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伊朗的戰略押注正在瓦解 余茂春(Miles Yu) 華盛頓郵報英文原文在此: 十多年來,北京一直穩步推進一項長期布局:將伊朗打造為中國中東戰略的關鍵支點。然而,近期的一系列事件顯示,這一構想如今正面臨重大挫折。 在美國的主要對手之中,中共其實處於一個相當特殊的位置。與俄羅斯、伊朗、北韓、古巴或委內瑞拉不同,唯獨中共仍深度融入全球自由貿易體系。北京正是憑藉這一體系所累積的龐大國家資本,成爲反美金主,逐步與多個對美國抱持敵意的政權建立戰略聯繫。 然而,這一網絡的實際戰略效果並不均衡。儘管中共傾注了大量戰略物資和財貿資源,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爭陷入長期僵局;委內瑞拉的重要性日益下降;北韓與古巴雖然仍具挑戰性,但整體影響相對有限。相比之下,伊朗一直被視為最具反美敵意和行動力、也是最具戰略價值的一個節點。 換言之,對北京而言,德黑蘭並不只是眾多合作夥伴之一,而是中國整體地緣政治布局中的核心環節。中國共產黨在伊朗身上的投入,也可謂相當可觀。 2021年3月,中國與伊朗簽署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協議,其中包括中國在「一帶一路」框架下提供約4,000億美元的巨額承諾作爲長期基礎建設與能源投資。2023年,伊朗被正式拉進上海合作組織,進一步納入由中國主導的區域安全合作架構。 在能源領域,中國目前已成為伊朗石油的最大買家,購買量約占伊朗石油出口的90%。對中國而言,這只占其石油進口總量的大約12%;但對伊朗經濟而言,卻是至關重要的生命線。 伊朗的地理位置同樣具有重要意義。它位於波斯灣與中亞之間,是連接陸上「一帶」與海上「一路」的重要節點。在戰略層面,伊朗為中國提供了一條潛在的能源運輸通道,使北京有機會降低對由美國海軍掌控的海上要道的依賴。在政治層面,它也讓中國得以在一個長期受美國影響的地區建立更具存在感的前沿據點。 此外,伊朗還在另一層面上服務於中國的戰略利益。透過支持區域武裝代理人並維持中東的緊張局勢,德黑蘭在客觀上牽制了美國的戰略注意力。一個持續投入大量資源處理伊朗問題——包括其核計畫與遍布各地的武裝網絡——的美國,自然較難將全部戰略重心集中於另一個更大的挑戰:中共在印太地區的稱霸野心。 這正是北京原本的戰略邏輯。 然而,去年6月的「午夜鐵鎚行動」(Operation Midnight Hammer)以及上週的「史詩之怒行動」(Operation Epic Fury),使整個戰略局勢在短時間內發生重大變化。 美國與以色列的協同行動重創了伊朗的濃縮鈾設施,削弱其軍工體系與武器庫存,也動搖了伊朗作為潛在核武國家的戰略可信度。伊朗過去透過「核邊緣策略」為其地區行動提供保護傘的能力,也因此大幅下降。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事件也暴露出所謂「CRINK軸心」(中國、俄羅斯、伊朗與北韓)在實際戰略協調方面的局限。當伊朗遭受持續軍事打擊時,其所謂的戰略夥伴並未提供任何顯著的支持。 伊朗最終只能獨自承受這些衝擊。 對北京而言,其戰略後果不容忽視。一個軍事能力受損、內部壓力加大的伊朗,將難以繼續充當分散美國注意力的可靠戰略支點。它在區域製造不穩定、牽制美國資源的能力也勢必受到限制。 同時,與伊朗港口、鐵路走廊與能源基礎設施相關的「一帶一路」項目,也將面臨更高的不確定性與安全風險。北京原本構想中能夠避開美國海軍控制的陸上能源通道,如今前景變得更加不明朗。 中國原本押注的是一個自信、強硬反美且持續追求核能力的伊朗。但現實情況卻是,北京如今必須面對一個遭受重創、戰略價值明顯下降的合作夥伴。 此外,北京長期以來試圖在兩條相互矛盾的政策之間取得平衡:一方面加強與阿拉伯國家,尤其是海灣君主國的關係;另一方面又持續維持與伊朗政權的緊密聯繫。中國往往將自己定位為中立的經濟合作夥伴,但同時卻不斷深化與德黑蘭的戰略合作。 在伊朗實力受挫的背景下,這種平衡策略正變得更加難以維持。 對於上週的「史詩之怒行動」,中國官方的反應迅速而一致。在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與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的通話中,北京譴責相關軍事行動為「不公正且違反國際法」。 然而,這種立場再次凸顯中國外交政策的虛僞性和長期存在的一種矛盾:北京從未譴責俄羅斯在烏克蘭的行動,也始終拒絕直接批評伊朗支持的武裝組織所發動的暴力行爲,包括2023年10月7日哈瑪斯對以色列的襲擊。 這種差異進一步強化了一種印象——中國往往在符合自身利益時強調主權與國際法,但在涉及其合作夥伴時則保持沉默。 從更廣泛的地緣政治角度來看,這一變化同樣具有象徵意義。本月底,美國總統川普將前往北京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在這場會談之前,美國已經展示出其能力與決心,直接削弱中國全球戰略中的一個重要支柱。 其中的教訓相當清楚:一項建立在脆弱且專制代理人之上的大戰略,本身就蘊含高度風險。 在伊朗問題上,中國曾經相信自己找到了理想的戰略夥伴——地理位置關鍵、意識形態相近,並且願意挑戰美國的區域影響力。 如今,這場戰略押注顯然已經失敗。
