘扬以及对西藏问题在国际社会上持续的推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达赖喇嘛不仅是藏传佛教的精神领袖,更是和平、慈悲与人道主义的象征。他一生倡导非暴力抗争,为藏族的宗教自由与文化传承而奔走。他的著作,如《幸福的艺术》,帮助无数人找到内心的宁静。他也致力于推动宗教间的对话与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气候、贫困与冲突等挑战。尊者去年成功接受膝盖手术,衷心祝愿这位智者健康长寿,继续为世界带来光明与智慧。 值此尊者达赖喇嘛九十华诞之际,谨代表家乡的汉藏父老,向尊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与最诚挚的祝福 九十载春秋, 愿尊者如松莲智慧如光, 慈悲永存 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