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9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宣布,将于1月23日解散众议院,2月8日举行众议院大选。高市上任不到三个月就决定提前大选,等于将自己的政治命运押在这次选举上,看看日本选民是否支持她的内外政策,如果超高的民调支持率不能给她带来选票,不能改变众议院的结构,高市早苗的很多政策也难以推行。在19日傍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高市早苗说:“我将自己的政治未来寄托于此次选举。我希望公众能直接判断他们是否会将国家管理的重任托付给我。” 高市早苗表示,自民党将与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合作,力争在众议院取得过半数席次。1月23日为通常国会召集日,这次提前大选从众议院解散到投开票仅相隔16天,为日本战后史上最短的选举日程之一。提前选举让高市得以藉由内阁的高支持率之势,巩固她在自民党内的领导地位,并巩固与维新会的执政联盟。 众议院的总席位数是465个,而自民党和维新会拥有233席,刚好超过半数。他们的主要对手是中间派改革联盟,这是一个新政党,由最大的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和公明党组成,目前拥有172个席位。公明党原本与自民党结盟,高市上台后,这个党派结束了与自民党长达26年的联盟。如果在众议院取得多数,高市内阁在参议院仍处于少数地位,且参议院无法解散。目前参议院每三年改选半数席次,下次选举要到2028年夏季。 高市早苗承诺对食品的8%消费税暂停两年,并表示她的支出计划将创造就业机会、刺激家庭消费,并增加其它税收收入。估计这项减税措施将使政府每年减少5万亿日元(约320亿美元)的收入,导致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7年来的最高水平。 此次选举将考验选民在生活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对增加支出的意愿,生活成本已成为日本选民关切的首要问题。 高市早苗计划加快军事建设,在今年制定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将国防支出提升至GDP的2%,这与日本几十年来此类支出限制在约1%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高市早苗表示:“中国在台湾周边进行军事演习,并且通过控制关键供应链材料不断加大经济胁迫,国际安全环境正在变得愈发严峻。”
今天早上一个朋友说到川普,川普太过强势,而且从不掩饰,黑帮老大也得装装儒雅,不然的话,会得罪很多人,激怒很多人。川普刚刚在真相平台上发文对阻碍和对抗美国收购格陵兰岛的丹麦和一些欧洲国家加征10%的关税,2月1日生效。从6月1日开始加征25%关税。 “多年来,我们一直补贴丹麦、所有欧盟国家以及其他国家,没有向他们征收关税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现在,几个世纪过去了,是时候让丹麦回报了——世界和平岌岌可危!中国和俄罗斯想要格陵兰岛,而丹麦对此束手无策。他们目前只有两辆狗拉雪橇作为防御,其中一辆是最近才添置的。只有在唐纳德·J·川普总统领导下的美国才能参与这场博弈,而且会取得巨大成功!没有人敢染指这片神圣的土地,尤其是在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国家安全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除此之外,丹麦、挪威、瑞典、法国、德国、英国、荷兰和芬兰都曾前往格陵兰岛,目的不明。