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变故

2周前
戴笠的孙女,无人敢娶,最后嫁给了一名汽修工 1945年,戴眉曼出生于浙江江山戴公馆,那时,她的祖父戴笠正处于权力巅峰。 然而,仅仅一年后,戴笠因飞机失事葬身火海,戴家的显赫也如大厦倾倒。 1951年,父亲戴善武因“反革命罪”被枪决,母亲郑锡英带着三个儿子仓皇逃亡,却将年仅6岁的她托付给戴家老厨娘汤好珠。汤好珠将戴眉曼改名为“廖秋美”,开始了她长达半个世纪的隐姓埋名人生。 在衢州江山的山村里,戴眉曼的童年与锦衣玉食毫无关系。7岁时,她就已经能踩着板凳做饭、洗衣;12岁穿上草鞋,与男孩子一起上山砍柴,背篓里的柴火压得她脊背微驼;15岁就成了生产队的正式劳力,一年挣2000多个工分,抵得上成年男子的工作量。她的双手布满老茧,皮肤被晒得黝黑,但戴家血脉里的那份坚韧始终未曾褪去。 “戴笠的孙女”成了她身上难以撕下的一道“身份标签”,更是一种沉重的枷锁。 特殊时期,她被安排去清理猪圈、修水渠,寒冬腊月赤着脚踩在碎冰上,红肿的脚踝渗着血。相亲时,男方一听说她的出身,便落荒而逃。 后来,邻居大妈给她介绍了一位汽车修理工——谢培流。他技术好,人也长得帅,最重要的是,他不嫌弃戴眉曼的身份。他说:“戴笠是戴笠,你是你。” 两人领了结婚证,婚后恩爱有加,过了几年平淡而幸福的生活。 1968年,风暴再次袭来。戴眉曼因身份被下放农场劳改。她主动承担起清理猪圈的脏活,裤脚浸泡在粪水中,结出冰碴,她却依旧挺直腰板。 丈夫谢培流顶住压力,带着孩子在农场旁搭起窝棚,用捡来的废铁为她打制取暖的火盆。两人互相鼓励,互相陪伴,一起熬过了最艰难的日子。 1991年,两岸开放探亲的春风吹进江西上饶。 那年,64岁的戴眉曼握着台胞证,踏上了前往台湾的旅程。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她见到了阔别42年的母亲郑锡英。这个当年为保全家族而忍痛弃女逃亡的老人,如今瘦骨嶙峋。她颤抖着抚摸戴眉曼掌心布满老茧的手,泣不成声:“我对不起你……” 戴眉曼轻轻摇头,把母亲的手贴在自己脸上。那一刻,她不再怨恨。她终于明白,在历史的洪流中,很多事情往往身不由己。 晚年的戴眉曼定居在江西上饶,过着平凡宁静的生活。她的三个子女中,大儿子是火车司机,二儿子跑个体运输,女儿在纺织厂做统计员。每逢春节,儿孙绕膝,她感到很满足。 2016年,当台湾老军统们邀请她参加戴笠纪念活动时,她身着素衣,站在祖父墓前,只淡淡地说了一句:“生不逢时罢了。” 转身时,衣摆扫过荒草,仿佛拂去一个时代的尘埃。
5个月前
母亲上官云珠 1969年1月初,从北京到山西插队不到一个月,突然接到姐姐的来信,让我马上回上海一趟。这几年一直灾难不断的家一定出了什么大事,否则姐姐不会一反常态写来这样一封信。一到上海,我立即到音乐学院找姐姐。她在上音学习声乐,再有一年就可以毕业了,可是碰上文革,一切都成了未知数。 姐姐在校园里看到我,脸上的表情喜忧参半,拉着我匆匆来到暂时栖居的琴房,掩上门,抱住我就哭了。 建国西路高安路口的家已完全不像个家。一到四层楼道墙壁上全是妈妈的名字,横七竖八,打满红叉。29室的房门,砸得像蜂窝,从上到下布满了黑洞。半年内连续两次大手术(乳腺切除术和脑手术)的妈妈,刚刚被医生从死神手中抢回,脑子有病,正常思维还未恢复,就一瘸一拐地被他们赶出医院。 那时候的母亲,人是半傻的,没有一点力气,出院不久就被逼迫去电影厂上班。其实哪有什么班上,只是每天要到“牛棚”报到,在这里学习、劳动、写交代、受批判。那时妈妈的身体,还远没有恢复到一般健康状态,连日常家务都做不了,可电影厂却不敢不去。 出事的前一天,妈妈又一次被传唤,两个外调人员和厂里的造反派轮番逼问她,要她承认参加了特务组织,并利用毛主席接见她的时候搞阴谋。妈妈不承认,他们就打,脱下鞋用皮鞋底抽她的脸。妈妈回到“牛棚”时,脸被打肿,嘴角流着血,目光呆滞,身体不停地颤抖。同被关在“牛棚”里的黄宗英阿姨和王丹凤阿姨看她被打成这样,马上端来热水,一边安慰一边关切地询问。