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无论是大清的统治者，还是外来的资本家，都对中国百姓的购买力充满幻想抑或好奇。 十九世纪中叶，英殖民者发现一件匪夷所思的事：一个人口不足百万的洪都拉斯，消费英国棉纺织品的能力，竟然比四万万人口的大清还要多一些。那时才刚刚签订《南京条约》，开了五口通商。殖民者理所当然地以为：可能是口岸太少，大清幅员辽阔，内地百姓还没机会接触到舶来品。于是串通西方列强要求大清开放更多沿海与内陆港口，甚至连四川重庆都不放过。 然而几年后，现实泼了冷水——内地开放了，商路畅通了，销量依旧不见起色。传教士和旅行家的反馈让他们吃惊：大清帝國对百姓的盘剥到了极限，民众穷得没有明天，眼神空洞，面有菜色，根本无力享受所谓“文明贸易”。殖民者们来此是做生意的，不是来改造社会制度的。于是他们干脆转变策略——从商品输出转向资源掠夺，对这个帝国的社会制度与结构不闻不问。 辛亥革命后，列强的干涉更为激烈，苏俄与日本对中国的破坏尤甚。进入二十世纪后期，外部的角色换成了美国，但模式并未根本改变。 外部势力的逻辑很简单：他们来是为了获利，而不是培育中国的购买力；内部政权的逻辑也很简单：他们关心的是统治稳定，而不是百姓富裕。事实上，在集权统治者看来，百姓太富反而是潜在的威胁，有钱有闲有见识的人，容易要求进行社会政治改革。 于是形成了百年来的怪圈：外部掠夺资源，内部榨取民生，购买力的增长既缓慢又脆弱。一旦经济下行、疫情冲击或国际制裁，立刻显出原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