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供职于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的吴伟先生说过一件事,在一次邓小平与胡耀邦的谈话中,邓小平明确谈到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起源、发展和历史地位,谈到了巴黎公社的选举制和“把主人变成公仆”的制度,谈到了俄国十月革命后“六十多年民主没有搞好”的教训,还提出了“需要想办法使人民感觉自己是国家的主人”等等。邓胡的这次谈话,很遗憾没有收入邓小平文选。 当时的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一个更深层的背景,公开谈论权力过度集中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分华国锋的权,当时华国锋一人身兼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复出的邓小平要从分华国锋的权力入手,才能为自己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开辟道路。所以邓小平坚持权力不宜过分集中,兼职不宜过多,党政必须分开,不能以党代政。 撇开他的直接的政治目的不论,这实际上是对毛泽东的那个“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的党管一切的原则的否定,同时,邓小平诚心诚意认为“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领袖终身制的问题,我们这代人活着的时候非解决不可”。并且他确实做到了。宪法中规定国家主席任期制,中共内部也在他领导下搞了隔代接班人和两届任期制。 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初,真正提出大胆彻底改革中国政治体制方案的人,是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他提出的方案曾被称作“中国庚申改革方案”,他在政改方案中明确提出,全国人大改为两院制,实行党政分开,一切政府职责由各级政府独立负责,让中共退出行政机构,同时建立独立的工会、独立的农会,其领导人完全由工人、农民自由选举产生。司法彻底独立,开放报禁,中共机构实行分权制衡。 这个设想曾经在中共高层引起热烈讨论。此时波兰爆发了团结工会运动,中共高层立即有唇亡齿寒的感觉,当时主持意识形态的胡乔木和邓力群,立即封杀了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和宣传。中共保守势力认为自由工会必然对中共政权构成巨大威胁。 邓小平很快就认同了保守势力的立场,也就不再提及政治体制改革,转谈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说,从那时起,邓小平就开始考虑,在坚持现有政治制度之下,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但是几年下来,政治体制对经济体制改革处处阻挠,邓小平看到经济改革根本搞不下去,于是从1986年上半年又重提政治体制改革。这当然也有一个外部原因,即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已经开始,邓小平认识到列宁式的政治体制维持不下去了。 1986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吴国光撰写的评论员文章《政治问题可以讨论》。文章中说“人民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这些在宪法中有庄严规定,对政治问题各抒己见,讨论争鸣,正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神圣不可剥夺的权利”。但1986年邓小平主要关注党政分开、简政放权,淡化了政治制度的民主化问题。
