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d Tsai/蔡慎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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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早苗执政联盟取得二战以來日本最大的选举胜利！总共465个席位，自民党和维新会联盟拿下352席，超过2/3，总席位佔了3/4还多，超级绝对多数！川普第一时间发文庆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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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试试让中共来台灣執政的網路民調，很可能會接近100%，跟習近平的票數相當。竟然有把這種網路民調當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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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保守派首相高市早苗所在的政党以三分之二的多数票赢得选举。这是二战以来自民党首次在选举中赢得超过310个席位。感谢美国，也更要感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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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超出选前民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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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在中国广州出生德州长大的华裔众议员吴元之公开号召其他族裔联合起来，接管白人为主体的美国。他说“拉丁裔、非裔、亚裔，被同一批人压迫着”，“少数族裔联合起来，占多数，就有能力接管这个国家”！ 在美国争取平等平权是正当的权利，但如果把民主政治简化为“族裔接管”，既不现实，也非常危险。特別是煽动族群对立、反向种族主义，会反噬自己乃至族群的政治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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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2026年2月8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荷塞/圣塔克拉拉地区的超级碗 LX（第60届超级碗）正在Levi’s Stadium举行，这是该球场继超级碗 50 之后，时隔十年再次承办这一盛事。比赛由新英格兰爱国者队 vs 西雅图海鹰队。这不仅是一场顶级较量，更是 2015 年超级碗（XLIX）的宿命重演。当年爱国者队凭借最后时刻一记门前拦截逆转夺冠，成为无数球迷心中的经典。十年后的今天，海鹰队能否在加州实现复仇？悬念拉满！ 昨天看到有消息说，来看超级碗的私人飞机超过500架，可以想像美囯人对超级碗的超级喜爱。光看看门票的价格，就知道超级碗的魅力。入门级门票价格为 4,481 美元，如果想近距离观看 Bad Bunny 的表演，111 区的特等席位售价为 9,474 美元，视野最好的 137VIP 区（主队长椅正后方）门票价格高达 44,796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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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NHK23时11分消息：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执政联盟，已确定达到众议院总数三分之二的310席。亲共的“中道改革联合”议席从选前的172席大幅减少，可能仅剩不到一半，可能暴减到不到50席！日本选举当天就会出结果，不会发生午夜惊魂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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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田克也是日本政坛的常青树，曾经取得过十连胜的战绩，这次遭遇滑铁炉！此前就是他在众议院挑衅高市早苗，有意逼迫高市早苗说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刺激中共，引发中共一系列非正常对日本的制裁和围攻，冈田克也和一大批亲共政客原本打算看热闹，看高市早苗沦为任期最短的日本首相，沒想到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自己连众议员都要落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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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众议院选举，不仅仅是日本选民的大事，也牵动着包括中国和台湾人的神经，中国本来以为靠战狼外交可以吓唬吓唬日本政客和选民，结果却适得其反，对于台湾人来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浓缩了台日之间特殊的关系。