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小群发布：“今天早晨，忽闻傅国涌心脏病突发去世的噩耗，悲痛万分。他生于1966年11月，还不满59岁啊！ 我和傅国涌相识于20世纪末。当时，他刚刚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和他一起承受厄运的陈平，和我是朋友。陈平告诉我，有一个年青朋友，名傅国涌。失去了工作，没有经济来源，准备撰稿谋生。陈平给我看了他的一些手稿，我感到才华思想俱佳。受陈平之托，我在与国涌谋面之前，便将他的文章推荐给相识的报刊编辑。有的编辑比较识货，登了几篇。有的报刊不敢署傅国涌的名字，便署他的儿子傅阳。傅国涌写作速度很快。发表了几篇文章以后，便不管认识不认识，只要觉得刊物对路，就广泛投稿，两三年的功夫，他的文章已经在国内有影响报刊遍地开花。2001年，我应夏中义之邀，参加《大学人文读本》编选工作。这个读本选文三分之一来自世界哲人，三分之一来自中国现代先贤，三分之一来自国内时贤。我将傅国涌的半篇随笔命名为《华盛顿的选择》，向编委会推荐，大家同意收入其中，让国涌也进入时贤行列。读本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后，风行一时。傅国涌很高兴。接着他找来朱锦东投资，约我和谢泳、王丽等朋友选编《中学人文读本》，拿到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并在自己的著作《脊梁》一书中对我有所评述。由此成为朋友。 我妹妹丁宁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编辑。该社有一套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已经出了二十余种。在策划《胡适传》和《金庸传》时，我妹妹问我有什么合适的作者，我说，那些功成名就的老专家太忙，很难按时交稿，不如请一些正在崛起的学界新锐。于是向她推荐了南京的邵建和杭州的傅国涌。邵建研究胡适很有心得，却不愿意按别人规定的节奏写作，推掉了《胡适传》的约稿。傅国涌承担了《金庸传》。他只用了五个多月的时间就写成了这部书，而且那五个月的写作时间只有每周的周末，因为星期一到五他还得去一家公司打工。在撰写此书之前，傅国涌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新闻出版史下了很大的功夫，完成了一部专著但没有机会出版。所以，当他进入金庸的报人生涯时，就显示出自己的优势。金庸以武侠小说出名，但他的武侠小说只是办报的副产品，本来是为了扩大报纸的影响而写。金庸首先是一个报人。创办《明报》，付出了他一生中最好的年华。《明报》创办于1950年代末，发展于1960年代中。当时正是中国大跃进到文革的那一段。金庸主持《明报》笔政，定位于以“公正与善良”为宗旨的中立立场，由小到大，成为香港舆论界举足轻重的大报。尤其是文革时期的社评，以善于预见事态的发展见长。历史已经证明，在大多数问题上，《明报》的见解是对的，而一味紧跟大陆的报刊，时过境迁，便站不住脚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旁观者清的金庸成了大陆的座上客。金庸虽然早已告别报界，但他当年的报人生涯，仍然不失现实意义。傅国涌这方面的发掘，可谓独具只眼。 《金庸传》在市场上畅销之后，我又将傅国涌的书稿《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推荐给出版家刘硕良，出版后又在市场上畅销，出版社和书商纷纷找上门，从2004年到2006年，他多年积攒的书稿纷纷付梓。接着，他又不断拓荒，从现代报业、出版业的历史，到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从现代民族企业家的历史，到现代律师的历史，从现代中学的历史，到现代小学的历史，他从一个领域进入另一个领域，筚路蓝缕，开启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的新天地。二十几年的时间，他在国内和海外，先后出版著作数十种，真正实现了著作等身。  有一段时间，地北天南，不少机构请他演讲，他一度甚至成为电视台追捧的对象。在纸质媒体兴旺的年代，他还成为时事评论高手。一些风格新锐的日报和新闻周刊，遇到突发新闻事件，争相约稿，希望以他的时评为媒体增色。他面对国内发生的许多大是大非问题，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热烈地是其所是，鲜明地非其所非，他从百年中国言论史的研究者，又变成以言报国的实践者。他以一介布衣之身，完全凭自己的正气、热情和才华，在公共领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后来，报纸杂志媒体式微，出版空间日益逼仄。傅国涌再次转型，潜心于教育，特别是儿童作文。他招收了一些十岁上下的孩子，传道授业解惑，还开门办学，带着孩子们，远赴俄罗斯的皇村讲普希金，波良那的庄园讲托尔斯泰，到英国的哈什福德讲莎士比亚，到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讲文艺复兴，甚至把国语书塾开到东京，桃李遍天下。  七年前，我在公众号上发文写他。他当时留下感言：“感谢丁东先生，与他的相遇也是我生命极为重要的相遇，转眼近二十年了。假如没有遇见他，一定不会有我的《金庸传》，我的小文《华盛顿的选择》也不会在十八年前入选《大学人文读本》，并选入山东人民版的高中《语文》课本。是他将我带到李鋭先生家，请李老给我写序；将我引荐给何方等许多老先生……他带我认识老出版人刘硕良先生，推动了《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的问世。十六年前，他应我之约主编了《中学人文读本》。从1999年到2004年，在我早期的研究写作生涯中，处处有他无私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