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抗争

广东政法委及其黑后台对我打响“噪音战争”,他们派出大量谍报人员,利用公权力和技术手段,在我住处长期制造噪音。 噪音初级版 2019年,广东当局炮制了震惊国际的冤案,在顾家黑后台主导下将我儿牛腾宇重判14年。为阻止我伸冤,对我进行各种各样的迫害,其中之一便是打响噪音战,使我彻夜难眠。 2021年10月的一天晚上,我被一阵奇怪的声音吵醒,这是第一次出现噪音,声音很像是发动机的哒哒声。由于我家住顶楼,楼上不可能住人。 当时我一个人在家(因照顾我的姐姐家中有事),此前已遭过黑后台所派遣的歹徒袭击,所以不敢独自去楼顶查看情况。 见我有所退让和忍耐,他们的迫害便更进了一步。他们派遣小区的物业工作人员,在我家门前大喊:“我是收废品的,你妈妈打电话叫我来的,快开门!” 物业工作人员这样在门口喊我已经去世的母亲,不仅是为了营造恐怖氛围,更是用我母亲的去世来刺痛我。 后来,屋顶噪音变化多种多样,除了发动机轰鸣声,还有谈话声,恐怖鬼叫声,阴森音乐声,敲击声,拉椅子声,搬桌子声,跑步声,嗡嗡蜂鸣声。 几乎每天晚上,物业工作人员都会奉命前往我家楼顶,用噪音设备制造噪音。其中物业保安甚至还在我家楼顶大小便。 当我向外反映这一情况,却有人说我这是出现了幻听现象,并不存在任何噪音。 为防止噪音干扰,我楼顶安装了监控,自此消停了一段时间。 噪音升级版 这场噪音战争远没有结束,这些公职人员掌握各种谍报技术,其中包括如何巧妙制造噪音进行骚扰。于是针对我展开的噪音战争升级了,如黑色幽灵般如影随形。 某谍报机关的公职人员搞来了定向音响,一种能将声波定向投放出去的设备。与普通音响不同,该设备在其定向投放范围之外,几乎没有声音。他们使用这种设备,在我家附近向我屋内投放噪音。起初我以为又是有人上了楼顶,但查看监控后并未发现任何异常。我尝试找出噪音源,却又因为这种定向音响发出的声音极为诡异,单凭耳朵完全无法分辨出噪音来源的方向。 就这样,我被他们日夜骚扰,每天凌晨,我都会被这样的噪音吵醒,白天想要补觉,又会被这样的噪音吵醒。甚至,我在听到噪音后换了一个房间,他们也会根据我屋内走动的声音和灯光情况,把定向音响对准新房间的位置。我刚躺下没一会儿,噪音便接踵而至。 我忍无可忍,写了许多文章揭露他们的行为。或许是迫于压力,噪音曾经短暂停止过一段时间。但用不了太久,噪音又会出现。大概是因为,广东政法委与他们的黑后台,可以不停地招募来自谍报机关的公职人员,他们一拨接着一拨来骚扰我,无穷无尽。 上个月,因为负责照顾我生活起居的朋友有事,为了方便照顾,我便暂住朋友家,前些日,这些噪音又再度出现。他们在半夜长时间播放搬椅子的声音,使得我及朋友的家人,都无法入睡。 我之所以会遭到这样的迫害,一切都源自于一场2019年的冤案。广东当局为了拍马屁,炮制了惊世骇俗的《部督1902136专案》。非法抓捕了近30名青少年,对他们进行了一番惨无人道地折磨。而后在中国某高级权贵的仆从——杨晔(上海)的命令下,广东省政法委要求茂名市公检法紧密配合,对被捕的无辜青少年中的24人进行冤判,其中有数名未成年。在杨晔(上海)的指使下,我儿子牛腾宇遭到了最为残酷的折磨,被茂名、佛山两地的公安暴打,有一个名叫陈权辉的佛山公安,是一个性变态,他使用打火机烧我儿的私处,并拍下裸照,用以侮辱。 在这一番折磨后,我儿子牛腾宇虽然挺了过来,但杨晔(上海)并不打算放过,她要求广东政法委将我儿子牛腾宇定为主犯,并冤判一个特别长的刑期,以便其有足够的时间置我儿于死地。所以广东省政法委便命令茂名市检察院和法院,判了我儿14年冤刑。 我在得知这一切后,痛苦不堪,但一想到我儿的生命安危,不得不开始喊冤。杨晔(上海)、广东省政法委,以及他们的黑后台便开始展开对我的迫害:包括但不限于:投毒、袭击、绑架、噪音骚扰、造谣污蔑、电话短信轰炸、断水电、断网络、冻银行卡、偷窃损毁快递、“断粮行动”、骚扰任何联系我的人等。 我的亲友因被骚扰,或反目或不敢联系。我的商业合作伙伴和客户因惧怕公权力而纷纷退出,使我失去收入来源。甚至我的身体,也因为他们投毒,而残破不堪。 但我并不怕他们,他们将我逼入死地,我便置之死地而后生。我会坚持维权到底,直到我儿牛腾宇重获自由,我绝不会向他们低头,更不会放弃。