这对我们星球的安全、保障和生存来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局面。这些国家正在玩一场非常危险的游戏,他们所造成的风险是不可接受且无法持续的。因此,为了保护全球和平与安全,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使这种潜在的危险局面迅速、彻底地结束。从2026年2月1日起,上述所有国家(丹麦、挪威、瑞典、法国、德国、英国、荷兰和芬兰)向美国出口的任何商品都将被征收10%的关税。2026年6月1日,关税将提高到25%。这项关税将一直征收,直到达成彻底收购格陵兰岛的协议为止。美国已经尝试进行这项交易超过150年了。许多总统都曾尝试过,而且理由充分,但丹麦始终拒绝。现在,由于“黄金穹顶”和现代攻防武器系统的存在,收购格陵兰岛的需求变得尤为重要。目前,数千亿美元正用于与“穹顶”相关的安全项目,其中包括可能为加拿大提供的保护。由于涉及角度、测量和边界等因素,这个极其精妙但高度复杂的系统只有将这片土地纳入其中,才能发挥其最大的潜力和效率。尽管我们几十年来为丹麦和/或这些国家付出了很多,包括提供最大限度的保护,但美国仍然愿意立即与丹麦和/或任何这些国家进行谈判,尽管他们为此承担了巨大的风险。感谢您对此事的关注!” 唐纳德·J·川普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
聂卫平去世之所以引起海內外热议,是因为聂卫平之前在《围棋人生》中提到习近平和刘卫平都是文革时期的“老红卫兵”。聂卫平在他的书中回忆说:在我的一生中,曾经遇到过四次险情。第一次还是在1968年,几月我记不清了,那时中学的红卫兵已经分化成好多派,有四三派、四四派、老红卫兵、联动、逍遥派等等,各派之间经常发 生一些“派仗”。我本身属于逍遥派,对那些活动基本上不参加,最多是凑个热闹。这时我们班分来了两个学生,一个叫习近平,一个叫刘卫平,他们原是八一学校 的,后八一学校因所谓“高干子弟学校”被解散,他们才被分到我们二十五中。习近平是习仲勋的儿子,他爸爸当时可是有名的大“黑帮”。刘卫平是刘震上将的儿 子,他爸爸也因和林彪有过节,受到林彪的迫害。当时不论搞什么活动,一开场都要敬毛主席万寿无疆,敬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敬毛主席时刘卫平跟着喊,敬林副主 席时他就不喊,他觉得林彪是个坏蛋,这在当时可是“大逆不道”的,没人敢这样,所以都觉得他太“傻”了。而我爸爸也是“黑帮”,可能是这个原因,我们成了 好朋友,我们三个名字的最后一个字都是平,人家就称我们“三平”……。当时班上的人都看不起我们,也不敢沾 我们,我们也看不起他们,但是和校外的老红卫兵联系很多,这主要是习近平和刘卫平的关系。在他们俩的影响下,我的感情明显地转向老红卫兵了。 什么是“老红卫兵”?毛泽东当年的秘书在《戚本禹回忆录》中有非常清晰的回答。文革初始,以“革命干部子弟”(简称“革干子弟”)为主体,以红五类出身为条件,在北京各学校率先组织成立了各种名号的红卫兵组织。 这批以“革干子弟”为主体的、率先成立的红卫兵组织的骨干成员,后来就被他们自称为“老红卫兵”。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见支持红卫兵后,大批狂热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封建血统论的“老红卫兵”即被引向社会,对着“地、富、反、坏、右、资”等所谓的“黑六类”,乱抄家,乱打滥杀,以暴力在北京制造他们的“红色恐怖”。 戚本禹回忆说当时的北京王府井的东风市场那里整个商场当时都被东城一些中学的"老红卫兵"占用来做非法关押、审讯和用刑的据点了。他们到处乱抓人,可自已也怕被别人抓起来。我叫他们把所有关着门的小房间都打开,我进去一看,真是惨无人道,里面被非法关押的人大都被打得皮开肉绽,浑身是血,在墙面上还有用活人身上的鲜血写着"红色恐怖万岁"等口号。在一间屋子里,我看见一个女"红卫兵"手里拿着一根钢鞭,正向一个二十几岁的女人身上抽去……。 