邓小平改革的未竟事业是什么? “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 1980年8月18日,74岁的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直指体制弊端,强调必须进行制度层面的深层改革。他明确指出:“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 在邓小平看来,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从来不是彼此割裂的。他在1986年谈到:“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这句话的分量,在今天看来愈发沉重。因为它实际上为中国改革的逻辑设定了一个前提:政治体制改革,是全部改革最终能否成功的关键。 邓小平并不天真。他承认,政治体制改革艰巨复杂,“我们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全部完成”。但他强调,至少应为后人奠定方向与基础。问题在于,这一方向是否真正延续了下来? 八十年代的改革,之所以能够凝聚社会共识,是因为它具有明显的全民受益特征。思想解放、市场开放、物资改善,让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创伤的一代人重新看到希望。改革不仅是政策选择,更是一种精神动员。它代表着摆脱僵化体制的努力,也承载着社会对公平、效率与活力的期待。 然而,八十年代末以后,改革的重心逐渐偏向经济增长本身,而政治体制改革则趋于停滞。经济高速发展确实创造了庞大的财富,但权力结构与监督机制并未同步调整。利益格局逐步固化,部分资源与机会向少数群体集中。改革由“全民契约”逐渐演变为在既有结构内的利益再分配。 当改革失去广泛参与感和公平感,它的合法性基础便开始削弱。贫富差距扩大、社会流动性下降、公共信任感减弱,都会让“改革”这个词从希望的象征变成争议的焦点。经济增长若缺乏制度保障与公平支撑,最终可能反过来加剧社会紧张。 2003年“胡温新政”初起之时,社会曾寄予期待,但结构性问题并未根本松动。随着利益集团力量增强,体制内部推动深层政治改革的动力显著减弱。改革成本上升,而收益却具有不确定性,这使得政治体制改革逐渐从现实议程中淡出。 一个缺乏有效权力制衡与透明机制的体制,不仅会削弱民主政治的发展空间,也会在长期内制约经济活力。制度公平,是市场活力的前提;政治清明,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没有制度更新,经济成果难以稳固;没有权力约束,社会信任难以恢复。 邓小平开启的是一个历史进程,而非一次性工程。他的未竟事业,并非简单的经济增长延续,而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与完成。今天中国的发展阶段,与四十年前已大不相同。经济体量扩大、社会结构复杂、利益关系多元,更加需要制度化的规则、透明的权力运行和可持续的政治改革。 如果说1980年的改革是破冰之举,那么今天更需要的是制度层面的定型与完善。政治体制改革不只是理念问题,更是发展逻辑的内在要求。完成这一未竟事业,既是对历史的回应,也是对未来的负责。(2008/2)
读《川普的三个战争》:关于川普的书籍早已多到让人审美疲劳。《川普的三个战争》选了一个挺刁钻、也更有意义的切入点:不聊性格缺陷,不纠结推文八卦,而是把手术刀对准美国这台庞大又老朽的“制度机器”。作者昆侖没打算搞道德审判,只是提出一个更冷峻的问题:当情报机构、法律程序和互联网平台交织在一起,所谓的“选票”在政治中到底还剩下多少含金量? 十年里三条导火索是这本书中最亮眼的地方,把2016、2020和2024三场大选串成了一条主线。以前我们总觉得这三次是孤立的:16年是“黑天鹅”,20年是“疫情搅局”,24年是“个人恩怨”。作者认为,这十年其实就是一场关于“谁有权定义合法性”的持续冲突。 第一战:通俄门。 书里有个很毒辣的观察:调查本身就是一种武器。不管最后能不能定罪,只要程序启动了,总统的权力就被冻结了。在这一章,看到的不是情报部门在“搞阴谋”,而是一套自我强化的逻辑:媒体要素材,司法要证据,两者一结合,就把“怀疑”变成了弥漫在华盛顿上空的“事实”。 第二战:2020的“紧急状态”。 这一年真正的转折点不是谁赢了,而是权力的隐秘转移。因为疫情,决策权从国会辩论转移到了专家的技术指标和平台的审核规则里。书里那句“政治竞争从说服选民转向争夺可见性”真的点到了痛处——谁能出现在搜索前排,谁才拥有政治生命。 第三战:2024的司法短兵相接。 