中国知名博主“编程随想”(本名阮晓寰)2023年被中国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7年有期徒刑,上周五(8月22日)在被捕4年后,首度在狱中与妻子贝女士见面。根据贝女士23日在X上发布的贴文,阮晓寰“瘦成细条、骨节突出”,牙齿因为缺乏维生素脱落,但精神状态良好。 贝女士在贴文中写道,周五的探监持续20分钟,两人讨论到阮晓寰将针对中国检方证据链的缺失提出申诉,“我们不会放弃法律途径继续抗争”。她也提及,将对于中国国保大队在二审期间威胁阮晓寰及其家属改用上海律师的行为,提出行政诉讼。 根据中国“维权网”报导,阮晓寰被判刑后,父亲及兄长都被中国警方约谈施压,要求阮晓寰改任用政府为他聘请的律师;阮晓寰的妻子也被警方围堵约2个小时。随后,上海法院在阮晓寰案的二审期间,强硬派遣“法援律师”在法庭上侵占辩护席位,导致阮晓寰妻子委托的律师无法行使辩护权,阮晓寰家属也对此提出抗议。 上海中级法院在2023年2月一审裁定阮晓寰煽颠国家政权有罪,判处7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2年,将在2028年5月9日服刑期满;二审维持原判。 阮晓寰早在2021年5月10日就在上海的家中被警方带走,次日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电脑、手机等私人设备皆被搜走;同年6月被正式批捕,中国官方指控他长期对政府存有不满情绪,且“编写100多篇带有造谣、诽谤性煽颠文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意图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1977年出生的阮晓寰在2009年创建了“编程随想”部落格,最初以编程技术文章为主,后来转为分享“翻墙”方法,以及数百篇对中国共产党体制的批评等。
王峭岭
2个月前
更高的磐石 之一 ——纪念709抗争十周年 我是709姐妹中的王峭岭,是709李和平律师的妻子。 人们熟悉我,是从709开始。但709之前,我做什么,好多人并不知道。 我做家庭主妇之前,在外企上过几年班。 2004年我信主后,2011年全职服事的同时在教会读神学。神学还没读完,709案发生了。 所以,709发生之初,最痛苦的事情,不单单是我的丈夫被失踪了,愤然发声和默不作声的挣扎——这应该是最挣扎的部分——是最大的痛苦。 真理使人得自由,但我学的圣经真理好像除了祷告,就只有默然不语了。配合警察,听警察的——哪怕是警察违法甚至犯罪——似乎是中国基督徒的常见动作。 我的法律背景给我带来的看法是,我就算触犯了法律,你们也得按照程序来!为什么搜走的物品不给清单?为什么人被带走后,24小时内不给通知?为什么我们聘请了律师要被你们威胁说是对案情不利?如此违背法律程序的抓捕,如此的不公义,要诉诸媒体,要公开,才能起到监督作用。(其实,这些是常识,是每一个公民都需要知道的常识) 这两方面的挣扎,我现在叙述起来轻描淡写,但是十年前,那是我辗转难眠的痛苦。 我害怕给自己所爱的教会带来麻烦!! 教会里有我属灵的父母,有我情同家人的弟兄姊妹。他们鼓励扶持我12年。 我在痛苦中祷告,想起了圣经中写的,女子在城里被侵犯,没有喊叫,罪就在自己身上。 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网络发达,自媒体发达,就像在城里。“喊”,是有用的!而且,不喊是罪在自己身上的。(申命记22:23-27 ) 一念至此,豁然开朗! 其实709一发生,我就知道自己不能再回到原先的教会了。政治案件的复杂程度,牵连之广,不是一个小小的家庭教会能承担得了的。如果为我们一个家庭的缘故,整个教会被冲击,那是我最不想看到的。 还有,律师以及维权前辈所建议我做的:发声,是我自己心里面所纠结的,也是教会不赞成的。 当决心已下,我就写邮件跟教会牧者说明,不再回教会,然后就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呼吁文章(我的丈夫李和平之一)。 接下来,我起诉了新华网,因为新华网用虚假的新闻报道抹黑我的丈夫李和平律师。 这是个民事诉讼,但是我和律师找了一个多月都不肯露面的警察们坐不住了,打电话约我“聊一聊”。 我没义务跟他们“聊”,我有权利拒绝跟他们“聊”。我拒绝了三次,警察们就上门传唤我。无他,就是要威胁呗。我要求先看传唤文书,警察死活不肯把文书交到我手里。因为我家是个大铁门,我害怕,我不敢开门,警察又不肯从门缝里递给我看。从上午十点僵持到下午两点多,他们找来锁匠,强行打开了我家的大门,进来了7个警察,6男1女,强制传唤我到派出所。