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兆东
1个月前
《中国民营企业家生存现状》 记者|刘虎 重庆商人鲁逸荣,自2019年以来被云南四地监委轮番留置五次,累计二十七个月,成为反腐风暴中最极端的民企“样本”。这位曾在云南打造宁蒗步行街、香格里拉坛城广场、昆明雨花毓秀的地产商,如今精神失常、体重骤降,家族与企业资产被查封冻结约十五亿元,几乎被推到“清零”边缘。 鲁逸荣的经历本不复杂。上世纪九十年代从重庆做地产,进入云南后与云南建工、云南城投合作多年:国企拿批文、土地和资源,民企负责资金、建设与风险,利润分成,亏损自担。多项目纳税逾两亿元,国企收获稳定收益。这种“明股实债”的合作模式,在当年云南十分常见。 但许雷案爆发后,合作关系被反腐机器重新定义。2019年起,鲁逸荣相继被五华区、昆明市、大关县、镇雄县监委带走,最终被镇雄县检察院以行贿、串通投标、挪用公款三项罪名起诉。指控金额一路拔高:行贿从1647万元抬至1.27亿元,挪用公款从“不构成”变为2800万元,串标金额按1.67亿元计算。罪名像积木一样被拼装。 家属最不能接受的是,同一套证据,被两个不同机关给出相反结论。五华区检察院曾认定这是“单位行贿”,依法只能罚金,甚至建议对鲁逸荣判缓刑。但案件被移到镇雄后,无新增证据,却被切换成“个人行贿”——意味着可以没收全部个人财产。这种“罪名转换”,直接决定了财产的命运。 所谓“行贿”1270万元,其实是几家公司之间的正常借贷,合同、账目齐全,资金未进鲁逸荣个人口袋。更关键的是:收款公司没有一家是许雷控制,法律上没有“给许雷行贿”的主体关系。串标指控同样牵强。大学城项目本就由云南城投定向取得,招拍挂只是“后补手续”,土地价格由政府统一定价,项目还未摘牌就已要求开工,付款主体也是云南城投的企业,而非鲁逸荣个人。 挪用公款2800万元,是最典型的“旧账翻新”。2007年这笔钱是企业间拆借,用于归还云南城投此前为做业绩向外部老板借的2750万元。五华区监委早就认定为“正常借贷”,检察院也未起诉此罪。但镇雄县检察院在没有新证据的情况下强行翻案,把企业行为硬套到鲁逸荣个人头上。 这些法律上的“切换”背后,是留置制度的巨大阴影。鲁逸荣五次留置,最长六个月以上。他向家人反映:被禁止洗漱、冬无热水、每天十数小时静坐、睡眠不足四小时、排便困难到需用手挖出,体重从90公斤掉到60公斤,出现幻听、耳鸣、精神紊乱,被诊断为精神病。他两次试图自杀,均被送医抢救。 审讯方式更粗暴:多人轮番登场,辱骂不断,自称“东厂”“西厂”“锦衣卫”;威胁“如不配合,就在昭通十一县轮番留置”;甚至扬言要把他的父母、妻子、残疾孩子全部抓走。最关键的“1亿元行贿承诺”“5000万元承诺”“代持51%股份行贿”等所谓核心供述,就是在这样的人身折磨中被迫写下的。办案人员甚至暗示:“承诺行贿没实施是未遂,不算数;只要舍财免灾即可取保。”这些供述如今成为检方起诉的支撑点。 在法院未判决前,镇雄监委已提前收缴1.53亿元现金,冻结查封约十五亿元资产。家属认为,这套流程呈现了在反腐语境下对民企资产“重新界定”的路径:把正常经营解释为“犯罪链条”,把合作项目解释为“非法获利”,把企业借贷解释为“个人犯罪”,最终形成财产“合法化处置”。 这已不是一个普通案件,而是民营企业在反腐时代所面临的共同命题:国企用行政力量主导项目,却在清算时把全部责任压到民企头上;留置制度突破证据规则;地方政府在巨额资产面前的动机难以排除。一个企业家如何证明清白?资产如何避免被“重新解释”?法律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12月10日,案件即将举行庭前会议。鲁逸荣已在看守所度过三个中秋,经历五次留置、精神崩溃与资产冻结,从合作伙伴变成反腐叙事中的“猎物”。这个案件走向,将不仅决定他一人的命运,更决定在当前的制度环境下,民营企业是否还能拥有最基本的安全感。(此文为记者刘虎深度报道压缩版)
白兆东
1个月前
