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d Tsai/蔡慎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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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秦晖老师讨论“抓马杜罗”的正当性问题/秦晖老师知识的深度与广度都无与伦比，我们都是他铁粉，秦老师今天这个讲座的后部分，关于南美政治特征与马查多的民主右翼立场，分析都很准确，但他认为美国出兵抓马杜罗（简称抓罗）“违反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破坏世界秩序，也将不利于委内瑞拉的未来，不符合美国利益，已受到美国国内的强烈反对”这个结论，是情绪+草率预判，是按左舵驾驶规则，来评判右舵驾驶车辆，看起来每一步都错，但忽略了右舵车本就有不同驾驶方式。 对川普有情绪可理解，有人抽样调查说美国大学90%以上教授反川，因为他们眼中政客应该是言行举止彬彬有礼的体面的绅士，不同意见也要委婉表达，实际利益目的，也要用政治正确与道徳的言辞包装，其实际政策及其效果如何，倒是第二位的。川普是倒着来的，口无遮拦，这点我也很讨厌川，良药苦口，包个糖衣让人口感好一点就那么难吗？还有些个人垃圾情绪，他也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也只有不拘小节的老美才会二次把这样的人选为总统。但评判政治人物，政策及施政实际效果，应该是首要标准。 说秦老师对抓罗该事的后果草率预判，是因为抓罗从发生到今天，才一周时间，要求一切理想的结果都已实现，过于苛求。但已发生的变化已足够惊喜：委国数百名政治犯已被释放。而在某大国改开进行了三十多年后，刘晓波还死在狱中，天差地别啊。 委国股市涨了70%以上，还在涨，股市是民众用钱投票。 委国人在能安全表达的地方，如美国、南美邻国等，都出现聚集欢呼雀跃的场面，要知道在外的委国人占25%以上，移民大多数是行动力较强的社会活跃人士，这已相当程度反映了民意。在委国国内的民众，目前还不能安心地上街自由表达，这不奇怪，但按委国人用脚投票的比例推断，可以相信委国多数人对去罗是赞成的。 既然主权在民，那美国抓罗，是不是侵犯了委国主权，应该由委国人再次自由公投选举后，才能得出结论。如果他们还选马杜罗当总统，或选举其政治伙伴当总统，那可以推定美国抓罗侵犯了主权，否则，可能恰恰是顺应了委国人民的愿望，抓罗不但实质维护了委国人民的人 权，也客观上帮委国人民夺回了被窃国者抢走的国家主权。 被绑架的群体，没有人权，也没有主权。灭掉绑匪，不但保护了人权，如果老美没有借此强占委国领土，那此举客观上也是把主权还给了委国人民。 接下来的几年，是委内瑞拉过渡期。如同对一个重病在身久治不愈的病人，是动大手术，还是保守治疗，开刀还是吃药，我觉得现在下结论都还太早，根据英国人的殖民成功经验与美国在阿富汗等地的失败教训，保守治疗，平稳过渡到下一次大选，在过渡期先保障社会治安与物资供给，可能更符合委国民众的切身利益。 抓罗是不是受到美国人强烈反对，我现在就生活在美国，从我的信息范围反馈，是褒多贬少。逢川必赞与必反者都不算。美参院匆忙通过限制总统海外派兵的决议，是美国主流民意不愿为他国付出太多代价的反映，是对“唐罗主义”再加一紧箍咒，与川普政府收缩战线、先扫门前雪的宗旨本质上也是相符的。 至于委内瑞拉的未来发展趋势，如何论成败得失，医生一次手术，不能保证病人从此身强体壮，更不能保证病人不再生病。但一次外科手术，对委国是重新恢复的良机，是大功徳。 政治人物不能只看其怎么说，主要看怎么做，一些做法的效果，要很长时间才能得到合理评判。西班牙佛朗哥执政36年，智利皮诺切特执政17年，全世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对其批评指责不断。但西班牙没有成为阿尔巴尼亚，智利没有成为委内瑞拉，都得益于其“程序不合法”的军事行动。从多数民众生活水平好坏的角度，是对还是错，普通人与知识分子会有不同看法。 二战后国际秩序未必有多好，东欧多国与新的轴心国民众，都是在该秩序下受尽磨难。这个保护绑匪安心绑架本国民众的国际秩序，被颠覆也许是好事。我还希望美再“违反国际法程序”几次，就怕川普被骂得不肯再“违法”了。 对世界来说，新的秩序需要慢慢重新建立，三国演义，未必比战国时期更坏。谁最强，谁才能最终胜出，美国当前先收缩战线，强身健体、厉兵秣马，同时不失时机抢占关键战略位置，有张有弛，是明智之举。美国国内的权力制衡还足够强。新罗马帝国总比新蒙古帝国好。维护西方文明体的生存，比维护一个国家的主权更重要。皮不存，毛焉附？前几天我查询了imperialism（帝国主义）、hegemony（霸权）词义的演化，原来词性都是中性或偏正面的。群友都是博学鸿儒，在此我不敢掉书袋。 顺便说，左舵右舵驾驶，目标是一致的。关于左右之争需以宪政为大前提，争取秦老师说的共同的底线，才是当前最重要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也觉得秦老师对抓罗的评论太早了点。依美国本届政府的行动力与务实灵活，一年半载以后，也许我们就能看到一个更好的委内瑞拉。