以海湖庄园搜查为标志,法律彻底沦为政治的帮凶。作者担心的不是谁对谁错,而是这种“程序对抗”正在耗尽公众对法律秩序的最后一点信任。 不是阴谋论,而是“压力测试” 值得称赞的是,这本书没掉进“受害者叙事”的坑里。没把川普写成孤胆英雄,也没把建制派写成黑帮。更像是一张制度压力图:谁在哪个节点卡住了流量,谁在哪个时刻定义了“例外”。 作者最想批判的是一种叫“程序化惩罚”的东西——我不一定要把你送进监狱,但我可以用合规、调查和诉讼让你彻底耗不起。在这种逻辑下,质疑变成了“煽动”,夸张变成了“共谋”,语言和法律之间的缓冲区消失了。 在写作手法上,这本书很冷峻。不像有的书那样事无巨细地堆砌细节,而是像纪录片的剪辑,只抽取出最关键的冲突点。这种“留白”反而给读者思考的空间:在碎片化的信息中,你得自己去拼凑出那个完整的权力图景。 当然,这本书肯定会有争议。有人会觉得太强调外部围堵,淡化了川普个人风格带来的冲击力。无论你站在哪边,都没法回避它提出的那个重磅话题:在算法和技术官僚治国的时代,民主的战场已经从投票站搬到了代码和法条的解释权里。
开放互联网防范极端民粹反噬:紫薇先生呼吁,不能以“维护政权稳定”为由,导致恰恰相反的国家自灭! 2026年2月,一段B站博主连线“牢A”粉丝的视频在中文互联网流传开来。视频中,粉丝们语无伦次地辩护偶像,用“三通一达”“生理发育”等标签攻击留学生群体,甚至把浙江宣传部官方账号喷成“野狗媒体”。全程高能笑点不断,却也暴露了一个更深层的社会现象:极端民粹…February 17, 2026 2026年2月,一段B站博主连线“牢A”粉丝的视频在中文互联网疯传。粉丝们语无伦次地为偶像辩护,用“三通一达”“生理发育”等标签攻击留学生群体,甚至把浙江省委宣传部官方账号骂成“野狗媒体”。全程高能笑点密集,却暴露了一个更深层的社会病灶:极端民粹已从情绪宣泄,升级为拒绝理性、泛化仇恨的集体失控。 “牢A”(网名斯奎奇大王)以“西雅图收尸见闻”和“美国斩杀线”理论爆红。“斩杀线”借游戏概念,描述美国中产一旦遭遇失业、大病或意外,便迅速滑向破产、流浪的生存断崖。这一叙事部分基于美国底层真实痛点(如医疗债务危机、无家可归问题),被一些渠道放大为中美制度对比,迅速成为2025-2026年网络热梗。但当他延伸到攻击女留学生“私生活混乱”“捞女”时,粉丝群体急剧极端化:标签泛化、仇恨投射、彻底拒绝对话。 极端言论为何如此泛滥?根源层层拆解如下: 言论不自由与互联网封闭是最大催化剂 中国互联网审查全球最严,防火墙阻断外部多元信息,国内平台算法优先推送“正能量”与高情绪对抗内容,形成强大信息茧房。民众长期浸泡在单一叙事(中国受害者、西方敌对)中,任何反驳都视为“叛徒”。研究显示,一旦绕过审查,用户对政府信任与经济乐观度往往下降——这证明封闭并非自然共识,而是人为制造的“低信息需求”环境。 教育与宣传系统灌输“仇恨模板” 从小学到大学,教科书反复强调“百年屈辱”“亡我之心不死”“帝国主义永远想亡我”,将历史塑造成永恒受害与复仇叙事。这种教育超越爱国主义,系统植入仇恨框架:个人挫折归因于“国家被欺负”,个人尊严依赖“国家强大”。宣传机器持续强化条件反射式“爱国”——质疑即叛徒,多元即抹黑。继续这种模式,短期或制造忠诚,长期却批量产出反智、易被情绪绑架的群体。把国民脑子弄坏,国家很难长治久安;极端民粹一旦反噬,政权与国家都可能加速崩解。 流量经济与大V恶意放大 博主靠极端言论吸粉变现,平台算法奖励高对抗内容。“斩杀线”本是底层观察,却被包装成简单二元对立(我们纯洁 vs 他们腐败/叛徒),粉丝被情绪绑架,自以为“清醒”。 普通民粹是底层对不公的合理不满,能推动社会纠偏。但一旦注入道德绝对化、排他仇恨、零和对抗,就滑向极端民粹:妖魔化异见、拒绝多元、煽动网络暴力。在中国语境,许多“煽动民粹”本质是将普通不满升级为极端形式,披上爱国外衣,实际制造分裂与内耗。 一句话总结:言论不自由 + 互联网封闭,是批量生产极端民粹的根源性土壤。没有外部对比,就难有内部反思;没有多元声音,就只剩盲从与极化。牢A粉丝的“高能”不是孤例,而是系统产物:审查造茧房,教育与宣传造仇恨模板,经济造怨气,流量放大情绪,心理机制锁死反思通道。 短期,这种极端民粹可强化某种凝聚;长期,却带来反智、内耗、人才外流、社会撕裂,甚至自灭风险。某些政策已因民粹反弹难以推行——无论政策本身好坏,一旦情绪成为主流,理性决策空间被挤压,决策者反而动弹不得,最终“鱼死网破”。 中共常担心开放互联网会动摇政权,但继续封闭下去,极端民粹的反噬可能更猛烈。把国民都变成易被操纵的“情绪机器”,国家靠什么长远稳定?一个靠仇恨与单一叙事维系的体系,脆弱到经不起任何冲击。真正的强国,不是靠制造盲从,而是靠开放互联网、言论自由,让多元对话取代情绪极化,让理性纠偏取代盲从。只有打破信息茧房,中国才能从极端民粹泥沼中走出,避免“以维护政权稳定为名,导致恰恰相反的国家自灭”的悲剧,实现健康的民族凝聚与长治久安。 ——紫薇先生(紫薇30号)呼吁