论政权更替的必要性 余茂春 (Miles Yu) 英文原文在此: “政权更替” (Regime Change) 这个词在公共舆论中早已被妖魔化,被抹黑成鲁莽冒险或者帝国主义的傲慢。但这种理解既不符合历史,也极其危险。 当美国面对那些威胁自身国家根基的专制政权时,推动政权更替不是任性之举,而是一种战略选择、一种道义责任,更是一种自我保护。 面对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发动全面、精密渗透与胁迫行动的对手,政权更替既是剑也是盾——既是震慑专制力量、守护民主文明的强力手段,也是通过解放实现全球稳定的一条路径。 如果运作得当,政权更替本身就是美国对手最害怕的武器。专制政权最怕什么?不是制裁,不是外交谴责,也不是军事围堵。他们最怕的是失去权力,是政权崩塌。这种对“生死存亡”的焦虑,决定了他们的行为逻辑,也驱动着他们的对外侵略。 中共、伊朗的神权军政府、朝鲜的家族独裁,虽然形式不同,但本能高度一致:保住政权。他们很清楚,一旦权力垄断被打破,对历史的掌控也会瞬间瓦解。因此,“可能发生政权更迭”的可信威慑,是美国最有效的心理和战略武器,是终极威慑。人类历史上,除了美国,没有哪个国家具备激发被压迫民族自发政权变革的能力。 当今最专制的统治者,一听到“政权不稳”就神经紧绷,这绝非偶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最担心的,就是美国支持的“颜色革命”或“和平演变”,让民众要求自由、人权与民主。如果美国展现出一种态势——让政权更替成为现实可能,而不是政治禁忌——那本身就是强有力的震慑。当对手明白,发动生存级别的攻击,将换来生存级别的反击,博弈规则就会向自由世界倾斜。 正因为深知这种“软实力武器”的威力,美国的对手也在对美国搞自己的“政权更替”行动。今天,美国面对的不只是军事竞争,还有来自专制势力的“软性入侵”,尤其是来自中国。中共不满足于国内统治,它正在对美国展开一场系统性的“制度渗透”。残酷的现实是:如果我们不试图改变他们的政权,他们就会改变我们的。 这不是比喻。中国政权已经渗透进美国的政治、商业、学术与媒体机构;通过拉拢、施压影响精英决策层;用精心设计的话语污染公共讨论;不断削弱美国主权;改变消费结构以服务自身优势;掏空美国工业基础;窃取知识产权;借助毒品集团代理向美国社区倾销芬太尼。通过这种全面而隐蔽的渗透,北京的目标不仅是与美国竞争,而是要取代美国的价值观、制度,乃至国家认同。 如果我们不果断行动,结局不是和平,而是投降。一个允许中共改变美国内部性质,却不承担任何代价的世界,自由根本无法存活。因此,政权更替不是侵略,而是最高层级的国家防卫。 更重要的是,把政权更替说成美国强加给他国的外來“发明”,本身就是谬论。真正渴望改变的,首先是生活在专制之下的人民。在中国,无数勇敢的公民为反抗暴政付出生命。从天安门事件到白纸运动,中国民众早已用行动表达了对自由的未来的渴望。 支持政权更替,不是强加价值,而是回应那些早已存在于人心中的自由诉求。美国只是放大并支持这种愿望。中国终将发生政权更迭,那不会是外来命令,而是本土人民对正义的呼声。我们要么站在被压迫者一边,要么就是在替压迫者撑腰。 那些绝对反对政权更替的人,常常拿“无休止的战争泥潭”来吓人,好像任何战略干预都会变成泥潭。这种说法混淆视听。美国历史上最重大的胜利——战胜並改造纳粹德国、日本军国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本质上都是政权更替行动。这些都不是无尽的战争,而是决定性、改变时代的斗争,带来了几十年的和平与繁荣。 而且,在专制扩张面前的不作为,不是和平,而是灾难的前奏。为了避免战争而一味退让,只会保证战争在对手设定的条件下爆发。对抗与崩溃之间不存在所谓中间路线。如果我们不在主动权在手时对抗专制政权,将来就会在失去主动权时被迫迎战。 政权更替不是对美国价值的背叛,而是这些价值的体现。美国诞生于反抗暴政的革命。20世纪,美国帮助推翻纳粹政权,重建日本为民主国家,推动菲律宾、台湾、韩国的民主转型,并支持亚欧反共力量。美国在军事、经济与道义上的参与,解放了数十亿人,塑造了现代民主世界。这不是帝国主义冒险,而是对更自由世界的投资。只要目标清晰,美国推动政权更替往往带来持久和平、经济复苏和民主繁荣。 对那些认为美国必须回避政权更替才能保住和平的人,只能说一句:战争已经开始,而且正在针对我们展开。问题不是要不要打,而是我们是否会以理性、战略与道义的方式应战。 政权更替不是冷战遗物,而是面对21世纪威胁的现实工具。它是威慑手段,是解放战略,也是对外宣示:自由不会因恐惧或疲惫而熄灭。 如果我们不去改变那些试图摧毁我们的政权,我们终将被悄无声息、缓慢却不可逆地改变。犹豫的时代已经过去,战略勇气的时刻已经到来。
共產黨軍隊大清洗的必然性 余茂春 (Miles Yu) 華盛頓郵報英文原文在此: 上週,中共軍階最高的現役將領張又俠上將被突然拿下。這不只是又一樁高層落馬新聞,而是再一次提醒全世界:共產獨裁最怕的不是敵人,而是自己人不夠聽話。 在共產體制裡,軍隊不是國家的軍隊,而是黨的軍隊;更精確地說,是最高領袖的軍隊。要坐穩龍椅,只有一條鐵律:軍權必須握在自己手上,而且要握到骨頭發白。 問題是,獨裁者最愛講「絕對忠誠」,但絕對忠誠這種東西偏偏最難得到絕對的驗證。你今天看起來忠誠,明天會不會翻臉?你現在喊口號,背後是不是在盤算?所以獨裁者追求絕對忠誠的結果,往往不是心境平和,反而是更深的恐懼和更嚴重的疑神疑鬼,最後變成一波又一波的清洗。 這不是習近平個人的心理病。這是共產統治的結構性邏輯——從史達林到毛澤東,從金正恩到習近平,權力越集中,就越需要所有人跪得更低;而你越要求大家跪,大家就越可能被懷疑「跪得不夠真誠」。 共產政權的核心,是一個最高領袖壟斷所有權力,黨、國家、軍隊、警政,全部都要聽他一個人的。但荒謬的是,他再怎麼獨裁,仍然得靠高官群僚去執行命令,而這些人往往手上掌握的是槍桿子和兵權、情報與整個軍事機器的運轉。 於是矛盾就來了:離權力最近的人,最有用,但也最危險。 也就是説,你越能幹,越可能被當成威脅;你越有聲望,越容易被視為「另起爐灶」的潛在對手。 所以獨裁者最後一定會陷入一種不能自拔的神經病,一直覺得有人在圖謀暗算他、在搞雙面忠誠、在跟外國勢力眉來眼去。於是「境外勢力」就成了最好用的工具,因為只要你把一個人打成通敵叛國,你就能用最正義的姿態,把最殘酷的政治鬥爭包裝成最愛國的行動。 