当时我还看到有好几个公安民警也和这些"老红卫兵"的人在一起,我估计那些被抓的人就是由地方公安派出所提供名单的。所以我又去了那里的派出所。派出所的领导看到我,紧张得不得了。我问他,是不是你们派出所向他们提供的名单?他说,是的。他们是按照市里的指示才这样做的。听说是市里的万里副市长专门打电话来关照的。派出所的一个同志还悄悄地告诉我,他们也看不惯这些所调的"老红卫兵"的暴行。他们每天都打死很多人,然后他们打个电话叫火葬场来车把尸体运走,当天就烧掉了。査都没法査。 文革初期也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戚本禹回忆说:1966年的8月下句,在北京郊区大兴县发生灭门惨案也是"老红卫兵"支持搞的。他们在大兴县的好几个公社里,把一些地富反坏右都抓起来拷打、审问。还以防止"阶级报复"为由进行斩草除根,把他们的妻室、子女,有些还是小孩子也集中起来。许多人当场被他们活活地打死了,没死的,都被驱赶到一个大坑里,把人家一家老小都活埋了。手段之残酷令人发指,这是建国以来闻所未闻的法西斯暴行。 在得到大兴县发生大屠杀案的报告后,我们问当地的干部是怎么回事?他们说,都是些红卫兵模样的人来指挥当地的一些基干民兵搞的。在他们(红卫兵)来之前,市里还有人打电话来作了关照, 所以大兴县公安部门的人给提供了户籍材料,有的也有当地的警察带路……。这件事,不止是一个公社,有好几个公社都这么干的。 按照戚本禹的说法,从我们自己下去所了解到的,还有文革"快报组"反映上来的情况来看,所有这些打人、 杀人的事情的后面都有万里等人从市里给各地派出所下的指示。万里本来是彭真领导的北京旧市委的人,可他并没有随彭真的倒台而倒台,因为他是邓小平牌桌上的常客。他也是"首都工作组"的重要成员。我们把万里如何指示北京市的公安派出所向"老红卫兵"组织提供抓人和抄家的名单,在大兴县发生的灭门惨案中,也是当地公安部门根据万里等人的指示提供名单的情况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写上了。在听到了中央文革小组关于"老红卫兵"们的罪行汇报之后,毛泽东和江青说了战国时"触龙说赵太后"的典故。毛泽东当时还说:如果弄得不好,这些干部子弟将来很可能成为党和国家的灾难。
习近平刚刚担任福建省长时,接受过《中华儿女》社长杨筱怀的专访,谈到自己在文革期间和梁家河的经历。文章发表在《中华儿女》月刊2000年第7期,标题是《专访习近平:我是如何跨入政界的》,习近平回忆道:“文革”中我们家被抄之后,搬到党校里去。到党校后,因我有一股倔劲,不甘受欺负,得罪了造反派,有什么不好的事都算在我身上,都认为我是头,我就被康生的老婆曹轶欧作为"黑帮"的家属揪出来了。那时我15岁都不到,他们说你觉得自己的罪行有多重,我说你给我估计估计,够不够枪毙?他们说枪毙够100次了。 我想100次跟一次没什么区别,都100次了还怕什么?但是,当时连送派出所,只是在威胁我,说专政机关对你实行专政,再给你5分钟。之后念毛主席语录,天天晚上熬夜。我说我只要在哪能睡觉就行,别管去哪。我被送到派出所门口就又被拉回去了。后来决定送我去少管所,当时少管所设有"黑帮"子弟学习班。在要我去的时候,床位满了,大概要排到一个月才能进去。就在这时候,1968年12月,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于是马上到学校报名上山下乡,我说这是响应毛主席号召。他们一看是到延安去,基本上属于流放,就让去。 经过许多的周折——"文化大革命"的周折,上山下乡的周折,最后这个村居然需要我,离不开我,我当时的感觉是在农村好,如果当个工人或当这个、那个,越是这些地方"文革"搞得越厉害,少不了天天要挨批判……。(上山下乡的地方)毕竟是我父亲过去的根据地所在。我父亲那时是"陕甘边"的苏维埃主席,当时才19岁。有这个背景,就有很多人保护我、帮助我,再加上我本身也比较坚强,就这么过来了。 习近平还提到自己在上山下乡时年龄小,又是被形势所迫下去的,没有长期观念,别人下去天天上山干活,我却很随意,老百姓对我印象很不好。