2月15日,联合早报报道,香港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正研究为全港闭路电视系统引入人脸识别功能,期望最快今年落实,同时希望香港可以像中国大陆一样“每走两步就有一个闭路电视”为市民带来更大安全感。香港警方的“锐眼计划”首阶段已完成,于全港安装5000支镜头,并接入约6000支来自其他政府部门及机构的闭路电视。港府正推展第二阶段计划,预计于2028年共有约6万支镜头覆盖全港。 周一鸣的表态普遍被视为香港治安与治理模式进一步向中国大陆靠拢。过去,香港的公共安全体系强调“有限监控、明确用途、司法制衡”,闭路电视多集中于交通枢纽与高风险地区;如今当“像中国大陆一样密集布设镜头”被官方直接作为治理目标提出,意味着香港正在告别以往相对尊重隐私的监控传统。 值得注意的是,警方所强调的“安全感”,并非建立在社会信任与法治透明之上,而是高度依赖技术监控与数据收集。这种“大陆式安全感”,在中国内地尤其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地,早已与人脸识别、大数据比对、无死角摄像头网络深度绑定,其实际效果并非单纯打击犯罪,更广泛地服务于社会控制与行为约束。 在香港语境下,人脸识别的引入引发更市民的恐惧。港府与警方沒有清楚交代数据保存期限、使用范围、跨部门乃至跨境共享的具体机制,也未提出独立、有效的监督架构。在《港区国安法》赋予执法机关高度裁量权的现实下,大规模监控系统被视为政治工具,而非单纯的治安设施。 从“锐眼计划”到“全域监控”,香港的转变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整体大陆化进程的一部分:法律上向所谓国家安全优先倾斜,治理上向技术维稳靠拢,价值上逐步淡化隐私权与公民自由的重要性。当“每走两步就有一个闭路电视”被包装为理想状态时,香港与其说是在迈向更安全的城市,不如说是在走向一个更可预测、更易管理、也更少自由的空间。
蔡总,刚刚在推特上读了您的文字,又看到了国内被封禁的马老,我差点泪水迸出眼眶。在2020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工作还能如期进行,我的生活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刷微信公众号时偶然刷到了马老的视频,他所讲的话语,也许是出于当时不懂,也可能是那时我出于热爱这片土地时胸腔里滚动的热血,对于他某些批判性的言论,我在看他视频的时候,甚至大骂他有恨国之嫌,但从视频的具体的内容来看不过是对当时受疫情影响下的人们的一种体谅;也许出于那时自己生活的优越,而今天突然得知,他些许清醒的言论和总结,竟然在国内被全网封禁了!!!我无比惊叹,我完全想不到以何种理由和原因封禁他,哪怕是人们有一丝丝的独立思考和清醒的敬告也不允许! 在失业人的过程中,我本打算通过领取失业金的方式暂时养活自己,通过时间慢慢职业变换的,哪怕去跑我从未跑过的外卖或者去干我从未干过的保安!我都可以,但在失业的过程中,我发现因为公司资金不畅,社保竟被断缴,也就是我每天7*12小时的高强度工作之后,任何福利待遇和权益保障都被剥夺,后续的求告中,因为企业负责人和当地相关政企亲属关系,12345劳动仲裁都被一拖再拖!我卖掉了心爱的相机和电子设备续缴房租!维持生计,在除夕夜里因为花光了存款而不敢联系家人!可后续的过程中我不知道恨谁!😭因为我的老板在地产服务相关的产业里也备受损失债务缠身!我所在的工作地是北京,我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项目举步维艰,甲方结款困难,企业不得不增大外包减少权益保障,而劳动法和工会就像笑话一样存在!职场中勾心斗角内耗现象越发严重,工作的两年中几乎每天都在加班,但依旧没有挽回企业的存活!百业凋零!可我不知道恨谁,我热爱的这片土地我不知道去恨谁,现在是除夕之夜,北京深夜外的街道冷清的如坟茔破庙😭 可即便是一句抱怨都不行,国内相关讨论的帖子没有拼音缩写都打不出来!我看到你发的帖子泪湿眼眶!