日本众议院这次选举很可能改变日本未来的政治走向，高市早苗也有可能成为吉田茂式的日子首相，据《读卖新闻》公布的最新统计，自民党一个党就赢过半数（233）席位！《读卖新闻》预测，自民党席位可望在304到332席之间，中间值是318席。而310席就是三分之二，可见高市早苗的人气之望，在日本政治史上前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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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温哥华都是安全城市，我们常常从西雅图开车去温哥华吃吃喝喝，也觉得温哥华的治安比西雅图好。沒想到这两年随着大规模移民涌入，就业越来越困难，治安越来越糟糕，连北温、西温这些地区也受到影响，昨晚上一朋友停在公寓停车层的车窗竟然被小偷砸了，该公寓停车层是需要刷卡才能进入的，据警察说，昨晚这个停车层接连被砸了5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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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场画面看，哪些军头能夠靠近习近平，习近平担任军委主席后，抓了郭伯雄和房峰辉，吓死了徐才厚和张阳，二十大才卸任军委副主席许其亮也心梗去世，仅存并亮相的有三位军委副主席，曹刚川、范长龙、张升民，军委委员有陈炳德、吴胜利等人，范长龙之前传出被调查，吴胜利更是多次传出出事，他的家人都纷纷躲到了美国，现在看起来，吴胜利已经平安着落，沒有出现在迎春会上的包括曾代表元老向习近平提意见的迟浩田，至于前总政主任李继耐不知是否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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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军委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2月6日下午在中国剧院举行。习近平又一次来到现场观看演出，媒体报道称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今年陪同观演的只剩下张升民一人，去年还有张又侠、何卫东、刘振立、张升民等军委委员陪同。明年张升民还能不能站在他身后，弄不好明年军队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只剩下习近平一个人出席。 官媒报道称老同志们一致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从现场画面看，军中老同志都不是人们熟悉的面孔，诸多有名有姓的老同志要么被收拾要么被边缘化了。习近平担任军委主席以后授予的一大批上将中将都遭到清洗和整肃，剩下来表忠心喊口号的老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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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什么在日本众议院改选前夕取消了对日本稀土管制？这岂不是自打耳光，让高市早苗的地位更加稳固。日本政商界此前曾担心中国收紧监管会导致出口停止，但目前已证实并未实施全面禁运。中国对日本、美国和欧洲加快减少对华稀土采购依赖有所警惕。美国在华盛顿召集50多个国家讨论自主开采提取稀土，并且提出不惜一切代价摆脱中国拿稀土卡脖子的行为。 1月6日，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宣布加强对日本两用物项出口管制，禁止所有两用物项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以及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其他最终用户用途出口，并于当日立即实施。对象涵盖7类稀土元素、稀有金属、电子设备等数百种产品。管制措施加强后，包括上述7类稀土在内的对日出口已有多项获批。北京1月6日之后批准了包括7类稀土矿物在内的若干稀土矿物出口至日本。由于这些出口申请是在更严格管制措施实施前提交的，日本企业正密切关注中国是否继续批准稀土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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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委常委、秘书长倪强因妄议习近平被移送司法，所谓妄议中央就是妄议习近平。