妈妈始终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不住地打哆嗦。 当天晚上回到家里,妈妈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但是还要完成造反派勒令她写的交代。她哪里还拿得动笔,拿起笔来,又能写什么呢?她实在害怕明天,害怕天亮。就在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妈妈从四层楼的窗口跳了下去。那是1968年11月22日的凌晨。那一年妈妈48岁。 妈妈从楼上跳下,落在小菜场准备上市的菜筐里。当时还可以向围上来的人们说出家里的门牌号码,等有人找来黄鱼车把她送去医院,已经没救了。姐姐得到学校工宣队的通知赶到医院时,连骨灰也没有见到。妈妈身后的一切,都是姐姐的男友和同学燕凯一手帮助料理的。燕凯高大英俊,我一直视他为姐夫。多亏有了他,支持姐姐度过妈妈过世后最艰难的一段时间。这次我在上海住了一个星期,一直是我们三个在一起,燕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把姐姐送上去部队农场的汽车后就回了山西,而燕凯则在妈妈死后一年半,1970年3月8日,也因文革迫害,自杀身亡,年仅24岁。 文革初起,姐姐投身运动,为了表明立场,曾主动提出和妈妈划清界线,后来又搬到学校去住。可是在当时,血统论是唯一的一把尺子。姐姐有一个“三名三高”的妈妈,还有一个“卖国主义”的爸爸,无论主观上怎样努力,也是红不起来的。我和姐姐同母异父。她的父亲姚克,写过电影《清宫秘史》,一度被批判为卖国主义影片。 妈妈去世后,姐姐因为家里的种种“问题”,学校迟迟不予分配工作,直至1975年才在亲友帮助下获得浙江歌舞团的工作名额。为了尽快办理手续,姐姐四处奔波。9月末一个细雨霏霏的下午,姐姐被一辆大卡车撞倒在南京路上。她才刚刚过完31岁生日。几天前我俩还相约,要患难与共,相依为命,可她突然就这么走了。 图:上官云珠和姚姚 ---作者: 韦然
6个月前
1949年,国学大师钱穆出走香港,为了抢时间,他甚至连妻儿老小都不顾。那时,钱穆被点名批评,他气得跳起来说道:"我从来都是单枪匹马,一介书生,谁都不能控制我,谁也不能让我变成走狗。" 钱穆的祖父仅活到37岁就撒手人寰,留下一家老小,不得不靠变卖家产度日。父亲钱承沛虽然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秀才,却也未能逃过厄运,41岁就离开人世。 这个原本五代同堂的大家族,眼看着一点点衰落下去。家中的顶梁柱接连倒下,生活的重担落在了母亲和兄长的肩上。 钱穆七岁那年被送进私塾读书,在其他孩子还在抗拒读书时,他已经开始缠着父亲给他讲《三国演义》。然而好景不长,父亲的离世让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 虽然生活艰难,母亲仍坚持让钱穆继续求学。但是由于社会动荡,学校停办,钱穆接受正规教育的时间不足十年。 钱穆的第一任妻子邹氏在分娩时因难产离世,新生儿也未能存活。这一连串的打击还未结束,他的长兄钱挚因过度劳累病逝,年仅40岁。 面对接连不断的变故,钱穆选择了用知识武装自己。1912年春天,年仅十八岁的钱穆开始在小学任教,后来又转到鸿模学校。 为了充实自己的学识,他制定了严格的学习计划。清晨读经典古籍,中午阅读闲书,晚上专攻史书。这样的学习节奏一直保持了数十年。 在这段艰苦的岁月里,钱穆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论语文解》。 1929年,一篇《刘向歆父子年谱》在《燕京学报》上发表。这篇文章一经刊出,整个学术界都为之震动。 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名叫钱穆的中学教师,当时正在苏州中学教授国文。这篇深入探讨古代经学流派的论文,展现出惊人的学术功底。