几个月后我回到北京又被关进“学习班”,半年后被放出来,见到我老革命的姨父和姨姨,他们说现在城市也不容易,你们在这儿(北京)干什么?天天让人家当作流窜人口?当时在国庆节经常要清理“倒流”人口,但清理完后,又不让我们回去,先关在派出所,一进去就四、五个月。而且关进去不是让你白坐着,还要让你干重体力活,海淀街一带的下水管,都是我们埋的……. 当时北京无论是所谓“倒流人口”还是外地的无介绍信进京人口被统称“盲流”。而所有“盲流”被收监后的个人身份就是“流窜犯“,以区别于”盗窃犯“、”流氓犯“等等。从时间上计算,习近平是1969年1月到了陕西梁家河,几个月后“流窜”回京,关进“学习班”半年后获释,获释后赶上北京一年一度国庆节例行“人口大排查“,又被关进派出所四、五个月。也就是说,习近平“七年梁家河知青岁月”,包括回北京当了“流窜犯”被关押劳改“”长达十一个月。
1月17日,是赵紫阳先生去世21周年纪念日。2005年1月19日,我去过富强胡同赵家吊唁这位前总书记,后来又接到电话通知,前往金台饭店临时设置的赵紫阳治丧工作小组领取一张1月29日在八宝山举办的遗体告别仪式的信柬,1月29日那天去八宝山送行的人很多,胡温时期对赵紫阳去世后喪事控制并不严格。 赵紫阳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共体制内改革派代表人物之一,1989年学运爆发,赵紫阳不支持对学生进行武力镇压。六四大屠杀后赵紫阳被免去党内外一切领导职务并被长期软禁在家中,2005年1月17日,赵紫阳在北京医院病逝。直到2019年10月18日,才允许他和妻子的骨灰安葬在北京昌平天寿园民间墓地。 21年前去胡强胡同赵家吊唁后写过一篇小文,当时文章的标題就是《庭院深深深几许》,文章写道:那是一个很不起眼的院落,只有门口三三两两戴着白花的人以及值勤的交巡警,才使神经格外敏感的人揣测出,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地方。去旁边一个小花店买花碰到熟识的律师,正和一群人抬着花圈往院子里走。招呼了一声,两人目视片刻,便无言地走开。小花店摆满了一丛丛白菊花、黄菊花,而一般花店最畅销的玫瑰不见踪影。店家指着扎好的花篮给我推荐: “来的人买这个最多”,我让店家给了我一张卡片,写好字插在花篮里。    对于这样一个人,什么时候才能有一个客观的评价,我不得而知,恐怕现在的领导人也不知道。他最后一次在电视上公开露面还是十六年前的五月,操着一口中原口音,眼里含着泪珠,非常疲惫地说:“我来晚了……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我老了……无所谓了。”后来的结局大家知道了,一晃十六年,这是打两场抗日战争的时间,这是一个婴儿长成翩翩少年的时间,这是能染白英雄满头青丝的时间,这也是美女花容凋谢枯萎的时间。    站在胡同门口,万语千言真不知从何说起。记得有个网友在msn上的签名,颇能说明我和很多朋友们的心情,“悼念一位老人,怀念一个时代,纪念我的青春。”    院落里并没有想像的人那么多,不大的天井里堆满了花篮和花圈,灵堂大概不到30平米。不过灵堂何需大,老百姓心中的灵堂才是最广阔的,古代多少帝王驾崩时,举国哀悼,禁乐三年,举行了耗资无数的风光大葬,埋进营造几十年的煌煌帝陵,又有什么用呢?免不了后人盗墓或者文物研究之类的挖掘。    灵堂正中摆放的不是官方常用的标准像,而是他身穿泛白的夹克,笑得特别灿烂特別坦荡爽快,连根根白发都似乎被感染的那张照片。这张照片许多人很熟悉,现在他家里人把这张照片翻出来,不禁让人想起那些尘封的往事。    冬日的太阳很暖和,空气里弥漫着浓郁的汽车尾气味。院落里站有不同年龄段的人,大家都沉默不语,几乎没人说话,最多点点头,不少人在留言簿上沙沙的书写着,摆好花篮,鞠了三个躬,我便退出来了。回头再看一眼这个普通的院落,多少年后,不知后来的居住者能否知道,一个政治舞台的风云人物曾在这里度过落寞的余生。 