這套劇本,史達林早就玩過。1937年,蘇聯紅軍最優秀的將領圖哈切夫斯基元帥被指控跟納粹德國勾結、要推翻史達林。罪名是假的,但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太能幹、太有威望、太接近權力——他活著,史達林睡不著。 大清洗時期,史達林特別愛抓「托洛茨基派」,因為這些人有國際關係、有海外連結,最容易被認定成外國代理人。蘇聯五位元帥裡,三位因此被殺。剩下兩位能活下來,理由也很現實:他們軍事能力差、政治上也不構成威脅。換句話說,不夠強,反而比較安全。 中國當然也沒例外。自1949年以來,中共軍中清洗一波接一波,背後的恐懼從沒變過:掌握槍杆子的人,哪天會不會把槍口轉向領袖? 毛澤東時代,被整的往往不是無能的草包笨蛋,而是跪得不夠的人。彭德懷只不過附庸風雅,跟著蘇聯的赫魯曉夫批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立刻被扣上反黨罪名,政治生命當場結束。後來連毛欽點的接班人林彪,也被指控搞政變,最後死在一場充滿疑雲的飛往莫斯科墜機事件中。 毛的恐懼不是憑空來的。在1964年的「馬林諾夫斯基事件」之後,毛徹底相信外國勢力支持的軍變和政變不是小說,而是現實。 蘇共于當年十月通過不流血的政變推翻了赫魯曉夫,几個星期后周恩來和賀龍訪問莫斯科探聽中蘇有無后赫魯曉夫事變的和解可能。蘇聯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也就是二戰末期攻占中國東北,而且指揮過林彪和所轄共軍的蘇軍將領和蘇軍中國通-----對賀龍直説,中蘇關係讓赫魯曉夫和毛澤東兩人搞砸了,現在我們蘇聯人把赫魯曉夫搞掉了,你們中國人也應該把毛澤東搞掉。毛聞聽后七竅生烟,六神無主。這句話等於在毛心裡種下一顆永遠拔不掉的刺,是中共黨史上十分關鍵的一頁,帶來了巨大而災難性的政治後果。 更諷刺的是,毛澤東對周邊嘍囉暗算他的恐懼走火入魔,連劉少奇這種體制内最忠誠的走卒也保不住。毛把他罵成「叛徒、內奸、工賊」,是潛伏在身邊的赫魯曉夫,最後劉在文革中被折磨死去。共產政權最殘酷的地方就在這裡:你越靠近核心,死得越快。 毛死了,這套邏輯卻繼續發揚光大,淫威絲毫不減。趙紫陽不是職業軍人,但也遭到同樣命運。他對到訪的戈巴契夫講了實話:中國不是什麼集體領導,表面上兜售“廢除終身制“和”幹部年輕化“的「退休」强人鄧小平才是國中至尊,垂簾聽政的絕對權威。再加上六四期間身爲中央軍委副主席的趙紫陽不願意下令屠殺,趙的這種「不夠狠」和「太誠實」,直接判了他政治死刑。 而到了習近平,軍中清洗不但沒停,反而變本加厲。自2012年上台以來,超過一百名解放軍高階軍官被整肅,規模堪稱文革後最大。表面上叫反腐,實際上更像一場政治排雷:誰離習近平越近,誰越危險。 在中國,中央軍委副主席恐怕是全國最難坐的椅子之一。因為你掌握實權、離最高領袖又最近,因此你每天在他的疑心病旁邊呼吸。自1949年以來,九位軍委副主席被清洗,多數都被扣上通敵的罪名。 習近平任內,剛剛卸任的郭伯雄、徐才厚先倒。2023年更出現前所未有的大清洗:火箭軍司令、軍備採購主管、戰區司令一路被拔,最後甚至清洗到習自己扶上來的人。 2025年,何衛東與苗華也被整肅。現在輪到張又俠——習的多年盟友、同為太子黨——這就更耐人尋味了。因為當你連忠誠派都開始清洗,更能説明一件事,即習近平已經不是在找壞人,而是在找讓他不安心的人。 很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次看起來可能要升級成共產政權最古老、也最致命的指控:通敵叛國。有放風的消息稱,張可能被指控把核機密洩漏給美國。如上所示,這種罪名的政治效果非常好:你可以用「保衛國家安全」的名義,把最赤裸裸的權鬥,包裝成最神聖的正義之舉。 這就是共產清洗的終極邏輯:你爬得越高,越可能被打成變節的叛徒。 在這種體制裡,能不能活下來,不看能力、不看操守、不看功勞,只看一件事——你能不能永遠躲過最高領袖的恐懼,讓自己不要被他盯上。 因為在獨裁者眼中,最大的威脅從來不是外國。最大的威脅,是那個離他最近、最懂得怎麼開槍的軍隊首領。 說到底,中共的軍中清洗從來不是「反腐」,而是一種制度性的自保本能。獨裁者不是在治理國家,而是在管理恐懼;不是在打造強軍,而是在確保槍口永遠不會轉向他自己。羅馬利亞的齊奧塞斯庫同志在這方面功夫不夠,自己倒了大霉。 而這也正是共產體制最荒謬的地方:它口口聲聲說自己最穩、最團結、最有紀律,但它永遠活在「有人要圖謀暗算我」的幻覺裡。越靠近核心的人越危險,越能幹的人越可能被清掉,越忠誠的人越可能被懷疑。 在這種政治邏輯下,張又俠不是最後一個。下一個也不會意外。 因為在共產獨裁裡,最大的罪行不是貪腐、不是無能,而是讓最高領袖睡不著。
中國與信任的死亡 China and the Death of Trust 余茂春(Miles Yu)|2025年12月22日(週一) 英文原文在此: 老毛病最難改,尤其是那些把懷舊情懷誤認爲是戰略思想的菁英。 直到今天,在華盛頓、布魯塞爾,還有幾個歐洲首都,依舊有人(雖然聲量小了)固執地相信中國共產黨還是可以被「勸說」進入一場大交易,即只要談得夠久、姿態夠柔,北京就可能被說服去「幫忙」結束烏克蘭或中東的戰火、穩住全球市場,甚至回頭修正中共花了幾十年心思,並已經搞得爐火純青的製造貿易失衡與竊取智慧財產的不良行爲。 這套想像裡,中國不是世界動盪的主要推手,反而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合作夥伴,只要耐心栽培、給它時間,它就會回報。問題是,這種信念之所以還存在,並不是因為有站得住腳的證據,而是因為承認它錯了太傷感情,這等於承認冷戰後西方對中國「接觸就會改變」的核心假設早就破產這個事實。更直白地說,你以為在拉它進門,結果是把狼請進客廳。 國際秩序其實只靠一個最基本的前提:法律能約束權力。 