倪强是江苏人，1987年从大连海运学校毕业后进入上海远洋运输公司，担任过报务员、团委宣传组织干事，总经理办公室秘书科秘书、科长，总经理助理，1995年成为中远亚洲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1997年又担任中远亞洲（新加坡）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董事，2000年代表中远进入海南，担任海南博鳌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该公司负责博鳌的整体开发，初始发起人是江绵恒好友蒋晓松，蒋晓松母亲白杨是江泽民年轻时慕拜的明星。 2008年倪强转换赛道，到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担任工委副书记、管理局局长、管委会主任等职。这一步非常关键，此项任命由时任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力排众议独自拍板，卫留成是曾庆红的小兄弟，以胆大和打高尔夫而闻名，将倪强调到海南洋浦担任正厅级领导背后发挥作用的是江家，罗保铭担任省委书记之后，2013年倪强出任海口市委副书记、市长，习近平福建帮重要成员刘赐贵担任海南省委书记后，2018年2月起倪强担任海南省政府秘书长、党组成员，省政府办公厅主任、党组书记，兼省海防与口岸办公室主任。此时海南省省长是上海帮干将沈晓明。 2020年11月，沈晓明升任海南省委书记，2021年3月23日，倪强升任海南省副省长，负责工业、商务、交通、通信、洋浦开发开放等方面工作。在倪强担任副省长期间，省长是现任省委书记冯飞。2023年10月，倪强升任海南省委常委，兼任省委秘书长，正式成为冯飞的大管家。 倪强去年6月落马，仅仅半年之后就被双开并移送司法，很大可能也会影响到沈晓明和冯飞的政治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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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對川普不滿的人說川普會出賣台灣，但川普正式簽署《2026綜合撥款法案》（Consolidated Appropriations Act, 2026），為台海防務投下強心針。法案共編列14.5億美元專款用於支援台灣安全，且法案明訂禁止預算用於製作錯誤描繪台灣領土或體制的地圖，確保美國聯邦圖準確反映台灣獨立運作的現狀。 根據《Taiwan News》報導，法案內容，這筆高達14.5億美元的資金主要分為三大部分，用於全方位提升台灣防衛實力：10億美元「台灣安全合作主動倡議」：協助台灣維持充足的自衛能力，強化國軍與政府機構應對脅迫與侵略的能量。3億美元「外國軍事融資」（FMF）：以無償貸款（Grants）方式直接撥款，用於購置防禦裝備與教育訓練。1.5億美元防禦物資補貼：用於支應美方提供給台灣的國防勞務與物資重置。 法案特別要求，美國國防部與國務院必須「優先交付」給台灣的國防物資與服務，且國防部長須每季向國會提交預算執行報告，展現對台軍援的高度重視。除了實質的金援，法案中一項極具政治意義的條文引發關注：法案明定，任何經費都不得用於製作、購買或展示「不準確描繪台灣領土、社會及經濟制度」的地圖。 這項由長期挺台眾議員提芬妮（Tom Tiffany）提議的條款，劍指將台灣標註為中國一部分的地圖。這意味著在聯邦政府的公務運用上，台灣國土主權必須被獨立呈現，不得與中國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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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萧翰曾经坦言：我注意访民多年，我实在帮不了，只想劝访民一句：你们擦干眼泪，收拾行李回家，不要再告了。你们忍不下这口气，就皈依一种宗教，然后用宗教救赎的精神去宽恕给你制造不幸的人。这条做不到，你们就干脆复仇，这种血亲复仇在任何社会制度下是允许的，是有一定正义性的！ 一个稍有良知的人，只要去北京的上访村走走，或者去一些权力部门信访室的门口看看，就知道成千上万的上访者并不是刁民或暴民，每个上访者背后都有许许多多令人心碎令人愤怒的故事。访民遭遇的往往是冷漠、无助、歧视、失望、绝望、打击、恐惧、寒冷、酷暑、饥饿、疾病、伤痛、愤怒、仇恨、衰老、死亡的威胁与折磨！ 特别是涉及拆迁补偿、城市管理、滥用权力、贪污腐败、环境污染、利益受损、失业下岗、养老无着、物业及房屋纠纷、土地及村务问题、涉法涉诉、司法不公等等问题。这些问题原本只能依靠当地政府通过行政依法解决，然而上访者的诉求在基层往往得不到依法甚至是合情合理的解决，访民只能无奈的把希望寄托在越级上访特别是进京上访。 一般不到万不得已，谁愿意舍家撇业，背井离乡，低三下四，衣食不保甚至冒着被抓被关被打的风险跑到北京上访，正是因为上访者的基本诉求在当地得不到解决，一批又一批的上访者才飞蛾扑火般的来到北京，然而谁会想到，无论是进京上访还是拦路下跪，等待着访民的往往是更加可悲的命运。 在北京，莫名其妙的黑监狱、黑保安绝不是孤例，其背后都有各级党政部门的身影，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旗号下，各地维稳成本越来越高，付出的代价也越来越大。一些地方政府千方百计堵截访民，一方面是害怕各种丑事败露，另一方面在于管治思维作怪。在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眼里，访民就是不稳定因素，就是敌人抑或是威胁。 上访本身并不违法，用野蛮手段阻止上访更没有法律依据，截访并限制访民的人身自由，更是典型的违法行为。过去一些年，各地对进京上访者围追堵截，动辄以拘留、劳教或关进精神病院来威胁来对付访民，访民维权被妖魔化的背后，其实是一些地方特别是执法机关漠视人权，继而暴露出对民众意见表达和利益诉求的恐惧。 历史剧里，我们常常见得最多的情节，就是受冤的女子或草民拦截皇上或巡抚的轿子，鸣冤叫屈“大人大人”呼唤不停，我们也常常有感于皇帝或巡抚大人明察秋毫秉公办案赢得民心！