这个院落让我想起800年前的五国城,当年金人将两位同姓皇爷囚禁在那里,两人最后屈辱地死在异国他乡。当然,时代在进步,那种让敌国君王充当伶人奴仆的野蛮行为随之进化了,这个老人出入有人照顾,只要提出要求,每年还可以离开北京去外地走走。然而对一个政治家来说,不让他自由发出声音,和宋代他的同宗皇帝在冰封北国中坐井观天有什么区别?何况,囚禁徽钦二帝的是敌人,而安置他在这个院落的恰恰是他的“同志”。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十六载的白天和黑夜,他在里面在想什么?两年前去过安阳,那是他的老家。参观过小屯的甲骨文博物馆,便去洹水旁埋葬袁世凯的袁陵。老袁尽管在国人唾骂中死去,可依然享受一国元首的葬仪,甬道旁的石雕、无字的牌坊、巍巍的陵丘,气势赫赫,当地人把袁陵当成一处名胜古迹介绍给外地游客。对一个复辟君主制的枭雄,北洋军阀们的胸怀还如此宽广,现在完全执掌政权的组织却小心翼翼。    回家的路上,想起雁南说过的一句话:“他终于自由了”!是的,什么样的人,都逃不过死亡的眷顾,也许只有死亡,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尘世间人为的哀荣,又有什么意义?他终于没有成为不落的太阳,有着现代政治思维的他也不想成为万人膜拜的偶像,一代代君王都在为自己修筑神坛,以为可以万世流芳,他却回到了他父亲起的名字:修业。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大人物和小民都在修业。可最后修成什么样,后人和历史自有评说。
突然看到一篇武汉封城一周年时写的旧文,时间过的好快,一晃五年过去了,许多人早已遗忘了那些人那些事。标题是《财新副主编的伤感》财新传媒常务副主编高昱前几天的一番伤感,虽然在网上传播的时间不长,却让许多人产生强烈的共鸣!在这个歌舞升平的盛世,许多人像高昱一样,感到沮丧和无力,一种少有的挫败感渗透到骨髓甚至渗透到呼吸,许多人不希望回到过去,但过去却又有着巨大的魔力,吞噬着我们每一个人,许多人躲闪不及逃无可逃,命运仿佛在跟我们许多人开一个天大的玩笑。 武汉疫情蔓延,武汉作家方方用细腻的文字和敏锐的观察,以日记的形式让疫区内外的人看到了与电视报纸不一样的瘟疫现场,看到冷冰冰的死亡数字,许多人甚至连数字都不是。如同《瘟疫年纪事》中所描述的那样:当我们从街上走过的时候,可以听见那么响亮,那么令人哀怜的哭嚎声,简直是要将那颗心给刺穿,而那颗心正好想到,尤其是这个时候会考虑到,这种可怕的苦楚每时每刻都将落到我们自己头上。 财新一系列深度报道也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份期刊派出大批记者深耕抗疫第一线,甚至冒着各种各样的危险,为不堪的媒体人挽回了一点点尊严!当我们对知识精英几乎绝望的时候,方方和财新记者的良知和坚守,也算是这场灾难中最值得欣慰和记念。 这些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一切变化,任何有良知有理性的人都看得很清楚,许多人之所以保持沉默不愿意再发出声音,是因为感受到莫名压力和风险甚至恐惧。胡舒立乃至财新的存在是一个特例,财新的活跃或许还有博奕的想像空间,如果没有一大批像高昱还样的记者,凭着一股坚毅的勇气和历史的担当,财新或许不可能走到今天,还能赢得许多人对媒体的尊重。 当然我个人更期盼整个舆论环境的改变,让人们说真话,让人们知道真相天不会塌下来!一个人人可以放心说真话的社会,灾难肯定要少许多许多。但现实是如此残酷,这个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现实,离所谓的真相越来越远,更奇葩的是,许多人甚至越来越恐惧真相越来越仇恨那些说出真相的人。 这次疫情导致世界性的灾难,如果只是瞬间的寂静与恐慌,如果无法唤醒悲伤后的良知,那意味着我们从灾难中没有得到任何东西。面对令上帝都不安的人间悲剧,公权力无视个体对灾难事实的表达,是对公众整体的伤害!