领头的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国保头子孙荻。 我真的害怕!这是真实的人性。在中国,遇到这种情况,谁又能镇定自如呢?除非久经沙场的老将。😊 我以为警察要抓我,像抓我丈夫那样。但是,在派出所讯问了五个小时后,把撬开门向我亮的刑事传唤通知书拿来让我签字,把我放了出来。涉嫌罪名是网络寻衅滋事。刑事传唤通知书是无法申请行政复议的。 (做笔录的警察,是一大早从天津调过来的。笔录结束后,他还问我到底是什么事?亮的工作证是这个天津警察的,只有他一个人的工作证。其他警察拒不亮工作证。天津的警察跟我说,一开始拿的是行政传唤证,后来看我死活不开门,就到换了刑事传唤通知书。) 这五个小时,孙荻反复说的就是:请律师对你老公的案子不利。我觉得孙荻说这话时,罕见的有点底气不足。这让我很奇怪,明明是他气势汹汹,我被吓得两股战战。后来想了很久,觉得这话他自己也不信,也觉得不能说服我。我是学法律的人,他说请律师对案子不利?他能说得出口是他维稳需要,但底气明显不足。 这是我第一次被带到派出所,原因是我起诉了新华网。如果我起诉新华网,但是不公开这件事,警察或许不会找我。但是,我起诉的同时,坚决公开了这件事,因为要“喊”。所以,警察着急了,想跟我见面吓唬我。但我没经验,就采取了最笨的方法,坚决不见(因为没有法律义务)。坚决要求按照程序,先让我看传唤文书,于是升级到强制传唤。现在回想起来,我前前后后在不同的地区(北京、天津、乌兰浩特、长沙)十几次被带到派出所,一次比一次经验丰富。 从第三次起,在派出所,警察头头们都要进询问室,嘱咐询问我的警察:(对)她,按照程序来! 大家听出来这话的意思了吗?就是警察们询问被传唤人时,常常是违法的,没有按照程序来! 所以,学习基本的法律常识,是必要的。是在遭受不法对待时,可以扭转局面的! 我是个胆小的人,经历了这一场警察的传唤回到家后,嚎啕大哭了一场。终于明白,相信党相信政府,是一个谎言!这场传唤让我抱有的的幻想死了,终于面对现实! 多年后,我看一个案子的家属到二审了,才找到人权律师,才开始喊——我说这太晚了呀。律师朋友说,有时候,人是需要被社会主义铁拳砸醒的! 其实,我自己就是被社会主义铁拳砸醒的。 人被砸,要喊疼,要呼救。这是本能,这不违反圣经教导。 所以,要喊,要高声喊,要四处喊,要不停歇地喊! 2025.5.27
广东高院门前的“冤”字与不作为的沉默 广东高院门口现三个“冤”字,高院院长张海波对这些喊冤的声音充耳不闻,与制冤的元凶沆瀣一气。 广东当局炮制震惊中外的冤案,导致我的儿子牛腾宇被非法关押。我们提出的合理申请,要求代理律师查阅与该冤案相关的案卷,却被以非法理由拒绝。近日,牛腾宇的父亲在广东高院门前高呼:“张海波,凭什么不让我们阅卷?”然而,广东高院对此却如同缩头乌龟,对这三个“冤”字视而不见,对呼喊的声音毫无反应。 (如需了解冤案详情,请查看我往期文章或在谷歌搜索“牛腾宇”。) 牛腾宇的父亲已在广东维权两个月,但张海波院长始终未给予任何有意义的回复。更令人愤怒的是,他编造了许多毫无逻辑的谎言,企图混淆视听。例如,声称案卷被茂名法官张书铭私藏,以及引用五部委的有关规定二审后可以不向代理律师提供案卷的行政法规。这些说辞简直是荒谬可笑。 广东高院为了逃避责任,竟然不惜使用这种幼稚可笑的借口。张海波拿着鸡毛当令箭,恶意解读行政法规,试图为自己的不作为辩护。然而《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在押人员的代理律师有权向法院要求调阅案卷,无论二审是否结束。法律高于行政法规,因此即使两者发生冲突,也应遵循法律。 张海波从未敢正面回应牛腾宇的父亲。几天前,当张海波带领二十几名法官为上级领导送行时,牛父大声质问他,但张海波始终不敢出来,导致一旁的领导用手机记录了这一场景。此举使得张海波颜面尽失,但他宁可面临这样的尴尬,也不愿依法妥善解决此案。 显然,张海波已然拜好了码头,他与广东当局炮制冤案的元凶,以及替这元凶撑腰的黑后台都拴在了一条绳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张海波将为这条绳上所有的蚂蚱们效忠到底,就算是粉身碎骨、碎尸万段,也在所不辞。 我不会惧怕张海波和他背后政治集团的势力,即便他们曾多次危及到我的生命,我也将和他们抗争到底。我的维权行动将一直进行下去,直到广东当局不再以这种非法方式耍赖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