封建帝王统治时期都允许喊冤者拦轿求救官大人，而今天上访维权不仅仅被拒之门外，甚至会走上一条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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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观察｜武警上海总队司令员陈源少将履新北京卫戍区。这是张又侠、刘振立被抓后北京卫戍区司令易主，身为武警上海总队司令员陈源少将此前曾卷入李克强猝死事件，但李克强猝死的原因恐怕很难得到真相。在张又侠、刘振立被抓后，陈源火速从上海调往北京，北京卫戍区的地位显然要远远高于上海武警总队。 【财新⽹】2026年以来，多省份军区党委召开会议，多名省级军区军政主官亮相。 据《北京⽇报》报道，陈源少将以北京卫戍区领导⾝份，出席1⽉14⽇召开的北京卫戍区党委⼗届九次全体（扩⼤）会议。 陈源现年53岁（1972年8⽉出⽣），江苏盐城东台⼈，1989年11⽉入伍，⼤学学历。陈源历任排⻓、教导队教员、副中队⻓、中队⻓、⽀队副参谋⻓、参谋⻓、原南京指挥学院副院⻓、⽀队⻓、总队副参谋⻓，2018年前后担任武警江苏省总队副司令员，2019年前后担任武警⼠官学校校⻓，2021年升任武警⼴⻄总队司令员，同年晋升武警少将警衔。⾄迟在2023年1⽉，陈源已任武警上海总队司令员，⾄近期转任北京卫戍区领导。 2003年，时任武警江苏总队⼀⽀队⼆⼤队特勤中队中队⻓陈源，被评为“中国武警⼗⼤忠诚卫⼠”。《中国青年报》当时报道，陈源积极探索科学练兵、管兵、育兵之道，针对少数官兵“⾸发命中率”偏低的问题，他摸索出了⼼理暗⽰法、抗⼲扰法、真假弹混装法等“⼼理疗法”，使中队官兵“⾸发命中率”达到了90%以上。 《解放军报》曾报道，陈源被称为“陈三多”——鞋⼦破的最多、衣服脏的最多、⾝上的疤痕最多。2022年2⽉，南京江宁区⼭林发⽣⼤火，陈源冲进火海，带领官兵完成灭火任务。 2018年1⽉，陈源当选为⼗三届全国⼈⼤代表。2019年3⽉全国“两会”期间，《解放军报》报道，陈源表⽰，能不能打胜仗，就看能不能以上率下，先练将，再练兵，⼀起上战场，绝对没“熊兵”。 除了北京卫戍区，在上海警备区以及安徽、⼭⻄、陕⻄、海南、吉林、四川省军区党委会议上，也有多名新任省级军区军政主官亮相，包括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张占礼、安徽省军区政委王⾦良、⼭⻄省军区司令员陈军栋、陕⻄省军区司令员张⽂忠、海南省军区司令员丁劲松、吉林省军区政委王青云、四川省军区司令员柳森。 据《解放⽇报》消息，1⽉14⽇，上海警备区党委⼗四届六次全体（扩⼤）会议举⾏。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张占礼主持会议。张占礼少将曾任空军司令部军训部副部⻓、空军⽯家庄⻜⾏学院院⻓等。 据《安徽⽇报》消息，1⽉13⽇，安徽省军区党委⼗四届四次全体（扩⼤）会议在合肥召开，省军区政委王⾦良作党委⼯作报告。王⾦良曾任战略⽀援部队某基地政委。 据《⼭⻄⽇报》消息，1⽉14⽇⾄15⽇，⼭⻄省军区党委⼗⼆届八次全体（扩⼤）会议暨全省⼈⺠武装⼯作述职会议在太原召开，省军区党委副书记、司令员陈军栋代表省军区党委常委会作⼯作报告。陈军栋曾任中央军委机关事务管理总局营房局局⻓、辽宁省军区副司令员、海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等。 据《陕⻄⽇报》消息，1⽉14⽇⾄15⽇，陕⻄省军区党委⼗四届七次全体（扩⼤）会议暨⼈⺠武装⼯作述职会议在⻄安召开，省军区少将司令员张⽂忠主持会议。张⽂忠现年53岁（1972年10⽉出⽣），河北保定新城⼈，⼤学本科学历，曾任某部团⻓、师⻓，94936部队部队⻓等。 据《海南⽇报》消息，1⽉15⽇，海南省军区党委⼗⼆届六次全体（扩⼤）会议在海⼝召开，省军区党委副书记、司令员丁劲松围绕年度⼯作指导讲话。 据《吉林⽇报》消息，1⽉16⽇⾄17⽇，吉林省军区党委⼗四届八次全体（扩⼤）会议在⻓春召开，省军区政治委员、党委书记王青云主持会议。王青云曾任联勤保障部队郑州联勤保障中⼼副政委，重庆警备区副政委、纪委书记等。 据川观新闻消息，1⽉26⽇，四川省军区党委⼗届四次全体（扩⼤）会议在成都召开，省军区党委副书记、少将司令员柳森主持会议并作⼩结。在此之前的1⽉16⽇，柳森以同样⾝份出席乐⼭军分区党委第⼀书记任职⼤会。 此外，据新疆卫视新疆新闻联播报道，新疆党委2⽉2⽇在乌鲁⽊齐召开议军会议。画⾯显⽰，⽂东中将、胥红顶少将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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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对“讲真话”的公开围猎/ 2026年1月29日，农历腊月的成都，寒意刺骨。但这一天的寒冷，并不来自天气，而来自权力对真相的围剿。 对中国新闻界而言，尤其是对那些仍在体制之外、独自追踪真相的“独立调查者”来说，这一天近乎一次宣判。 四天前，独立记者刘虎与巫英蛟发布调查报道《曾逼死教授的四川县委书记，如今又把招商企业逼向破产》。四天后，成都警方以“诬告陷害”“非法经营”为由，将二人刑事拘留。 这不是巧合，而是反应速度极高的政治反射。 警车带走的，是两个记者的自由；被按在地上的，是“调查报道”本身。而在舆论场上，这一抓捕迅速引爆——朋友圈刷屏、海外媒体跟进、外交部记者会被点名追问。这起案件在数日之内，越过地方、越过国界，成为一桩国际公共事件。 为什么是刘虎？为什么必须是刘虎？ 因为在今天的中国，像刘虎这样的人，已经稀缺到濒临灭绝。 他不是“意见领袖”，不是“流量博主”，甚至不属于任何媒体机构。他只是一个仍在调查、仍在核实、仍在署名的记者。