对生活和未来的焦躁已经折磨了我很久,心已渐渐平淡,我想不到体谅我们的竟是身在海外的你们!😭😭😭您说到我被抓的那次,我只不过是在知乎里面说了一句:“面对压迫真实的声音,我们青年应该主动站出来打到他们,消灭他们,我们应该有勇气不当奴隶!”就这么一句话,被圈在派出所的黑屋子里恐吓了半天并给予了行政拘留,行政处罚留有案底!我只说了这么一句啊,看到了马老竟然也被封了,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世界怎么了,大年三十,我在迷蒙中睡梦半天躲过了我觉得无望的世界,因为我根本是一个躺不平的人!在家待着我非常痛苦,特别是现在的这种窘迫中,不敢告诉任何亲人朋友,可我找了很久的平行行业工作,都找不到,接下来的我不得不去做可能产生极坏影响的生计,面临事业断层,我本想着时间线拉长,在准备更好的作品面世,或准备考证转型升级,可已经变卖了我曾生活的不错的时候一切我心爱的东西,感觉犹如钝刀割心;没想到2026年是这样过的,父母也在辛劳的打工,已经三年多没见到父母了,看到您的文章,心变得通畅却又难以控制哽咽,好好的世界怎么就变成了这般阴暗;光明什么时候能够来到,希望又什么时候来到,我不知道,我热爱这片土地,却又后悔拒绝如今已身在澳大利亚的老友当年劝我出去时的决定;身心烦乱,我知道我一定要振作,等待黎明和希望的到来!
2月14日16时15分许,湖南湘潭钢铁集团发生多次大爆炸!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春节团拜会时发生大爆炸,让湖南省委书记省长倍受压力,大爆炸引起舆论广泛关注,也让舆论对近年来从这家企业走出来的政治明星产生浓厚的兴趣。 陈希担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时,在全国各地物色江胡色彩派系不那么明显的厅局级干部,为习近平培养政治忠诚的一批干部,此时一个在湖南工作的福建老乡进入陈希的视野,那就是湖南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林武,林武和陈希的关系非常特殊,就像曾庆红和郭声琨的关系一样沾亲带故。 林武1978年从福建闽侯考入江西冶金学院冶金系炼钢专业学习,那年16岁,1982年8月毕业后分配到湖南湘钢第一炼钢厂,从普通技术员干起,历经12年,1994年成为湘钢第二炼钢厂副厂长,三年之后担任湘钢第二炼钢厂厂长,几个月之后担任湘潭钢铁公司副经理,半年之后升任湘潭钢铁公司经理,1998年至2003年担任湖南湘潭钢铁集团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03年2月担任湖南省经贸委主任,2005年5月担任湖南省娄底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三年后担任娄底市委书记,2011年担任湖南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此时湖南省委书记是周强,2013年,陈希正式出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林武就走上了仕途快车道。 2015年8月,林武升任湖南省委常委、长株潭试验区工委书记,这是专门为林武定制的副部级职务,4个月之后,林武调吉林担任省委组织部部长,2017年4月,林武出任吉林省常务副省长,一年之后调山西省担任常务副省长,2019年底接任山西省省长,又是一年多之后出任山西省委书记,可以说是平步青云,火箭般窜升。在山西省委书记任上只干了一年半,就于2022年12月调到经济体量更重的山东担任省委书记,如此升迁方式,在中共省级党委书记中仅此一例。 刘捷是林武一手栽培的得力干将,刘捷1970年1月出生,江苏丹阳人,1992年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冶金系钢铁冶金专业,分配到湘潭钢铁公司炼钢当技术员,从基层一步一步干到2005年出任湘潭钢铁集团执行董事、总经理,2008年8月出任湖南省商务厅党组书记、厅长,2011年底调江西省担任新余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副市长、市长,2013年8月出任新余市委书记,三年后担任江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此時江西省委书记是近期被查的鹿心社。