條約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各國認定規則,就算不方便也必須遵守。可中國共產黨從根本上否定這個前提。它不是偶爾「踩線」,而是長期、刻意、系統性,制度性地違反國際協議。 這不是文化差異,也不是外交誤會,而是共產主義的本質。你把中國放進任何重大領域——貿易、安全、人權、區域外交——你都會看到同一套固定的套數: 先簽協議拿好處;好處到手後,就重新解釋履行協議的義務、一路稀釋,最後乾脆直接丟掉。 這不是一時半時的失誤,是中共一貫的行爲規律。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當時被吹捧成全球整合的勝利,原因是中國做出了一大堆信誓旦旦的承諾:市場開放、資訊透明、不得歧視、限制政府干預等等。 二十年後呢?答案很難看:國家補貼橫掃產業,黨組織進駐企業,技術轉移靠逼迫,監管依舊黑箱而且高度政治化。對中國來說,WTO規則從來不是拿來管住共產黨對自由貿易市場經濟的干預的,而是拿來餵肥共產黨、壯大共產黨的工具。 香港的故事也是同樣的套路。 1984年的《中英聯合聲明》不是什麼模糊的政治口號,而是一份正式、具法律效力、並在聯合國登記的國際條約,明確保障香港高度自治與公民自由到2047年。 但主權一拿到手,北京就開始宣稱該協議「已經過時」,然後一刀一刀拆掉香港的制度。這不是「不小心違約」,而是精準算計的戰略詭計。 再看南海,依《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國簽約時拍著胸脯表示要接受該公約授權下的具有拘束力的仲裁,卻在2016年公然拒絕一份否定其南海主張的合法裁決。今天它仍在爭議海域軍事化,繼續脅迫周邊國家。 再看中印邊境,中國在雙邊協議裡承諾克制、承諾互信措施,結果卻照樣調兵、照樣改變地面現狀。 再看人權,在難民與反酷刑公約裡,中國接受「不遣返」義務,卻仍持續把脆弱族群送回迫害之中;甚至在新疆、西藏等北京治下的其他地區犯下反人類罪與種族滅絕等罪行。 這些不是「偶發事故」,而是一套一致的運作規律:先簽、先拿、選擇性遵守、無限期逃避責任。 親中人士總會搬出一句聽起來很公平、其實很狡猾的話:「所有國家都會違反條約。」但這種說法不是無知就是故意混淆。因為民主國家與共產政權違約的方式,本質上完全不同。 民主國家違規,會被挑戰、被制衡,而且有可能被修正:法院會介入、國會會調查、政府得公開說明,可能敗訴、得付代價、要修法,或者乾脆公開退出。違規被視為制度內的失敗,因為制度仍承認法治。 中國不一樣。馬列式統治下,共產黨凌駕一切,法律只是工具。條約不是限制和規範行爲,而是拿來對付別人的武器。當執行與追究來臨,北京不會調整行為,而是直接否認國際條約與協議的管轄權、改寫義務,或乾脆拒絕履行。 所以,「道德等同論」在這裡站不住腳。民主國家偶爾會違反它們自己也承認應該遵守的規則;中國共產黨則是長期違反那些它從一開始就沒打算真心接受的規則。 幾十年來,西方對中國的政策靠的是一廂情願的「希望」,以為接觸與參與能讓中共變溫和,以為中共的承諾代表誠意,以為明天的中國會履行今天的承諾。但這種希望已經徹底破產。中國的話術是用來安撫你,而它的行動是用來控制你。 雷根面對蘇聯時早就看透,和平不是建立在信任上,而是建立在查核與後果上。龐佩奧更進一步,把同樣的邏輯套到北京:不信任,但要查核。(Distrust and Verify) 然而,就算你查核,如果違規沒有代價,也毫無意義。靠善意與模糊撐起來的協議,根本管不住共產體制,只會變成它賺好處的管道。 結論其實很殘酷也很簡單:世界不能再把中國的話當真。聲明、公報、白皮書都不是信任中共的證據——只有行為才是。 而這個教訓最需要被用在一個地方,即中國在國際制度裡的角色。當年讓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是基於中共自己的承諾以及「它可能變成什麼」的幻想中,不是基於當時中共政治經濟制度的現實。結果不是中共接受國際自由貿易系統的規則和義務,而是國際自由貿易的整個體系被中共腐蝕。 這個錯誤不能再犯。 從現在開始,中國在國際組織的會員資格、特權,甚至領導位置,都必須建立在可驗證的行為上,再也不能依賴中共自己的任何承諾將來如何如何。不能強制執行合規的地方,就不能讓它進入;義務被漠視的地方,就必須撤回特權。這不是敵意,而是基本的風險控管。 共產主義與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水火不相容,因為它否定規則本身的主權。在北京的邏輯裡,黨擁有絕對不可挑釁的主權,法律只是附屬於黨的意志的工具。協議是用來綁別人的,從不綁自己。 國際體系可以容納各種政府型態,但承受不了中共這種系統性的惡意失信。沒有執行力的接觸不是外交,是自我催眠。 接下來真正要做的,是停止幻想中共會自我轉型;而是用清醒的眼光、設下條件、立足現實地面對中國。這是冷戰留下的教訓,今天仍然有效。
台灣的未來不是中國的“内政,” 而是與全世界利害攸關的事 余茂春 (Miles Yu) 2025 年 12 月 7 日 英文原文在此: 1943 年《開羅宣言》的主要起草者之一、英國前首相邱吉爾,其實在 1955 年就說穿了一件至今仍然正確的事。在他第二任首相的最後一年,丘吉爾在英國國會上明確宣佈: “《開羅宣言》只是一個意向聲明,之後世界局勢已經改變,而台灣問題已成爲關係多國利益的國際問題。台灣主權歸屬未定這個事實也早已由《舊金山和約》決定了下來.” 換句話說,邱吉爾早就看穿了北京一直宣稱台灣是「內政」這個説法完全站不住腳。從法律現實到國際政治現實,台灣問題本來就是國際議題。 七十年後,這個道理不但沒有改變,反而越來越清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最近再次步丘吉爾後塵暗指自《舊金山和約》以來台灣的地位就一直未定,並強調日本對台灣安全的關切。對此,北京當然跳腳,但那根本不意外,因為全世界都看得懂:台灣的未來影響所有人,不只是台灣 的2300 萬自由人。 