一个仍然相信“事实可以对抗权力”的人。 2013年，刘虎实名举报多名部级官员，随即被跨省抓捕，在看守所度过346天。最终不起诉——理由是“证据不足”。但代价已经支付：自由、职业、生计。 346天，足以让绝大多数人彻底噤声。 刘虎没有。 出狱后，他没有“反思尺度”，没有“吸取教训”，没有转型去做公关、营销或体制内写作。他继续调查，继续发布，继续点名。十年时间，他几乎以苦行僧式的方式，在自媒体荒原上独自作战。稳定、高频、指向明确。 一位省级纪检干部曾私下感叹：刘虎团队揭露的问题，覆盖了全国“半壁江山”。 这不是赞美，而是一句危险的判词。 刘虎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制度异常值” 在传统调查记者集体退场、媒体全面收缩的当下，刘虎还能持续发表调查报道，本身就被视为一种“默许”。对内，这是权力体系留给社会的一点缓冲区；对外，这是反驳“中国没有言论空间”的最佳样本。 刘虎，曾被当作一个窗口。 对普通民众和民营企业而言，他更是最后一道缝隙。当举报渠道失灵，当地方保护主义密不透风，人们会说一句话：“找刘虎。” 而现在，这个窗口被一把合上。 “非法经营”：这是在制造一种新的罪名——非法讲真话 警方给出的第一个罪名，是“非法经营”。 在任何一个正常的市场社会，写作获取稿费、打赏、咨询收入，都是正当劳动所得。若因为内容触怒权力，就将其定性为“非法经营”，那么逻辑只有一个： 不是钱非法，而是内容不被允许。 这等同于宣告一种新型犯罪——非法讲真话罪。 一旦这个口径成立，所有独立写作者、调查者、自媒体人，都将随时处于“可抓可不抓”的灰色地带。这不是执法，这是寒蝉效应的制度化。 “诬告陷害”：刑事手段替代事实回应 第二个罪名，是“诬告陷害”。 这是一个本应极度克制使用的指控。刘虎的文章针对的是地方官员破坏营商环境。在中央反复强调“保护民营经济”“禁止趋利性执法”的背景下，这类报道理应被视为问题线索，而不是犯罪行为。 如果报道失实，官员完全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公开对质。 但现实是：没有回应事实，而是直接出动刑事力量。 当权力无法反驳内容，就直接消灭提出问题的人——这不是法治，这是恐惧的自白。 这起案件，真正激起的不是同情，而是恐惧 公众声援刘虎，并不只是为了两个记者，而是因为每个人都在代入一个问题： 如果一个县级官员，能因为一篇调查报道，就调动警方、跨省抓人，那么明天，普通人和民营企业还剩下什么安全边界？ 这种不确定性，正在侵蚀社会信心，也正在摧毁营商环境。 一边高喊“提振信心”，一边抓捕揭露问题的人——这是最具破坏力的政策自相矛盾。 刘虎案不是刑事案件，是一场政治测验 它考验的不是记者，而是权力是否接受监督； 不是事实是否严谨，而是制度是否自信。 处理得当，这是法治的加分项； 处理失当，它将成为“讲真话有罪”的标志性案例。 公众要求的并不复杂： 提级管辖、异地办案、公开证据。 让事实对事实，而不是让警力对写作者。 如果刘虎造谣，请拿出证据； 如果地方官员滥权，请依法问责。 释放刘虎，不是向舆论妥协，而是向法治止血 一个社会如果只能听赞歌，那么它已经失聪。 那些刺耳的调查和批评，是社会的痛觉系统。切断它，只会让腐烂在无痛中蔓延。 刘虎不完美，他的报道可能有瑕疵，但他所代表的，是社会最稀缺的能力——自我纠错。 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 为真相探路者，不应被关进铁笼。 今天，全世界都在看中国如何回答一个问题： 在这个国家，讲真话，到底有没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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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纷传孙金龙出事，后获悉孙金龙沒有什么问题，如果不是团派出身，以孙金龙的能力，足以胜任更重要的职务，而不是屈尊在环境保护部党组书记的位子上。此前原山西省政协主席吴存荣被抓后检举揭发孙金龙，孙金龙配合纪检部门调查，其结论是孙金龙担任合肥市委书记期间作风霸道，与市长吴存荣之间存在矛盾，但并不涉及腐败问题。2月4日，生态环境部召开2026年部系统老同志工作情况通报会暨新春茶话会。孙金龙出席，算是对外报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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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4日，刘虎被成都抓捕之事闹到外交部了。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外媒记者提问。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回应称：相关执法机构已经发布权威信息，并强调中国是法治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好一个法治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像张又侠、何卫东这样位高权贵的人被抓甚至外交部前部长秦刚都生死不明，享受不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更何况普通人。 1月29日，刘虎、巫英蛟在自媒体发表署名文章“曾逼死教授的四川县委书记，如今又把招商企业逼向破产”，公开批评蒲江县委书记浦发友涉嫌贪腐。不久他们接到成都市纪委监委短信“提醒”，刘虎回复说：“我们公开发布的文章不是举报，也不属信访，无需贵机关提醒。” 随后传出两人失联的消息，引发民间广泛声援，成都市公安局锦江分局当地时间2日晚间通报称，已“依法”对两人“涉嫌诬告陷害罪和非法经营罪立案调查”。 