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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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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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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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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墙 1958年1月,毛泽东说:“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北京拆牌楼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同月,他又说:“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同年3月,他说:“拆除城墙,北京应向天津和上海看齐”。经过大跃进和文革的大规模拆除,北京城墙几乎全部消失。据载 ,彭真曾“开导”梁思成:“毛主席希望有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他说他希望从天安门上望去,下面是一片烟囱”。 ---张东园:鲜为人知的中共高层秘闻
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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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奸 改革开放初期,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与日方代表签约,获日本政府五百亿日元贷款,合六亿四千万美元。到2009年止,中国总共获得日本政府三百六十亿美元贷款,额度大,周期长,利息低,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当时谷牧的老母亲从电视上看到儿子签约的新闻,拿拐棍敲着地板大骂:“汉奸!汉奸!” 61年 1月24日毛泽东会见黑田寿男时说:“ 日本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 .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 .如果没有日本侵略, 我们现在还在山里 ,就不能来北京看京剧了 。正是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 ,让我们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 .为解放战争创造胜利的条件. 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 .如果需要感谢 ,我到想感谢日本皇军。” 图:1955 年 10 月,久原房之助在中南海与毛泽东、周恩来和廖承志举行会谈。 ---中南海重要关键的历史片段 作者: 丁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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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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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1月25日,三门峡工程开始黄河截流。1960年6月高坝筑至340米,开始拦洪,同年9月关闸蓄水拦沙,是年潼关以上渭河大淤,淹毁良田80万亩,一个县城被迫撤离,西安也受到严重威胁。淤沙问题日渐严重。从1972年起黄河开始断流,20世纪90年代则每年平均断流100多天。黄万里的分析和预见都一一验证了 。 1962年3月,水利部在郑州召开会议,将三门峡水库的运作方式由当初定的“拦蓄上游全部来沙”改为“滞洪排沙”。尽管泥沙淤积有所减缓,但因泄水底洞底槛高,泄流量还是太小,造成渭河、洛河、黄河淤积连锁反应。三门峡工程被迫进行多次改建。 改建后的三门峡,与没有修建水库前的自然情况并无太大区别。三门峡努力要恢复的,是力求入库泥沙全部下排,与最早兴建三门峡工程的初衷“拦蓄上游全部来沙,下泄清水”完全南辕北辙。折腾了30多年,花了不知多少人力、物力与财力,又回到了初始点——力争变成无库自然情况! 然而,更为悲惨的是,正是由于三门峡工程,在其建成后的40多年里几十万人口被迫离开原本富裕的家园,迁移到土地贫瘠的偏远地区,其中一些人来回迁徙几十次,最终生活是一贫如洗。后来连国务院派去视察的高官都为之落泪,说:“国家真对不起你们!” 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维洛曾算了一笔账,三门峡工程总结算时耗资达40亿元,相当于40座武汉长江大桥的造价,而之后改建费用(如打开一个底孔需1000万元)和因之受灾地区所遭受的损失更是一个无法估量的数字。要知道,当时因为毛的“大跃进”所导致的大饥荒正在全国蔓延,如果拿这些钱购买粮食,或许就不会有几千万人被饿死的惨剧发生了吧。 ---三门峡工程上马后带来的灾难 作者: 林辉
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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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运动,剥夺了她的暗恋 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人都知道,运动进行时是不能谈恋爱的。你不知道你中意的人明天是不是被整肃的敌人。如果你爱上了一个潜在的敌人,不是一起被整肃毁了一生,就是面临揭发批判对方的特殊压力。我就在毫不知觉的情况下,遭遇了古代爱情小说中都设想不到的困扰。 按照毛主 席的指示,中小学要复课闹革命,那是1967年春天。 我们学校只分到了一个中专师范学生,姓杨。工人出身,团员。因为消瘦,她个子显得比较高,短发,牙齿有点龅,全身罩在褪色的军装里,如果从背后看,你不会以为是个18岁的大姑娘。 我当时是三年级一个班的班主任。杨老师其实只上过一年中专师范就赶上文革了,干不了班主任的工作,革委会就叫她给我当副手,两个人搞一个班。我很高兴,私心是我可以把语文课推给她,我只教少一些政治色彩的算术。她倒还认真备课,和我相安无事。那时课不多,一天就两堂,复课全在上午,下午是闹革命,即:学“毛选”和搞大批判。 很快我就出事了,进了牛棚,被老师和学生揭发批判。 一天,我被带回原来担任班主任的那个班接受揭发批判。会议室由杨老师主持。她的发言声嘶力竭,有一股仇恨的意味。在她的控制下,班长,一个10岁的女孩指控我在课堂上把毛主席语录愤然扔到了地上,又上去狠狠跺了一脚。这简直太离奇了,要知道,当时这样做,学生会马上跑到军宣队揭发;而且敢这样干的人是会被枪毙的。 我当然否认,说:“班上那么多革命小将,谁看见了?”不料,一排革命小将,全是我当年选择的班干部,齐齐地站起来,手捧毛泽东语录异口同声说:“我们看见了!”我顿时哑口无言,不知所措。 从那之后,在杨老师的带领下,我被自己班的学生反复批判,多到几十次。我无法承认指控,但我很害怕,因为有这样多的学生做目击证人。我只好承认是语录掉在地上,我没看见踩了。 不知为什么,这件事后来没有作为我的罪行。我想也许是同事、军代表、工宣队全认为太离奇不可信吧。 到我恢复了自由,当时叫“解放”了。我在下班的公共汽车上碰到了杨老师。她尴尬地打了个招呼,就匆匆下车了。我不解地问我的朋友董老师:“我没有得罪她呀,为什么她对我那么狠?”董老师笑了:“她爱上了你呀!她曾在办公室和大家说她睡不着觉,老想你。哪知这话说出来没有一个月,你就被揪了出来。” 原来她是为了避嫌才对我那么狠。这可真是爱死我了。不过想想,她当时才20岁,还是个孩子,革命就恐怖地剥夺了她的暗恋,所以我并不怪她。 图:文革中我的小学教师工作证 ---作者: 潘士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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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幺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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