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权统治

蔡慎坤
1个月前
百年前,无论是大清的统治者,还是外来的资本家,都对中国百姓的购买力充满幻想抑或好奇。 十九世纪中叶,英殖民者发现一件匪夷所思的事:一个人口不足百万的洪都拉斯,消费英国棉纺织品的能力,竟然比四万万人口的大清还要多一些。那时才刚刚签订《南京条约》,开了五口通商。殖民者理所当然地以为:可能是口岸太少,大清幅员辽阔,内地百姓还没机会接触到舶来品。于是串通西方列强要求大清开放更多沿海与内陆港口,甚至连四川重庆都不放过。 然而几年后,现实泼了冷水——内地开放了,商路畅通了,销量依旧不见起色。传教士和旅行家的反馈让他们吃惊:大清帝國对百姓的盘剥到了极限,民众穷得没有明天,眼神空洞,面有菜色,根本无力享受所谓“文明贸易”。殖民者们来此是做生意的,不是来改造社会制度的。于是他们干脆转变策略——从商品输出转向资源掠夺,对这个帝国的社会制度与结构不闻不问。 辛亥革命后,列强的干涉更为激烈,苏俄与日本对中国的破坏尤甚。进入二十世纪后期,外部的角色换成了美国,但模式并未根本改变。 外部势力的逻辑很简单:他们来是为了获利,而不是培育中国的购买力;内部政权的逻辑也很简单:他们关心的是统治稳定,而不是百姓富裕。事实上,在集权统治者看来,百姓太富反而是潜在的威胁,有钱有闲有见识的人,容易要求进行社会政治改革。 于是形成了百年来的怪圈:外部掠夺资源,内部榨取民生,购买力的增长既缓慢又脆弱。一旦经济下行、疫情冲击或国际制裁,立刻显出原形。
左手墨迹
1个月前
读史读到中华帝国修长城的必要性也是有意思,让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决策者是怎么思考的。 一说起统治者花费巨资修长城,历史教科书都告诉我们,是为了防止西北游牧民族的烧杀抢掠,事实上这只是部分原因,甚至不是主因。 不少喜欢历史的朋友或许知道,长城跟400毫米降水线几乎是重合的。游牧民族南犯跟400毫米降水线南移基本是一致的。也就是当西北连续干旱,他们在草原上活不下去的时候才会向农耕地区移动求生,但这就势必会很边境居民发生冲突。 朝廷当然也会出兵驱赶游牧民族,当然驱赶外敌与其说是保护自己的国民,不如说是保护税源。作为农业帝国,自耕农一直是帝国的主要税源。若土地被游牧民族占据,居民被游牧民族蓄为奴隶,就意味着帝国税源的缩小,这是不能忍的。 所以中华帝国从战国起就开始修长城,到秦朝时更甚。400毫米降水线南移时,长城可以阻挡游牧民族长驱直入;400毫米降水线北移的时候,可以防止自耕农去草原谋生,损失税源。 因为把自耕农固定在土地上是帝国存续的基础,所以帝国不仅要修长城,还禁止农民自由流动。作为中华帝国的雏形,秦汉时期,帝国就制定了一整套限制居民流动的政策。比如保甲、里甲制度,路引制度等。在秦汉时,一个人要想离开自己的县乡,就得到乡里县里层层上报,乡里出具了「无犯罪证明」之后,才能经过各个关卡。 所以说,帝国把居民束缚在土地上,束缚在家乡,并不是为了治安管理的需要,而是管理人口和控制税源的需要。如果居民可以随便迁徙,收税的时候找不到人,官员们交不了差,那麻烦可就大了。 所以一定要制定一整套的规定,把居民固定在土地上。若有人要出远门,也一定要经过繁琐的审批程序,非必要不放行。不得不出门的时候,才会开个随时可以收回的通行证,还严格限制流动的区域,这样税源就稳定了。 而这些限制居民流动的手段和措施,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到了中共治下,技术更先进了,更是无所不用其极。中共更厉害的地方在于,想让你流动时,火车汽车可以免费坐;不想让你流动时,你连村子都出不去,对人口的控制,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直到税源从税农转到税商,才逐渐放松了对人口流动的控制。但即便如此,孙志刚的悲剧还是发生了… 技术似乎进步了,但历史好像一直在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