英国启蒙思想家洛克曾深刻影响过现代政治制度,他提出用法律限制公权力,把法律作为防止公权力侵害公众合法权利的第一道防线。可惜启蒙离这片土地越来越远。 不知不觉,武汉封城一年了,今天的武汉,完全告别了封城时期的恐慌和悲伤,然而病毒仍在这个世界蔓延。武汉封城期间,许多人眼睁睁看着亲朋离去,眼睁睁看着生死离别,许多人死了,变成了数字,而许多人死了,连数字都算不上。那些早期的疑似患者,那些因为没有确诊而困死于家中,倒毙于街头的人,像一阵风,就那么吹过去了。 我相信这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发生绝不是偶然的,我相信伤天害理的事做多了必有报应,这种报应有时候是可见的有时候或许是无形的,有时候会有耽延,但报应迟早会到来!当一个社会没有公义,当一个群体没有敬畏没有底线,当一个时代哀声遍野,当东方西方对邪恶残暴视而不见沉默不语,我相信这个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会付出代价,都将受到咒诅和鞭打! 病毒爆发之时,远不止8个医生知道真相,只是大多数人选择了沉默。当沉默的人越多,打破沉默就越难——当越来越多人卷入沉默的漩涡,从这个漩涡中挣脱出来所需要的力量和勇气就越大。更可怕的是,许多人就这样相互搀扶着,安慰着,调侃着,编造着各种段子,无奈的讽刺,睁眼闭眼,畏畏缩缩,战战兢兢,一起,一起,一起,走向那个早已为我们准备好的熔炉。 无论是一家四口殒命的常凯导演,还是追着灵车哭喊的女孩,金银潭医院首位自愿献血的姑娘,献血第二天父亲去世了,母亲身患癌症无处收治,在她发出求助的第三天,也就是她父亲去世五天后,母亲也撒手人寰。她甚至没有见到父亲和母亲最后一面,没有遗言,没有送葬。这个曾经风光体面的中产家庭,父亲酷爱摄影,母亲喜爱美食,她自已从北大毕业有一份高薪,这样遭遇重击的家庭彼彼皆是。 所谓灭门之祸,常规是车祸空难等小概率事件,而在武汉绝户的不是孤例!人们熟知的那个三口之家,先是爸爸走了,蒙着白布的爸爸被抬走时,小女孩哭着追着喊爸爸,过了几天,妈妈也走了,当蒙着白布的妈妈又被抬走,小女孩才明白,挣扎着追上前去:“妈妈,我要和你一起走,你不要扔下我”!又过了几天,可爱的小女孩也走了,医护人员看见小女孩的小手紧紧攥着一张照片,一张她刚满三岁时和爸爸妈妈的全家照,看惯死亡的医护人员也禁不住嚎啕大哭。 武汉封城以来,我们每天都能通过自媒体通过微信看到各种各样呼求哀哭的信息。有的是老人为孩子寻找生机,有的是孩子为父母奔走呼号,有的是医生心力交萃的崩溃对话,有的是火葬场一线人员的咆哮……这些真实而又平淡的苦难文本,是对虚幻颂赞的控诉,也是对真相掩饰的诘问。(一)
习近平儿时伙伴聂卫平昨天在北京因病去世,新华社今天迅速发了消息,其待遇远高于那些莫名其妙死去的高官。聂卫平比习近平大一岁,在习近平还沒有接班之前,聂卫平名气很大,经常外出做嘉宾高谈阔论,偶尔也会谈到习近平,口吻带着嘲讽,习近平定于一尊后,聂卫平再也不敢公开谈论习近平,甚至很后悔私下调侃习近平。 有媒体早就报道过,耿飚、习近平、聂卫平三人的围棋缘。耿飚担任军委秘书长时,要求身边所有工作人员都要学下围棋,习近平便找到儿时好友,当时大名鼎鼎的聂卫平学棋。但这位当年的“棋圣”却回绝了:“当时他(习近平)想学一点快速提高的办法。不过我没教他,我怕他的水平不行出去给我丢人。” 习近平第一次去韶山朝拜就是和聂卫平一道,以”毛主席的红卫兵“的身份同往。聂卫平和习近平曾在北京二十五中上学,聂卫平当年在接受韩国媒体采访时回忆:文革时期我们一起度过了青少年时期,我父亲曾是一名科学家,他父亲曾是革命元老,他们都被打倒了。我们与倒台的空军干部之子刘卫平一起,并称三平(三人名字里都有平字)。当时我们处境相似,而且没有学习压力,经常在一起玩耍。 1968年中学的红卫兵已经分成好多派,有四三派、四四派、老红卫兵、联动、逍遥派等等,各派之间经常发生一些“派仗”。我本身属于逍遥派,对那些活动基本上不参加,最多是凑个热闹。这时我们班分来了两个学生,一个叫习近平,一个叫刘卫平,他们原是八一学校的,八一学校因所谓“高干子弟学校”被解散,他们被分到我们二十五中。