中國把台灣說成「內政」,這種理由跟歷史上許多侵略者用的藉口沒兩樣。北韓曾說統一南韓是它的内政;納粹德國說蘇台德區本來就該是德國的;現在俄羅斯說烏克蘭是它的「歷史領土」。把擴張行為包裝成「民族統一」或「內部問題」,不僅蠻橫霸道,也只會讓人看清楚那是侵略套路。 美國的立場也很一致。雖然 1980 年美台《共同防禦條約》終止,但《台灣關係法》以及歷任總統的公開承諾,都使得美國對台灣的安全承諾從未鬆動。華盛頓的核心原則很簡單:任何一方都不能用武力改變現狀。如今北京的軍事威脅越來越大,美國不論哪一黨執政,都明說會反對中共攻台。美國在亞洲的信譽、嚇阻力與盟友體系,很大程度都系在台灣能不能持續自由。 印太其他民主國家也想得很清楚。日本、澳洲多次強調台灣安全跟他們的安全綁在一起。跟中國在南海關係緊張的菲律賓,甚至開放美軍進駐靠近台灣的基地。南韓前總統尹錫悅也說過,台灣的問題是全球性的。 歐洲現在也看懂了。北約、歐盟官員,以及多國議員都指出,台灣安全跟歐洲自身的安全息息相關。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大家更清楚威權擴張不是別人的事,而是所有民主國家的痛點。北京對台灣的論述,其實跟莫斯科對烏克蘭的說法如出一轍,都是在用「歷史」和「民族」包裝侵略。 如果我們拒絕了俄羅斯那套邏輯,卻在亞洲接受北京的同樣侵略邏輯,那全世界的道德標準和戰略一致性都會崩壞。 除了政治與安全,還有個很現實的問題,即台灣在全球經濟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台灣是全球半導體重鎮,也是連通全球航運的重要樞紐。如果北京掌控台灣,就等於掌控南海、東海、馬六甲海峽等國際商業航道,那是全球貿易的中樞命脈。 所以前歐盟外交主管波瑞爾就說得直白,「台灣是我們地緣戰略的一部分……攻擊台灣,對我們的經濟會造成極大的衝擊。」讓全球最重要的晶片供應鏈落入一個威權政權手中,後果波及到的不只是亞洲,而是全世界。 但台灣的重要性,還不只是地理與貿易,它更是一個價值問題,即民主國家能不能保護另一個被威權威脅的民主?台灣的自由證明,東亞完全可以走向民主,南韓、菲律賓、蒙古,還有台灣本身就是最明顯的例子。如果台灣倒下,全球的獨裁政權會更有恃無恐,而中國境內渴望自由的人,也會因此失去希望。 更關鍵的是,台灣本身其實已經在改變中國。76 年來,中共一直把台灣視為礙事的釘子戶,因為台灣的存在證明了華語社會也能做到民主、而且做得很好。這對中共來說,是根本性的威脅。台灣的成功直接戳破北京那句「中囯特殊國情不適合民主」的謊言。 台灣不只是地區議題,甚至不只是國際議題,而更重要是理念與制度的鏡子。它照出了威權體制最害怕的另一種可能:人民真的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未來。這也是為什麼台灣的存在會讓中共如此不安。 邱吉爾 1955 年看得很清楚,如今的事實依然如此,即台灣不是中國的內政,而是攸關全球未來的大事。北京把台灣說成「內政」,不是因為它有道理,而是因為那是掩飾擴張的策略。世界不能把中共「國家統一」的說法誤以為是正常的主權論述,本質上那是征服的語言。 捍衛台灣,不只是守住一座島,而是守住一個原則:自由不能被威權野心而犧牲。 支持台灣,就是在支持世界的安全、繁榮與價值。
台灣有事就是美國有事 余茂春 (Miles Yu) 英文原文在此: 在最近的政策闡述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台灣議題表明了一項立場,與當前主導全球對台海緊張局勢敘事的觀點截然不同,且意義重大。 當世界多數國家仍陷於北京不遺餘力推動的話語框架,即將台灣描繪為中國“內政問題”、一個“統獨”議題,因而不屬於國際關注範疇,高市早苗女士則完全回避了這一前提。 相反,她將日本的立場建立在日本安全環境中實實在在的地理與戰略現實之上,而非抽象的主權問題或歷史主張。如此一來,她為民主國家,特別是美國,提供了一個重新思考自身在台灣未來中利害關係的範本。 北京所偏好的敘事-----即台灣“屬於中國”,其他國家應置身事外-----長期影響著全球論述,即便是在對中國的意圖持懷疑態度的民主國家中亦然。 這種框架巧妙地迫使國際社會以中國民族主義的視角,而非以印太地緣政治平衡的視角來看待台灣的安全問題。結果便形成了怯懦的外交詞彙:各國表態“反對片面改變現狀”、“支持和平解決”、或“維持戰略模糊”,但鮮少清楚說明台灣的命運對自身國家安全意味著什麼。 高市女士則一語道破。她不浪費時間在中國歷史主張或台灣政治地位上爭辯,而是以非凡的清晰度聚焦於這件事對日本造成的影響。她指出,台灣距離日本與那國島不到七十英里。日本關鍵航道、能源運輸線及防衛範圍,都與台灣的空域和海域直接相交。一個由中國控制的台灣,不僅會改變東亞的力量平衡,更會使中國人民解放軍直接壓迫日本的南翼,威脅琉球群島、限制日本的海上通道,並將北京的反介入/區域封鎖能力深深推進至西太平洋。 換言之,若台灣失守,日本的安全也將隨之崩塌。 這種論述與常見以道義或價值為基礎的挺台理由截然不同。它並非出於對一個蓬勃民主國家受到威脅的同情——雖然日本確實擁有這種同情;也不是為了捍衛“國際規範”——儘管東京也十分重視這些規範。相反,高市早苗明確主張:保衛台灣,就是保衛日本。這些利害關係是直接的、具體的,而且毫不含糊地攸關日本的國家利益。 這種重新定位具有兩層重要意義。首先,它避免落入北京偏好的措辭陷阱,如“中國主權”或“統一與臺獨”,這些語言功能上是一種修辭圈套。一旦外國政府接受台灣議題“本質上是中國的所有權問題”,接下來的所有論述都會陷入被動、被限制或被弱化。 其次,它為其他民主國家提供了一個清楚、坦率地闡述自身利益的模板。尤其是華盛頓,應該特別留意。 美國長期以來的對台政策強調的是嚇阻、民主,以及維護和平與穩定。這些原則十分重要,但卻無法充分表達美國所面臨的具體國家利益。 