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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4天前
为度饥荒,茅台酒厂用4份酒糟配上一份面粉,蒸成糟子粑,给职工充饥。赵明军清楚地记得,工人每顿两个糟子粑、2两高粱饭。当时酒厂工人的工作属高强度,每天工作16小时,其中12小时酿酒,2个小时搞基建,2个小时政治学习。糟子粑热量低,个个饿得无力干活。有时工人从高粱里拣出几个玉米粒,也不放过 ,当宝贝一样烤着吃掉。 那时,酿酒用的粮食都是酒厂工人到各地去背。每到休息日,赵明军就带着工人去各地背粮。“每次背粮都有民兵押送,而且荷枪实弹,怕土匪抢粮。”赵明军说,“那个时候有什么土匪啊,都是饥民。” 其实,困难时期酒厂工人生活算是好的。已经退休多年的酒厂老工人杨玉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困难时期酒厂没有一个人饿死,而且还发肥皂、洗衣粉、工作服等劳保用品。但杨玉龙的家,离酒厂不远的茅台镇上坪村就饿死了不少人。 杨玉龙说,饥荒年代有个说法叫“颗粒归仓”,这4个字绝不是说说而已。1961年秋天,粮食已经收完了,杨玉龙的老婆又回到地里拾掉在地上的麦穗,捡回来后没有上交,结果被斗了个半死。 为了家里人能有口吃的,杨玉龙当时做了一件铤而走险的事。他听说,翻过山的四川省有些地方,一座山只有一户人家,山高皇帝远,有人就偷着种了些粮食。于是,他揣上酒厂发的劳保用品,趁天黑翻山越岭到四川,想用劳保用品换点粮食回来。谁知,在路上被人发现,扣在当地劳动了两个星期。 当时生产茅台酒的粮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强迫征购的。可赵明军和杨玉龙说,由于盲目扩大产量,完全不顾酿造规律,生产出来的茅台质量低劣,造成国内外消费者反响强烈。 迫于各方压力,1959年4月,轻工业部派了一个“贵州茅台酒总结工作组”进厂,进行全面整顿。整顿到1962年,茅台产量从1960年的912吨降回363吨,酒厂很多职工也相继调离酒厂,被安置到其他行业。 此后十几年,茅台酒产量都在二三百吨徘徊,直到1978年,产量才超过1千吨。 大跃进时期的“陈酿”后来一直无人问津,反倒是早先私人酒坊的酒成了茅台中的“珍品”。 ---《中国新闻周刊》 饥荒年代的“茅台跃进” 图:产于1958年的茅台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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