习近平是习仲勋的儿子,他爸爸当时可是有名的大“黑帮”。刘卫平是刘震上将的儿子,他爸爸也因和林彪有过节,受到林彪迫害。当时不论搞什么活动,一开场都要敬毛主席万寿无疆,敬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敬毛主席时刘卫平跟着喊,敬林副主席时他就不喊,他觉得林彪是个坏蛋,这在当时可是“大逆不道”的,没人敢这样,所以都觉得他太“傻”了。而我爸爸也是“黑帮”,可能是这个原因,我们成了好朋友,我们三个名字的最后一个字都是平,人家就称我们“三平”。当时班上的人都看不起我们,也不敢沾我们,我们也看不起他们,但是和校外的老红卫兵联系很多,主要是习近平和刘卫平的关系。 在他们俩的影响下,我的感情明显地转向老红卫兵了。有一天忽然传来一个消息,说三十八中有地、富、反、坏分子集会造反,号召各校的老红卫兵前去和他们辩论。我们三个按照约定的时间真的去了,到了那里一看,各校来的老红卫兵真多,有好几百,当时觉得特振奋人心。我们把自行车锁好就跟着进到学校去了,操场上站的全是我们的人,没看见一个所谓的地、富、反、坏分子。 我们正在得意,忽然之间,礼堂的门大开,好几百人拿着棍子从里面喊着冲出来,见人就打。我们虽然人比他们多,但没有准备,也没有组织,没有指挥,在他们有组织、有准备的“突然袭击”下,顿时成了乌合之众。 我们三人转身就朝锁车的地方跑,我和习近平动作快,逃了出来,而刘卫平跑得慢了一步,差点被打成脑震荡。我们还没和人家碰面,一下子就被人家打散了。后来和已经当了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谈及此事,都感慨当初要不是跑得快,也就没有现在的戏了,我们可以说是患难之交了。
【答記者問】1、习曾称“自我革命”能使其党避免坠入所谓政权兴衰的历史周期律,以表自信,但现在又说反腐敗是一場輸不起也決不能輸的重大鬥爭」,这是否矛盾?输不起,是否说明内心对于越反越腐的焦虑?也就是自己统治的焦虑?曾有学者说,习家军大面积落马,使习陷入极度焦虑,这种身边人的不忠诚或贪腐,是否也是焦虑的原因之一。 2、中共的反腐数据确实创了新高,今年开年也是一通猛打,过去王岐山的几名旧部,现在连李瑞环和温家宝的前秘书都抓了,包括去年习的大批亲信也抓了,这就是习的所谓“要堅持法規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規制度沒有特權、執行法規制度沒有例外”?但中共专制下的反腐真有这么无私或公平吗?还是说明腐败无禁区? 3、预计这种反腐的结局如何收场,肃杀氛围能够达到政治不腐败的效果吗?但习前十年就一直在反了,高官倒台后的职务填补者,能不腐吗?社会的道德被摧毁,又没有有效监督机制,在这种情况下,新人可能越来越和习不接近(因为不是亲信),这对于人治的习政权,会带来什么? 习近平轰轰烈烈大义灭亲的反腐,不是为“反腐”而反腐,不是从制度上根治腐败顽疾,而是他意识到扑面而来的风险,特別是对失去权力的焦虑以及自身安全的恐惧。 习近平一方面高度肯定“自我革命”,一方面又断言“输不起”,“自我革命能跳出历史周期律”是一种盲目的自信,而“反腐输不起、决不能输”又是典型的自卑论调。习近平上台之后,常常高喊“输不起”,说明他意识到一旦这场堪比毛泽东时代的大清洗失败,后果不是换几个人,而是整个政权轰然坍塌的问题。 习近平上任之初的反腐,主要针对江泽民、胡锦涛留下来的人马下手!二十大之后习家军全面上位,原本以为反腐告一段落,因为再反腐就是反他自己重用的人,他自己提拔的人,他自己信任的人。这不是“越反越腐”的问题,而是一个更致命的问题:忠诚与安全正在脱钩。当人们发现站队正确政治上绝对忠诚依然会出事,对习近平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信号——他赖以信靠的这种君臣关系面临崩溃! 在一个有法可依的地方,规则是确定的;在一个人说了算的社会,唯一让人臣服胆怯的方式就是让所有人感到战战兢兢。