和日本一樣,如果台灣落入北京掌控,美國的戰略環境和自身的國家利益也將徹底改變。 除了台灣在全球晶片製造上的領先地位將落入共產中國手中——這幾乎必然會重創美國經濟——,一個受解放軍控制的台灣也將撕裂第一島鏈,使中國能毫無阻礙地向中太平洋投射軍力。 這也會讓中國掌握區域內最後一個戰略咽喉,進而把其在東海的主張與南海的野心串連起來,實質上將整個西太平洋置於北京的掌控之下。 它還會破壞美國與日本及菲律賓的同盟關係,威脅關島,並摧毀美國作為亞太安全保障者的可信度。 更進一步,它將加速區域民主信心的崩解,並鼓舞其他威權勢力的擴張。更關鍵的是,它將使北京能以直接衝擊美國經濟與安全利益的方式挑戰美國的海空優勢,且影響將持續數十年。 然而,華盛頓仍然主要以支持民主或反對脅迫的語言來處理台灣問題。這些目標固然值得支持,但若要動員持久的全國意志,卻遠遠不夠。 美國需要的是與高市早苗同樣的戰略清晰度:保衛台灣不僅不是台灣自己的問題,甚至也不是主要屬於中國的問題,而是美國自身利益的問題,而且會立即影響美國自己的安全。透過把台灣視為自身利益,而非利他主義的道義施捨,華盛頓才能更有效地向自身以及盟友說明台灣的重要性。 這不只是保護一個民主政體,也不只是避免衝突,而是要防止全球力量平衡出現巨變,避免美國變得更不安全、更不具影響力、更無法塑造國際秩序。 因此,高市早苗的論述不僅提醒日本自身的地緣脆弱性,也是在向美國發出一份戰略邀請:用更現實的眼光看待台灣。 台灣的防衛攸關日本與美國的國家利益。北京希望世界持續在辯論台灣的“地位”。 而高市早苗則建議,民主國家應把焦點放在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地理條件與自己的安全之上。華盛頓應當聽取這項忠告。保衛台灣,在最務實、最深遠的意義上,就是在保衛美國自己的未來。
共產黨中國從來就不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 余茂春 (Miles Yu) 二零二五年十一月十日,華盛頓 英文原文在此: 自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一直把自己打扮成一個被帝國主義圍堵而又熱愛和平的國度。然而,從韓戰到烏克蘭,從喜馬拉雅山到南海,歷史紀錄揭露的卻是截然不同的真相。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推動全球動盪的主要引擎不是美國,而是中共。因為今日的中國是一個革命型政權,它的生存有賴於永無止境的“反帝”鬥爭、對鄰國的領土征服以及對世界輿論的欺騙。 共產主義本質上就是一種好戰的意識形態。它不把和平視為一種美德,而只是戰爭間的暫時停頓。毛澤東以「繼續革命」的教義建立起他的政權,並宣稱「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和過去的蘇聯一樣,中共必須要不斷透過衝突與戰爭來展現它的活力,以維繫其偉光正和戰無不勝的神話。對中共而言,侵略不是例外,而是自身存在的必要條件。 這就是爲什麽中共所有領袖口中最常用的一個詞就是“鬥爭“-- 與天鬥,與地鬥,與美國鬥,與美國的”走狗“歐日澳新加英印韓菲以台等等”鬥,” 不鬥爭,不戰狼,共產黨就有生存危機,就不偉光正和戰無不勝了,這樣一來,中共靠欺騙和謊言維持的江山就坐不住了。這就是爲什麽中共政權威脅世界和平不是偶然,而是必然,是中共的基因。 正是這項意識形態的內在要求,解釋了中共無與倫比的軍事冒險紀錄。 中共政權成立還不到一年,就派出數以百萬計的中國「志願軍」進入朝鮮,將一場區域內戰轉變為奪走數百萬人生命的全球性大戰。 1954年及1958年,中共炮擊台灣離島金門與馬祖,開啟了跨越台海數十年的武力恫嚇。1962年,中國入侵印度,並以虛假的「自衛反擊」之名奪取邊界領土。 僅僅幾年之後,中蘇兩國軍隊在烏蘇里江沿線爆發血腥衝突,差點引發兩個共產大國之間的核戰。1979年,北京入侵越南,發動為期一個月的戰爭,造成雙方數以萬計的傷亡。 自二戰以來,沒有任何一個大國主動發動過如此多的戰爭與邊界衝突。然而,幾十年來,西方的中共喉舌——從所謂的「中國人民的好朋友」(Friends of China, FOCs),如亨利・季辛吉,到今日令人不齒的小丑如傑弗瑞・薩克斯——仍然一再附和北京的宣傳,聲稱中國獨一無二地「愛好和平」且「不搞擴張」。 這種說法在最粗略的歷史檢驗下就不攻自破。中共每一場戰爭,無論規模大小,都不是防禦性的,而是意識形態驅動的,是為了宣示革命主導權,提醒世界:凡敢挑戰中共者必須付出代價。 由於無法直接與實力强大的美國正面對抗,中共遂設計出一套長期的「代理人衝突」的戰略。 自1949年共產政權成立以來的每一場重大全球衝突中,北京都扮演了那隻隱藏的黑手,支撐美國的敵人並延長動盪。 韓戰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如果沒有中共介入,韓戰本可以在數個月內結束,金氏王朝也會淹沒在歷史長河中。然而,毛的介入創造了今日的北韓政權——一個世襲獨裁體制,數十年來在中共經濟命脈的支撐下,以核武威脅整個東北亞。 同樣的模式在越戰中重演。整個1960年代至1970年代中,中國向河內(北越)提供武器、裝備與顧問,把一場原本有限的衝突拖成耗盡美國國力的泥沼。其目的從來不是越南的自由,而是削弱美國。 今天,同一套戰略換上了新包裝繼續運作。北京與莫斯科的「無上限夥伴關係」讓中國成為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最主要推手,提供大約九成的兩用零組件、電子產品與機械工具,支撐普丁的戰爭機器。 如果沒有中共的支持,俄羅斯的攻勢早已在制裁與消耗之下瓦解。 在中東,中共在2021年與伊朗簽署《中伊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協議》,向伊朗主動提供高達4,000億美元的生命線,由此助長了德黑蘭資助加沙的哈瑪斯、黎巴嫩的真主黨及其他恐怖代理人的能力。