2018年5月刘捷又调贵州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此時贵州省委书记是现任国务委员谌貽琴,2020年9月刘捷转任贵州省委组织部部长,2021年底又跨省调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去年1月接任浙江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 还有一个曹志强也是林武在湘钢的老部下,曹志强1975年7月出生,22岁从北京科技大学毕业后到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工作,在湘钢工作21年。2015年2月出任母公司华菱湘钢执行董事、总经理;2018年1月一肩挑起华菱钢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两职。2021年11月,曹志强调任常德市委书记,2024年2月升任湖南省副省长,负责科技、工业和信息化、商务、自贸试验区、招商引资、口岸、国有资产监管和企业改革、电力、通信、“两烟”工作等。去年10月,曹志强调任广西自治区副主席。
不仅仅是疫情改变了香港的繁荣景象,香港的重新定位以及完全内地化的治理模式,使得香港离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越来越远,香港人曾经享受过的自由时光一去不再复返,香港人引以为傲的法治精神如今也消失的无影无踪。 从1841年鸦片战争香港岛被强占到南京条约清政府“正式”割让港岛,从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到1898年拓展新界,港岛、九龙、新界,这些原本属于广东人文化记忆的词汇让我们刻骨铭心。 从港英时期的法治到内地人的偷渡,从港警腐败到引以为傲的廉政公署,从遮风避雨的港湾到自由媒体乃至繁荣的娱乐业,昔日的渔村有着太多让我们仰望的地方。香港历经百年,留下许多令人难忘的记忆,作为东方对西方留存的窗口,见证了中国的沧桑巨变,许多人在危难时刻,也得到香港资助、接纳和庇护。 香港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更是扮演着进步力量的角色,无论是早期孙中山闹革命还是抗日战争时期乃至国共内战时期,香港人都无悔无怨地给予支持。香港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都是正面力量向上的力量乃至进步的力量。香港支持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支持内地社会主义建设,广东和深圳的今天乃至改革开放,都与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与英治港人息息相关。香港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贡献,超过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国家。 当年孙中山为了闹革命,不少于三分之二的经费是从香港筹来,至于筹款的数额有多少,史学家恐怕没有算过这笔细账。从1895年开始,孙中山利用兴中会、同盟会为反清反袁乃至北伐筹措经费,特别是为广州起义武昌起义以及日后的北伐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没有香港的庇护,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早就被扼杀在摇篮。 对于香港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共产党是现代中国各党派中认识最早最深刻,也实践得最早最成功。早在1937年10月,精通5国外语、在海外闯荡多年未满30岁的廖承志被毛泽东慧眼看中,挑起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的重担。1938年初,办事处在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18号二楼悄悄地成立。廖承志利用香港的特殊条件,向海外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政策,向侨胞募款募物,搜集各种情报等等。 