当习近平把自己提拔的军队将领一网打尽,当习近平把为自己冲锋陷阵的老王老赵打入冷宮,这不是无私的反腐,而是习近平不再信任身边的任何人,包括跟随他几十年的秘书钟绍军,这看起来对外是一种震慑,而对他的权力同样构成伤害和打击。 这种反腐最后会怎么收场?不会赢,也不会结束,而是像习近平所说的“永远在路上”,并且固化为一种常态化的肃杀状态。因为腐败的根源在于权力,任何人只要拥有不受监督的权力,就会有贪腐敛财的冲动,而且永远停不下来。其结果只能是:官员越来越害怕、越来越躲闪、越来越保守,甚至越来越多人选择躺平,真正有能力的人不愿再靠近权力核心,围在习身边的人要么极度小心,要么疯狂投机,完全听命于一个人的操控,像机器人一样。 有人认为新上来的人完全切断了跟老人的依附关系,只认习近平或者对习近平无条件忠诚。当原来的亲信圈子接连塌陷,习近平只能在更大的官僚池子里选人,而这些人并不是通过长期私人信任关系筛选出来的。他们的忠诚都是表演性的,都是短期的,都是随风向变化的。这对一个依赖人治而非制度的政权来说,是极其不稳定的,表面上习的权力更集中,实际上他的控制力更脆弱。 说到底,这不是“反腐能不能成功”的问题,而是:当习近平必须靠“输不起”的斗争语言来维持统治时,本身就说明他已经站在悬崖边上,随时有可能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更直白说,习近平的反腐,不是为了解决腐败,而是为了解决不信任。而不信任,本身就是人治体制走到后即将全面坍塌的信号!
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徐宪平,上央视认罪示众,说来说去就那几条罪证:接受商人装修贿赂 (房子是自己的,给了商人30万,商人花了上百万装修) ,还接受水电燃气保洁服务,收受一辆老掉牙的奔驰E级 (W211) 作为家用车,让亲戚代持8万公司股票。和中共众多贪腐高官相比,徐宪平显然是很冤枉的。徐宪平被抓的主要原因不是所谓的贪腐,而是他的政治站位让习近平耿耿于怀。徐宪平早年在湖南担任过共青团省委副书记,而那段时间,他与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学联副主席李克强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 徐宪平原本以为可以平安落地,沒想到依然沒有逃过习近平的清洗,徐宪平从国家发改委副主任退休10年后再被秋后算帐,其祸根在2014年60岁那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名徐宪平出任铁路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解決正部级,那时铁道部刚刚改制,铁总一把手保留了正部級待遇,李克强的提名人选不仅被习近平断然否决,还交待王岐山调查徐宪平腐败问题,王岐山派出各路大员,在徐宪平工作过的地方以及他的所有同事家人亲戚朋友处挖地三尺,结果发现徐宪平是个不粘锅,徐宪平一看这种架式主动要求退休,以保晚年平安。 徐宪平从发改委副主任位子上退休之后,李克强执意希望他继续做一些工作,邀请他出任国务院参事,这是国务院总理的特权,国务院参事的政治待遇依然是副部级,除非担任国务院参事室主任,徐宪平从2016年一直干到2022年,为李克强提供宏观政策参事服务。二十大李克强被逼退之后,徐宪平也卸任了国务院参事工作,因为李强不再续聘他,2023年李克强卸任总理之后突然去世,引起党内外诸多议论,徐宪平做为李克强生前好友也有过私下议论,最终被人告密,于是李希又得到习近平授权,重新启动对徐宪平的所谓贪腐调查。 徐宪平在2023年9月25日发过一条朋友圈,说今年,对我是最有纪念意义的一年:年滿69岁,下乡50周年,入党50周年,担任付部级职务20年,刚刚接到退休通知。回顾过去的岁月,有耕耘、有收获、有考验,修身养性,终成正果!感谢组织,感谢亲人,感谢同事!感谢一路走来的许多充满着热情真情的明友!这段文字成为徐宪平和朋友们一种另类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