2023年10月7日針對以色列平民的大屠殺,不僅是伊斯蘭主義的野蠻行徑,也是北京選擇支持和壯大全球最主要恐怖主義國家贊助者伊朗的直接和間接的後果。 在拉丁美洲,中國的大撒幣與軍事政治的支援,將查維茲與馬杜羅統治下的委內瑞拉政權轉變為中共在拉丁美洲最大的代理人和區域的侵略者,如今已經公然威脅要併吞鄰國蓋亞那三分之二的領土,其戰略意圖是在美國後院製造戰亂,拖住美國的後腿。 不論是加拉加斯、莫斯科,德黑蘭或平壤,今天每一個對國際和平構成重大威脅的焦點背後,都帶有北京的指紋。 這些並非偶然的機會主義事件,而是一套連貫的全球戰略,即透過無止境的邊緣戰爭拖美國的後腿,分散美國的戰略注意力,瓦解西方同盟體系,並重塑國際秩序,使獨裁常態化、民主受到懲罰。 中共的方法,是讓別人替自己作戰,而它則從混亂中獲利。這是對列寧那句「資本家會賣給我們將來用來吊死他們的繩子」的現代版詮釋。 歷史紀錄清晰明確:自1949年以來,中共親自發動或暗中推動的戰爭,比任何其他國家都多。它的意識形態頌揚鬥爭,它的外交刻意滋潤動亂,它的經濟則為全球的暴君暴政輸送養分和生命綫。 儘管華府的外交政策常有缺陷,美國在整體上仍是一股維持和平的力量,捍衛自由的國家、重建被戰爭摧毀的經濟,並將國際秩序錨定在法律與克制之上。相較之下,北京將和平等同於臣服,將「合作」等同於服從。凡是中國影響力所及之處,壓迫、衝突與恐懼便隨之而來。 看一看跟中國打交道最多的絕大部分周邊國家,有哪一個不是受到過中共的欺負,威脅和侮辱。 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謊言,是由一群認爲「美國一切皆錯」的大學教授、智庫中的短視學者,貪婪的華爾街金融家與宅在矽谷的新貴所鼓動的謬論,即美國才是全球動盪的根源。真相卻是,只要認真檢視當代歷史的殘骸就會發現,中共從未停止國際鬥爭,無論是透過軍隊直接介入、或代理人戰爭、經濟脅迫,還是透過意識形態的輸出。 中共是地球上最具破壞性、最嗜戰的政權。它掌控著全球規模最大的武裝力量,而這支軍隊完全聽命於世界上最後一個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共產黨,其信仰是一種根本無法與真正和平共存的教條。 在這樣一個存在性威脅被正面面對並徹底擊敗之前,世界將會一直活在北京侵略與戰略詐術所投下的漫長陰影之下。
中共「統一台灣」神話的十大謬論 余茂春(Miles Yu) 2025年10月27日(星期一) 英文原文在此: 中共的「統一台灣」口號是一場由恐懼、意識形態與欺騙所支撐的騙局。台灣並非「叛離省份」,而是一個對共產主義統治的活生生反駁,是一個選擇了自由而非恐懼的社會。之所以如此,有以下是十個最關鍵的理由: 一、台灣從未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共從未在台灣領土上統治過哪怕一寸土地。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台灣在政治、法律與軍事上始終完全不受其控制。因此,「統一」一說純屬謊言:從未統一者,何來「再統一」可言? 二、台灣主權並非國共內戰的延伸 台灣的主權與獨立問題並非國共內戰的副產品,也不源於任何血緣和語言上與中國的連結。如此說法與普丁入侵烏克蘭的邏輯如出一轍, 即以共同語言與歷史作為侵略藉口。 台灣的現代主權誕生於1980年代末以來的民主化過程,而非歷代王朝,也不是1911年清朝滅亡之時,亦非1949年國民黨退守台灣之後。當台灣被迫在國際舞臺上放棄與中共競爭代表「中國」之時,它的現代國家意識才真正形成。這與烏克蘭於1991年獨立後成為主權獨立國家是一樣的情形。與烏克蘭等國家一樣,台灣的國家地位源於政治覺醒,而非帝國崩潰。 三、國際法否定以歷史為藉口的征服 2016年海牙常設仲裁法院對中國南海主張的裁決明確否定了「歷史權利」作為領土依據的合法性,中國的「九段線」被判定毫無法律效力。相同原則亦適用於台灣:歷史淵源、古代移民遷徙或王朝統治皆不能成為現代併吞和主權申索的理由。 然而,北京仍持續以歷史為武器,向印度、不丹、越南,菲律賓與日本等鄰國施壓並申索領土領海。這種行為展現的不是「後殖民主義受害者」,而是中共「新帝國主義者」的姿態和心態。 四、中共的動機是意識形態,而非領土 中共執著於「統一」台灣,並非為了民族復興,而是為了完成1949年未竟的共產主義解放事業。1949年之前的國共戰爭在中共官方史觀中從來就不是“國共内戰,”  標準的説法一直是”解放戰爭.” 台灣持續的自主存在是對中共革命神話的恥辱和不斷提醒, 因爲那場聖戰式共產革命從未因此而“解放”整個「中國」。 中共軍隊仍自稱「人民解放軍」,其核心使命之一即是「解放台灣」。這種執念反映的不是愛國,而是革命復仇主義,一種要證明共產黨黨及其創世神話完美無瑕,戰無不勝的意識形態狂熱。 五、中共從未真正關心「領土完整」 若「領土完整」真是其動機,北京便不會主動將比台灣大數十倍的「歷史上的中國領土」割讓給其意識形態盟友。如1945年中共承認外蒙古獨立,並向蘇聯、緬甸及北韓等社會主義國家讓渡大片土地。中共一再「送地」的歷史顯示其「台灣論述」的虛偽本質,其行事依據始終是意識形態,而非地理現實。 六、美國政策從未承認台灣屬於中國 無論是三個《中美聯合公報》、 《台灣關係法》或「六項保證」,都未承認北京對台灣的主權主張。美國的一中政策歷來僅「承認」即意識到中共有宣稱台灣為其一部分這種説法,卻從未表示同意或反對。美國的一中政策的關鍵有兩條,即華盛頓明確反對以武力改變現狀,並堅持任何解決方案都必須獲得兩岸人民的同意。 多項民調顯示,絕大多數台灣人支持現狀(即事實上的獨立),並自我認同為「台灣人」而非「中國人」。這與新加坡有一比,該國超過75%的人口為華裔,但他們都自認為「新加坡人」而非中國人。 