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在读完这篇文章后,立即向北京大学推荐钱穆担任历史系副教授。这次机遇让这位"野路子"出身的学者,正式走上了中国最高学府的讲台。 北大的讲台虽然光鲜,但钱穆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特风格。他不随波逐流,不盲从当时流行的学术观点,而是坚持以自己的方式研究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在北大的课堂上,钱穆的授课方式也与众不同。他不照本宣科,而是旁征博引,经常讲到兴起时会扔下讲稿,手舞足蹈地阐述自己的见解。 但是随着时局的动荡,北京大学被迫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并,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迁往云南昆明。这次搬迁成为钱穆学术生涯的重要转折点。 在昆明,钱穆选择了一种特别的生活方式。他在联大旁边的小镇上租了一间破旧的瓦房,除了上课时间,其余时间都在这里专心写作。 正是在这间简陋的房子里,钱穆完成了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国史大纲》。这部著作不仅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更展现了他对中国历史独特的见解。 为了表达自己独特的处世态度,钱穆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孤云"。这个名字既表达了他甘于寂寞的生活态度,也暗示了他不愿被世俗羁绊的精神追求。 1949年,面对剧烈的社会变革,钱穆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他选择离开大陆,独自前往香港,甚至顾不上携带家眷。 当时有人对钱穆的选择提出批评,面对质疑,他愤然回应:"我从来都是单枪匹马,一介书生,谁都不能控制我,谁也不能让我变成走狗。"这句话充分展现了他坚持独立人格的决心。 在香港,钱穆继续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不理会外界的纷扰,依然保持着自己的学术立场和研究方向。 钱家"三世不寿"的魔咒,让钱穆从年轻时就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在他看来,没有健康的体魄,再高深的学问也无法持续发展。 从二十岁开始,钱穆就开创了自己独特的养生方式。他完全戒烟,严格控制饮食,保持清淡节制的生活习惯。 每天清晨,他都会雷打不动地练习太极拳。这项传统的养生运动,他一直坚持了几十年。 更为独特的是他对打坐的坚持。即便在最忙碌的时期,钱穆每天都会抽出时间静坐,用这种方式调节身心,恢复精力。 这种严格的生活方式取得了显著的效果。钱穆不仅打破了家族短命的宿命,最终活到了95岁高龄。 在学术研究方面,钱穆同样展现出惊人的毅力。他一生著作等身,完成了八十多部著作,涵盖历史、哲学、文化等多个领域。 这些著作不是简单的学术论文,而是凝聚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每一部作品都体现了他独特的见解,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学术遗产。 即便在晚年双目失明的情况下,钱穆依然没有停止写作。他通过口述的方式,在妻子的协助下完成了《晚学盲言》等著作。 在香港期间,钱穆创办新亚书院,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开辟了新的途径。这所学校成为了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