——在路遙離世33週年之際,有學者寫短文懷念,未曾想遭全網封殺,這就是中國輿論管制現狀! 《路遙記錄苦難,為何沒有反思?》 1992年11月17日,路遙在西安辭世。33年過去,這一天仍有人記起他——足見其文壇影響力之深沈恆久。 年輕時讀《平凡的世界》,心裡更多是激動與敬佩。路遙把苦難寫得沈重,卻也寫出一條“咬牙便能走過去”的道理。那時的我相信這種敘事——相信努力能扭轉命運,相信只要吃苦,生活終會回饋。這是年輕人對世界最樸素的信任,也是那個年代共同的情緒。 可到了中年,再翻開路遙,就很難只停在感動上,而會忍不住追問:為什麼人必須如此辛苦?那些苦,從何而來?見過社會的硬面,目睹普通人如何在結構縫隙里求生,你會意識到:路遙筆下的苦難並非命中注定,而是制度、時代、資源分配和土地共同塑造的。所謂的堅忍,不是選擇,而是無路可走。 真正刺痛中年人的,不是人物遭遇本身,而是苦難被當成理所當然地存在,被包裝成美德,被文學溫柔描摹,卻缺乏對其邏輯的追問。走出黃土、走進城市、撞過體制的硬牆後,你才知道:一個社會真正的進步,不是繼續要求人咬牙,而是讓人不必再咬牙。需要改變的,從不是“忍受苦難的方式”,而是“苦難為何必須存在”。 因此,一個繞不過去的問題便浮現出來:為什麼路遙記錄了如此深重的苦,卻幾乎不追問苦的根源? 在他的敘述里,貧窮更像宿命,而非結構性的貧乏;掙扎似乎是個人決定,而不是時代強加的困局;忍耐被寫成美德,而不是被逼到角落後的無奈。路遙深情,他理解底層、疼惜底層,但也正因這種深情,他為時代“承擔”了太多解釋,把結構性困境變成了人生的必經試煉。 這不是路遙的失誤,而是八十年代文學普遍的邊界:可以寫苦,但不能寫苦的機制;可以寫奮鬥,但不能問為什麼越奮鬥越沈重;可以寫命運,但不能觸碰命運背後的結構邏輯。 於是,路遙筆下有苦難的細節,卻缺苦難的邏輯;有人物的命運,卻少時代的結構。 孫少安就是典型。他把一生壓進土地和磚瓦里,他的尊嚴與希望都必須靠極限勞作換回。路遙寫他的執拗與善良,卻沒有深入追問:為什麼一個聰明能幹的農村青年,他一生最高的時刻是“終於不欠賬了”?是誰在資源、機會與階層位置上長期壓著他?他的努力為何如此沈重、如此難見成效? 路遙寫下了他的苦,卻未寫出那道讓他越不過的“時代之牆”。 孫少平亦是。他敏感、清醒、有靈魂,本應走得更遠。但他的最佳選擇卻是下井挖煤,以命換薪。路遙寫他的堅韌,卻少問:為什麼一個讀書好、願意改變命運的青年,他的出路只有礦井?為什麼讀書無法真正創造階層躍遷?為什麼一個人的尊嚴只能在黑暗裡自我支撐? 路遙寫的是“怎樣活下去”,卻沒有寫“為什麼只能這樣活”。 他沒有歌頌苦難,但他的敘述確實把苦難道德化,把結構性的壓力個人化,把時代的重負轉譯為個人的命運修行。這種寫法有力量、有溫度,也十分適合那個強調“吃苦立身”的年代。但正因如此,苦難的結構性來源被遮蔽了。 然而現實並非如此。黃土高原不是天生貧窮;農村的代際困境不是性格問題;階層固化不是努力不夠;命運的沈重也不是意志力能單獨撬動的。 路遙為底層寫下尊嚴,卻沒有為制度留下影子。他讓讀者看到了苦,卻沒有看到苦的生成機制。 這也是為什麼今天重讀路遙,悲傷反而更深。不是因為人物太苦,而是因為他們苦得太自然、太順從、太無路可逃——苦難幾乎被默認,甚至被賦予意義。那不是命運,而是結構性的無力,是被時代深深壓住的一代人。 路遙的偉大在於誠實,但他的誠實主要停在苦難的表面,而沒有深入其來源。他被時代托舉,也被時代限制。他完成了屬於他那一代的任務:記錄。但我們不能停在他停下的地方。 因為如果文學只記錄苦難,而不追問苦難的合理性,社會會被感動,卻不會被改變;讀者會流淚,卻不會追問;一代又一代人會繼續把“吃苦”當成美德,而忽略更關鍵的問題:苦難為什麼持續存在?為什麼落在這些人身上?為什麼不能終結? 苦難不是美學,貧窮不是德行,忍耐不是制度缺失的替代品。真正值得書寫的,是讓普通人不必再靠忍耐活著。 每個時代都有它的局限,路遙如此,我亦如此。畢生想揭開真相,走到最後卻只能寫黃土的記憶,寫生活縫隙里那點微光。又能如何?《芙蓉鎮》里那句台詞至今扎心——“要活下去,像牲口一樣活下去。”時代逼人的方式,從來冷酷無情。 路遙被時代托舉,我們被時代裹挾;他窮盡筆力寫底層,我們竭盡所能追問苦難的邏輯。每個人都有權力記錄時代。至於寫路遙會不會挨罵?當然會。連“踩縫紉機”都敢了,還會在乎幾句“非議”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