（陈天庸/2026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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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伊朗使用武力感到 “震惊”！“震惊”之后就不再有消息了。联合国对伊朗“毫无办法”，不是因为伊朗政权有多强大，而是因为联合国本身被设计成不能对这种独裁政权怎么样。联合国真正有约束力的机构是安理会，但安理会有一个游戏规则：只要5 个常任理事国（中、美、俄、英、法）任何一个反对某项决议，决议就不可能执行。这意味着只要伊朗背后站着其中一个（甚至只是“被利用”），联合国就动不了。 而充当伊朗神权“保护伞”的是中俄两大常任理事国，俄罗斯长期把伊朗当作中东反美支点，在核问题、制裁问题上多次否决或稀释联合国决议。中国在能源、安全、反制单边制裁上通常站在伊朗神权统治者一边，只要中俄庇护伊朗，联合国就不可能对伊朗政权屠杀平民有任何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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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医疗体系已经形成一个由保险公司—医院系统—药厂构成的高度制度化利益共同体，联邦政府既是最大买单方，又在制度上被深度锁定，改革极难。美国的保险公司和医院、药厂三方合谋，深度绑架了联邦政府和所有美国人。联邦医疗支出在2024财政年度接近 2万亿美元，占联邦总支出四分之一以上，是国防、社保之外最大的支出类别。如此庞大的政府支出再加上人人必须购买的医疗保险，养肥了医疗保险公司、医院和药厂，川普上一个任期就试图破冰改革，但里面牵扯到太多利益糾葛，这个任期川普能不能着手解決这个问题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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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苏林访华时就预测过，苏林将效仿他的前任特別是效仿习近平，取消任期限制，一人身兼多职。越共所走的路几乎是追随中共所走的路，所谓革新开放是通过经济上给人民让利进一步巩固强化权力。下周，1600名代表齐聚河内，召开为期一周的越共全国代表大会。越共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旨在选举新领导人，并为这个一党专政的国家制定一系列内外政策。 据西方媒体报道，68岁的苏林在去年12月党内会议上提出自已同时担任越共总书记和越南国家主席两个职位，党代会支持苏林继续担任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一职越南还是学的邓小平时期，邓小平时期，中国国家主席是个虛职，到了江泽民时期才三权合，总书记同时也是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 苏林的年龄也不再是问题，前越共总书记阮富仲2024年7月死在任上，当时年满80岁，66岁的特务头子苏林正式接班，现年68岁的苏林谋求连任不再有任何年龄障碍，老大哥习近平二十大连任时69岁，权力更加集中。未来五年，如果苏林同时担任两项主要职务，意味着越南传统权力分享模式发生重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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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是谁养了这么多疯狗，每天都有几十个甚至几百个0关注的号疯狂发帖，连格式文字都不变，为一个躲在美国寻求庇护的赵兰健狂吠，我从未见过赵兰健，也不知道他过去干过什么，仅仅因为不转发他攻击陈光诚、傅希秋的帖子，就对我开始持续大半年的污言秽语，不知道这群疯狗狂吠想达到什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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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中日关系一紧张，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就沦为中国固有领土，就会派各种船只到钓鱼岛执法，这一次弄不好还会有意擦枪走火，试探日方的底线，再次掀起一轮反日仇日高潮。昨天国防部发言人对外发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在相关海域巡航执法、守海护疆正当合理，不给任何觊觎中国领土之辈可乘之机，有关方面无需大惊小怪。