刘虎曾是中国知名调查记者，先后供职于『新快报』、『成都商报』等多家媒体，并以实名举报闻名。2012年至2013年，他实名检举时任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马正其、陕西公安厅长杜航伟、上海高院院长崔亚东以及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等人涉嫌贪腐。2013年，刘虎在重庆家中被北京警方和当地警察带走，指其涉嫌毁谤等罪，羁押长达346天，最终检方作出不起诉决定，此案曾被视为中国新闻法治史上的标志性案例。 刘虎目前是自媒体人，通过“法与情”微信公众号发布相关调查内容，大部分文章涉及公权力机关。被视为当前中国舆论场中为数不多敢于触碰敏感问题的自媒体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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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制内外养老金差距有多大？我一个老朋友去年退休了，一年退休金加起来50多万，夫人一年退休金15万，俩口子沒有房贷沒有负债，又享受免费医疗，钱根本花不完。还有两个朋友在正局级位置上徘徊很多年，差不多同一时期离开单位，把档案转到街道，退休时拿的退休金每月一万左右。这是在北京，其他地方即使在体制内也拿不了这么多。体制外即使每年顶格繳费也不可能有这么高，有一朋友是深圳证券行业的高管，在职时年薪超过300万，社保交费很高，退休时还不到一万，很多交了几十年社保的普通打工者退休金只有3000～7000左右。而中国农民就更慘了，绝大多数人每月只能领到几十至几百不等的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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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1日，中国公安部发布了《网络犯罪防治法（征求意见稿）》，标志着中国互联网治理模式正从网信办主导的行政管理，正式转向由公安部牵头的“警务主导”模式。公权力的触角不再局限于境内，而是试图构建一套对内严防死守、对外长臂管辖的全球监控体系。 ​以下是该草案的最荒诞之处： 1 ​全球范围的“定义权”与管辖 草案彻底打破了司法管辖的地域限制。依据第二条，境外的组织或个人，只要向境内提供服务并被认定“损害国家安全或公共利益”，即适用本法。这意味着，身处海外的外国人或机构，完全可能因不符合中国标准的言论或服务，被单方面定义为“违法”。 2 ​将“虚假信息”作为跨境制裁武器 第五十五条赋予了有关部门极大的行政裁量权：若认定境外机构或个人“制造、传播虚假信息”损害国家利益，可直接采取冻结财产、限制入境、限制投资等制裁措施。这实际上是将模糊的“虚假信息”概念武器化，迫使境外媒体和智库进行自我审查。 3 ​对境外资产的直接“收割” 第五十四条规定，对于被认定利用网络向境内实施犯罪（如定义宽泛的诈骗、赌博等）的境外个人和组织，不仅要追究责任，更可依法查封、扣押、冻结其资产，甚至没收其利用所得投资的境内企业与证券。 4 ​刑罚结束后的边控 第五十六条创设了一种极具侵犯性的“追加刑”。即便中国公民已经服完刑罚，公安机关仍可依据“预防再犯罪”的理由，决定在其刑满后六个月至三年内不准出境。这事实上废除了公民迁徙自由的确定性，将出境权变成了一种可被随意延期剥夺的行政特权。 5 ​彻底切断“翻墙”的技术路径 在对外延伸管辖的同时，草案第四十四条进一步加固了对内的各种封锁。它明确禁止个人和组织提供任何帮助他人获取被阻断境外信息的技术支持（如VPN等工具）。这是试图在法律层面彻底切断中国互联网与全球开放互联网的最后一点技术连接。 这部法的本质，是把“互联网治理”正式升级为“准战时安全机制”。它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在不确定性上升时，最大化统治者的“处置能力”。短期制造恐惧，长期制造孤立，是一条他们明知有代价、但仍执意选择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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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抽空看了先生最近一期节目，想就节目中一处观点，斗胆与先生切磋一二。我并不认为“刁一尊”具备什么过人的权谋或特殊本领。他在权斗中屡屡获胜，固然有运气因素，更重要的，是他占尽了顺位继承、体制托举的巨大红利——这一点，与俄罗斯的普京并无本质区别。本质上，他不过是体制之恶的最大既得利益者而已。 不瞒你说，就在一个月、甚至半个月前，我私下里也曾认为他是天生的权谋高手，善于藏拙、极会隐忍。但这几天反复思索、内心纠结之后，我意识到：我自己也不自觉地掉进了“胜者王侯、败者贼”的伪逻辑、伪科学陷阱之中。 我曾混迹过多个上千人、甚至上万人的、以出口为主导的外向型工厂。在这些企业的中高层内斗中，我不仅旁观过，也亲身参与过，有胜有负，整体来看，大致胜负参半。基于这些经历，我有一个极为朴素却残酷的判断： 凡是有人的地方，就必然有权斗。 哪怕是恩爱夫妻之间，也概莫能外——甚至连每次性生活的姿势，都可能暗含博弈。人性如此，谈不上高尚，也无须美化。 但我后来发现一个极其重要、却常被忽视的现象：几乎所有权斗中的“阶段性胜利者”，最后也都完蛋了。 只不过，我们这些被挤出局、但尚有业务能力的人，往往更早离场而已。 问题并没有被解决，只是被人为掩盖、被拖延、被粉饰。等到问题积重难返、业绩下滑、生意难以为继时，当年因为“得老板欢心”而赢下权斗的人，照样被清洗出局；而老板本人，最终也往往难逃关厂、破产、败走的结局。