至於1971年的聯合國第2758號決議,它僅將「中國」的席位由台北轉交給北京,並未宣告台灣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屆美國政府——無論共和或民主黨——皆重申並堅持此解釋,最近一次是在今年八月。北京對該決議的曲解乃宣傳,而非法理。 七、台灣是中共轉移焦點的便利藉口 北京對台灣問題的癡迷,恰是為了轉移外界對中共自己犯罪行爲的注意力,包括全球芬太尼走私、COVID-19起源責任、系統性人權迫害、宗教鎮壓以及對國際條約與貿易義務的反覆違反。藉由煽動民族主義情緒與「台灣獨立危機」,中共企圖並成功地分散了國際審視,並操縱全球輿論。「台灣問題」實際上更多是找借口和替罪羊的工程,而非主權問題。 八、對自由民主的恐懼——台灣是中共的存在性威脅 讓中共恐懼的並非台灣的地理,而是其榜樣意義。作為一個自由、民主且以華人為主體的社會,台灣徹底粉碎了中共那套「中國文化不適合民主自由」的謊言。 在台灣,自由選舉、財產保障與法治制度生機勃勃,台灣展現出沒有黨國暴政的中國可能會是什麼樣子。 因此,台灣對中共而言是一種「存在性威脅」,它證明了中國人民完全有能力自我治理。中共所謂「統一台灣」的行動,其實是企圖熄滅十四億中國人對自由的希望。 九、虛假敘事與其西方代理人網絡 為鞏固其謊言,北京長年在西方建立起一套精細而複雜的虛假宣傳網絡。其代理人包括與中國市場深度糾纏的商業精英、鼓吹「全球和諧」的輿論人物、主張「美國應負一切責任」的學者、接受中共統戰資金的大學研究中心,以及被企業利益資助的智庫。 這些「代言人」將台灣描繪成挑釁者,將其民選領袖污名為「魯莽」,並將美國指為打台灣牌的「背後黑手」。 這整個游說和污名體系建立在私利、意識形態共鳴、自利諂媚與刻意無知之上,其終極目標是削弱西方的道德清晰,並使專制侵略正常化。 十、終極騙局:「統一」即帝國復辟 「統一」一詞掩蓋的是帝國復興的工程。中共對台主張並非要「民族復興」,而是要重建對所有華語世界的獨黨統治。 這種邏輯同樣支撐著其在新疆、西藏與香港的鎮壓,即「中國民族」中不得存在任何中共獨裁統治之外的替代政治模式。 因此,「統一」並非民族計畫,而是極權計畫。它要求屈服而非合作,抹殺而非和諧。 若將其稱為「內政問題」或「民族統一」,便是替野蠻征服賦予合法性,背叛主權與自決的普世原則。 今日世界所面臨的問題,不是中國與台灣是否統一為一體,而是真理與暴政是否能共存。 歷史早已證明,二者不能共存。而這,正是北京最恐懼的事實。
死于中共之手的中国人,数倍于自鸦片战争以来所有因外国入侵而死亡的中国人的总和。记住这一点,就能理解中共的残忍与无耻。 即将上演的这场阅兵,并非追思,而是宣传;不是历史,而是谎言。它披上国旗与军装,实则是一场对真相的侮辱。出席者若为其背书,便是对反法西斯英雄的背叛,也是对一个建立在中国人白骨之上的政权的奖赏。 ---------- 天安门阅兵:虚构的胜利与真实的谎言 9月3日,中共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阅兵,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表面上,这是对民族英烈的致敬;实际上,却是一场精心编排的历史伪剧——旨在美化中共、丑化早已脱胎换骨、民主自由和平的日本,并欺骗国人的政治大秀。 谁是真正的抗战中坚? 中共一再宣称自己是抗击日本侵略的“中流砥柱”,但这完全背离史实。 1937年至1945年,承受日军主要攻势的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军队。国民党军迎战所有重大战役,付出了逾350万人的惨烈伤亡;而中共则龟缩延安,损失寥寥,唯一确认牺牲的高级将领仅左权一人。日本战史数据同样证明,百余万日军伤亡几乎全部由国民党与盟军造成,中共几无贡献。 苏联与中共的“不抗日”方针 中共之所以按兵不动,根源在于对苏联的依附。苏联与日本在1941年签订《中立条约》,直至战争末期都严守承诺。为免破坏这一安排,中共谨慎避免与日军正面冲突,导致在华北大片沦陷区,中共部队与日军几近共存,鲜有抗战行动。毛泽东真正关心的不是民族解放,而是趁机坐大,从数千人扩充到百万大军,以备战后夺权。 虚假的“抗战功绩” 所谓“百团大战”被中共包装为辉煌战绩,号称造成日军数万伤亡,然日本史料显示实际损失不足五百人。毛泽东甚至事后将此役斥为战略错误,主将彭德怀亦因之遭整肃。这正暴露了中共抗战叙事的虚假与功利。 美国曾尝试在中共控制区推动游击抗战,甚至派遣战略情报局(OSS)人员协助。然而中共非但不配合,反而暗中阻挠,甚至导致美国军官约翰·波奇上尉(Captain John Birch)惨遭杀害。所谓“中共-美国合作抗战”,在历史真相中从未存在。 当下的历史操弄 今天,中共仍在改写历史。重庆等地的纪念馆,伪造歪曲史料,刻意营造中美并肩的幻象,将史迪威将军与飞虎队纳入中共的抗战神话,而对真实的美国与国民政府合作只字不提。更讽刺的是,举行阅兵的天安门广场,正是1989年成千上万生命被镇压的血地。 被抹去的真正牺牲者 中共声称缅怀1500万抗战死难者,却对其自身制造的7000多万同胞冤魂噤若寒蝉——镇压反革命的大屠杀、大跃进的饿殍、文革的牺牲者、劳改营的亡魂,乃至六四血泊中的青年,皆被彻底抹去。死于中共之手的中国人,数倍于自鸦片战争以来所有因外国入侵而死亡的中国人的总和。记住这一点,就能理解中共的残忍与无耻。 一个对本国人民造成远超外敌死亡的政权,根本没有资格谈论牺牲与和平。 真正值得纪念的人 若要真正纪念抗战,应当向在正面战场浴血奋战的国民党将士致敬,向飞虎队与美军英雄致敬,向战略情报局勇士致敬,更向无数在占领下忍辱负重的平民致敬。同时,也必须正视中共暴政的牺牲者,这才是中国近代苦难与抗争的完整真相。 历史不容涂抹。9月3日的天安门广场,呈现的不是记忆,而是谎言。而一切谎言,都终将被揭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