香港由一个荒凉的渔村变成繁华的国际化大都市,在过去漫长的一个时期,香港一直是大陆人的天堂,那个遮雨避雨的百年港湾,曾经接纳庇护了成千上万的大陆逃难者。 仅以深圳为例,1954年到1980年,官方明文记载的“逃港”者就多达56.5万人。 深圳历史上有过四次大规模逃港潮,时间分别为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实际上,更远至1949年前后,就有过此起彼伏大规模逃港潮,许多大陆人的命运因此而发生改变。据《香港年报》记载,上世纪50年代初,就有超过75万内地人涌入香港。 1952年,32岁的张爱玲,只身在烈日下走过了宝安县罗湖桥,来到香港。在她身后,上海公寓里的流言与传奇,被铺天盖地的标语和口号湮没,她的身影则在他乡渐行渐远。 当年上海滩的风云人物杜月笙去了香港,高层给他写信并派章士钊去香港劝说,要他回上海共谋新社会发展大计,杜月笙最终婉拒了,因为他在港报上看到了一张黄金荣扫大街的照片。那一年,黄金荣已经83岁了。 香港政商大佬们的父辈,大多出自杜月笙门下。董浩云其子董建华出任香港首任特首;徐大统从上海追随杜月笙到香港,其女范徐丽泰出任过香港立法会主席;杜月笙的最后一个门生吴绍麟,其子吴光正是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兼九龙仓集团主席。 这些从大陆逃到香港的难民,成为香港源源不断的经济增长动力。从产业工人到上市公司老板,从报纸创办人到工会领袖,他们缔造了现代香港的繁荣和进步。有人统计,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连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文化精英,都是所谓的逃港者。 新政权建立后,能够从大陆逃离到香港的多是广东人,因为长期实行严厉的人口政策,其他省市的人根本到不了广东,只有很少的外省人在特定时期逃港成功。从1951年到1980年,有多少人从广东偷渡进入香港,并没有准确的统计,上世纪60至70年代,偷渡逃港成为许多广东人的选择,从城市到乡村,从孩童到老人,冒着生命危险,或爬火车,或乘小船,或只身泅水,不顾一切,向着香港奔去。 曾有老人回忆,那个时代的广州,群众常常自发去珠江练习游泳,目的就是为了日后逃离时用得上。由于大量外逃,深圳许多村庄都“十室九空”。1971年,宝安县公安局给上级的《年终汇报提纲》里写道,大望前、马料河、恩上、牛颈窝、鹿嘴、大水坑等许多村庄都变成了“无人村”,有个村子逃得只剩下一个瘸子。 香港皇家警察尉迟信目睹过逃港场景:“在35公里的边境线上,成千上万的人由中国那边冲向边界,活像一条条大蛇从‘中国高山’(梧桐山)蜿蜒而下。黄昏时分,已经有一大群人聚集,他们把自己组织成四五人并肩一列的队伍,然后推倒栅栏走过来。大多数是二三十岁的农民,也有老妇人和儿童。他们全都衣衫褴褛、垂头丧气、筋疲力尽,大多数人像是十分饥饿的。”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德国猛烈抨击全球主义者,痛斥联合国完全无用!卢比奥表面上是在“痛斥联合国”,但真正的受众是欧洲盟友,逼问欧洲一句话:你们是继续相信制度,还是重新站到美国的力量体系里。也是向对手国家 直接释放威慑:美国不再受制于国际规而束手束脚! "我们不再将所谓的'全球秩序'置于我们人民和国家核心利益之上!" "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面对当今最紧迫的议题,联合国既无解方,也几乎毫无作为!" "它未能解决加沙战争。正是美国领导力从野蛮人手中解救了人质,促成了脆弱的停火。它未能解决乌克兰战争。唯有美国领导力联合今日在座多国,才使双方坐上谈判桌寻求仍遥不可及的和平。" "它无力遏制德黑兰激进什叶派神职人员的核计划。这需要美军B-2轰炸机精准投放14枚炸弹。" "它无法应对委内瑞拉毒枭独裁者对我国安全的威胁。最终是美军特种部队将这个逃犯绳之以法。" "在理想世界里,所有这些问题都可通过外交斡旋和措辞强硬的决议解决。但我们并不生活在理想世界。" "我们不能继续纵容那些公然威胁我国公民、危害全球稳定的势力,让他们躲在自己屡屡践踏的国际法抽象概念背后。" "这是川普总统和美国选择的道路。我们呼吁欧洲各国与我们并肩同行。这是我们曾经携手走过的道路,也是我们期待再次携手前行的道路。"