Game over。 你说，谁是赢家？ ——没有赢家。 我曾遇到过这样一家工厂：前期权斗中我落败出局，不到半年，老板亲自找上门，请我回去“主持大局”。我断然拒绝。不是拿架子，而是那段经历实在过于狗血，心已伤透，不愿再趟那滩浑水。 后来我又总结出一个更诡异、却屡试不爽的“规律”：凡是我最终待不下去的公司或工厂，结局几乎清一色——关门大吉。我从不相信自己有什么“三头六臂”，不过是问题的“显影剂”罢了。 回到现实政治。 今天的“刁一尊”，凭借顺位登基的优势，集 CEO 与 Boss 于一身，看似权斗高手，仿佛得了他爹的真传——但这统统都是假象。他并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矛盾和问题不仅没有被解决，反而被不断叠加、激化；民生、就业与社会运行状况持续恶化。他的所谓“强势”，恰恰意味着他的死期正在逼近。 权斗高手，从来不等于合格的经营者与管理者。 一个真正优秀的 CEO 和 Boss，必然是出色的系统组织者与协调者：能把各种脾气、性格、利益诉求、专业能力的人拧成一股绳，形成合力与向心力；他必须懂得识人、用人、容人，能在多方之间做平衡，最终一碗水端平，承担裁决责任。 显然，刁一尊并不具备这种能力。他的失败与出局，其实早已写在剧本之中。即便是像武则天这样的顶级权斗高手，一生中也曾多次刻意克制私欲、主动妥协，以换取系统稳定与整体利益。狄仁杰的重用，正是武则天为了大局，向官僚体系释放善意、平衡结构的经典范例——而这份克制，换来了狄仁杰誓死的忠诚与回报。 刁一尊没有这种胸襟，也没有这种政治手腕。他看似政治强人，实则是政治白痴：社会上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政治基本盘；官僚系统中，也缺乏真正心悦诚服、愿意为其承担风险的能臣干吏； 仇家与利益受损者之多，不论体制内外、国内国外，密如蜂巢。 我掐指一算：他的权势，像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历史早已反复证明：刘邦看似是权斗的最终赢家，却死于吕后之手，在屎尿之中、被切断一切对外联系的绝望中缓慢死去；他最宠爱的妃子、最疼爱的儿子，以及血缘最近的一支，在随后诸吕专政、政治清洗与动荡中几乎死绝；反倒让所谓的“野种儿子”——汉文帝，意外捡了个历史大便宜。 天下之事，皆有定数。 聚散皆有缘，离合总关情。 盛衰岂无凭？！ 蔡先生，您以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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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0月刘枫调任浙江省委副书记后，时任浙江省委宣传部主任干事唐一军从1991年开始在他身边担任专职秘书，直到1997年调任浙江省舟山市委秘书长。 刘枫本人从1993年1月开始兼任省政协主席。5年后专任省政协主席，直到2003年1月结束任期。当时浙江省省委书记已经换成习近平。 唐一军虽然浙江出身，之所被快速提拔，并非担任浙江省委一把手的习近平主导，而是赵乐际。唐一军与赵乐际之间的牵线人，就是浙江省政协主席刘枫，与赵乐际父亲之间曾经的“患难与共”，决定了赵乐际一朝权在手，报答自己当年的“刘叔叔”实属必然。 祖籍是山东莒县的唐一军生于1961年3月，16岁入下乡插队，当年应该只是初中毕业或者高中只读了一年。我们无从查证唐一军的父辈，但唐一军本人从1977年7月至1980年10月三年多时间里，先后辗转三个分属不同县份的公社“参加劳动”，然后又于1980年10月直接“招干”，“官”至浙江丽水地委党校的资料员，就足能说明他父辈在当地还是颇有“走后门”的实力。再从其原籍是山东莒县分析，他的父辈十有八九是中共建国之初的“南下干部”，日后在当地（最可能是当时的丽水地委）已经有了一定的官位。 不过相比于习近平和赵乐际等当年的“插队知青”们，青少年时代的唐一军似乎胸无大志，至少没有“积极要求进步”，拖到了1985年10月，24岁多了才迟迟加入中共。 1984年还没有入党的唐一军居然进入浙江省委党校“理论本科班”，入班一年就被入党。可笑的是，这个所谓的“本科理论班”学制只有两年，而且“班”里还细分“专业”，唐一军就读的是“政治经济学专业”。而唐一军的这一早期“学历”，似乎能说明他的父辈在当地的“门子”挺硬。 至于他的后期“学历”，当然是“研究生”，不过，他只是党校研究生，而且还是“函授”研究生。 当然，与同时期、同级别的中共非外事系统的官员们相比，唐一军的“学历”也有其“亮点”。他日后被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任命“为司法部长的当天，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即发布新任司法部长简历，应该是最详细的一份。其中说他担任浙江省舟山市委常委、秘书长期间，于2001年4月至2001年10月进入浙江省领导干部经济管理研究班学习并赴美国培训。 其二，他在任浙江省纪委常委、秘书长期间，于2004年10月至2005年1月参加中组部组织的“英语强化班”学习。 毫无疑问，既然是“强化班”，说明唐一军已经有了一定的英语基础。就这一点，肯定是比当今圣上习近平和赵乐等 “国际化”了许多。 唐一军的官方简历中说他1986年7月“本科”毕业后便进入浙江省委系统，从省委宣传部理论处(普通)干事起任，经历了副主任干事（副科级）、主任干事（正科级），然后就是1991年7月调进浙江省委办公厅，陆续升任副处级秘书、正处级秘书。因为他当时的具体工作是省委副书记刘枫的专职秘书，而副省部级的秘书能够享受的最高组织待遇也就是正处级。 期间，被唐一军专职服务的政治主子刘枫很快就要从省委副书记兼省政协主席位置上告别省委常委会，改为专职政协主席，于是便把唐一军平级调至“基层”，出任浙江省舟山市委秘书长，两个月之后就被宣布为浙江省舟山市委常委兼秘书长，官至副（地）厅级。 