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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徒竞写回忆录 文革过后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在文革中被迫害高官鲜写记事，而曾经的“害人者”多数亲撰或由人代撰回忆录，他们都坐过十几年牢，都试图用文字为自己辩解，湔洗强加于身的污名。 不过，尽管传主的命运类似，但立场各不相同，对事件的表述也大异其趣：戚本禹不为自己羁狱喊冤，继续为毛和 江青辩护，为文革叫好；陈伯达认识到文革的疯狂，主动承担罪责，亦不改对毛的效忠；徐景贤按中共的定论评说，但仍掩饰

达赖喇嘛刚刚出版的回忆录《为无声者发声》中讲述了这么个故事，关于1954年他在北京跟毛泽东的最后一次谈话，毛泽东61岁，达赖喇嘛19岁。当时毛泽东心情不错，说有事就给自己发电报。然后他走近达赖喇嘛说，你有科学头脑，非常好。我这几个月了解到你思考的问题和参加的活动，你对革命也感兴趣，很好。 但最后他对这位年轻的宗教领袖说，宗教是毒药，减少了人口，因为僧侣和尼姑必须保持独身，而且忽视了物质进步。达赖喇

张玉凤辟谣声明：《张玉凤回忆录》是假的。

国民党原陆军司令张发奎的回忆录就说，以他的经验，中国就没有真正打赢过日本，国军战史上22次大会战或者多少次大捷，全都名不副实，每一次大捷实际上是日本攻打一个地方，无意于长期占领，占领几天就自动撤走，他一撤走，国军这边就说大捷了、赢了。整个抗战来讲，估计也就台儿庄战役确实打赢了，平型 关小赢了，国军战场上就没有正儿八经打赢过。日本鬼子真想打或者真想占领一个地方，几乎都能达到目的。 他还说：“我们的八

👺我读过一本书叫《Night 》，作者是一个犹太大屠杀的幸存者，这本书回忆了犹太人是如何被屠杀的。他们最开始的时候，只是被告知不能走出村庄，他们以为，这没问题。之后是用铁丝网围起一个区域，把犹太人赶到铁丝网内的房子里居住，这个时候，他们以为这个戒严很快会结束。接着他们被装上火车运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个时候很多人还憧憬着很快能回到家乡，最后他们到达了集中营，此刻他们以为只是帮政府建造工事，过一段时间就

林彪四虎将（黄吴李邱）均留下回忆录，邱会作（1914～2002）文化程度较高，回忆录质量最高，透露不少重要细节，，邱会作还透露提议将瞿秋白骸骨移出八宝山的是周恩来，因为〈多余的话〉证明瞿是叛徒。 “九大”前中央文革碰头会，江青不到不能开会；大家先到要久等江青，她入场时，全体起立迎接；江青 座位在正中主持人位置，周恩来挨着坐一旁；开会前，周恩来总要恭问：“江青同志，我们开会吗？”江青若不点头不答话

曾经担任过中共要员的历史当事人，撰写的回忆录的可分两种情况。 一种是身居高位，退位后仍然受优厚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的当事人，他们写作回忆录仍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有专人或者专门的班子协助，有权查阅档案，但所有的材料只能按照中央决议的既定结论来组织和取舍。避讳和掩饰相当普遍。有的回忆 录能在某些问题上说出被掩盖的历史真相，己属难得。 另一种就是像吴法宪这样，早已从政治高位上跌落下来，成为政坛斗争的失败

本来他最关心的是在中央工作期间的一些事情，觉得他要是不说就没人知道，将来是非曲直就搞不清楚了。可是他却说要记录参加革命60年的经历，从近到远，逐步往前，一段一段展开。自然，耀邦同志也有将他一生经历记录下来的想法，但同时他也有借此以掩人耳目的意思。而且，他又一再声明，现在不写回忆录 ，只是为了备查，并不想写什么东西，就是怕引起猜疑，招来麻烦。 正如他所说的“我也不会发难，有家庭妻儿子女，不能舍得一身

余英时教授的“小儿麻疹” 余英时出版回忆录，讲述他年轻时进入燕京大学，一度受左倾思想短暂洗脑影响。 时代的瘟疫席卷全球，由19世纪末的无政府主义开始，一直到20世纪初的共产主义。巴金的“家春秋”小说三部曲，反抗封建礼教，加上鲁迅的“狂人日记”，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一概定性为吃人的恶魔，有足够 的空间，输入那时欧洲兴起的政治虚无极端思想。 余英时忆述，在北京的时候，一个牧师刚由安徽回来，探访他堂兄

戚本禹这本回忆录挺有意思，跟其他人的回忆录以及土共的正史对比着看，能看出很多秘密。掀开土共高层的遮羞布，真是惨不忍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