我们敦促日方谨言慎行，不得采取任何可能导致事态升级的举动，否则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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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和德国总理默茨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伊朗安全部队“杀害抗议者的暴力行为”，三位欧州大佬在声明中呼吁伊朗保持克制。法英德领导人还联名致信伊朗敦促其“停止一切暴力行为，尊重伊朗公民的基本权利”。信中说：“我们对有关伊朗安全部队实施暴力行为的报道深表关切，并强烈谴责杀害抗议者的行为”。 这种联合声明管用吗？恐怕连基本的威慑力都沒有，伊斯兰革命后掌权的毛拉殘暴对待伊朗人，47年来伊朗人多次大规模的街头抗争都遭到血腥镇压，一个对外输出暴力支持哈马斯支持真主党支持胡塞武裝对内殘折腾人民压榨人民的神权统治者，一个试图制造核武器扬言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的侵略者，西方的制裁都不在乎，还在呼一份联合声明？ 很显然，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说的话才有威慑力，“对独裁者，飞机和炸弹是他唯一听得懂的语言！”川普对伊朗政权滥杀抗议群众已经表明了立场：“如果伊朗继续大规模杀害和平示威者，美国会采取打击措施，美军枪已上膛，随时准备行动。”这种措辞比单纯外交措辞和谴责更具威慑力，川普对伊朗的警告比以往任何美国总统都要强硬。川普断言：伊朗正迎来前所未有的自由曙光。美国已做好准备，随时提供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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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该动手了，不要迟疑！哈梅内伊已经大开杀戒，斩首哈梅内伊为伊朗人民除害，会得到伊朗人民支持，也将有利于新伊朗诞生，更有利于美国国家安全。 Trump should act now, without hesitation! Khamenei has already unleashed a brutal crackdown. Executing Khamenei would rid the Iranian people of a tyrant, gain their support, and pave the way for a new Iran, ultimately benefiting U.S. national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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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可谓是“一座精心设计的奥斯维辛思想集中营”。1957年反右开始，大量知识分子从“思想集中营”跌落进现实集中营，不幸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们，仅仅是在政治高压下不堪忍受人格和肉体折磨的自杀，就极其普遍和惨烈。 1951年，正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著名翻译家、英美文学研究专家巫宁坤，收到燕京大学邀请回国任教急电，“新中国”政务院也来信欢迎。巫宁坤放弃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飞越大洋立即赶回。 回国不久燕大等教会大学被取缔，巫宁坤先后任教于南开大学、安徽大学等，相继在思想改造、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等运动中挨批挨整，1957年又被划为“右派”，辗转于北京半步桥监狱、北大荒兴凯湖和河北清河农场等地狱般关押场所劳动改造，他及一家人遭受了20多年惊人的磨难。许多知识分子同伴惨死于大饥荒和文革，巫宁坤却大难不死，活了出来。 巫宁坤晚年重回美国定居，写下了《一滴泪》这本血与泪的回忆录，将自己的经历概括为“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轰动了西方世界，成为当年爱国知识分子回国后纷纷挨整、遭受大苦大难的典型之一。     当年巫宁坤取道旧金山回国时，同学李政道等前来送行，巫问李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建设出力，李说我不愿被人洗脑。后来李政道荣获诺贝尔奖受邀回国成为座上宾，巫宁坤死里逃生后却无颜相见。回与不回，一念之差，天壤之别，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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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淡出政坛十年了，他在位期间，有人动辄就给他贴上“影帝”的标签，境外媒体也不断炒作其家族腐败问题，而外界普遍忽略甚至无视他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公开抨击，并且对未来中国政治走向做出了精准预测，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温家宝早在任期内，就已经预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全面倒退是必然的结局。