在此位置上完成 “赴美国培训”的半年之后，唐一军调回省委，出任省纪委秘书长，具体时间是2002年4月。两个月之后又被宣布为省纪委常委、秘书长。不过从组织级别上讲，这次职务变动虽然是从基层再进省委，但还是属于平调。也就是说，在习近平2002年10月从福建省长职务上调入浙江并短暂由省长过渡到省委书记职务时，唐一军还是上任才几个月的副厅级省纪委常委、秘书长。 接下来唐一军有机会进入中组部“英语强化班”受训，不一定是省委书记习近平亲自挑选的，但他在中组部 “英语强化班”结业的四个月后即被升任正（地）厅级的宁波市委副书记兼市纪委书记，肯定是省委书记习近平拍板。 唐一军到宁波任职的开始时间是2005年5月，先是以市委副书记兼任市纪委书记，2010年4月开始又转兼市政法委书记至2011年2月。这近6年的时间里，浙江的省委书记2007年3月由习近平换成赵洪柱，赵洪柱担任这一职务期间，由他任命过的宁波市委书记是由当时的省委常委兼省政法委书记和省公安厅长的王辉忠。王辉忠主政宁波期间，省委和中组部至少是当时还没有考虑过让唐一军出任宁波市委书记或者市长这两个实权职务，但同时又因为他唐一军在市委副职的位置上已经足够“元老”，这才给了他一次安慰性的提升，于2011年2月安排他离开市委常委会，同时出任市政协主席。虽说被认为是“年富力强便退居二线”，但毕竟是官至副省部级了。所以他在担任这一职务期间，还曾进过为期两个月的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进修班学习。 唐一军正式“辞去”宁波市政协主席的时间是2016年8月27日，这个职务的继任者是比唐一军年长5岁，由时任中共杭州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位置上“升居二线”的杨戌标。（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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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帖：谁在煽动市民不满习近平？（转）昨日，特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香港警察学院结业会操致辞，举习近平少时艰苦经历为例，鼓励警员要“自找苦吃”。他说：“习近平主席曾经在不到16岁时，就去到延安梁家河村插队，种地、拉煤、挑粪，什么苦工都做过⋯⋯主席对自己的首要要求是自找苦吃，不是被动吃苦，而是主动在困难之中，调整心态，磨练以至服务基层，与老百姓融为一体。” 习近平的确讲过：“我对自己的首要要求就是自找苦吃。”早于80年代担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期间，习近平已跟当地大学生讲述自己年青时干的苦活，包括在大冬天抢着跳入粪池里起粪，弄得全身屎尿淋漓，又湿又臭。一般来说，这种经历大可用比较正面的“刻苦耐劳”去形容，但习近平偏要用负面的“自找苦吃”，类似粤语所谓“揦屎上身”，不知道是有意自嘲，抑或受限于小学程度的词汇？ 但无论如何，“习近平自找苦吃”就像“功成不必在我”一样，早就成为网民心照不宣的“高级黑”用语了。原理就像有人称儿子“犬儿”，你听见了，也依样葫芦喊人家儿子为“你犬子”，客观效果就是羞辱。当然，邓炳强更大的问题是他的实际表现，根本乖违习近平的原意。 中共“共产党员网”在2023年5月5日刊载一篇文章，题为“回首青年时代，习近平：我对自己的首要要求就是“自找苦吃””，文章强调“自找苦吃”不是盲目吃苦，而是要“理论联系实际”，更引述习近平多次讲过的话，指出“年轻人要多接触社会，补上社会实践这一课”。该文又说，“能吃苦、有知识、点子多的青年习近平，逐渐和乡亲们打成一片。20岁那年，他被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由此可见，就算干部要自找苦吃，也不是找苦硬吃，而是要“联系实际”，得到人民爱戴。问题是：邓炳强和其他特区官员做得到吗？ 以近日闹得满城风雨的“巴安法”为例，不问长途短程、要不要上高速公路，一律强制巴士乘客扣安全带，这种法例已够不切实际了。再看它的罚则——违者可能坐牢三个月——就更觉荒谬绝伦。记得那个驾驶“P牌”私家车在旺角冲红灯的男督察姚新燊吗？他因为危险驾驶，导致一名女途人做截肢手术，从此变“长短脚”，去年被裁定“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成立，也只是轻判240小时社会服务令和停牌两年。警察危驾撞到途人重伤，罚社会服务令；平民搭巴士不扣安全带，反而要面临监禁？  最可笑的，是政府一直宣传的“所有巴士乘客必须依法扣带”，被踢爆法律条文有漏洞，原来对所有现役巴士都没有法律效力。也就是说，这堆特区政府官员（包括邓炳强）一直都在有意无意散播虚假讯息，愚弄全港市民，叫大家遵守一条根本不存在的法律。邓炳强等官员非但没有道歉，今日邓局长还若无其事讲“软对抗”，声称有人“透过社会民生问题利用假新闻、假消息煽动市民对特区政府的不满，挑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如果真有人搞所谓“软对抗”，按事实推论，不就是包括邓炳强在内那堆“自找苦吃”的官员吗？  习近平叫你接触社会、联系现实，你们却触怒社会、不切实际；习近平当年跟乡亲打成一片，你们现在却把社会搞得乱成一团。习近平金句被邓炳强之流一引用，似乎令人觉得今天香港的乱象，归根究底都是习主席“自找”的祸。“透过社会民生问题利用假新闻、假消息煽动市民对习近平的不满，挑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是不是邓炳强本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