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遙

1个月前

——在路遙離世33週年之際，有學者寫短文懷念，未曾想遭全網封殺，這就是中國輿論管制現狀！《路遙記錄苦難，為何沒有反思？》 1992年11月17日，路遙在西安辭世。33年過去，這一天仍有人記起他——足見其文壇影響力之深沈恆久。年輕時讀《平凡的世界》，心裡更多是激動與敬佩。路遙把苦難寫得沈重，卻也寫出一條“咬牙便能走過去”的道理。那時的我相信這種敘事——相信努力能扭轉命運，相信只要吃苦，生活終會回饋。這是年輕人對世界最樸素的信任，也是那個年代共同的情緒。可到了中年，再翻開路遙，就很難只停在感動上，而會忍不住追問：為什麼人必須如此辛苦？那些苦，從何而來？見過社會的硬面，目睹普通人如何在結構縫隙里求生，你會意識到：路遙筆下的苦難並非命中注定，而是制度、時代、資源分配和土地共同塑造的。所謂的堅忍，不是選擇，而是無路可走。真正刺痛中年人的，不是人物遭遇本身，而是苦難被當成理所當然地存在，被包裝成美德，被文學溫柔描摹，卻缺乏對其邏輯的追問。走出黃土、走進城市、撞過體制的硬牆後，你才知道：一個社會真正的進步，不是繼續要求人咬牙，而是讓人不必再咬牙。需要改變的，從不是“忍受苦難的方式”，而是“苦難為何必須存在”。因此，一個繞不過去的問題便浮現出來：為什麼路遙記錄了如此深重的苦，卻幾乎不追問苦的根源？在他的敘述里，貧窮更像宿命，而非結構性的貧乏；掙扎似乎是個人決定，而不是時代強加的困局；忍耐被寫成美德，而不是被逼到角落後的無奈。路遙深情，他理解底層、疼惜底層，但也正因這種深情，他為時代“承擔”了太多解釋，把結構性困境變成了人生的必經試煉。這不是路遙的失誤，而是八十年代文學普遍的邊界：可以寫苦，但不能寫苦的機制；可以寫奮鬥，但不能問為什麼越奮鬥越沈重；可以寫命運，但不能觸碰命運背後的結構邏輯。於是，路遙筆下有苦難的細節，卻缺苦難的邏輯；有人物的命運，卻少時代的結構。孫少安就是典型。他把一生壓進土地和磚瓦里，他的尊嚴與希望都必須靠極限勞作換回。路遙寫他的執拗與善良，卻沒有深入追問：為什麼一個聰明能幹的農村青年，他一生最高的時刻是“終於不欠賬了”？是誰在資源、機會與階層位置上長期壓著他？他的努力為何如此沈重、如此難見成效？路遙寫下了他的苦，卻未寫出那道讓他越不過的“時代之牆”。孫少平亦是。他敏感、清醒、有靈魂，本應走得更遠。但他的最佳選擇卻是下井挖煤，以命換薪。路遙寫他的堅韌，卻少問：為什麼一個讀書好、願意改變命運的青年，他的出路只有礦井？為什麼讀書無法真正創造階層躍遷？為什麼一個人的尊嚴只能在黑暗裡自我支撐？路遙寫的是“怎樣活下去”，卻沒有寫“為什麼只能這樣活”。他沒有歌頌苦難，但他的敘述確實把苦難道德化，把結構性的壓力個人化，把時代的重負轉譯為個人的命運修行。這種寫法有力量、有溫度，也十分適合那個強調“吃苦立身”的年代。但正因如此，苦難的結構性來源被遮蔽了。然而現實並非如此。黃土高原不是天生貧窮；農村的代際困境不是性格問題；階層固化不是努力不夠；命運的沈重也不是意志力能單獨撬動的。路遙為底層寫下尊嚴，卻沒有為制度留下影子。他讓讀者看到了苦，卻沒有看到苦的生成機制。這也是為什麼今天重讀路遙，悲傷反而更深。不是因為人物太苦，而是因為他們苦得太自然、太順從、太無路可逃——苦難幾乎被默認，甚至被賦予意義。那不是命運，而是結構性的無力，是被時代深深壓住的一代人。路遙的偉大在於誠實，但他的誠實主要停在苦難的表面，而沒有深入其來源。他被時代托舉，也被時代限制。他完成了屬於他那一代的任務：記錄。但我們不能停在他停下的地方。因為如果文學只記錄苦難，而不追問苦難的合理性，社會會被感動，卻不會被改變；讀者會流淚，卻不會追問；一代又一代人會繼續把“吃苦”當成美德，而忽略更關鍵的問題：苦難為什麼持續存在？為什麼落在這些人身上？為什麼不能終結？苦難不是美學，貧窮不是德行，忍耐不是制度缺失的替代品。真正值得書寫的，是讓普通人不必再靠忍耐活著。每個時代都有它的局限，路遙如此，我亦如此。畢生想揭開真相，走到最後卻只能寫黃土的記憶，寫生活縫隙里那點微光。又能如何？《芙蓉鎮》里那句台詞至今扎心——“要活下去，像牲口一樣活下去。”時代逼人的方式，從來冷酷無情。路遙被時代托舉，我們被時代裹挾；他窮盡筆力寫底層，我們竭盡所能追問苦難的邏輯。每個人都有權力記錄時代。至於寫路遙會不會挨罵？當然會。連“踩縫紉機”都敢了，還會在乎幾句“非議”嗎？

#路遙 #苦難 #時代 #結構性問題 #輿論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