像他这么清醒的中共政要并不多见，而敢于大声表达出来更是极其罕见。 温家宝任内最后一次在“两会”后以总理身份跟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了三个小时的记者提问，谈了政治体制改革、直选、王立军事件、藏区僧侣自焚事件、社会公平正义、经济增速调低、缩小贫富差距、吴英案等诸多问题。 其中份量最重的当属对政治体制改革和历史经验的论述。谈到为什么多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温家宝说， 粉碎“四人帮”以后，虽然中共做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 “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在中共高层，公开谈论政治体制改革最多的就是温家宝，在卸任之前的最后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温家宝有感而发：“5年前，我曾面对大家立过誓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今天我还想加上一句话，就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温家宝分别引用林则徐和王安石的名言，离别之际很有些“悲壮”色彩。 一向感性的温家宝在那个熟悉的舞台谢幕显得平静，也有许多惆怅和无奈，至于党内外有关他个人是非功过的争议，他放言以“知我罪我，其惟春秋”超然心态，去面对未来的退休生活，去面对历史和坊间的评说。就如他卸任前所说：“我真诚希望，我，连同我这一生，给人民做的有益的事情，人民都把他忘记，并随着我日后长眠地下而湮没无闻。” 回看温家宝十年总理任期，他的亲民作风、感性色彩和政改呼吁，赢得了“平民总理”的赞誉，也受到过“矛盾总理”的揶揄，甚至还背过“影帝”的骂名。无论如何，人们始终会记得这样一个总理，农妇因为他而讨到工钱；白血病男童因为与他偶遇而获得新生。人们也不会遗忘他慰问矿难家属时流下的热泪，更不会遗忘他深入汶川灾区时的悲伤，以及他对一流大学、思想大师的期盼，而他对政改的大声疾呼又显得那么语重心长。特别是取消农业税和完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赢得数亿农民的支持和拥护，他关注民生、心系底层的平民风格，一直伴随着他的从政生涯。 温家宝打破历任总理不谈政治改革的惯例，多次就政治改革慷慨成辞，并且对腐败的官僚体系予以猛烈抨击。耐人寻味的是，温家宝在不同场合发表的讲话，都有一个特点：凡是需要经过正式审查的讲话稿，尤其是政府工作报告等一类的文件，关于政治改革之类的言论通常比较少；而在个人有发挥空间的场合，关于政治改革的言论往往脱口而出。一国总理以类似游击战的方式与铁板一块的政治堡垒戏耍，在中共历史上极为罕见，尽管宣传部门每每淡化温家宝的讲话，但温家宝依然不时向世界向人民乃至向历史传递自己的价值取向。他深知在现行体制下，他并不具有推动中国政治改革的力量，但是身为总理，他深知现有政治制度是产生腐败的根源，草根出身的他与许多国人一样，深知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端和危机。 温家宝曾说：“在我担任总理期间，确实谣诼不断，我虽然不为所动，但是心里也不免感到有些痛苦。这种痛苦不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痛苦，而是我独立的人格不为人们所理解，因而我对社会感到有点忧虑。我将坚持‘人言不足恤’的勇气，义无反顾的继续奋斗。”他在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过：“我深知改革的难度，主要是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在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的大国，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改革只能前进，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在2011年3月，温家宝甚至公开说：“最后一年，我将像一匹负轭的老马，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松套。努力以新的成绩弥补我工作上的缺憾，以得到人民的谅解和宽恕。” 一国总理，用“宽恕”这个词向人民恳求，相当罕见也需要极大的勇气，中共历史上有几个位高权重的官员在任期内站出来，请求过人民的谅解和宽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